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書法的技術性是書法藝術性的基礎,沒有技術的書寫連書法都談不上,何談藝術性?但是,在書法的高級品位,過分強調書法的技術性,反而顯得小家子氣,反而顯得品位不高,影響書法藝術性,這種關系很類似于哲學上物質與意識的關系。
書法區(qū)別于普通寫字之處就在于它的技術含量高。筆法、字法、章法是構成書法技術性的三大板塊,對立統(tǒng)一的陰陽變化是貫穿于書法作品創(chuàng)作過程的一個基本法則。
不同的書法技術,表現(xiàn)出不同的藝術特征。
鐘繇書法的隸書筆意,使他的楷書體現(xiàn)出濃濃的古質厚重,古雅質樸處即使是書圣王羲之也不可企及。
王羲之草書王羲之使用內擫筆法技術,使他的楷書及行書、草書體現(xiàn)出雄強的骨力和古質氣息。世人大多覺其書雅正秀美,而忽略了王羲之書法的雄強剛健,因此,后世學大王者大多失之于柔弱。
王獻之的書法雖師承其父,但不為其父所囿,別創(chuàng)新法,自成一家,令人刮目相看。王獻之的小楷書以《洛神賦十三行》為代表,用筆外拓,結體勻稱嚴整,姿態(tài)嫵媚雍容。在書法技法上,王獻之還創(chuàng)草書“一筆書”,他將張芝和王羲之的今草又向前推進一層,啟迪了唐代的狂草。王獻之草書名作《中秋帖》就是其“一筆書”的代表作,筆勢連續(xù)不斷,宛如滔滔江河,一瀉千里,表現(xiàn)出一種雄姿英發(fā)的藝術氣質。
明豐坊《書訣》云:“右軍用筆內擫,正鋒居多,故法度森嚴而入神,子敬用筆外拓,側鋒居多,故精神散朗而入妙”,他指出了羲獻書法技術的不同與藝術性不同的關系。
虞世南書法在提按技術的使用上提按柔和,使他的楷書《孔子廟堂碑》表現(xiàn)出“君子藏器”的高雅藝術氣息。
顏真卿使用篆籀筆法,使他的楷書及行草的厚重感優(yōu)于二王一路的書法家,他的篆籀筆法與二王的“一搨直下”筆法是書法的兩種不同技術體系,顏真卿書法雖然也脫胎于王羲之書法,但他能夠與二王書法雙峰并峙就是憑借篆籀筆法的技術支撐。
綜上所述,正是因為歷史上不同的書法家使用不同的書法技術,才使我國書法史上的書法藝術璀璨奪目、各具特色。
王羲之被稱為書圣、張旭被稱為草圣既是因為他們的書法技術含量高,更是因為他們把書法技術使用得自然而然,表現(xiàn)出一揮而就的書寫性。如果在書寫中處處拘泥于法,反而會降低書法的藝術性,書法作為一種古老的傳統(tǒng)藝術,最終還是要體現(xiàn)書寫者的性情。
漢代蔡邕說“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若迫于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痹跁鴮憰r如果斤斤拘泥于書法的法度,就會喪失書寫的暢快性,特別是在書寫行草書時不可能出現(xiàn)意外的神來之筆,處處拘泥于書法技術的書寫,會使創(chuàng)作的書法雖然在技術上找不出毛病,但缺乏感人的神采。
以注重藝術感染力的草書為例,歷史上的張旭、懷素喜歡醉后作書的原因就是借酒醉的膽氣,有意識的追求技術對草書創(chuàng)作的束縛,從而追求意外的神來之筆。
蘇東坡題跋張旭草書時寫道:“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為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長史未 妙,猶有醉醒之辯,若逸少何嘗寄于酒乎?仆未亦免此事?!?/p>
王羲之作為書圣超人的地方就是用法而不為法縛,能夠自由的掌控對書法技術運用的火候,張旭、蘇軾作草書離不開酒的麻醉,是因為他們在清醒時難以擺脫書法技術法度對草書藝術性追求的干擾。
學書法的人在很長一段路上,是努力追求書法的法度技術,當技術純熟了的時候,又要在書寫時擺脫技術的束縛,只有這樣才能追求更高的藝術境界。書法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它的最終目標不是技術而是藝術性的表達,是技進乎道而不是止于技;至于古拙一路的如八大山人的書法,為了追求品位,更是在技法上做減法。
魏晉書法的藝術性后人無法企及的原因就在于出于自然,似有法而不為法縛,魏晉書法用活生生的范例闡釋了書法技術性與藝術性的關系,所以,魏晉書法成了后世書法家的標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