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的腳步（上） 記者 董少東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亞洲水塔，是“地球第三極”，是我國重要的生態(tài)安全屏障和戰(zhàn)略資源儲備基地，也是亞洲眾多大江大河的發(fā)源地。 2017年，我國啟動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去年9月，首期研究成果在拉薩發(fā)布，主要涉及青藏高原的最新隆起研究、氣候變暖變濕引起“亞洲水塔”加速液化和失衡、青藏高原變綠背景下的潛在風險、青藏高原天氣氣候效應和大氣研究等。 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將持續(xù)5年至10年，目前仍是進行時。而屬于完成時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對很多人來說，似乎有些遙遠了。 我們需要把時光回溯到40多年前。 1973年，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綜合考察隊成立，拉開了對青藏高原進行大規(guī)模綜合科學考察的序幕。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面地、系統(tǒng)地對青藏高原的科學考察。 正在進行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以揭示環(huán)境變化機理、優(yōu)化生態(tài)安全屏障體系為科學目標；40多年前開始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則是一次“科學大發(fā)現(xiàn)”，是中國第一次用系統(tǒng)的、科學的方式，丈量地球第三極。 中國科考的空白 “到1907年1月為止，我們對行星面上的這部分與對月球背面同樣一無所知。” 這句話被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寫在他的著作《亞洲腹地旅行記》之中?！靶行敲嫔系倪@部分”指的就是青藏高原。 這句話說得有些夸張，很大程度上是斯文·赫定在自夸，凸顯他的成就。不過，他確實有資格這樣說——斯文·赫定是第一個到達西藏的西方人，也是第一個把科學考察的概念帶上青藏高原的人。 斯文·赫定所處的時代，影響人類歷史、改變世界地理認知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剛剛過去，它的余波正引發(fā)著世界范圍的探險熱潮。 “地理大發(fā)現(xiàn)”是指15世紀至17世紀的大航海時代，歐洲的船隊為尋找新的航線和貿易伙伴而遠航世界各大洋。哥倫布、麥哲倫、達·伽馬等一大批著名的航海家、探險家，在這一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新航線，把各大洲聯(lián)系起來，也勾勒出了真實的世界版圖。 到19世紀的時候，“地理大發(fā)現(xiàn)”引發(fā)的探險浪潮，變成了“向地圖中的空白點宣戰(zhàn)”，一支支探險隊向著不為人所知的神秘之境挺進。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單槍匹馬的無名之輩，憑借測繪了一條熱帶雨林中的河流，或標明某個處女峰的海拔，就在一夜之間名揚天下。 1893年至1935年期間，斯文·赫定先后四次到達中國西部，調查了帕米爾山脈、塔克拉瑪干沙漠和博斯騰湖，發(fā)現(xiàn)了樓蘭古城，并首次描述了羅布泊沙漠雅丹地貌的成因，這些成果讓他成為蜚聲世界的探險家。在青藏高原，斯文·赫定到達了瑪旁雍錯湖與岡仁波齊峰，填補了地圖上西藏的大片空白。 西藏的探險讓斯文·赫定付出了極大代價。他的隨從先后死去十幾人，牲口則幾乎全軍覆沒，能活著出來的只有十分之一。他對此始終心有余悸。