唐代的墓碑數(shù)量眾多底蘊深厚，書法精妙，雕刻精湛，可謂撰、書、刻皆名流，呈現(xiàn)出墓碑藝術(shù)化的繁盛局面。這得益于唐代出現(xiàn)的“護碑”法律條文?！短坡墒枳h》條稱：“‘五品以上，聽立碑；七品以上，立碣。塋域之內(nèi)，亦有石獸?！ā秵试崃睢罚┢溆袣吮?、碣及石獸者，徒一年。”在這樣一個護碑的時代，豐碑巨碣，目不暇接碑文、書法、刊刻和工藝裝飾等盡顯大唐氣象，在碑的設(shè)計上達到了一個巔峰。至此“唐碑”成為后代的碑刻范式。

唐代涌現(xiàn)了一批由皇帝親自撰文或由皇帝降旨敕建的御碑。一代雄主唐太宗李世民率先垂范，在一些功勛卓著的名臣去世后，親撰碑文紀念、表彰。如魏征的墓碑為唐太宗親自起草并書寫；唐高宗李治為李勣作碑，亦御筆《明征君碑》等；唐睿宗李旦親撰的御碑《楊氏碑》；唐玄宗李隆基為大臣作碑頗多，如《一行和尚碑》《闕特勤碑》《忠憲公裴光庭碑》等。

帝王參與寫碑，這一行為在封建社會里，帶來的新氣象是不以寫碑、刻碑為苦，而是一種無尚的榮耀和神氣。至此在墓碑上留下撰文、書刻者姓名成為一項甚為高雅而莊重的事情，逐漸形成了墓碑的高規(guī)格體例。上有帝王親自寫碑著文的所好，下有無數(shù)人撰文、刻碑的所效，乃至著名文士、書法家、書刻家高手輩出。

撰文者有唐初知名文人岑文本、許敬宗、李義府、于志寧、上官儀等。被列入“唐宋八大家”的大文學(xué)家韓愈和柳宗元都寫過大量碑文和墓志銘。據(jù)考，在韓愈的文集中，他所撰寫的碑志文字就占全部文集的12卷之多，其中碑志文《曹成王碑》《貞曜先生墓志銘》《柳子厚墓志銘》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這些出自大文學(xué)家、大詩人、大學(xué)者之手的碑文墓志，極具文采和思想性，成為中國文學(xué)史上值得予以重視的一種文章品類，具有獨特的價值和重要地位。

書碑高手更多，先后涌現(xiàn)出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陸柬之、王知敬、柳宗元、勤行、王士則、柳公權(quán)等等。書體風(fēng)格多樣，或清秀端莊，或瘦硬飄逸，或遒媚多姿，或勁拔不羈，無不精整可喜，別同時也孕育和造就了眾多刻碑高手。

有些墓碑集多個“名”家特色于一體，故贊嘆為“二絕碑”“三絕碑”。如《李晟墓碑》，李為唐西平郡王，裴度撰文，柳公權(quán)書字，俗稱“三絕碑”?！稖貜┎┠贡?，岑文本撰文，歐陽詢正書；《李靖墓碑》許敬宗撰文，王知敬書丹，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