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中國古代城市
城市歷史地理是歷史地理學中人文歷史地理的一個分支，它研究的城市是地理實體。所謂地理實體就是指整個城市的地理基礎、地理特征和地理價值。城市的興起、發(fā)展與變遷離不開地理環(huán)境，這是眾所周知的。就是城址選擇，也要考慮具體的地理特點，即傍河還是靠山，背原還是面水，環(huán)湖還是沿河，平地還是丘陵等。有些是以單一的地理特征為主，有些則是多種地理特點共同起作用。城址的選擇對一個城市的發(fā)展是至關重要的，古代人在選址建城市時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既要考慮其地理優(yōu)勢、山水優(yōu)勢，又要考慮交通優(yōu)勢。
城市是社會發(fā)展的必然產(chǎn)物，是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必然反映。目前對城市出現(xiàn)的時代是有爭議的。一種意見認為：原始社會后期的龍山文化，就是中國城市出現(xiàn)的最早時代，因為考古上已發(fā)現(xiàn)了龍山文化的古城遺址，城就是中國城市的雛形，或早期的城市（杜瑜：《中國城市的起源和發(fā)展》，中國史研究 1983 年 1 期）。最近的考古材料披露在安徽省發(fā)現(xiàn)了距今 5500 年的城市，這個城址位于長江、淮河之間的巢湖流域，是一座繁華熱鬧的城市，養(yǎng)殖業(yè)、畜牧業(yè)、手工業(yè)初步形成規(guī)模。這一驚人的發(fā)現(xiàn)意味著中國城市文明的起源遠遠早于人們過去所作的估計，將使中華文明是由上下五千年延伸到七八千年。在此以前，學術界公認的中國最早的城市坐落在山東省日照市五蓮縣丹土村，距今有 4000 多年歷史。在這座古城里，既有大型宮殿、神廟等標志性建筑以及布局整齊的房屋、墓地，又有護城濠溝、手工作坊、集市和大批禮器，所以當之無愧是一座城市。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城市出現(xiàn)于原始社會的第三次大分工之后。城市是由市直接發(fā)展而形成的，市是城市的前身。第三種意見認為：中國具有真正規(guī)模的城市出現(xiàn)于春秋后期，戰(zhàn)國時才得到了廣泛地發(fā)展。我認為第三種觀點是成立的。
早期的城市是先有城后有市，是為統(tǒng)治階級設置的交易場所，到后來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在一些交通要道或人口集中的地方也形成了城市。這些城市并不一定筑城，日中為市就是具體的例證。
一、 中國古代城市的選址條件
中國古代城市的選址是很講究的，要考慮地形、交通、水源等因素。
廣闊的平原是建立一個城市的最優(yōu)先條件。因為平原地區(qū)自然環(huán)境優(yōu)越、地形平坦、交通方便、水源豐富、物產(chǎn)豐富，為城市的興起與發(fā)展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條件，因而中國早期城市一般均建在平原上。正如春秋時期范蠡對越王勾踐講的：“今大王欲立國樹都，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之都、四達之地，將焉立霸王之業(yè)”（《越絕書》卷八）中國最早的三大農業(yè)地區(qū)關中平原、成都平原、黃河中下游平原，也就是中國城市興起最早的地區(qū)。
便利的交通。這是城市建立的必備條件之一，城市是一個地區(qū)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之所在，因此城市必須建在交通方便之處，它是城市興起、發(fā)展的支柱和杠桿。中國早期城市無一例外。正如桑弘羊所云：“燕之涿（今河北涿州市）、薊（今北京市），趙之邯鄲（今河北邯鄲），魏之溫（今河南淄縣西南）、軹（今河南濟源東南），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今河南南陽），陳（今河南淮陽），鄭之陽翟（今河南禹縣），三川之二周（今河南洛陽東），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鹽鐵論·通有第三》）。充分說明了城市與交通之密切關系。
之所以選擇交通便利之處，就是因為城市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所決定的。中國早期城市大多為政治中心，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各國都城和秦以后各代都城都是在交通便利之處。秦都咸陽的建立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交通上的優(yōu)越，它比櫟陽要優(yōu)越得多，是東西交通的咽喉所在。
交通便利既有陸上的，也有水運的，商業(yè)城市只有具備了這個條件，才能帶來城市的繁榮和發(fā)展?！疤煜挛跷?，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如果交通不便利，就難于形成這種局面。
水資源也是城市建設中必須考慮的。水與人類關系太密切了，既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城市建設中必須講究的自然環(huán)境。有水城市才有生氣，古代城市和現(xiàn)代城市一樣，都講究在城中開辟水池，周秦漢唐時期的西安水源豐富，八水繞長安，城中有不少水池。
有利的地形也是古代城市講求的，易守難攻是建立都城的必備條件，西安之所以為十三朝古都，就是因為其地形是易守難攻，南、西、北均為山，東為黃河，函谷關、武關、大散關等環(huán)繞周圍。在七大古都中開封在地理形勢上是最差的。
