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北宋嘉祐八年。

這年農(nóng)歷三月的一天，天氣乍暖還寒，帝國54歲的皇帝去世了。

京師汴梁全城罷市哀悼，上至官員貴族，下至販夫走卒，都自發(fā)停止了手頭的事情，街頭巷尾的哭聲數(shù)日不絕，就連乞丐和兒童，也在焚燒紙錢痛哭不已。

京城之外，全國上下，一片哀慟。在洛陽，到處彌漫著焚燒紙錢的煙霧，以致“天日無光”；在偏遠的山溝里，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在哭泣……

消息傳開，就連敵國也為之神傷，“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遼國皇帝抓住宋使者的手，嚎啕大哭“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此后遼國歷代皇帝，把仁宗的畫像掛起來，與自己祖宗的畫像一起供奉。

要知道，那個時候沒有強大的宣傳機器，也沒有政府統(tǒng)一組織的下半旗哀悼活動，這些全屬民眾的自發(fā)行為。

這個叫趙禎的皇帝，就是宋朝在位最長的宋仁宗，一共干了42年。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宋仁宗并不出名，就算在宋朝的皇帝中，“存在感”也并不強。

那并不是一個“偉大”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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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豐年間，蘇軾被貶到黃州團練副使這個卑微的職位上，薪俸大幅縮水，生活水平大不如前。

他采取了有計劃節(jié)省開支的辦法，每月月初拿出4貫500文錢，分成30分掛到屋梁上，每天取一份即150文使用，這樣下來，能勉強養(yǎng)活全家。

有歷史學(xué)家考證，北宋時維持一個人一天生活的最低費用，大約在20文錢左右，而一個打零工的人，靠出賣勞動力，每天平均可以掙到約100文錢。

也就是說，一個人勞動的所得，可以養(yǎng)活一個五口之家，如果多幾個能掙錢的勞動力，生活就能過得頗為滋潤。

在宋朝，成為一個中產(chǎn)的概率，比其他任何朝代都要高?！熬┏琴Y產(chǎn)，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span>

京城之外，其他地方的財富也毫不遜色，蘇轍就曾說過：“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由此可見，這真的是一個“藏富于民”的時代。

宋朝經(jīng)過多年的發(fā)展，到仁宗的時候，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濟工商業(yè)等都非常發(fā)達，在繁榮的經(jīng)濟基礎(chǔ)上，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張紙幣——交子。

一個時代好不好，不是看它表面有多強大，多么牛逼哄哄地喊著“雖遠必誅”，關(guān)鍵看它社會是不是穩(wěn)定，人們兜里有沒有錢花，生活過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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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印象中，宋朝似乎是個積貧積弱、四處挨打的朝代，這樣一點都沒有“天朝氣象”的時代，老百姓應(yīng)該是過得很悲慘的。

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發(fā)生在仁宗時著名的澶淵之盟，就為宋朝奠定了這樣的一個格局。

事實上，澶淵之盟中對遼國的歲幣支出，對于宋朝來說并不是沉重的負擔(dān)，跟戰(zhàn)爭的軍費開支比起來，這筆費用更可以說是微不足道。

最為重要的是，宋仁宗以歲幣的微小代價，換來了宋遼之間百年的和平，讓國家不在戰(zhàn)爭中疲于奔命，經(jīng)濟得到了快速的發(fā)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極大的提升。

對于發(fā)動戰(zhàn)爭，宋仁宗非?？酥疲f：“好戰(zhàn)者亡，忘戰(zhàn)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br>

俗話說，爺們漢唐娘們宋，就是說宋朝偏安一隅沒有血性，但是，如果這種血性是以無數(shù)老百姓做炮灰換來的，你還愿意不愿呢？

穩(wěn)定的社會和發(fā)達的經(jīng)濟，同時又推動了科學(xué)技術(shù)的進步，中國的四大發(fā)明中，有三大發(fā)明——活字印刷術(shù)、火藥、指南針，都出現(xiàn)于仁宗時代。