“那是人和牧群都無法生存的地方，在那里時刻都感到有如產(chǎn)婦難產(chǎn)之痛苦”，多年以后，斯文·赫定這樣寫道。 踏足青藏高原的西方人不少，但是就科學考察來說，廣袤的青藏高原還有太多空白，那里仍是一片神秘之地。直到20世紀上半葉，西方地質學家都沒有真正進入西藏腹地，甚至沒有一位西方科學家到達拉薩。即便是斯文·赫定，也只是在藏北轉了個圈，只能在達爾果神山向拉薩的方向遙望一下而已。 中國的科學家踏上青藏高原，要等到上世紀30年代?，F(xiàn)代科學在中國初建，中國人開始證明自己的聰明才智同樣能夠攀登科學高峰。這其中，最被后人感念的是兩位獨行俠式的傳奇人物：植物學家劉慎諤和氣象學家徐近之。 劉慎諤從法國學成歸來，擔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學所主任。1932年，他隨著當年的西北考察團完成新疆的考察任務后，獨自一人取道西昆侖古里雅山口，穿行藏北高原西側，一直走到了印度境內。那一年，劉慎諤帶回了兩千多號高原植物標本。 徐近之則是受時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竺可楨的委派，擔任資源委員會青藏調查員，于1934年隨商隊自青海進藏。途程3個月，徐近之一路觀察氣候，記錄溫度，測量海拔，留下了中國人對青藏高原最早的科學觀測。他還在拉薩建立了高原上第一個測候所。 與此同時，中山大學組織貢嘎山地理和生物考察，植物學家王啟無到西藏察隅縣察瓦龍地區(qū)進行植物調查采集，植物學家吳征鎰在抗戰(zhàn)期間登臨白馬雪山…… 地質學家孫健初，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在玉門為祖國找到了第一塊油田，被稱為“中國石油之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孫健初也是最早登上青藏高原的中國科學家之一。1935年，他受中國地質圖編纂委員會委托，負責甘肅、青海、寧夏地質調查，成為首批跨越祁連山南北進行地質填圖的先行者。 那時的孫健初不會想到，許多年以后，他的兒子會成為中國青藏高原科考的領軍人，在青藏高原上比自己走得更高、更遠、更久…… “任務帶學科” 其實，早在上世紀20年代初，留學歸來的竺可楨就提議過“組織蒙藏探險團”。他在倡議中寫道：“英俄日窺我蒙藏，探險之士，前后相望。夫以我國之土，彼卻不憚險阻，卒能揭其真相以去。而我以主人翁之資格，反茫然無所知，寧非奇恥?！?/p> 在國家積貧積弱的時代，竺可楨的倡議注定無法成為現(xiàn)實。在擔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時，他委派徐近之進藏籌建高原氣象站，宏大夙愿總算栽下了一棵小苗。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僅一個月，中國科學院即宣告成立。早就對青藏高原科考心心念念的中國學者們，“希望早日填補這一區(qū)域的空白”。只是，新中國初創(chuàng)，一窮二白，百廢待興，還沒有能力開展大型的青藏高原綜合科考。再加上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特殊的政治條件，青藏高原科考“科學研究尚無條件全面展開”。 盡管如此，中科院組織的青藏高原考察還是開始了。事實上，新中國實施的綜合考察就開始于西藏。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協(xié)議公布之前，為調查研究西藏的地方狀況，當時的新中國政務院委托中科院組織西藏工作隊。西藏工作隊的目的是“為中央幫助西藏兄弟民族發(fā)展經(jīng)濟文化建設事業(yè)提供參考資料”。對于學者們來說，這當然也是一次難得的學術考察機會。這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由中國人自己組織，在青藏地區(qū)開展的規(guī)模較大的考察活動。 1951年6月和1952年6月，中科院西藏工作隊的考察隊員們，分兩批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一起向西藏進發(fā)。 