古代在長期的實踐中也總結建設城市的經(jīng)驗?！豆茏印こ笋R篇》中云：“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因天材，就地利”。也就是說，城址選擇要注意地形高低得宜，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否則不是引水不便，就可能受到洪水威脅。而地形高低適宜，既可省去修筑溝防，又能引水方便，解決城市供水問題。考古發(fā)掘資料也證明，最初的人們一般住在河流邊，后來逐漸向上移動，到第二臺階，第三臺階居住，這就是人們在修建城市過程中不斷總結經(jīng)驗而得出的結論。
在古代城市中還有不少城市因各種原因而遷徙的。這其中有城址選擇不當?shù)?，也有為了選擇更好的城市而放棄前城的。選址不當?shù)谋憩F(xiàn)有的因水源難于解決而放棄，有些因沙漠威脅而放棄，有些則被河流圮毀或被湖泊漂沒。例如，位于陜北榆林靖邊縣的白城子，是十六國時期夏國的都城統(tǒng)萬城所在（后遷至甘肅平?jīng)鍪校?，唐宋時期是夏州城的所在。夏國當初建都時這里環(huán)境優(yōu)美，赫連勃勃當時認為這里是建都的絕佳之地。然而這里地下沙源豐富，一旦植被遭到破壞，勢必風沙漫延，成為沙漠區(qū)。到了宋代終因夏州深處沙漠之中，隨時都有被沙漠埋沒的危險，才不得不下令放棄。
新疆絲綢之路上的很多城市都因河流改道，沙漠化嚴重而被吞噬掉，如樓蘭、精絕、尼雅等。唐代的泗州城位于今江蘇盱胎縣北，為漕運咽喉，汴河與淮河在此相匯，商業(yè)十分興盛。明清兩代不斷加高高家堰，以抬高洪澤湖的水位，使洪澤湖迅速膨脹，淮湖也合為一家了。而位于淮河岸上的泗州城于康熙十九年（1680 年）終于被洶涌的洪澤湖所吞沒，淪入湖底。近年來，每當淮河流域天旱少雨時，洪澤湖水位下降，泗州城垛仍可露出水面。
而歷史上都城的遷徙也有不少，特別是在早期。夏、商、西周、春秋戰(zhàn)國最為顯著。這些都城之所以屢次遷徙，一方面是為了爭取更為有利的地理條件，是主動的。也有被動的遷都，那是因為被別的國家侵略而不得不遷都。
先是第一種情況，商代曾屢次遷都，直到盤庚遷殷才穩(wěn)定下來，在此以前有過十三次遷都，僅商湯之前就有八次之多。西周王朝從周原遷至灃，又遷至鎬，秦王朝都城從甘肅隴東遷至關中平原，又一步一步向東遷至咸陽，就是在尋找最好的地理環(huán)境及適宜于國家發(fā)展的有利條件。
周原所在不利于周王伐商，離東方前線太遠，環(huán)境又不如灃鎬一帶，而灃京不如鎬京開闊，受到灃河、靈沼河的限制，只有向灃河以東擴展才是正確之路。
西安附近的周秦漢唐都城也不在一地，從灃鎬到咸陽，從咸陽又到漢長安城，隋唐長安城又向東南發(fā)展，從整個發(fā)展情況來看，地理環(huán)境和其它因素越來越利于發(fā)展。如秦最早建都在渭河北的咸陽原上，由于用水、地形及對外發(fā)展的需要，到惠文王之后開始向渭河南發(fā)展，形成了“渭水貫都，以像天漢”的秦都城，而且欲以阿房宮代替渭北的咸陽宮。
西漢王朝建立后，在原咸陽都城渭河以南部分重建，而放棄了渭北，應該說漢長安城與秦咸陽關系密切，長安一名本是秦都咸陽中的一個鄉(xiāng)名。建都于渭河南比原咸陽水源豐富，地形高低適宜，平原開闊。
由于秦嶺山脈在西安城南折向東北去，造成西安地區(qū)的地形東南高而西北低，因而發(fā)源于秦嶺山地的灞河、浐河、潏河等均受到這種地形影響，縱貫西安東南地區(qū)，趨向西北入渭。這些河流切割了西安市區(qū)的平原，使其成為東南西北向的長條形。比較而言，只有灞河與浐河之間的這塊平原最為廣闊，東西寬約 17 公里 ，南北長約 40 公里 ，以龍首原為分界線，形成南北兩個不同的地形單位。龍首原位于西安城北，呈西南東北走向，猶如一條龍臥在那里，故有此名。原頭高 20 丈，尾高 5．6 丈，東西長約 60 里。西安北門外的龍首村恰位于龍首原頂上。漢唐長安城就興起于龍首原的兩側。
龍首原以北地勢低平，向渭濱傾斜，漢長安城南倚龍首原，北瀕渭河，西臨潏河，東近灞、浐河，選擇了西安地區(qū)地勢最為平坦的一塊，為修建規(guī)模龐大的都城提供了優(yōu)越的地理基礎。它既可以在龍首原上設置宮殿，又有廣闊的平地布設居民區(qū)，同時又能從西南方面引交河、潏河解決城市供水問題。整個地形由南向北微微傾斜，直達渭河之濱。因此從城西南引水，可以縱貫全城，自流而北，排入渭河。這不僅對城市自流供水十分有利，而且對防汛也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當然漢長安城受到北邊渭河和南邊龍首原的制約，也對漢長安城的發(fā)展帶來了一些不利因素。漢長安城的北墻缺其西北角，呈西南、東北走向，就是受到渭河流向制約的結果，城市供水也只能從西南方向，就是受到龍首原的影響。
隋王朝時，都城向東南遷移，之所以如此，與長安城的用水有關系，由于長安城東南為龍首原，所以從東南方為長安城供應水不容易，而隋王朝建都于龍首原之南，這樣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另外，隋王朝之所以未用漢長安城還與風水有關系，隋王朝都城的設計者宇文愷除考慮其它因素外，還考慮到在龍首原和少陵原之間大致有六條東西向的高坡有關系。因為宇文愷以《周易》的乾坤理論作為新都設計的指導思想，就一定要在現(xiàn)實地理環(huán)境中找到對應物，這就是“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隋書·高祖紀上》）宇文愷把龍首原以南的六坡視為乾卦之六爻，并從北向南按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的順序排列；布設各種建筑物，使現(xiàn)實地形與理論化的設計思想達到奇妙的統(tǒng)一。在總體布局上，宮殿位居最高，具有高屋建瓴、統(tǒng)攝全城之勢，次為政府機構（皇城），再次為寺觀和官僚住宅，最下層才是一般居民的住宅（里坊區(qū)），正如《元和郡縣圖志》所云：“隋氏營都，宇文愷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條高坡，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宮殿，以當?shù)弁踔?；九三立百司，?應 君子之數(shù)；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及興善寺以鎮(zhèn)之”。從而體現(xiàn)《周易》的指導思想。經(jīng)過他的精心選擇，終于在龍首原與少陵原之間找到一個地形最為優(yōu)越，引水最為方便，又能體現(xiàn)《周易》乾坤理論的地理位置。隋唐長安城便建在這里。