一個是皇帝英明神武，武力強悍大國崛起，老百姓跟著四處征戰(zhàn)，勒緊腰帶過苦日子。

一個是皇帝低調(diào)忍讓，一門心思發(fā)展經(jīng)濟，讓老百姓手頭寬裕都有好日子過。

如果讓你穿越過去，會更愿意選擇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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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佑二年(1057年)，殿試。

在交上來的試卷中，有個考生寫道：“我聽人說，宮中美女?dāng)?shù)以千計，只以飲酒作樂為生；皇上既不關(guān)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國安邦大計?！?br>

如此大逆不道的話，主考官看后被嚇壞了，趕緊向仁宗匯報，并認為這名考生無中生有，對皇上惡意誹謗，必須嚴懲不貸！

不料，宋仁宗卻非常淡定：“朕設(shè)立科舉考試，本來就是要歡迎敢言之士，這名士子敢于如此直言，應(yīng)該特與功名”。

這位考生就是蘇轍，他不但沒有被“查處”，還與胞兄蘇軾名登同科進士，成為一時之佳話。

看了蘇氏兄弟兩人的策論，宋仁宗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

如果換作其他朝代，蘇轍這樣“妄議朝政”，并且矛頭直接對準九五之尊的皇帝，不被砍頭就算祖墳上冒青煙了，更不要說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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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有位書生，寫了首詩獻給成都太守，太守一看太坑爹了，因為書生這樣寫：“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

媽蛋，這不是明目張膽地煽動造反嗎？

很快，這位書生被解送京城，人們覺得，朝廷就算不給這個家伙治個“謀逆”的大罪，“危害國家安全”肯定是怎么也逃不了的，就等著被“咔擦”吧。

仁宗得知后，笑著對前來報告的人說：“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寫一首詩泄泄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br>

于是，書生不但沒被治罪，還得到了司戶參軍的官職。

聯(lián)想到歷朝歷代的“文字獄”，再看看仁宗的大度，不禁讓人感慨萬千。在封建帝王中，對天下士子能如此理性和寬容，宋仁宗可以說是第一人。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論什么朝代，讀書人總是最關(guān)心時事和政治的一群人，也是最容易“妄議朝政”的人。

一個時代好不好，在于知識分子是不是能夠有話直說，“朝政大事”有沒有信心被人“非議”，統(tǒng)治者聽不聽得進所謂的“逆耳忠言”。

有了這樣寬松的環(huán)境，宋仁宗時代成了中華文化的一個發(fā)展高峰，正如陳寅恪所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strong>

在“唐宋八大家”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而三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這六大家，全部都是活躍在宋仁宗這個時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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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仁宗想任命寵愛的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為節(jié)度使。

這個決定，遭到了包拯（沒錯，就是那個包公，也是這個朝代的人）的激烈反對，他與七位言官找仁宗理論。

仁宗雖然內(nèi)心很生氣，但又無可奈何：“節(jié)度使這個職位只是個‘粗官’，你們就別管了吧！”

沒想到，人家根本就寸步不讓：“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都做過節(jié)度使，恐怕不能算是‘粗官’吧？”

這下仁宗沒轍了，只得做出讓步。回到后宮，仁宗只好把滿腔的悶氣撒在她身上，大吼說：“你只知道要節(jié)度使、節(jié)度使，卻不知道包拯是御史！”

在仁宗面前，包拯的表現(xiàn)可以說是非常放肆，屢屢犯顏直諫，甚至連唾沫星子都濺到了仁宗的臉上，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接受他的建議，竟不予怪罪。

手握至高無上權(quán)威的皇帝，竟然被臣子“逼”到這種地步，真可以說是“駭人聽聞”了。

“包青天”的事跡路人皆知，大家沒想過的是，如果沒有宋仁宗如此的忍讓和大度，就給包拯一百個腦袋，估計也不夠用，又何來“包青天”的千古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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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立下規(guī)矩，要求子孫“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縱犯謀逆止于獄中賜盡，不得連坐支屬”。

人們所看到的是，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宋朝是最為厚待知識分子、寬恕異己人士的一個朝代。