西藏工作隊的全部裝備都來自部隊，五十多名來自中央各部、中科院內相關研究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員、大學教師和學生，都是清一色軍人打扮。他們隨身攜帶的工具只有計步器、氣壓表、羅盤等最基礎的簡陋專業(yè)工具。但就是用這些“小米加步槍”的裝備，西藏工作隊完成了東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瑪，北至藏北高原倫坡拉盆地的路線考察，編制了沿途1：50萬路線地質圖和重點礦區(qū)圖，編著了《西藏東部地質及礦產(chǎn)調查資料》，并首次進行了青藏高原地層劃分，沿途收集了土壤、氣象、農業(yè)、語言、歷史等科學資料。中國青藏高原科考領軍人孫鴻烈院士評價，這些考察成果“為后來西藏的地質研究與找礦工作奠定了基礎，對促進西藏工礦事業(yè)的發(fā)展起了重要作用”。 而這些成果，其實可以說是西藏工作隊的“附帶工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協(xié)助地方舉辦培訓班、訓練農業(yè)干部；了解考察區(qū)域的農、林、牧業(yè)問題，指導建立農作物和園藝試驗場等等。這些實用的、有明確現(xiàn)實指向的任務，他們當然完成得很好，但是與他們本職的科學研究相去甚遠。 在1973年第一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啟動之前，中科院組織的青藏考察，大多與西藏工作隊的這次考察類似，并非純粹意義的科學考察，科學研究的內容服務于現(xiàn)實的某項任務，“科學搭了任務的車”。 這并非青藏高原考察所獨有。大規(guī)模的、綜合性的考察方式，在當時被看作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jīng)濟制度下，為了闡明自然資源，充分利用自然資源，推動國民經(jīng)濟發(fā)展。進行長期開發(fā)規(guī)劃的優(yōu)越的工作方式”。顯然，這并非純粹科學考察的定義。 1956年“向科學進軍”，中國科學界就提出了“任務帶學科”的口號。同年，中科院成立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專門負責綜合考察的組織和協(xié)調。這個機構在中科院的歷史上地位特殊，它曾經(jīng)一度由中科院和原國家計委雙重領導，既負責組織協(xié)調，又從事學術研究，囊括了“任務”和“學科”雙重責任。“任務帶學科”的口號，實際上表達的是中國科學界理論聯(lián)系實際、科學研究為國家建設服務的初衷。 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青藏高原考察來說，“學科”確實是被“任務”帶著走的。最大也最多的“順風車”就是登山運動。 登山科考模式，即登山運動加科學考察，是新中國首創(chuàng)。共和國的兩位元帥常被搭車登山運動的“老青藏”們感念。 第一位，當然是登山科考的首倡者賀龍元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共和國第一任國家體委主任。 登山科考首開先河是1957年。此前一年，中蘇聯(lián)合攀登西昆侖主峰慕士塔格峰成功。中國在慶祝，西方媒體卻在說風涼話：中國人“是被蘇聯(lián)人扶上去的”。 誰說中國人不能自己登山？賀龍元帥一手推動了中國登山隊和中國登山協(xié)會的創(chuàng)建，決意組織一次中國人獨立的登山活動，目標鎖定貢嘎山。邀請科學工作者參與登山，正是賀龍元帥在這次登山活動前提出的。他說：登山僅僅作為一項體育運動，登上峰頂報道一下就結束了。但有了科學考察的內容呢，就不會有完結，意義又大又長遠。 首登貢嘎山，登山隊犧牲了4名隊員，其中一位是地球物理與氣象觀測專業(yè)的北京大學年輕助教丁行友。這項事業(yè)一開始就展現(xiàn)了它殘酷的一面。參與這次登山科考的崔之久，撰寫了考察成果《貢嘎山現(xiàn)代冰川初步觀察》，成為中國現(xiàn)代冰川學的第一篇研究論文。 