其它地區(qū)的城市遷移也有類似情況，即尋找最理想的地方。
二、 城市的城墻
中國古代的城市大多建有城墻。城墻的誕生是人們?yōu)榱朔烙Ｔ缭谑非暗陌肫逻z址中人們?yōu)榱朔烙矮F的侵襲和其它部落的騷擾，就在自己的居住區(qū)的周圍挖掘深溝，以保障自己的安全。
中國的城墻起源于原始社會中后期，即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時期，據(jù)文獻記載：“鯀作城郭”（《世本·作篇》）“鯀筑城以 衛(wèi) 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吳越春秋卷 5 》），考古發(fā)掘已證實了文獻記載的正確性。山東章丘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中首先發(fā)現(xiàn)了完整的古城，該城南北長約 450 米 ，東西寬約 390 米 。類似的古城在考古上已發(fā)現(xiàn) 50 多個。
夏商周時期的城墻更為普遍，商代不僅都城有城墻而且諸侯也有城墻。在商代的偃師商城、鄭州商城有，在諸侯國的有湖北盤龍城和山西夏縣埝掌鄉(xiāng)東下馮古城等。
鄭州商城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最大商城，整個城址被鄭州市占壓，經(jīng)過部分鉆探和發(fā)掘，城墻周長 6960 米 ，面積達 3．02 平方公里。
西周的豐鎬城墻還未找到，但規(guī)模絕不會太小，據(jù)《周禮·考工記》記載：“西周的國都城墻長達 13000 米 ，面積達 10 平方公里左右。
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筑城最多的時期之一，也是中國歷史上城市大發(fā)展的時期，由于這一時期戰(zhàn)爭頻仍，筑城也最講究，城墻越筑越高越大，既有城又有郭，特別是戰(zhàn)國七雄的城墻更是龐大。但秦都雍城、咸陽至今未發(fā)現(xiàn)郭的遺址。其原因為：①秦人本身是一個開拓性的民族，一向以統(tǒng)一天下為已任，隨著商鞅變法以后，國力日益強大，軍事上接連取得勝利，山東六國已無力招架，戰(zhàn)爭均在山東六國的土地上進行，因此沒有必要修建郭城。②秦都咸陽一直在擴張中，從渭北發(fā)展到渭南，還要繼續(xù)擴展，這是由秦人好大喜功的特點所決定的。所以也無法修建郭城。
漢長安城的城墻迄今仍能看到一些遺跡。城墻周長 25700 米 ，墻基寬 12 —— 16 米 ，高度達 12 米 以上，既有城又有郭，布局整齊，城內有五大宮，城外還有一個建章宮。每邊有三個城門。這種都城形制一直沿續(xù)到中國封建社會末期。
秦漢以后，中國的各級政區(qū)雖不斷變遷，但州縣政區(qū)逐步趨于穩(wěn)定。因而城墻隨著州縣政區(qū)設置多少而增加或減少。隨著筑城技術的提高，城墻的質量越來越高。
由于中國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筑城與建國同步進行，受到統(tǒng)治階級的重視。城墻是統(tǒng)治階級下令修建的，是為了統(tǒng)治者的安全。不管是什么形狀的城，土城還是磚城，都有具體的位置和范圍，終于形成為城市。
城墻和護城河的作用無疑是為了保護統(tǒng)治者的生命和財產(chǎn)安全，在冷兵器時代確實也起到了作用，我們經(jīng)常能看到電影中從城外攻城時使用云梯等作戰(zhàn)工具，這是古代為了攻城而專門設計的。即使后來有了火炮，高大厚重的城墻仍然能夠抵御外來的侵擾。 1926 年春天，河南軍閥劉鎮(zhèn)華率所部鎮(zhèn)嵩軍十萬人西進禍陜，把西安城包圍得水泄不通。楊虎城、李虎臣鎮(zhèn)守西安，劉鎮(zhèn)華圍城達八個月之久，始終未能攻破西安城。這主要是因為西安城墻十分堅固，劉鎮(zhèn)華雖用大炮轟擊城墻，但由于火炮威力有限，城墻巍然不動。
城墻在維護城市秩序，免遭盜匪之禍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城墻猶如保護神，能使城市免遭禍難，中國古代各個城市都有城隍廟，以祁求城市的安全。
城墻在早期城市發(fā)展中的作用尤為顯著，但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城墻才逐漸成為限制城市擴大和城市發(fā)展的障礙。因為城市的范圍是固定的，而城市卻是不斷向前發(fā)展的，二者之間必然產(chǎn)生矛盾，秦都咸陽無外城就避免了這個矛盾，而漢長安城就出現(xiàn)了問題，因城墻內面積太小，不得不在城西又建建章宮，這必然帶來許多不便。
建國后有不少地區(qū)拆除了原來的城墻，如北京、南京等地，但現(xiàn)在都覺得當年拆除城墻是一個錯誤，因為這是古代勞動人民辛勤勞動的結晶，有極高的建筑藝術，有些已存在了數(shù)百年，甚至千余年，代表了各個時代的文化和建筑水平。因此我認為古代城墻是不能拆除的，要加以保護，西安的城墻、平遙的城墻是比較完整的，平遙古城還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chǎn)，帶動了旅游，推動了當?shù)亟?jīng)濟的發(fā)展。我們不要用拆除城墻的辦法而擴大城市，可以在古城之外另建新城市，不要破壞古城風貌，是我國古代的文化遺產(chǎn)得以保持，使千秋萬代的人能夠看到古人留下的文化瑰寶。
三、 城市的形狀
