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常給曾國藩蓋棺定論說他笨拙勤勉，只懂“結硬寨，打呆仗”，這其實并不能盡然解釋曾國藩這個人?；蛟S是因為曾國藩大多數(shù)時候表現(xiàn)太“儒圣”，所以容易忽略曾國藩“狠辣”的一面。其實曾國藩這個人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霹靂手段，菩薩心腸”。遇善人則善待，遇蠻橫則殺之。

曾國藩向來以“內圣”要求自己，要求家人。但他自己并不迂腐，反而推崇“逆其道而行之”，因此往往做出驚世之舉，甚至敢于用“霹靂手段”打破地方官場生態(tài)平衡，用前途和性命與皇帝博弈，換取需要的有利資源。

在咸豐二年時，曾國藩受咸豐御詔去湖南長沙興辦“團練”，組織地方民兵護衛(wèi)隊——“湘勇”，用以抵抗太平軍進攻湖南。當時大清只有兩支正規(guī)軍，一為八旗，乃清朝入關前的軍隊，多是滿人，是歷代清朝皇帝的嫡系部隊，主管京城護衛(wèi)和駐守各地州郡要塞，共有二十萬人。二是綠營，乃八旗軍入關后，收編明朝軍隊所來，因旗幟為綠色，故稱“綠營”，以漢人為主，軍官也多是漢人，但主要將領為滿人，總共約六十萬人。

近二百年來，清朝只有兩支正規(guī)部隊，突然冒出一個“民兵”組織來爭權奪位，勢必會引起正牌軍的反感，俗話說“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曾國藩的到來驚擾了地方官場的蜜月期。

太平軍攻打長沙期間，長沙一直由五萬綠營兵守衛(wèi)，且作為長沙城唯一的正規(guī)軍，職位皆世襲，所以看到曾國藩手下的幾千裝備落后且訓練無素的民兵后，產(chǎn)生了一種天然的優(yōu)越感。綠營的這種優(yōu)越感，是不能接受日常與“民兵湘勇”一起操練的，畢竟“湘勇”不是“湘軍”，連個正規(guī)番號都沒有，乃一群烏合之眾，有什么資格跟正規(guī)軍同吃同住同操練呢？

此時曾國藩在長沙做團練大臣剛剛半年，不但要處理外部散兵盜匪和內部暴民會黨，還要時時刻刻防備著“同僚”們的欺壓陷害，簡直是“內憂外患”。

曾國藩當然了解此時危機，如用一貫的圣人作風來處理，勢必會拖的“湘勇”軍心渙散，長沙居民人人自危，無奈只能出“狠”制勝。常在夜半打擊盜匪，如抓到城內趁亂搶劫打砸的暴民和蠱惑人心的書生秀才，就地正法，重者直接斬頭懸城。而且強行命令軍隊嚴加操練，每隔一段時間必親臨校場訓話。這些手段，才讓曾國藩有了“曾剃頭”的外號。

曾國藩此番做法，雖化解了危機，但是也惹怒了湖南官場，無論文武，都對曾國藩怨恨頗深。首先，大清的官場已經(jīng)日益腐敗，運轉緩慢，八旗綠營也不具備多少戰(zhàn)斗力。此時曾國藩無疑成為了沙丁魚中的“鯰魚”，雖然給“沙丁魚”帶來了活力，但是也攪了“沙丁魚”們的安寧，這讓沙丁魚們渾身不自在。

其次曾國藩在湖南并沒有執(zhí)法殺人的權利，也沒有命令綠營的權利，曾國藩的所作所為都是“越權”，如此越庖代俎讓湖南官場很反感。

最后一點才是關鍵原因，曾國藩只是皇帝臨時征用的團練大臣，連正經(jīng)實權都沒有，只是“興辦團練”來的，所以湖南官場即不服曾國藩，也不怕曾國藩，更敢反抗曾國藩。