自貢嘎山以后，登山科考成為固定模式。國家體委和中科院這兩個機構在這個領域攜手攀登。每次登山科考，幾乎都是科考人員提供科技助力，登山健將在常人難以企及的高度，代為采集標本、測量數(shù)據(jù)乃至做實驗。 1968年，我國組織第二次攀登珠峰?？瓶茧U些被排除在這次登山之外。聶榮臻接見中科院相關領導，談到珠峰考察時說：“補點（考察）我贊成，要搞就搞好，搞徹底?！庇谑?，中科院科考人員再一次隨隊攀登珠峰，登山科考的模式也得以保持下來。 “避風港” 1961年，孫鴻烈從沈陽林業(yè)土壤研究所完成了研究生學業(yè)，調入中科院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分配給他的第一個工作就是進藏。此前一年，西藏綜合科學考察隊成立，孫鴻烈擔任了學術秘書。從此，孫鴻烈結緣青藏高原，迄今已躬耕半個多世紀，是我國青藏研究的靈魂人物。 如果條件允許，孫鴻烈在1961年就能夠沿著父親未竟的足跡，在青藏高原上走得更高、更遠——他的父親，就是發(fā)現(xiàn)了中國第一塊油田、第一批翻越祁連山南北完成地質填圖的孫健初。 如果條件允許，中國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可以把開始時間提前十余年。孫鴻烈參加的西藏綜合科考隊，從1960年就開始了對西藏的考察。 但是，現(xiàn)實沒有給出這樣的可能。 1960年起步的西藏科考“生不逢時”。由于“大躍進”造成的全國經(jīng)濟困難，西藏科考尚未完成野外考察就已經(jīng)無力支撐。1962年又爆發(fā)了對印自衛(wèi)反擊戰(zhàn)，西藏科考不得不中途夭折。學者們只是結合國家需要，在局部地區(qū)開展了部分工作。 而且，那次考察的目的在科考隊中就有分歧，孫鴻烈覺得青藏高原研究還近乎空白，首先要調查積累基礎資料，研究它的自然規(guī)律。而當時的主要思想是把考察定位在應用，查明西藏有多少荒地可以開墾，有哪些礦產(chǎn)可以開發(fā)之類。孫鴻烈?guī)ьI的小組研究垂直地帶分布規(guī)律，竟被批評“路線錯誤”。 幸而，時任中科院副院長兼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主任的竺可楨，化解了孫鴻烈心中的塊壘。竺可楨特意聽取了他的匯報，反復問詢、關注的，正是孫鴻烈收集的基礎數(shù)據(jù)?？上觳患倌辏?973年，我國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啟動，一年后，竺可楨逝世，未能看到青藏科考的成果，完成夙愿。不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竺可楨野外工作獎”，第一屆就授予了青藏隊。 “十二年遠景規(guī)劃”中的青藏科考沒能完成，但中國科學家們探索青藏高原的愿望并未泯滅。他們在等待著登上青藏高原的機會。孫鴻烈也沒有想到，這個機會他一等就是十年。 “文革”爆發(fā)后，集中了中國科考專家的“國家隊”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陷入癱瘓，后被并入中科院地理所，業(yè)務骨干大多去了五七干校。 孫鴻烈被分到了湖北五七干校，種莊稼、修房子、跑運輸……期間被抽調到青海的一支考察隊，調查宜農荒地資源和草場資源。考察結束，原本要重回干校，但孫鴻烈接到通知，返回北京，到地理所上班。 能夠重回中科院，無疑令人興奮。孫鴻烈興沖沖地趕回北京。他獲任地理所綜合自然地理室土地組副組長，接到的第一項工作是到蘭州參加珠峰科考總結會。孫鴻烈的專業(yè)是土壤，又沒參加過珠峰科考，和珠峰科考總結會本不沾邊兒。但是，就像此前的登山運動帶動著高原科考一樣，這次珠峰科考總結會，給青藏高原科考帶來了最重大的一次機遇。 原來，“文革”中萬馬齊喑多年的基礎科學研究，在1972年獲得了一次轉機。此前不久，林彪反革命集團敗露，周恩來總理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當著名科學家周培源向周總理匯報關于加強基礎理論的工作，周總理意見很明確：還等什么！