中國城市的形狀多種多樣，有方形、長方形、圓形、不規(guī)則形等。古代多長方形和方形城市?！吨芏Y·考工記》中記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九門，國中九經(jīng)九緯，經(jīng)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從記載來看，應是方形城市。魏國的安邑，魯國的曲阜，楚國的丹陽城、漢長安城基本都為方形。在省府州縣中，也有一些方城。由于這種城市對地形要求嚴格，必須有一塊廣闊平坦的平原作為基礎，故在城市形狀中不占主流。
長方形城市比較多，既可為東西向，又可為南北向，但作為都城來講，一般為南北向長方形或方形， 楊寬先生提出秦漢時期都城是向東的，這是不正確的，無論秦的都城咸陽，還是漢長安城，均為向南而立。
在南北向的都城中，以東漢洛陽、東魏、北齊鄴都南城、元代大都城作為代表。東西向的都城以隋唐長安城最為具體，唐長安城東西長 9721 米 ，南北寬 8651 米 ，周長 36700 米 。明清時期的西安城，東西長 4200 米 ，南北寬 2650 米 ，周長 13700 米 ，也為東西向長方形。
圓形城市比較少，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圓形城市，是受原始社會圓形房屋或天圓地方觀念影響。在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圓形房子占有很大比例，城頭山古城也是圓形的。江蘇省常州市西南的周代淹城，就是由三道城墻、三道護城河構成的圓形城市，為西周時期的，分王城、內城、外城。王城周長 500 米 ，呈方形。內城周長 1500 米 ，為不規(guī)則圓形。外城周長 3000 米 ，也是不規(guī)則圓形。三道城墻均有護城河，只有一個旱路城門。且不在一個方向上。
圓形城市多在南方，北方甚少，這是因為南方多水，地形受限制，河流且多彎曲，是因地制宜、利用自然環(huán)境的結果。
不規(guī)則形城市指城市的形狀既非方形、長方形，又非圓形，而是隨意性比較強。是受河流與地理環(huán)境的影響，沿河形成，隨意展開。在這類城市中，沿河發(fā)展的城市如江西的景德鎮(zhèn)、湖北的沙市，有些則位于兩河交界處，如重慶、湖北武漢等。重慶是一個典型的不規(guī)則城市，位于長江與嘉陵江交會處的一個半島上，城市建于山上，被稱為山城，是受山地和河流的影響，現(xiàn)在的重慶市更沿嘉陵江和長江發(fā)展，愈加不規(guī)則。
到了近代，隨著城市的大發(fā)展，多變?yōu)椴灰?guī)則形城市。
第二節(jié) 中國古代都城
一、中國古代都城的平面布局
中國古代的都城有 100 多個，但主要都城則為西安、北京、洛陽、開封、南京、杭州、安陽，被稱為七大古都。建都時間最長的是西安，已超過 1 千年，達 1077 年。建都的王朝也最多。有西周、秦、西漢、王莽、隋、唐六個統(tǒng)一王朝，還有劉玄、赤眉、東漢（后期）、西晉（后期）、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黃巢、李自成等十二個王朝政權，西安還與意大利羅馬、埃及開羅、希臘雅典，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被稱為世界五大古都。北京有十一個王朝，共 903 年。洛陽有十四個朝代，共 885 年。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共 450 年，開封 366 年，安陽 351 年，杭州 210 年。內陸全國共有 15 年以上的都城 53 處，共有 172 個王朝或政權。 15 年以下的有 79 處，共有 90 個政權，周邊民族共有古都 47 處。
西周的豐鎬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規(guī)模宏大、布局整齊的都城。關于其中平面布局，迄今考古工作收效不大，未能作較多的工作，但從《周禮·考工記》一書得知西周的豐鎬的平面布局，這就是“匠人營國、方九里房三門，國中九經(jīng)九緯，經(jīng) 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是非常規(guī)整的都城。
豐鎬的平面布局是否如《考工記》記載的一樣很整齊，還有待于考古發(fā)掘來證實，不過從東周王城的平面布局和后來中國都城總體布局的特點看，其記載是正確的。西漢長安城、元明清的北京城都是面朝后市。尢其是元代的大都城，就是完全按照周禮的原則設計的。
漢長安城位于西安市以北的漢城鄉(xiāng)一帶。城周長 25700 米 ，總面積 36 平方公里。已找到了十二個城門的具體位置，每面三個城門，每個城門有三個門道，每個門道各寬 8 米 。由各個城門通向城內的街道，都以三條平行的街道組成，街道的寬度 45 米 ，中間一條寬約 20 米 ，兩側各寬 12 米 。中間一條為“御道”或“馳道”，是專供皇帝使用的，連皇太子也不能橫絕，最長的一條大街長達 11 里。漢長安城內有 160 個閭里，“居室櫛比，門巷修直”。據(jù)說長安有九市，主要在橫橋大道兩側，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
長安城中有五大宮殿區(qū)，即未央宮、長樂宮、北宮、桂宮、明光宮，占整個城內的一半地方，后因城內面積太小，還在城外西邊修了建章宮。
漢長安城的平面布局符合《周禮·考工記》的基本原則，即南部為宮殿區(qū)，北部為市場、居民、手工業(yè)區(qū)，十分整齊，應該說它第一次體現(xiàn)了《周禮》規(guī)定的城市布局原則，所以西漢都城及其以后都城能循《周禮》的規(guī)定，與西漢以后實行“獨尊儒術”的政策有關系。西漢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國統(tǒng)治思想中占主導地位，不會不影響到都城建設的布局。
東漢洛陽城面積為 11 ． 16 平方公里，比西漢長安城要小得多，城墻寬 14 —— 30 米 不等，也有十二個城門。南墻 4 門，北墻 2 門，東西兩邊各 3 門。大夏門規(guī)模最大，有三個門洞，其它只有一個門洞。
宮殿占據(jù)全城的主要位置，東漢洛陽有南北二宮，位于全城的中部地區(qū)，兩宮相距 1 里，有復道相通。經(jīng)濟活動中心集中在三市，即金市、馬市和南市。
