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21  來源：《榮寶齋》2015年3月刊 作者：張明

　　《張遷碑》是著名漢碑之一，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書法藝術(shù)價值，自問世以來，即引起諸多學(xué)者的重視，從明、清至今，研究成果甚夥。但其中亦存在很多問題一直爭論不休，莫衷一是，直至今日。在此僅就《張遷碑》的發(fā)現(xiàn)與流傳等問題進行考辨，以求教于諸方家。

　　一 《張遷碑》的發(fā)現(xiàn)及出土年代

　　關(guān)于《張遷碑》發(fā)現(xiàn)及出土年代，明清以來眾說紛紜，未有確論。有疑為宋時出土者，如翁方綱云：『鄭耘門太史所藏王百谷本，「煥」字具全，有金孝章題簽、顧云美書釋文者，已是明朝拓本，則此似是宋拓矣?！督鹗淖钟洝芬渡綎|通志》云：「近掘地得之?！谷坏刂舅d金石，其系述久近，亦不盡可憑，安知非宋時已出，而洪、婁未之見耶？』與翁氏同時之桂馥有《宋拓漢蕩陰令張遷表頌》一跋，亦云：『然字畫豐腴，筆勢渾穆端嚴，與復(fù)所得新出土之明整本者霄壤之殊。此有宋人馬和之「和之」二字印，元人歐陽元印、鐵笛道人印，靡不精妙，定為漢刻宋拓?zé)o疑矣?！?br>

　　翁方綱僅依『煥』字全本而定為宋拓，進而推測為宋時已出，毫無根據(jù)，純屬臆斷，亦為『不盡可憑』之說也。桂氏所跋之『宋拓本』，今未見，上鈐歐陽玄、楊維楨諸印亦無從考訂其真?zhèn)巍Ｈ黄渌^『有宋人馬和之「和之」二字印』者，今存馬氏畫作上均未見之，當(dāng)存疑，其定為宋拓亦可疑也，不足為據(jù)。又張廷濟云：『《漢蕩陰令張公方碑》，惟「東里潤色」四字殘闕，若「東里」二字全者，則明以前拓也?！晃掏樢嘣疲骸焊佣拢糜^祝少英藏宋拓《張遷碑》，乃寶山印氏漚天閣故物。』
　　以今存《張遷碑》拓本考之，故宮博物院藏朱翼盦舊藏本即是印氏漚天閣故物，『東里』二字亦全，乃明初拓本，亦是目前存世最早拓本，已為學(xué)界所認可。蓋清人所謂『宋拓』『明以前拓』者，或為溢美以增其值，厚古薄今，約略言之，不可盡信。
　　又有謂元時出土者，如歐陽輔云：『楊文貞跋云：「字畫文詞皆古雅，在今東平州學(xué)?！谷可皆疲骸复吮院蟪觯释旰??！谷晃呢懸寻?，則至遲亦元世出現(xiàn)也?！淮酥刑峒暗臈钗呢懠词敲鞒跷膲喝龡睢恢坏臈钍科?。楊氏《東里續(xù)集》卷二十中有『漢谷城長張君碑』一條，是迄今為止最早涉及《張遷碑》的文獻，其曰：『右《漢谷城長張君碑》，未有碑額，蓋中平二年其故吏所立，文辭字畫皆古雅。碑在今東平州學(xué)。余得之宗丈東平州守季琛先生之子民服云。』


　　『季琛先生』即楊玚，字季琛，明初時曾官東平州太守。其子楊黻，字民服。楊士奇何時獲贈《張遷碑》拓本？程章燦先生據(jù)楊士奇所撰《衛(wèi)府右長史楊君墓志銘》（即《楊黻墓志》）考證，楊黻曾于永樂二年（一四○四）侍父東平，則楊士奇得到《張遷碑》拓本亦當(dāng)在是年前后，不確。楊士奇在《楊黻墓志》云：『永樂甲申，侍父官東平，舉中山東鄉(xiāng)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逾年，擢四川道監(jiān)察御史，授承事郎?！虎喽凇顿阆洝分杏衷疲骸合壬ㄖ笚瞰`）洪武中舉，文學(xué)贊邑于淛。永樂初，用薦者升南海知縣，改濟陽縣，又升東平知州，改莒州。洪熙初，言于朝，乞致其事歸，不聽，升衛(wèi)府長史?！弧顿阆洝分兴鰲瞰`仕履甚詳，然玚『永樂初』始為南海知縣，何以有楊黻『永樂甲申侍父官東平』之說？顯與《墓志》所記相矛盾。