而宋仁宗，則把這一點做到了令人稱羨的高度。

在中國歷史上，唐太宗是善于納諫的典范，但皇帝再開明也是人，整天對著挑刺的官員也是很不爽的，“殺此田舍漢”，唐太宗就曾好幾次動過干掉魏征的念頭。

宋仁宗一直在學(xué)習(xí)唐太宗納諫，對于包拯和其他官員不斷提出的反對意見，宋仁宗除了在后宮對妃子發(fā)發(fā)牢騷，卻始終沒想過要殺掉他們。

“臺諫之言，豈敢不行”！

這樣，就出現(xiàn)了一個非常奇特的現(xiàn)象，歷史上宋仁宗并不是個出名的皇帝，而他那一朝卻出現(xiàn)了無數(shù)的政治家、文學(xué)家、哲學(xué)家、科學(xué)家，名氣都比他大得多。

范仲淹、呂夷簡、杜衍、龐籍、包拯、韓琦、富弼、文彥博、狄青、張方平、趙抃、范鎮(zhèn)、司馬光、呂公著、呂公弼、呂大防、呂惠卿、曾布、章惇、范純?nèi)省⒘?、晏殊、宋庠、宋祁、梅堯臣、蘇舜欽、蔡襄、張載、邵雍、周敦頤、程顥、程頤、沈括、蘇頌……

這樣一大串的大咖名單，恐怕沒有一個朝代能與之匹敵。

蘇軾就曾說過：“仁宗之世，號為多士，三世子孫，賴以為用?！?/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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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大臣們發(fā)現(xiàn)仁宗臉色很不好，身體不舒服，以為老板是在后宮用力過猛，言官們紛紛委婉進諫，大意是說，后宮美女雖多，但老大你為了江山社稷，可要注意身體啊。

仁宗聽了哭笑不得：“你們都想到那里去了，我只是昨晚想吃烤羊肉，卻沒有現(xiàn)成的，就被餓到了而已?！?br>

這下該輪到大臣們吃驚了：“為什么不傳御膳房做呢？”

仁宗嘆口氣：“我想啊，祖宗沒有深夜做烤羊的成法，如果開了這個頭，后代也有樣學(xué)樣，深夜不知道要殺多少只羊，勞動多少人呢。于是就作罷了?！?br>

有一個深夜，宮女聽到外頭民間酒樓絲竹歌笑之聲，抱怨說：“外面那么熱鬧，宮里反而冷冷清清……”

宋仁宗說：“正因為我這里冷落，所以外面才能如此快活，如果我這里熱鬧快活，那他們那里就該要冷清了。”

作為一國之君，宋仁宗明白，如果不加節(jié)制地放縱自己的激情與欲望，便意味著朝廷的權(quán)力將得到擴張；而權(quán)力的每一步擴張，則意味著民間社會的權(quán)利與活力將一步一步退縮、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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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生活簡樸不貪美色的皇帝，卻癡迷于權(quán)力，尤其喜歡專斷獨行的專制，如崇禎、雍正等。

宋仁宗卻知道，皇帝的權(quán)力如果毫無節(jié)制，全國上變成只有一個想法的“大一統(tǒng)”，連個“不”字都聽不到，絕非萬民之福。

有仁宗身邊的嬪妃，服侍多年也沒能晉升級別，遂向仁宗提出請求。

仁宗說，我說了不算，要主管部門說了才算。眾妃嬪都不信：“皇上說的就是圣旨，誰敢違抗圣旨呢？”

于是，仁宗寫了打招呼的“條子”給她們，沒想到都被退了回來，當(dāng)著他的面，嬪妃們撕掉“條子”，還邊撕邊說：“原來這個真不管用的。”

在事事講關(guān)系的中國，竟然連皇上的“條子”辦事都不好使！這恐怕也只有仁宗才會容忍得下。

歷朝歷代的皇帝，無不希望自己大權(quán)獨攬，所謂“乾綱獨斷”，他們經(jīng)常繞過宰相領(lǐng)導(dǎo)的政府，直接下發(fā)“手詔”、“內(nèi)降”，直接任命一些官員，指揮政事。