曹魏鄴城位于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 35 里處。由于漳河南移，其城址大多已被沖毀。《水經(jīng)注》對鄴城有詳細記載，是東西向的長方形都城。從其布局來看，在中國都城史上有重要地位，也開創(chuàng)了中國城市平面布局的新規(guī)制。首先表現(xiàn)在宮殿、官署、市場、居民區(qū)各劃定一定區(qū)域，井井有條，比漢長安城的布局要整齊得多；其次是宮殿北移，有丁字形干道布設于宮殿之南，有了明顯的中軸線，為中國城市的對稱布局樹立了樣板。第三是園林占有城內廣大地區(qū)，把園林建設擺在城市建設的重要地位。
六朝建康城，是指建都于南京的孫吳政權，東晉政權和南朝的宋、齊、梁、陳政權。建康即南京市，孫吳時稱建業(yè)，東晉、南朝稱建康。今日南京市最早稱金陵邑，據(jù)說楚滅越后，為鎮(zhèn)壓王氣，埋金以鎮(zhèn)之，故名金陵。
六朝的建康城位于今玄武湖以南地區(qū)，為孫吳所建，孫權自武昌（今湖北鄂州）遷都秣陵，改為建業(yè)，即建功立業(yè)之意。諸葛亮使吳至建業(yè)，稱此地“鐘山龍盤，石頭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由于孫吳建業(yè)城和東晉建康城均恃大江為固，并未建成堅固的城墻和城門，直到南齊時才有所改變。
隋唐長安城。隋時稱大興城，唐改名長安城。唐長安是一個南北略窄、東西略長的長方形，非常規(guī)則和整齊，和漢長安城一樣，東西長 9721 米 ，南北寬 8651 米 。
其平面布局整齊，東西對稱，有中軸線，向左右沿展，以宮殿的承天門、皇城的朱雀門和外郭城的明德門為南北一線，為中軸線。宮殿是全城的核心，位于城內北部中央，周長 8600 米 ，面積 4．2 平方公里。
皇城緊在宮城之南，周長 9200 米 ，面積為 5．2 平方公里，承天門大街把皇城分為東西兩半，所有建筑物也是以它為中心東西對稱分布。
外郭城是一個大長方形，周長 36700 米 ，面積 84 平方公里。完全采取棋盤式對稱布局。城內東西 14 條大街，南北 11 條大街，把全城分割成大小不等的 110 坊。諸坊均有高大的圍墻環(huán)繞，一般都開辟東、西、南、北十字街，四面各開一個門，除過特殊情況外，不準再向大街開門。坊門啟閉有時，每天夜間街鼓鳴后，行人必須回到坊內，否則就是犯夜，會受到巡行武士的嚴厲懲罰，甚至于杖殺。
唐長安城內經(jīng)濟活動中心就在東西兩市。也完全按照東西對稱的格局布設，東市位于皇城東南角（今西安交通大學西邊），西市位于皇城的西南角（今西北工業(yè)大學的西邊），兩市各占兩坊之地。西北大學在太平坊內。
唐長安城的宮殿有三組，即宮城中的太極宮，龍首原上的大明宮和春明門內的興慶宮。由于方位的差異，一般稱太極宮為西內，大明宮為東內，興慶宮為南內。
唐長安城由于從東西兩側引水進城，城內環(huán)境絕佳，在宮城中有東、西、南、北海，有山、水池。在大明宮北有太液池，在興慶宮有龍池，在西市有放生池。在城東南角有曲江池等等，使城市富有生機。
北宋都城開封分內外三重，即外城、里城和宮城。
北宋開封仍延用坊制，但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市坊里制度終于崩潰，封閉性的坊已被沖破，居民區(qū)與市場混一的城市制度逐漸形成。由于坊制的崩潰，宋代在城市管理上開始設置廂，即按地段、街道實行管理。合計 17 廂 134 坊。出現(xiàn)了坊市合一的現(xiàn)象。坊市合一不僅是東京開封城的一大特點，也是中國城市發(fā)展史上劃時代的一大變革。在中國城市發(fā)展史上，“坊”的前身“里”起源于商代，是人們按血緣關系和職業(yè)分工聚集而居的單位。先秦時期里周圍有圍墻，呈封閉狀態(tài)。到漢代出現(xiàn)了與“里”職能相同的“坊”。從春秋到隋唐實行“閭里”或“坊里”制度，把城內居民區(qū)劃分為許多坊里。坊里內有街巷，四周用高墻圍起來，各有長官負責管理。漢長安城中有 160 個閭里。閭里之內，室居櫛比，門巷修直。里的四周有墻，每墻都有門，傍晚街鼓一停，居民就不能上街走了。唐長安坊有 110 坊。和西漢差不多。
北宋初年雖仍設東、西市，但市坊崩潰后，市場完全沿街道布設，《清明上河圖》反映的是北宋都城開封市場繁榮景象。延續(xù)了兩千多年的封閉式管理徹底崩潰，變成開放性的商業(yè)街。標志著新興市民自由貿易經(jīng)濟在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中占據(jù)了重要地位。紙幣交子之所以能出現(xiàn)于宋代，實質上是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的產(chǎn)物。
元朝的大都城位于今北京市區(qū)，今北京內城及其以北地區(qū)也就是元代的大都城。為南北向長方形。周長 28600 米 ，面積近 50 平方公里。這是劉秉忠依據(jù)《周禮·考工記》的理想制度設計的整體劃一的都城。其總體布局是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由于北京地區(qū)寒風凜冽，北墻只開兩門，其它三面均開三門。
大都的居民區(qū)仍稱坊，據(jù)說共有 50 坊。居民區(qū)主要以胡同命名，整齊地排列在南北向大道的兩側。胡同一詞起于元大都。經(jīng)考證，即蒙語“水井”的意思。胡同中的居民點大體上也是四合院式的庭院。
元大都的平面布局整齊劃一，是繼唐長安城之后又一個規(guī)模宏大、布局非常規(guī)整的都城。而且三宮鼎立，與風景區(qū)相結合，獨具匠心，充分利用了一些有利的地形條件，顯得雄偉壯觀，莊嚴大方，特別應該提到的是郭守敬開辟水源，成功地解決了城市供水和漕運問題，在中國城市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南京城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城，明初定都南京后即開始興建，把南唐的江寧府城加以擴展，建成規(guī)模宏大的南京城。分為宮城、皇城、京城、外城幾部分。