　　考解縉《楊氏重修祠堂記》云：『永樂二年甲申八月初吉，楊氏之賢季琛以舊臣膺京兆之舉，作令南海。』清修《濟陽縣志》卷六亦云永樂四年楊玚始任濟陽縣令，『律身廉潔，撫民有術(shù)，升東平知州』。故可知永樂二年時，楊玚任南?？h令（楊士奇《送宗老季琛詩序》即作于此時），永樂四年改任濟陽縣令，后因政績突出而升東平州守。又楊士奇《北京紀行錄》謂永樂十二年（一四一四）九月奉詔北行途中，『東平郡守季琛入舟見問』，則此時楊玚已任東平太守之職矣。再者，《江西通志》《吉水縣志》均記楊黻于永樂甲午（一四一四）中舉，次年中進士。楊士奇亦云『永樂乙未，族人忠襄公九世孫東平知州之子民服舉進士在京師』，『永樂乙未』即是永樂十三年（一四一五）。由是知《楊黻墓志》中所謂『永樂甲申』，實為『甲午』之誤。即楊黻應(yīng)于永樂十二年（一四一四）侍父東平，明年入京試中進士，此時有機會與楊士奇相交往，且二人感情甚篤， 楊士奇曾贊其『泊然無他嗜好，惟志學(xué)問』，并親為楊黻借國子監(jiān)所藏《晉書》書板刊印贈之。永樂十四年（一四一六），楊黻出任四川道監(jiān)察御史。楊士奇在跋《張遷碑》時僅稱楊黻為『民服』，未及其官職，故楊士奇得到《張遷碑》拓本應(yīng)是在永樂十三年楊黻中進士至十四年出任四川之前在京期間。
　　然楊士奇得到《張遷碑》拓本時，上距元明更替尚有近五十年時間，歐陽輔以楊士奇之跋而斷言《張遷碑》『至遲亦元世出現(xiàn)』，稍顯武斷。現(xiàn)存元人文獻中無任何有關(guān)《張遷碑》之記載，因此若無新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我們只能暫時斷定《張遷碑》是在明初時發(fā)現(xiàn)。
　　其余清人以后著錄，多依《山東通志》所謂『近掘地得』之語， 而籠統(tǒng)記為『明時出土』或『近世出土』『晚出』等，過于寬泛，此不贅列。

　　二 《張遷碑》在明代之流傳

　　繼楊士奇題跋之后，明代較早詳細著錄《張遷碑》的金石學(xué)著作當(dāng)屬都穆《金薤琳瑯》，除抄錄碑文外，都氏跋云：『此碑予官京師時，嘗于景太史伯時處見舊拓本，不及錄，近得之友人文徵仲。按《隸釋》云：「東漢及魏其碑到今不毀者十才一二，凡歐、趙《錄》中所無者，世不復(fù)有?！褂枭ニ螖?shù)百年，而此本兩見。歐、趙《錄》中蓋未嘗載，《隸釋》并《隸續(xù)》亦無其文，《通志·金石略》所載碑目雖多，然亦未之及。乃知昔人之言，未必可信。而舊物之在天壤間者，固不可盡謂之無也?！欢寄鲁跻姟稄堖w碑》拓本于何時？程章燦先生僅依都氏生平及跋語而記為『十六世紀』初，較為籠統(tǒng)。


　　都穆，字玄敬。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進士，授工部主事，歷禮部主客司郎中。正德七年（一五一二）上書乞歸，許之，加太仆寺少卿，仍官禮部。翌年，奉使陜西，正德九年（一五一四）致仕歸田，絕跡公府，放情山水，著書為業(yè)。都穆跋中的『景太史伯時』即景旸，字伯時。正德三年（一五○八）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儀度端整，不阿附逆豎，名重士林。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遷國子司業(yè)，后改左春坊左中允。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母憂去位，嘉靖三年（一五二四）服除北上，病卒途中。因古時尊稱翰林為『太史』，故可知都穆于景旸處獲觀《張遷碑》舊拓當(dāng)是在正德三年至七年之間。都穆告老歸家后，與吳中士人交往甚歡，文徵明亦是其中之一，故有機會從文氏手中獲贈《張遷碑》拓本。據(jù)李玉奇先生考證，『《金薤琳瑯》成書并初刻當(dāng)在正德九年至十二年即一五一四—一五一七年之間』，則都氏獲贈《張遷碑》拓本并錄文題跋亦當(dāng)是在此時。


