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烈火——記伯恩斯坦（下）

周原樵翁 2018-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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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一條令我沉迷的河流，但我就是河流,

時間是一只使我粉身碎骨的虎，但我就是虎，

時間是一團吞噬我的烈火，但我就是烈火。

——博爾赫斯

說到伯恩斯坦的抱負，自然不得不談到作曲。按他自己的見解，音樂的表達越模糊時反而具備了越強的表達屬性。音樂劇《西區(qū)故事》廣為人知，而兩部交響曲——“耶利米”和“焦慮的年代”，或者《彌撒》所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身為美國人，無畏的伯恩斯坦希望借助樂譜來真正成為時代的一份子，而不是當一個理所當然的旁觀者。他的廣大人氣很多程度上也源自這樣的進取態(tài)度。凡是看過紀錄片《音樂的天賦》，都會記住一個鏡頭：1977年，柏林的一次新聞發(fā)布會上，他承認自己與所有作曲家一樣，一生都在努力創(chuàng)作著“同一支”曲目——只是每次在以不同的方式進行，以期獲得不一樣的語匯和深廣度罷了。而他窮其皓首的目標是表現：我們這個年代因危機而產生的掙扎，準確地說那是一種“信仰的掙扎”。

　　現代音樂的變革畢竟艱巨，在一條大的時代溪流中穩(wěn)固自己的立場，多少得冒著一些爭論前行。以今天的標準看，拼貼或綜合化的作曲風格可能無甚稀奇，但當時即便是以他的影響力，也并非所有的輿論都會接受。伯恩斯坦的《第二號交響曲》“焦慮的年代”是由鋼琴獨奏的交響曲，他將奧登詩歌原作的意象進行了古怪的切分，像是一面能折射1940年代黑暗面的多棱鏡?；谏淘骶竦摹段鲄^(qū)故事》廣受歡迎之后，才有了70年代初糅合了音樂劇、靈歌與爵士色彩的《彌撒》。

　　伯恩斯坦的《彌撒》，與傳統(tǒng)意義之彌撒實在相差太多。不若說，更像是一次對“所謂的美國性到底是什么”的試探性問詢。歷來的批評家，談到當代音樂，總會提到創(chuàng)作者的“一廂情愿”，甚至引用赫爾岑的那句話“有些人自己還在牢籠中，卻妄圖解放別人”來形容。質疑也好，影射也好，含蓄也好，尷尬總歸揮之不去。那樣的音樂能夠且將要承載西方音樂的靈魂和薪火嗎？怕很不容易了。從伯恩斯坦最早的創(chuàng)作伊始，大約并非想去解放誰，而旨在證明他能從不同的音樂風格樣式中汲取力量，以一種實實在在的體系創(chuàng)造來抓穩(wěn)本土的素材來源——作曲者的成就高低未必要與歐洲的往日牢牢掛鉤，無妨試著寄托于當下之世界？

　　大師從來對自己不滿足。紀錄片中的他坦言，最早一部交響曲《耶利米》（1942年，當時他24歲）的結尾處所呈現的平和更像是一種慰藉，而非信仰危機的“真正解決”。很多時候我會想，人究竟是不是通過對困難的疏密與解決與否，來判斷、定義與升華自己時間與生命的質量？否則真是很讓人驚奇，像是無法解釋伯恩斯坦從來就沒有消失、減弱與停頓過的能量究竟來自何方。

　　當然，我時常也會有些悲觀地設想：曾經才華無與倫比的人們啊，他們會帶著幾多不堪重負的光環(huán)度過垂垂老矣的晚年？但愿這是多慮。我還記得人們傳言過關于理查·施特勞斯的一個小故事。故事里，大作曲家在慕尼黑的法庭上被要求“自我內心檢討”，并在瑞士經歷了精神世界的潰堤。他的晚年是在環(huán)境絕佳的瑞士度過，但據說，除了參加少數活動外，基本不離開自家院子，有時“會對著花朵說話”。比較觀察，伯恩斯坦的晚年，倒真選擇了有如猛虎一樣的逝去方式。