京城即今南京城，為南北長、東西窄的不規(guī)則形，南北 20 里，東西 11 里多，周長 67 里，面積 55 平方公里。有 13 個門，南 3 門，正門為陽門。西 5 門，東 1 門，北 4 門。城墻用大石條奠基，完全用青磚包砌，這在古代城墻中開了先例，在此之前均為夯土城墻，今天看到的磚城墻均是明清時期及以后的。
宮城也名紫禁城，設置 6 門，即午門、左掖門、右掖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宮城之外為皇城，設置四門。明初為了南京城的安全，還修建了外郭土城，“因山控江”，把南京附近的所有高地都圈入城內，“周回 180 里，別為 16 門”，實際以大約 120 里左右。
明成祖永樂元年（ 1403 年）改北平為北京， 1406 年開始籌建北京宮殿城池。 1421 年完成，歷時 15 年，正式定都北京。明代的北京城也就是元大都城的改建，北墻南縮 5 里，南墻向南擴展出 2 里，成為東西向的長方形，重修了宮城和皇城， 1553 年，又修筑外城，僅筑城南側一面。至此，北京城的基本輪廓已經(jīng)構成，即宮城、皇城、內城和外城。
宮城即紫禁城，也就是現(xiàn)在北京的故宮，位于內城中部偏南地區(qū)?；食窃趯m城之外。
總而言之，中國古代都城平面布局大體上具有以下四個特點：
第一， 整齊劃一，以《周禮·考工記》為指導思想，尢以鄴城、長安、北京最為明顯。
第二， 中軸線縱貫全城，建筑對稱分布。
第三， 以宮殿為主體，皇宮占據(jù)全城的要害部位，不是居中，就是占據(jù)高地，而且有宮城相護衛(wèi)，使皇宮成為全城的主體，宮城不僅與居民區(qū)分離，而且宮城的布局也以正殿為主體南北伸延或向四面展開，井井有條。
第四， 宮殿都建筑在高臺上。這除了具有防潮的功能外，主要是占據(jù)制高點，維護皇宮的安全和顯示皇權的至高無上。
二、歷代的陪都
中國古代的王朝或政權有不少在都城之外，還建置若干陪都。設立陪都的原因有多種：有的是為了便于各方的朝貢，如西周經(jīng)營雒邑就是因為其地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貢時道里都能夠均衡（《史記·周本紀》）。曹魏建立政權后，建有五都，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所居，長安為西京之遺跡，鄴為王業(yè)之本基，故號五都”（《水經(jīng)·濁漳水注》）。其后武周政權以并州為北都，也是因為并州為王業(yè)的始基。也有以前都城為陪都的，后梁以唐的東都為西都，后唐以京兆府為西京。也有的王朝因都城遷徙，便以舊都為陪都，明初都于南京，明成祖北遷后，仍稱之為南京，南京便為陪都。
陪都制度的確立始于西周時期，之所以建洛陽為陪都，除了上文提到的為了方便各方朝貢而外，鎮(zhèn)撫東方應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北周建都于長安，以洛陽為陪都，稱東京。隋繼北周后，也以長安為都城，洛陽為陪都，稱東京。唐時陪都最為復雜，增設廢省，因時而異。其僅以洛陽為陪都，約有二次，一次在高宋至武則天時，一次在中宗至玄宗時。五代時，梁、晉、周皆建都于開封，而以洛陽為陪都。陪都的建立有的多達四處，與都城并立，成為五都，甚至還有多至五處的，加上都城達到六處。這種五都并立的制度，前面已經(jīng)說過是肇始于曹魏之時。其后到唐代，曾經(jīng)兩次設置五都，第一次在肅宋至德二年（ 757 年）以蜀郡為南京、風翔府為西京，西京改為中京（西京指長安），玄宗天寶元年曾以長安為西京，以洛陽為東京，以太原為北京。這就成為五京。代宗寶應元年（ 762 年）復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
遼建置五京。遼的五京是陸續(xù)建成的，太宗以皇都為上京，升幽州為南京，改南京為東京，圣宗城中京，興宗升云州為西京，遂成為五京。上京臨潢府，在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京析津府就是現(xiàn)在北京。東京遼陽府，在今遼寧遼陽市。中京大定府，在今內蒙古寧城縣西，西京大同府，在今山西大同市。
金國曾建有六都，為上京會寧府，東京遼陽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中都大興府，南京開封府。
明初有三都，建都于南京，并以臨濠府（即鳳陽府）為中都。明成祖時（ 1403 年）遷都于北京，南京成為留都，中都并未廢除，因而也成了三京。
三、 形成都城的要素
其要素即自然環(huán)境、經(jīng)濟基礎、軍事形勢和社會基礎。
自然環(huán)境是形成都城的首要因素。所謂自然環(huán)境，至少應包括地形、山川、土壤、氣候、物產(chǎn)等方面，不同的都城在這些方面都有各自的特色。都城的所在地都離不開高山大川，這不僅可以便于防御外來的侵擾，而且河流還可以有利于和其它各地的交通。
經(jīng)濟因素在都城建立時也是必須認真考慮的。經(jīng)濟是基礎，如果沒有穩(wěn)定經(jīng)濟基礎。就不可能有任何好的上層建筑。一些王朝在建立伊始，還不至于考慮都城上層建筑的各個方面，卻需要立刻考慮都城中居住人員的吃糧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尋找適于糧食生產(chǎn)的地區(qū)，就地解決，但由于都城內人口眾多，僅靠附近地區(qū)是難于供應充足的，因此歷史上為了保證糧食的供應，從秦漢時期就開始用陸路和水路進行糧食的運輸，漢唐的漕渠把全國各地的糧食運到長安。元明清用京杭大運河把南方的糧食運到北京。封建社會后期之所以都城往東和南轉移，主要是由于經(jīng)濟因素造成的，即糧食運輸問題。唐時連皇帝吃糧也出現(xiàn)了緊張情況。
軍事是保障都城能否長期存在的至關重要問題，為了能保證都城的安全，必須尋找易守難攻之地理形勢，在地形上有利于防守，這樣的防守憑借當然是越多越好。西安作為都城就是這方面的典范。