　　關(guān)于《張遷碑》在明代的流傳問題，程章燦先生表示懷疑，認為『從楊士奇《東里集》到都穆《金薤琳瑯》，其間相隔一百年，時間之長，頗令人感到意外』，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楊士奇、都穆皆未見碑額和碑陰，而明人對《張遷碑》的稱呼又各不相同，或稱『漢谷城長張君碑』，或『漢蕩陰令張遷碑』，或『張蕩陰碑』等，進而推斷此碑在明代流行不廣。第二，明代比較著名金石學(xué)者如趙均（《金石林時地考》）、趙崡（《石墨鐫華》）及郭宗昌（《金石史》）等人沒有提及此碑，讓人覺得有些蹊蹺。第三，雖然都穆稱拓本得自著名書法家文徵明，但在文氏文集中未有只言詞組提及《張遷碑》，因此對此碑的身世來歷乃至其真?zhèn)涡纳筛]。然綜而觀之，程先生所謂之疑點，皆不成立，試逐條辨證如下。

　　第一，楊士奇、都穆所得皆是《張遷碑》拓本，未見原碑，然拓本中碑額、碑陰失拓者比比皆是。究其原因，蓋宋代以來金石學(xué)者以碑刻考證經(jīng)史為主，而碑額及陰信息量較小，故嘗忽略，拓工亦如棄弁髦，趙崡《石墨鐫華》即云：『今摹碑者多不摹額，是一恨也?！贿@種現(xiàn)象直至清末亦如此，葉昌熾云：『余所見墨本能拓陰者，十不得四五。拓額及兩側(cè)者，猶難得。若兼拓額之左右蟠螭，則更絕無僅有。故非親至碑下，摩娑古人制作之精，未由得見?！还蚀?，楊、都二人未見碑額及碑陰實屬正常。當(dāng)然，也并不是所有明代人都沒有見過《張遷碑》碑額。稍晚于都穆的明代藏書家郎瑛即在《七修類稿》中謂『漢谷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碑載』云云；其后盛時泰在《蒼潤軒碑跋記》（又名《玄牘記》）中也著錄為『漢故谷城長蕩陰令張君壽頌』，下注『篆額』；明人孫楨《石云先生金石評考》中亦有『跋漢故谷城長蕩陰令張遷碑』一條，足可說明郎、盛、孫所見已是碑陽全拓本，并依碑額著錄《張遷碑》名。最早著錄碑陰者是清人葉奕苞，前如明代諸家及顧炎武、孫承澤皆未提及碑陰問題，或未見也，或不足論也。又，古人在著錄書畫作品及碑拓時，名稱多不統(tǒng)一，未有定名。如眾人皆知之漢代名刻《石門頌》，歐陽修《集古錄》記為『后漢司隸楊君碑』，趙明誠《金石錄》記為『漢司隸楊厥開石門頌』，洪適《隸釋》目錄中記為『司隸楊君石門頌』，而正文中則又改為『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王象之《輿地碑記目》記為『漢司隸校尉楊君頌』，又記為『永平間石門記』，類此者多也，足見明人著錄《張遷碑》出現(xiàn)名稱相異之情況，亦是常情，至今亦如是，何疑之有？若以程先生之標準，豈《石門頌》亦可疑耶？另外，據(jù)筆者統(tǒng)計，明代金石學(xué)衰寂，相關(guān)著述亦不多見，而著錄《張遷碑》者即有十五家之多，何來流行不廣之說？


　　第二，程先生以趙均、趙崡、郭宗昌諸家未錄《張遷碑》為可疑，蓋襲自孫承澤『而近代人如秦中趙崡及郭宗昌搜訪舊碑亦不之及，何也』之語，而又無故累及趙均。然趙均《金石林時地考》卷上『山東』部分即著有『漢谷城令張遷碑』，下注保存地點『東平縣學(xué)』， 雖然『谷城長』誤為『谷城令』，但已明見程先生查考文獻之闕失以及趙均之無辜也。按，郭宗昌『平生喜談金石之文』，『蓋迂僻好異之士』，《金石史》二卷『所載止五十種』，漢碑僅十種，而唐碑則近半矣，其不錄《張遷碑》，或未見之，無可厚非。孫承澤對郭氏《金石史》『深不滿之，然承澤作《庚子銷夏記》，其論列諸碑，實多取此書之語』， 其言豈可輕信？又趙崡極仰慕都、楊二公所著之體例， 其撰《石墨鐫華》，雖自稱『所收過于都穆、楊慎』，共錄歷代碑刻二百五十三種，然漢代僅十二種，多為唐、宋、元時物，明人好異尚奇、譎誕取名之陋習(xí)，于此可窺也。其中失漏頗多，亦大可不必對古人求全責(zé)備，正如四庫館臣在《提要》中所云：『至所載古碑，頗多未備，則由崡本貧士，其力止于如斯。觀附錄二卷所載三記及詩，其求索之勞，亦云備至，不必以掛漏為譏矣。』