在眾多敢怒卻不敢直言的人群中，有一個做了出頭鳥，那就是清德，清德是提督鮑起豹的手下。背后有提督撐腰，所以從不把曾國藩的命令當一回事兒，也不去操練，還阻撓湘勇和綠營操練。湘勇還好，是曾國藩下屬軍隊，但綠營就不同了，是提督的手下，一定會聽清德的命令。而且綠營已經(jīng)很久沒有操練過，非常懶散，所以有一人出頭，還是副將級別，那附和者就接踵而至，導致操練根本無法進行。

曾國藩深知，如不鏟除此人就會影響自己的威望，會直接導致自己在湖南官場待不下去，所以曾國藩直接私下搞掉了清德。

清德好歹是一員副將，所以不能如處理暴民一樣就地正法，畢竟上邊還有一個提督鮑起豹罩著，但是不搞又不行，所以曾國藩決定迂回作戰(zhàn)——欲搞清德先搞咸豐。

曾國藩只要把問題甩給咸豐皇帝就好，反正自己是咸豐皇帝叫來辦事的，現(xiàn)在遇到阻礙就讓皇帝出手解決，合情合理。

曾國藩轉天直接一封奏折上去，跟咸豐說：辦團練以來才知道軍心不穩(wěn)，惡習極多，想必皇上早就知道了。原因也很簡單，官兵操練不勤，技藝生疏。去年太平軍攻打長沙，我堅守了八十多天，一邊打著長毛，一邊殺著逃兵，這才堅持到現(xiàn)在?，F(xiàn)在想讓軍隊認真操練，增長戰(zhàn)斗力和凝聚力，可是有一個叫清德的副將，屢加阻撓，這是擾亂軍心?；实蹜摮匪穆殻再有в?。

曾國藩寫奏折，非常有意思，總是先寫小問題切入，等把皇帝帶溝里去，才在附加奏折上羅列重點問題，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不，第二張奏折就開始寫清德的一些把柄。

曾國藩：清德這個人做官懶散，做過逃兵，動用軍費，從不操練。現(xiàn)在正是太平軍打南昌的時候，我們馬上就要派兵支援，正缺一人祭旗穩(wěn)定軍心，皇上你看著辦吧。

潛臺詞就是：要是這個人不給我辦了，那萬一打敗仗，可別賴我。

看看曾國藩這手段，想整一個人總是有理由的。先說清德阻撓練兵，又說清德工作有失，當然這些罪證最多只能讓清德革職。結果曾國藩話鋒一轉，愣是用太平軍把清德給“安排”的妥妥的。

其實，曾國藩就是在“要挾”皇上：你想不想扭轉時局？你還想不想讓我替你賣命？想，就把清德給辦了，另外，我那還有一個接替清德副將職位的后備人選塔齊布，人挺不錯的，您也給安排了吧。

咸豐皇帝自知無路可走，只能答應。當然，這件事并沒有這么簡單，因為在曾國藩之前，鮑起豹等一撥反對曾國藩的人，就先一步開始奏折說曾國藩濫用職權，讓咸豐查辦。

但是咸豐有苦說不出啊，你們說的再有道理，這也是我讓他去辦團練的呀，人家曾國藩剛去半年就組織了軍隊，抗住了太平軍攻城，如果我要是動了曾國藩，那以后誰打長毛呢？

對于湖南這種離中央政府比較遠的地方政府，咸豐不愿意管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兒，只要能平定叛亂，采取什么辦法、什么手段，殺了多少人，傷害了哪個官員的利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丟了咸豐的國土，不能傷了咸豐的利益。

所以曾國藩在組建湘勇后，有足夠的籌碼去制約咸豐皇帝，有大把的機會去暴露自己的“狠”。這種狠勁兒，不但震懾了當時的湖南官場，也招攬了大批心腹人才，這為日后曾國藩平定太平軍，走上人生巔峰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歷代梟雄，多少都帶有一些“狠”的特質，做事堅決果斷，從不猶豫，既有霹靂手段，又有菩薩心腸，如不是曾國藩一直以圣賢的標準要求自己，那他梟雄的本質必將暴露無遺。當然，如果梟雄本質暴露太多，那曾國藩在大清朝堂也就沒辦法做到全身而退、明哲保身了。

也只有把“內圣”和“外王”把持平衡的人，才能練就如曾國藩一般“霹靂手段，菩薩心腸”的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