社會因素也是不能忽視的。同樣是地方勢力，和王朝或政權的統(tǒng)治者相處合諧，不僅能使都城得以建置起來，對于王朝或政權的其它方面也會有一定的助力，反之則導致相反的結果。中國的王朝政權都城之所以大多在北方，與西北方少數(shù)民族的不斷南下和東侵有一定的關系，這是考慮到當時的社會因素的。同樣當游牧民族占據(jù)中原后，其都城大多在北方，以便于既控制農業(yè)區(qū)，又接近游牧地區(qū)。元和清之所以建都北京，就是考慮到與自己發(fā)展的根據(jù)地相近，便于聯(lián)系。
應該說形成都城的因素是復雜的。作為都城建立的地理環(huán)境因素中，還需考慮探求國土的中心點，尋求天下之中，利用交通沖要的位置，考慮對外策略，接近王朝或政權建立者的根據(jù)地等等。
四、 都城建設中對自然環(huán)境的利用、改造及其影響
前面已經(jīng)講到，選擇都城遺址時必須考慮地理環(huán)境的優(yōu)越性。另外還必須設置諸多的關隘和其它防御設施，以保證都城的安全。秦漢時期在都城周圍設置了很多關口，之所以有關中的稱呼，就是因為陜西中部這一塊地方處于諸關之中
關的防御設置早在戰(zhàn)國時期即已開始，函谷關是當時有名的關隘，在今河南靈寶縣北王垛村，位于弘農河的左岸，是當時秦國的東門，也是秦都城咸陽東面的屏障。當時秦國不僅東面有函谷關，在其它方面也有關，西面為散關，在陜西省寶雞市南秦嶺上，東南面為武關，在今河南省西峽縣西丹江附近。北面為蕭關，在今寧夏固原東南茹水河北，這些關分別拱衛(wèi)在咸陽、西安的周圍。這些關特別是函谷關在防止東方各國的西侵中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五國的聯(lián)軍多次打到此而無法攻入關中地區(qū)。這幾座關各自控制著一條通道。除散關位于秦嶺外，其余三座關不僅控制著所在的道路，而且分別是在所通過的道路峽谷斷落。函谷關位于崤函山地，經(jīng)過當?shù)氐牡缆肥且粭l典型的谷道。
武關是當時從西安西南進入楚國的主要通道，位于丹江旁的秦嶺南坡，蕭關在六盤山下、清水河的源頭附近，這是當時北方游牧民族向南進攻的要道。位于寶雞的大散關是為防止從西南來的干擾。為了保證萬無一失，往往在一些關鍵部位設置多重關隘，如峣關就在今藍田縣南，是為了防止武關失守后而增加的一道關，此關后來又叫藍田關。從蕭關南行進入關中須越過隴坻，在此又設立了一個隴關。
唐時為了保證安全，在全國各地設關 26 座，分為上中下三等，在都城長安周圍的有上關 5 座，中關 4 座。 5 座上關分別為京兆府的藍田關，華州的潼關，同州的蒲津關，岐州的散關，隴州的大震關。 4 座下關為京兆府的子午關、駱谷關和庫谷關，還有同州的龍門關。藍田關、散關都是秦漢時的舊關。蒲津關在今天陜西大荔縣廢朝邑縣東，這也是一座古老的關隘，西漢時已設立。潼關始置于漢魏之間，位于函谷關之西，因而代替了函谷關。大震關即就是隴關。其它四關，有三關均位于長安之南部終南山上，子午關在長安縣西南，庫谷關在今藍田縣西南，駱谷關在周至縣西南，龍門關在今陜西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側黃河之濱。
洛陽也和西安一樣，在東漢末年設置了 8 關。其實前面提到的潼關最初是為洛陽而設的，因為設置時間在漢魏之際，是為了防止西方對都城洛陽的侵擾，后來才被作為唐代東方的關隘。洛陽的 8 座關分別為函谷、廣成、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小平津、孟津。這里所說的函谷關已不是戰(zhàn)國設置的函谷關，已向東移至今河南新安縣東門外，是漢武帝時設置的函谷關新關。這 8 關分布于洛陽周圍。
北京是金、元、明、清的都城，金、元、清的統(tǒng)治者本身來自漠北和東北各處，故很少考慮從北方來的攻擊。明代卻不能不憑借太行山和燕山山脈，并設置了若干關隘，在北京西側太行山上設紫荊關和倒馬關，又于軍都山上設居庸關，就是所謂的內三關。在燕山山脈上設松亭關和山海關等。
在都城附近設置關隘，可以彌補地形防御上的缺陷，對保衛(wèi)都城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任何關口并非無所攻陷，這里面有人為因素在起作用。例如：秦王朝的函谷關、武關雖然堅固，但在秦朝末年階級矛盾尖銳情況下，劉邦首先從武關進入咸陽，后項羽從函谷關進入咸陽。類似這樣的例子很多。既然都城是全國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軍事中心，因此，交通對于都城顯得十分重要。歷代王朝和政權無不希望自己的政權能夠長期存在，以都城為中心建設通向全國的道路網(wǎng)成為歷代統(tǒng)治者必須解決的問題。交通既包括陸道交通，也包括水路交通。
早在西周時就已實現(xiàn)“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到秦統(tǒng)一全國后，秦始皇修建了通向全國的高速公路一馳道《漢書·賈山傳》記載：“（秦）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筑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于此”，這樣巨大的道路系統(tǒng)亙古有，當然秦以前的王朝國土面積也沒有這樣大。這僅是通向東方和東南的道路，通往西南、西北的道路也已建成，當時已“棧道千里通于蜀漢”。秦始皇一生五次巡視全國，第一次就是到西北，其余四次是到東南東北。在修建馳道的同時，為了對付北方匈奴的侵擾，還修了一條通往今內蒙古包頭的直道，即從陜西咸陽的淳化林光宮通到九原郡（在內蒙古包頭附近）。之所以稱為直道，就是因為這條道路畢直的緣故。
由上可見當時通往全國各地的道路，至少不下六條：一為東出函谷關而至中原各地，二為東南出武關而至吳楚等處，三為東北出臨晉關，過黃河至趙國和燕國的故地；四為北由林光宮而至北陲的陰山之下；五為西登隴山，而至隴西、北地；六為越秦嶺而至巴蜀。當時通往四川的道路不止一條，至少有子午路、陳倉故道，到漢武帝時又開辟了褒斜道。這些道路應為以后各個王朝所沿襲，特別是以西安作為都城的各個王朝。
秦始皇時所修的馳道，不僅僅奠定了后來長安的交通基礎，而且對于其后的洛陽、開封、南京、杭州和北京有一定影響，因為以上古都都是馳道所經(jīng)過的地方。