　　再說說被染上了些傳奇色彩的坦格爾伍德（Tanglewood）告別音樂會（DG編號：4317682）。此晚音樂會上，伯恩斯坦選擇布里頓（選自《彼得·格里姆斯》（Peter Grimes）的）四首間奏曲與貝多芬《第七號交響曲》，理由是，在1947年的坦格爾伍德，他首次與波士頓交響合作演出了貝七。四十年代初期，伯恩斯坦在坦格爾伍德音樂中心跟隨的導師，正是赫赫有名的庫塞維茨基，戰(zhàn)時他長期在庫氏身邊作助手，并貢獻了諸如布里頓的《彼得·格里姆斯》等重要的現代劇目的在美首演。于是“告別音樂會”上的一切，皆用以印證他的這句話“我的結束，就是我的開始。” 事實上，后來，他在坦格爾伍德的課程還帶出了不小的一批優(yōu)秀指揮家與音樂家。按照時間走向，我們還能這么猜測：對馬勒音樂發(fā)展趨勢的預估，也極有可能是在他坦格爾伍德時期起步的。

　　那天的貝多芬《第七號交響曲》，雖然我覺得精彩程度有限，不過可能有了些命運的色彩，仍然顯得那樣與眾不同。人們耳熟能詳的“萊尼舞蹈”遽然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長時間的肅穆與莊重。交響曲的中段他幾乎精疲力竭，而第三樂章則基本是喘著氣，背靠在指揮臺上完成的。此時的觀眾，好像不再關心貝多芬在總譜上寫了什么。最后，根據他們的回憶：指揮家“虛弱地微笑了一下，就離開了舞臺”。1990年的伯恩斯坦，體力大不如前，剛取消好幾場既定的演出。

　　人們不是毫無準備，但72歲時火焰一下子熄滅，依然震動四方。那是1990年10月14日，突發(fā)的心臟病。得知消息后，整個媒體都沒緩過神來。伯恩斯坦曾與智利女演員費麗西亞·蒙提萊格勒結過婚，但同性戀傾向對婚姻并無助益。兩人分開幾年后，費麗西亞去世了。離開她這件事，便從此讓伯恩斯坦懊悔不已（他那枚莫扎特《安魂曲》錄音即為紀念亡妻而作）。他們留有個三個孩子。

　　既然說到了死亡，我想到了另外一樁事情?？v然錄制過無數次的馬勒，但伯恩斯坦對深度不遜色的布魯克納和理查·施特勞斯，所給予的關注一直不高，瓦格納呢也僅存一套《特里斯坦和伊索爾德》（Philips）。幾部交響詩留在了黑膠載體上，均未被轉制，更無《死與凈化》與《變形》等的演繹留下。那么，伯恩斯坦究竟會怎么看待才華個性同樣超凡脫俗、對生死理解仿佛也更透徹的布魯克納、瓦格納與理查·施特勞斯呢？有一回，活躍在樂壇的荷蘭人范·茨維登（Jaap van Zweden）談到了他年輕時見到伯恩斯坦時留下的印象：“即便有時亢奮過頭，但那樣的馬勒《第九交響曲》啊，一切都在對的位置上！他非是在指揮馬勒，不如說，他‘變成’了馬勒。”

　　我當然也很好奇，在數字傳播條件已近冗余，誰都愿意在電臺或媒體講個幾集以取得更大范圍影響力的今天，個性十足的伯恩斯坦，還愿意隨大流嗎？他會不會選擇干脆放棄對經典的普及，轉身探回到現代作曲的洪流，默默地開始一場矛頭指向自身思維的革命？如此一來，興許這世界還會多出一部比《西區(qū)故事》或第二交響曲更成熟的東西？而今怕是找不到一份確鑿答案了吧。不過既然一個人愿意成為烈火，自然就沒有了計算對錯的意義，在他或她身上期待一種貌似正確的時代標準就更是荒謬。無可替代的萊尼，他所能做的唯獨只有燃燒，一直地燃燒。

精彩回顧：我就是烈火——記伯恩斯坦（上）

　　萊奧納德·伯恩斯坦是二十世紀美國古典樂壇最杰出的代表，他集鋼琴家、指揮家、作曲家及音樂教育家于一身，帶來了無數精彩的音樂演繹和令人難忘的經典唱片。伯恩斯坦逝世后，在電視導演與制作人霍爾菲爾德的構思與執(zhí)導下，于1993年年底推出了這部描述其多重角色的紀錄影片，由傳奇老牌女星、伯恩斯坦多年的友人洛琳?白考爾擔任旁白。影片除了包括大量伯恩斯坦生前演出、采訪與教學的精彩片段，還有1959年帶領紐約愛樂赴莫斯科演出的珍貴畫面，是深入了解伯恩斯坦不可缺少的珍貴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