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高度關(guān)注的重慶公交車墜江事故，在公開視頻和官方定性之后算是告一段落了，但從情理出發(fā)、從完善法律和制度出發(fā)，此事并沒有結(jié)束，非常有必要進行深入地討論。

在官方通報中，乘客劉某與司機冉某的互毆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是事故發(fā)生的原因，這沒有什么異議，那么從情理方面看兩人到底誰的責任大些呢？有的人認為是劉某，有的人認為主要責任在司機。后一種觀點認為，司機有確保全車人安全的責任，冉某沒有及時停車是悲劇發(fā)生的關(guān)鍵，大多數(shù)人覺得，公交司機崗位特殊，其情緒控制能力應該比常人要強些。

從形式上看，公交公司都有一套“指引”，以指導司機處理類似情況，如克制情緒、危險時停車、報警處理等等。這次重慶事件中，司機之所以受到人們情理上的指責，就是因為他在被挑釁時沒有克制好情緒，沒有及時停車。既然有指引，為什么他不按指引行事，他這樣做純粹是脾氣暴躁或情緒失控嗎？

要看到，雖然有一套處理程序，但在實際中司機很難依程序得到有效救濟。例如，公交公司都規(guī)定行車安全受威脅時，司機可以選擇停車，但安全受影響的標準是模糊的，通常門檻比較高，很少有公交公司將受到言語攻擊和辱罵作為可以停車報警的標準?？梢韵胂螅緳C因一般性言語攻擊選擇停車和尋求公司幫助，大概率會被視為小題大做，同時，乘客也大概率不會理解。如果報警，通常結(jié)果也是“小事化了”。如果發(fā)生身體攻擊，報警后警方通常會認真對待，但如果“未造成嚴重后果”，按慣例是批評教育。

如此環(huán)境下，面臨辱罵等情緒干擾多數(shù)司機選擇“忍”。有人觀看此次事故視頻后猜測，司機冉某之所以左打方向盤，是為了制造“可控事故”以讓劉某承擔刑事責任。還有人發(fā)現(xiàn)，故意制造”可控事故”的嫌疑在此前司乘沖突中也出現(xiàn)過，有人據(jù)此慨嘆人心險惡。不過在我看來，如猜測成立，那恰好說明壞制度可以把好人或正常人逼成壞人。

司機與乘客沖突時有不同選擇，其成本收益也不同：一、被罵或被打時選擇“忍”，這可以息事寧人，但會受到心理損傷。二、被罵時選擇停車并報警，乘客一般不理解，公司也不支持，甚至可能會耽誤時間影響業(yè)績，要知道，司機的工作任務和勞動強度通常不低。三、被打時選擇停車報警，此時公司支持、乘客支持，業(yè)績考核也不會受影響，但如果沒有發(fā)生任何事故，打人者接受一番“批評教育”后無事，司機的心理損失未得到彌補。四、制造可控的事故，讓攻擊者“進去”，從而為自己討回公道。

所以，當司機認為能操作成功時，選擇第四種應對方式的動機就會出現(xiàn)。撇開道德評價，這種做法其實是符合人的理性的。前三種選擇雖然能讓各方獲得安全收益，但其成本某種意義上主要由司機支付了。現(xiàn)在的問題是，長期以來人們都認為由司機承擔安全的成本是合理的，甚至認為這是其職業(yè)特點，一些服務行業(yè)不是要求員工“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嗎？

然而司機真的有承擔這個成本的義務嗎？環(huán)顧世界很多地方，并不是這套邏輯。以香港為例，在香港，是沒人敢罵車長（公交司機）的，攻擊車長的事更是聞所未聞，這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公共巴士服務規(guī)例》明文規(guī)定，任何乘客不得故意阻礙、妨礙司機或故意分散司機注意力，如無合理辯解即屬犯罪，可罰款3000元及監(jiān)禁6個月。香港的一些公交車上直接張貼“滋擾車長屬刑事犯罪”的標語。也就是說，尚未達到辱罵和毆打標準就可能犯罪。其次，公交公司給車長的援助程序十分完善。司機遇到滋擾事件時，可立即作出停駛決定，而公司有完善的配套措施消除車長在現(xiàn)場面臨的壓力，例如，以語音播報或液晶顯示的方式告之乘客“車長被滋擾，車輛停駛”。不僅言語攻擊可以觸發(fā)停駛，而且司機認為任何可能引發(fā)安全事件都可以停駛，曾經(jīng)就有乘客認為冷氣不足在車內(nèi)拍照準備投拆觸發(fā)了司機停駛的事例。第三，警方介入沖突后，責任人會受到嚴格的法律制裁，即使沒有造成“嚴重后果”，只要事件本身惡劣責任人就難逃刑責。

其背后的邏輯是：一、不要求司機有特別的情緒控制能力，而是以最高標準去防止司機的情緒受到影響。我認為這樣更合理，創(chuàng)造低情緒壓力工作環(huán)境，比要求司機具備強情緒控制能力，不僅對司機更公平，效果無疑也更好。

二、非常低的保護觸發(fā)門檻。從普通的有意干擾，到語言攻擊和辱罵，再到身體攻擊，通常是一步步升級的，阻斷最低干擾可以有效杜絕惡性干擾，如果非要等身體被攻擊或發(fā)生搶奪方向盤這樣的事情才給予實質(zhì)保護，那一方面等于是鼓勵了這樣做，另一方面會讓司機經(jīng)常積累負面情緒，加大安全風險。通俗地講，如果連罵車長都可能坐牢的話，那么打車長的事就不可能發(fā)生了。這些年，我國各地干擾司機行車甚至搶奪方向盤等事件時有所聞，司機受保護的門檻過高是重要原因。

三、嚴格執(zhí)法，不和稀泥，不唯后果而看事件本身的惡劣程度。干擾和攻擊司機會加大安全隱患，但并不必然導致發(fā)生事故，過于強調(diào)事件后果等于是大大減少滋擾者的顧慮，客觀上起到了鼓勵的效果。如果像一些國家那樣，辱罵公交司機即為犯罪，襲擊公交司機直接定為重罪，那么這位重慶司機就不必作出回擊而是直接選擇停車報警了，悲劇也就避免了。

推而廣之，如果我們改進執(zhí)法，對潛在危害公眾的行為，針對行為而不是過于針對結(jié)果，必有助于糾正社會風氣。如交通碰瓷，涉及到敲詐罪，如果針對行為進行懲罰，這種丑惡現(xiàn)象就會失去生存空間，否則無異于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