除了陸路外，歷代也非常重視水運，因為水運在當時是成本最小的運輸線。早在春秋時期，秦國支助晉國糧食，就是通過渭河進入黃河再進入汾河，史稱“泛舟之役”，浩浩蕩蕩。歷史上的都城由于人口眾多，糧食的供給只依靠本地是難于勝任的，盡管歷史上各個朝代在都城附近都采取興修水利，以增加糧食，如秦時修鄭國渠，漢時修白渠、成國渠、龍首渠等。都城附近雖有一些農田水利設施，仍然解決不了都城中日益增加的糧食需要。這樣就必須從外地調運糧食，有不少是通過水路來運輸?shù)摹?/p>
漢唐時期修建的漕渠，隋代修建的大運河等都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西漢的漕渠在渭河南，引昆明池水和渭河水，比渭河的航運長度減少六百里。要將糧食從關東運抵長安，在黃河中要經(jīng)過砥柱之險。歷史上的大運河是由多段運河連接而成的，先是春秋晚期吳國修建的邗溝，溝通長江和淮河，后又修建了連接濟水和淮水的荷水和鴻溝運河。隋時修建通濟渠，從淮河直接通向開封、洛陽；唐宋時代稱為汴河。后又修建永濟渠，北通涿郡。加寬了邗溝和江南運河。到了元代又對前代運河進行整修、延長，修成了京杭大運河，全長 1782 公里 ，連接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天津、北京，貫通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大運河不但在歷史上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而且直到現(xiàn)在仍然在發(fā)揮作用。
五、 古代都城的蕭條和破壞
中國古代眾多的都城到目前能看到的已廖廖無己，大多從繁榮走向蕭條乃至受到破壞。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大體取決于這五個方面的原因：
1 ．土木建筑容易損壞；
2 ．政治變化的作用；
3 ．戰(zhàn)爭的作用；
4 ．自然條件的變化；
5 ．民族關系的影響。
這五個原因并不是全適應于每一個古都，各個古都的消失都有自己的原因，往往是兼而有之，或具備了其中的幾個方面。
土木建筑結構是中國古代建筑的主要特色，這種建筑容易被破壞，遇到水、火等自然災害及人為影響便會消失，我們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的許多建筑遺址都屬于這一種情況。
政治變化的作用。國都的形成是與當時的王朝或政權有關系的，因而國都形成之后的發(fā)展以至于最后的蕭條和破壞都會受到有關王朝或政權盛衰強弱的影響。當王朝遷都或滅亡時必然對都城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中國歷史上的遷都是不少的，特別是在夏、商、周時期，夏遷都 13 次，商也是 13 次，西周也曾屢次遷都。秦的先公在建都咸陽以前也曾 7 次遷都，戰(zhàn)國時期其它國家也有不少國家屢次遷都。遷都對原來都城絕不是一件好事，必然帶來衰落和蕭條。而且有的遷都還對舊都進行了一定的破壞，東漢末年，漢獻帝在董卓的挾持下，自洛陽遷都長安；北魏末年在高歡的壓力下，自洛陽遷都于鄴；唐代末年在朱全忠的強制下，自長安遷都洛陽，都曾對舊都進行過破壞。當然有的王朝或政權雖遭到崩潰和滅亡，步其后塵的新的王朝或政權卻仍因襲前朝的舊規(guī)，并未改變其都城的所在地，這樣的都城仍然可以繼續(xù)存在和發(fā)展。
戰(zhàn)爭對都城的沖擊是很嚴重的。例如秦朝末年項羽入關后將咸陽付之一炬，火燒三月不滅。曹魏的洛陽城在西晉末年永嘉之亂時受到嚴重破壞，后來被匈奴族劉矅焚燒。這就是土木建筑的脆弱所在。
自然條件對于都城的作用在前面已經(jīng)講過是十分重要的，盡管有許多都城在選址時已考慮了此因素，但隨著環(huán)境的變遷導致都城不得不遷徙。唐代以后之所以西安再未作為都城，與自然環(huán)境的變遷是有關系的。這種自然環(huán)境對都城的影響在中國古代早期表現(xiàn)尤為明顯，由于生產(chǎn)力的限制，當時人們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有限。關中地區(qū)由于長期的開發(fā)，自然環(huán)境已難于滿足作為都城的條件，特別是缺糧問題直接制約都城的發(fā)展，秦、漢、唐都存在這一問題，到了唐代尤為嚴重，盡管隋時修建的大運河解決了不少問題，但遇到干旱或欠收的年月，由于人口眾多，糧食的需要依然是難于解決的問題。嚴重時甚至連皇帝也不得不遠行到洛陽就食。唐高宗永淳年間，因關中饑饉，斗米售價三百錢?；实鄄荒懿怀鲂覗|都，由于事出倉猝，扈從之土有的就不免途中餓死，高宗為了防止途中萬一有人草竊，因而命監(jiān)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后，后來到中宗景龍年間，關中又遭饑荒，運輸山東江淮谷物至京師，挽車的牛死者十之八九。朝臣接照慣例，又請中宗到洛陽就食，中宗便發(fā)脾氣，不愿當逐糧天子。
皇帝到東都洛陽就食，這不是簡單的出行，而是朝中重要官吏都要隨同前往，每次就食，時間長短不同。高宗永淳年間那次就食，就死在洛陽，臨死之前，他還在說：“天地神祗若延吾一兩月之命，得還西安，死亦無恨”，可見他到東都就食是不得已的。
民族關系對都城的影響也是應該予以考慮的，西周都城豐鎬在周文王時曾被西方的犬戎攻占，迫使周王朝東遷洛陽。這是由于周幽王的昏庸造成的?！?褒姒一笑失諸侯”的故事就發(fā)生于此時。西晉末年的洛陽和長安都遭到戰(zhàn)爭的破壞，而引起戰(zhàn)爭的則是匈奴族。
在我國歷史上國都的變遷十分頻繁，但它的發(fā)展趨勢卻是由西向東，由南向北。所渭由西向東，就是從西安往東到洛陽、開封，從南往北就是從杭州、南京到北京。從西向東是為了解決糧食問題，因為南方和東方經(jīng)濟發(fā)展相對快一些。從南往北的原因就是因為北方是民族矛盾的交織點，金、元、明、清時期的民族矛盾集中在北方和東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