科學研究要在深入實踐的基礎上往高里提。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場合提醒要注意基礎科學的教學與科研工作，并提議召開了“文革”以來的第一次全國科技工作會議。 在科學考察領域，還有什么比幾乎是空白的青藏高原科考更基礎呢？中科院敏銳地注意到了這次機遇，把青藏高原科考提上了議程。1972年7月召開的珠峰科考總結會，在總結之后，就是研究制定青藏高原綜合科考長遠計劃。 孫鴻烈參加此次會議的任務，是起草《中國科學院1973~1980年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規(guī)劃》。 在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珠峰科考總結會以“蘭州會議”之名被永遠銘記?！袄锨嗖亍眰冋f：青藏隊自此一往無前，蘭州會議上孫鴻烈立了大功。 青藏隊，即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在1972年年底開始著手組建。 青藏隊隊長一職，由延安時期的老干部冷冰擔任，他同樣擔任過1960年西藏科考隊的隊長。畢竟年齡不饒人，一年后，改由何希吾擔任隊長。孫鴻烈任主管業(yè)務的副隊長，青藏隊的實際負責人。 組建青藏隊的消息，在中科院乃至全國相關科研機構引發(fā)了不小的沖擊波。“青藏隊是避風港”，很多人這樣說，但遠不止如此，青藏隊更是夢寐以求的實現(xiàn)科學理想的舞臺。一般人視為畏途的神秘高原，在科學家們的心中卻是富麗堂皇的科學寶礦。那些曾在“運動”中顛上拋下、業(yè)務上賦閑多年的專家們奔走相告，爭相報名。 名額有限，上過高原的獲得優(yōu)先權。同樣從五七干?；貋淼乃膶＜艺裸懱眨瑘竺麜r才發(fā)現(xiàn)，自己最適合的崗位已經(jīng)有了人——地質所的鄭錫瀾，那是參加過1960年珠峰科考的老將。章銘陶心有不甘，思來想去，找到個新的領域——地熱。青藏隊組隊時，因為規(guī)模較小，尚未考慮地熱問題。章銘陶向孫鴻烈請纓，參加青藏隊，搞地熱，填補空白。這個理由足夠充分，章銘陶最終入列。他也真的在青藏高原的地熱考察中取得了巨大成果，用喜馬拉雅地熱帶填補了世界地熱圖的空白。 森林生態(tài)學家李文華并非中科院在編人員，本是北京林業(yè)大學的講師。“文革”中，北京林業(yè)大學被下放到云南麗江，圖書館藏書堆放在昆明的運輸站，李文華作為留守人員駐站，伙食采買之余，就趴在書堆上翻書，還在昆明一帶采集了大量標本，就近請教昆明植物所世界級植物學家吳征鎰。那時吳征鎰正處在批斗后被“晾”期，格外有閑也有心去指教他。 得知組建青藏隊的消息，李文華直接找到相知多年的孫鴻烈報名。他本人專業(yè)資質優(yōu)勢明顯，成了首批青藏隊員中為數(shù)不多的中科院之外的專家，并擔負森林組組長之責。 吳征鎰的另一個學生武素功，是首批青藏隊員中最后一個入圍的。其實當時青藏隊已經(jīng)“滿員”，但是藏東南考查對植物學專業(yè)的需求很大，臨行前才倉促加了一個名額。吳征鎰得到消息，讓武素功搭上了“末班車”。那可真是“末班車”，他直接從昆明到青藏隊的集合地成都報名，見到孫鴻烈后連一杯水都還沒喝完，奔赴青藏高原的汽車就出發(fā)了。 吳征鎰本人，早在抗戰(zhàn)時期就自己考察過白馬雪山。青藏隊組建時，按說該有這位植物學大家的位置，但是他已年近六旬，再加上時處“文革”期間，他曾是批斗對象，多少還是有些顧忌。不過，吳征鎰還是參加了1975年之后的兩年青藏科考，并在高原度過了自己的六十大壽。在他身后是他的幾代弟子們：武素功、李文華以及一群學生們。吳征鎰可以隨口說出上萬種植物的名稱，包括拉丁語學名。多年后回顧這一段經(jīng)歷，李文華還在說，每采得一個標本，總由吳先生當場口述拉丁學名，學生記錄。那一階段的工作最為準確和權威。 （下轉第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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