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日本文人村松梢風第一次來到中國，來到上海。他是自明治維新以來，眾多涌向中國的日本人中的一員。

村松梢風在上海游覽了最繁華的街區(qū)，混跡于各式娛樂場所，還從上海出發(fā)去蘇杭旅行。

在他的筆下，可以看到大世界、新世界、卡爾登、一品香、跑馬場等舊上海知名地點，南京路、福州路等許多今天依舊在使用的街道。

梢風并不是一個走馬觀花的旁觀者，而是積極地與這里發(fā)生諸多交集，比如，他與創(chuàng)造社的田漢、郭沫若、郁達夫等來往密切，一起逛街聚餐，留下了對這些中國文學家直觀生動的描繪；他還在劇院認識了中國的京劇演員、一度與梅蘭芳并稱的綠牡丹黃玉麟，并促成了后者的赴日演出，這也是近代梨園史上少有人知的軼事。

梢風對上海的印象，直觀地濃縮在“魔都”這一詞匯上。梢風本人并未對“魔都”作出準確的定義，就其文字來看，“魔都”主要體現(xiàn)了他前后不同時期對上海感觀的演變，即向往—批判—沉溺的過程。

來中國之前，梢風對上海充滿了無盡的向往和憧憬。當他乘船溯入揚子江時，感到“無限的親切、喜悅、感激等諸般心情”。

上海居住一段時間后，梢風受到了上?，F(xiàn)實狀況的極大沖擊，對上海的描述具有一定批判性：在上海文明繁榮的背后充滿了犯罪、黑暗和秘密；上海是一個自由的空間，其政治、法律等多方面并不從屬于一個獨立的國家，顯得自由和無約束。

或許是由于梢風本人的浪蕩天性，再加上上海的獨特魅力，他很快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發(fā)出了類似歡喜的叫聲”，在不知不覺中被這種魅力吸引了過去，產(chǎn)生了一種贊美和憧憬的心緒。而當他第一次離開上海時，感受到的是一種結束了異域探險的探險家的心情。

就目前所知，將上海稱為“魔都”最早就是在梢風的《魔都》里。從梢風的表述推測，可能當時已有把上海稱為“魔都”的說法，比如梢風在文中提到，“來過上海的人往往將其稱之為魔都”。但是，梢風所使用的“魔都”包含了他自己對上海的豐富感觀，具有新的內(nèi)涵。而他自己沒有想到，他開創(chuàng)性地使用的這一詞匯，在近百年后竟然在中國再度流行。

《魔都》在日本出版后，“魔都”這一提法在日本逐漸得到了接受，散見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日本著作，如堀田善衛(wèi)的《在上?！?。

隨后，這種提法可能一度沉寂，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再度興起，如1986年出版的《上海魔都文學》（中國稀書研究會、青木信光編，大陸書房），1995年的《魔都上海 十萬日本人》（NHK取材班編，角川書店）等。

尤其是在2000年，旅日學者劉建輝的著作《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的“近代”體驗》在講談社出版，書中專門介紹了村松梢風和《魔都》。1999年出版的《上海通史》也曾收錄《魔都》一書，將其視為研究上海史的史料。

從2000年開始，“魔都”上海的稱法越來越多地在國內(nèi)學術界出現(xiàn)。如王向遠教授在所著《中國題材日本文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中稱，“魔都”作為村松梢風的“造語”，成為了日本語中“上海的代名詞”，對日本人先入為主的上海印象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至于“魔都”的用法何時從學術界轉(zhuǎn)移至大眾領域，一時難以查證。但至少可以猜測，“魔都”在大眾尤其是年輕人群體中的興起，與互聯(lián)網(wǎng)、社交媒體的迅速發(fā)展不無關系，同時源自日本的二次元文化可能也提供了助力。

“魔都”在網(wǎng)絡上被頻繁使用，迅速變成了人們的日常用語，成為了上海的代名詞。這大概就是近十年的事情。但在此過程中，少有人清楚“魔都”一詞與村松梢風的關聯(lián)。

近百年前由日本人提出的“魔都”，在今天已經(jīng)被我們自覺地接受，變成一種新的城市認同。這其實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今天我們所使用的“魔都”，雖然指稱的也是上海，但其所指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變化。

今天的上海仍然承續(xù)著從前的魔性，比如連接本土與世界，文化上兼收并蓄，包容歷史與當下，包容挑戰(zhàn)與機遇。

舊上海的歷史面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巨大變化，作為國人的歷史記憶與經(jīng)驗，一直為今天的城市想象、文藝創(chuàng)作提供著思想資源，這構筑了對上海的城市認同，令外來者迅速接受，并向外蔓延，甚至指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