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與“懼”，其在現代漢語中的語義似乎已經沒有區(qū)別，《辭海》對“畏”和“懼”的解釋，均為“害怕；恐懼”。但在古代漢語中，“畏”與“懼”卻是兩個概念。例如，孔子在《論語》中，就一方面講“君子有三畏”（季氏·8），另一方面又講“君子不憂不懼”（顏淵·4）。

      細心體會，古代文獻中“畏”與“懼”的語義區(qū)別在于：“畏”者，是人們對于外在（精神或物質）實體的一種自覺情感，例如《詩·大雅·烝民》說：“不侮矜寡，不畏強御?！倍皯帧闭?，是人們關于自身存在狀態(tài)的一種莫名情感，例如《詩·小雅·谷風》說：“將恐將懼，維予與女?！闭髦渌糯墨I，個別語詞的語義有與這種區(qū)別不符者，則為晚出。例如，稱怕妻為“懼內”，出于《古今小說》等明代文字。

      “畏”與“懼”的這種語義區(qū)別，具有文化學的意義。對于外在實體的“畏”，必然會體現為（或導致）一定的行為，甚至順理成章地（合乎邏輯地）導致一定特征的倫理行為方式。這一點，幾乎在所有比較成熟的宗教中均有體現，例如佛教畏因果，基督教（敬）畏上帝，都會產生其倫理范疇的結論。相反，作為人們關于自身存在狀態(tài)一種莫名情感的“懼”（或“恐懼”），人們不能理性地肯定其根源，因此它也就未必會導致人們的某種行為，更無從導致一定特征的倫理行為方式。

      孔子明確肯定“君子”有“畏”。他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庇捎谟小叭贰?，“君子”在行為上必須要順從“天之所命”，必須要以“大人”的人格為榜樣，必須要符合“圣人之言”的要求；而如此一來，他就可以做到“內省不咎”。顯然，恰恰因為“君子”的這種“有所畏”，他才會“不懼”；反言之，“君子”之所以“不懼”，正是因為他“有所畏”。對此孔子曰：“內省不咎，夫何憂何懼？”

    可以肯定，儒家主張“君子”應“有所畏”、“有所不畏”，如“畏天命”而“不畏強御”。而非君子輩也同樣有“畏”、有“無畏”，惟其所“畏”所“不畏”之對象或與君子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同樣可以肯定，儒家認為“君子不懼”；如果有“懼”即非理想的“君子”。以孔子明晰的邏輯思維，他肯定不會排除非君子輩亦有“不懼”的可能，惟其“不懼”者之緣由或與“君子”不同。

      由此看來，籠統(tǒng)地講“徹底的”某種主義者“無所畏懼”太過籠統(tǒng)。這種說法既沒有注意區(qū)分“畏”與“懼”，也沒有注意在“畏懼”問題上存在各種復雜情況。例如，人們常說“無私者無畏”，這或許有一半道理；但同樣也應該看到，不僅無私者可以無畏無懼，無知者也可以無畏無懼，而無恥者尤其可以無畏無懼。由此又可以進一步想到，“無所畏”果然就好嗎？不一定。本人主張人還是應該“有所畏”。 “有所畏”是人格升華意識的表現，有助于人們擺脫無知，擺脫無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