到了朱元璋的時候，更是直接廢除宰相，在明、清兩朝，皇帝的權(quán)力達到了頂峰。

宋仁宗也會發(fā)出一些“手詔”，但他也知道，這是破壞法制的事情，于是一邊下手詔，一邊給宰相打招呼，凡是我下發(fā)的“手詔”，你們?nèi)绻荒軋?zhí)行，退回來就行了。

根據(jù)史書的記載，仁宗的“手詔”經(jīng)常被政府官員否決，直接駁回，仁宗并不會覺得“沒面子”而處罰這些官員，而是一一接受。

王權(quán)不能大過制度，做不到不私發(fā)手詔，卻能打招呼“毋輒行”，在那個年代，君主的權(quán)力能夠做到自我克制，是相當(dāng)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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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內(nèi)侍犯了錯誤，宋仁宗想自己來給他審理定罪，“近臣有罪，不付有司議法”，這在當(dāng)時來說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

這時，一個叫王贄的言官不識時務(wù)出來批評說，司法審判這東西太專業(yè)，陛下你又沒讀過法律系，如果判錯的話就不好了。再說，你連這樣撈過界，讓那些科班出身的法官們今后怎么混啊。

仁宗聽了并不生氣，而是虛心接受了這個建議，將案件都交付司法部門審理。

500多年后的歐洲，也有一個相同的事例。

1608年，英國國王詹姆士一世想親自審理一個案子，遭到大法官柯克的反對，說的理由與王贄幾乎一模一樣，結(jié)果卻是天壤之別。

詹姆士一世聽了非常生氣：正是豈有此理，你眼中還有沒有我這個老大了！

見到國王雷霆震怒，柯克選擇了屈服，忙不迭祈地向詹姆士一世祈求憐憫和寬恕，最后還是被免職。

一樣的事情，兩種不同的結(jié)局，再看今日之英國，不禁讓人感慨良多。

清朝末年，改革派主張推行“君主立憲”，最終以失敗告終。

雖說歷史沒有假設(shè)，但還是忍不住聯(lián)想，如果在宋仁宗時代就有君主立憲的思想，恐怕成功的幾率還會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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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明太祖、康熙大帝……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提到杰出的帝王，大家?guī)缀鯐患s而同想到這些“成功人士”。

我們想到他們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仰慕他們的開疆?dāng)U土、四海賓服，在他們的統(tǒng)治之下，帝國走向強盛之巔。

我們沒有想到的是，在這些被國人所崇拜的“雄主”的背后，是多少的累累白骨，多少的妻離子散，多少文人和不同思想者的腦袋落地，民眾和整個社會付出多大的代價？

一帝功成，何止萬骨枯！

秦始皇焚書坑儒而天下士人莫敢言，漢武帝窮兵黷武而財政枯竭民不聊生，唐太宗手足相殘血濺玄武門，成吉思汗稱霸歐亞卻屠城無數(shù)，康雍乾盛世之下多少文字獄……

宋仁宗，這個時代一點都不“偉大”，卻是人民生活安定、經(jīng)濟繁榮富足、科技文教興盛、帝王專制收斂、春秋以降言論最開放的時代。

他沒有大家眼中的“豐功偉績”，缺乏野心、霸氣和手腕，甚至手下的一批大臣都比他有名得多。

然而，他卻是第一個廟號為“仁”宗的皇帝，現(xiàn)代人所重視的經(jīng)濟、人文、科技等國家軟實力，在他的治下達到了封建王朝的頂峰。

就算自稱“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也表示宋仁宗是自己佩服的三個帝王之一，另外兩個是康熙和唐太宗。

王夫之說，仁宗之稱盛治，至于今而聞?wù)吡w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zhí)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雖然仍是“人治”的時代，但接近現(xiàn)代文明的寬容、審慎、克制等政治思想已經(jīng)萌芽。

宋朝雖不是“大國”，但宋朝人卻是最接近現(xiàn)代“大國公民”特征的人。

英國歷史學(xué)家湯因比說，如果讓我選擇，我愿意活在中國的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