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由站到跪，是中華文明的退步嗎？

昵稱25382711 2018-12-13

展開全文

文|逆北

有這樣一種說法，漢朝時候大臣還能坐著，但到了宋朝就得站起來，而明清直接就跪著奏事了。因此，有人斷言，這種趨勢反映了君臣斗爭中君主權(quán)力的上升。那么這種看法有道理嗎？事實上，這種看法是極有失偏頗的。而要回答此問題，我們還需要落實到具體時期中進行分析。

漢朝的大臣就得站著議事了

固然，漢朝皇帝對大臣要禮讓三分，例如漢惠帝對丞相曹參在施政上的循規(guī)蹈矩頗為不滿，并予以指責，不料，曹參不僅不表示悔過，反而暗示他與自己的能力都不如前朝君臣（劉邦與蕭何），以此回應(yīng)君主的責問，而惠帝竟也語塞。這是很能反映漢初政治特點的，那就是此一時期的文臣仍多少保留了戰(zhàn)國時期的“士人風骨”，而且曹參又身為先主勛貴，所以他能夠傲視君主并不足為奇。

但是，這樣一種敘述多只關(guān)注個體，而忽視了大環(huán)境。因為早在漢惠帝以前，漢高祖劉邦聽取叔孫通建議“起朝儀”，通過嚴明的宮廷禮數(shù)來約束老部下的行為（我們不能將其簡單歸為文明的倒退，這其中也有提升行政效率、維護皇位穩(wěn)定的實用性考量）。

（曾經(jīng)的草莽英雄）

在這時，大臣們就不能再大聲喧嘩，而是屏住呼吸站立兩廂，等候劉邦的指令。所以這樣來看，說漢朝大臣都能“坐”，是有違史實的，而因此就推斷漢代大臣的政治地位高，更是站不住腳了。

宋朝是政治清明的朝代嗎？

其次，再來看宋朝，天水一朝的文臣們吸取了五代亂局的教訓，不僅將唐中晚期發(fā)軔的理學推上巔峰，還總結(jié)出了一套施政經(jīng)驗，以與皇帝分享。皇帝也對大臣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尊重，這在宋前后是無法想象的。

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在這一時期，除了制度上對君主權(quán)力的約束外，宋太祖要求后輩“不殺諫臣”的祖宗之法，也成為了文臣得以保持自身獨立人格的雙保險。如此來看，宋朝大臣的地位也要高一些。

可事實真是如此嗎？我們總要不停的追問史實。就是在這樣一個“思想開明”的朝代里，居然生出了“烏臺詩案”這樣類似于文字獄的事件。大臣蘇軾的詩歌，原僅是抒發(fā)情感的替代品，卻被人指為別有用心，予以告發(fā)，因此還牽扯連及了一大批官員，并在當時的士大夫群體當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而到宋徽宗時期，“黨同伐異”的現(xiàn)象，更趨嚴重，也給這樣一個“政治清明”的朝代蒙上了一層陰影。很多官員僅因為政見不同（支持或反對變法，到最后變法的內(nèi)容也被人任意解釋），就遭到了得勢一方的打擊迫害，他們的名字甚至還被刻在石碑上（即元祐黨人碑）供人觀看，打擊手段不可謂不歹毒。士大夫的尊嚴受到了踐踏，而這些，難道也可以說成是政治清明嗎？顯然，筆者是存疑的。

（影視劇中的蔡京一黨）

草原傳統(tǒng)中蘊藏的負能量

接著，再來說元朝以后的政治。很多人說明清大臣只能跪著奏事，多少有些以偏概全，但在這一時期，士大夫的地位降低，主張受到壓制，卻無可爭議。

蒙古軍事集團入主中原后，將草原的“主奴”觀念輸入到宮廷政治當中，這種強調(diào)依附與順從的關(guān)系，自然難以得到士大夫的理解，也讓“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想變得愈發(fā)遙不可及。

而更值得關(guān)注的一點是，元朝的統(tǒng)治精英們不僅無視中原的政治傳統(tǒng)，還廢除或更改了唐宋時期的一系列（追求社會公正的）制度。例如，唐宋時期對侵犯財產(chǎn)和人身安全等問題有詳細的量刑規(guī)定。但到了元朝治下，官府卻刻意偏袒蒙古與色目人，漢民殺人就得處死，蒙古人等做了只須交一筆錢了事。這是對法的權(quán)威的踐踏，也是對唐宋以來文化傳統(tǒng)的破壞。

另外，元朝推翻了唐宋以來建立起的三省六部制度，將權(quán)力集中到一省，并直接由皇帝本人來控制。元朝人的這一做法延續(xù)近百年，改變了中國古代政治發(fā)展的方向，也為后起的朱元璋廢丞相等舉措鋪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