　　第三，程章燦先生以《張遷碑》『書法之珍稀』，『以文徵明對書法的精鑒』，而不見文氏有任何論及，遂疑此碑來歷不明。毋寧說《張遷碑》，傳世漢碑種種，檢索被程先生譽為『最為全備』周道振輯校之《文徵明集》，又豈有一言論及漢碑者？不知程先生對此又如何解釋？宋代金石學(xué)興起，但多注重鐘鼎、石刻之歷史文獻價值，鮮有談及書法或直接師法魏晉以前碑刻者。至明代，金石學(xué)衰落，未有建樹，諸家多承宋賢體例，或只存碑目，或抄錄碑文，或訂證文詞，或考證史籍，談?wù)摃ㄕ咭圊r。略懂中國書法史者皆知，明代刻帖流行，『帖學(xué)』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二王』、唐宋元諸賢之楷、行、草書成為明人學(xué)書典范。隸書因其已退出實用舞臺而從宋代以后即日趨沉寂，鮮有能者，明時亦然。偶有書寫隸書者，亦以唐隸為尚，師法不古，雖有自稱取法『漢隸』之說，亦是以《熹平石經(jīng)》《受禪表》等平正、規(guī)整者為主，即使《張遷碑》『文辭字畫并古雅』，也并未入明人之『法眼』。文徵明雖以書名世，掌領(lǐng)明代書壇數(shù)十年，亦難脫離時代之束縛，其未論及《張遷碑》，亦在情理之中。對《張遷碑》書法大加贊譽，須到清代『碑學(xué)』興起之時，對比明、清時人關(guān)于《張遷碑》的題跋，我們就可以明晰其中之差別，此不贅言。


　　綜而論之，就《張遷碑》在明代之流傳問題，尚無明顯可疑之處。程章燦先生即以『志疑』為名，已先入為主，致有疑鄰竊斧之嫌也。

　　三 《張遷碑》的保存

　　從文獻記載來看，《張遷碑》自發(fā)現(xiàn)之后，一直保存在東平州儒學(xué)（今東平縣城東北隅大學(xué)街文廟舊址）明倫堂前。日軍侵華占據(jù)東平時，曾對《張遷碑》垂涎三尺，但因碑體過大，難以搬運，又屈于抗日軍民的壓力，沒有盜走。然因戰(zhàn)亂兵災(zāi)，文廟內(nèi)一些房屋倒塌，《張遷碑》被埋于土石之中。一九五六年，東平縣政府撥?？?，將《張遷碑》從廢墟中挖出，移立東平縣人民政府禮堂后，建碑亭保護，定為省級重點文物。一九六五年，泰山管理處將《張遷碑》運到泰安岱廟，立于炳靈門內(nèi)左側(cè)面北，外置玻璃罩保護。一九八三年，又移至岱廟修復(fù)的東廊房內(nèi)，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直到今日。


　　方若《校碑隨筆》曾云：『海豐吳氏藏「東里潤色」四字未泐本，惟「東」字少損，「潤」字「門」處少損。光緒十八年壬辰毀于火，常熟翁氏摹刻之，神氣全失。』此語引起歐陽輔的誤解，其在《集古求真》中云：『光緒十八年石毀，拓本漸可貴重，常熟翁氏有翻刻本?！缓髞碛衷凇堆a正》中予以糾正：『前據(jù)《校碑隨筆》所云，石已毀，翁氏有重刻本。今估人多持拓本求售，石肆亦多有之。審其形跡，實拓自原石，追問估人，俱云石在，故售價亦廉。翁氏亦未重刻，因石印《翁松禪手札》中有「臨摹此碑」之語，吳氏遂以為模刻爾。』


　　讀方氏跋文可知，其所謂『毀于火』者，實是吳子苾所藏之拓本，與原碑無關(guān)。翁同龢也確實有《張遷碑》木刻鉤摹本傳世，翁氏于其后跋云：『壬辰秋（光緒十八年）聞吳萸生家火，藏書悉毀，此碑亦燙為灰塵，吾意欲以鉤本錄鋟諸木，留真影與人間也。』又跋云：『吳子苾藏本從李印若假得，用油素雙鉤?！粴W陽輔未細讀方若原文，斷章取義，卻歸咎于方氏，已為無理；而又求證于賈人，以表其嚴謹，又致『翁氏亦未重刻』之誤，一錯再錯，令人噴飯。


歡迎訂閱《榮寶齋》2015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