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諭封面

《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規(guī)模最大、卷帙最多的一部綜合性叢書，它共收錄圖書7萬余卷，全書約8億字，分為“經(jīng)、史、子、集”4部分，是集中國古代典籍之大成的空前巨著?！端膸烊珪穼敃r全國常用典籍匯集成一部，集散為整，搜羅了當時的已刊和未刊之書，保存了中國歷代大量文獻。在修書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貴善本，如宋元刻本和舊抄本，還有不少是已經(jīng)失傳很久的書籍，在修書時重新發(fā)現(xiàn)，也有的是從古書中輯錄出來的佚書。可以說《四庫全書》不僅對當時的中國學術發(fā)展和文化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對今天的學術界和收藏領域仍有深遠影響。

作為乾隆朝乃至清代最為浩大的一項文化工程，《四庫全書》的編修經(jīng)歷了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凝聚了乾隆皇帝的無數(shù)心血。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諭令征集各地圖書開始，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庫全書》修竣入藏紫禁城文淵閣，共歷時10年時間。在絕大多數(shù)人看來，這個過程會是枯燥乏味且艱苦的，但事實上，在征書過程中，就發(fā)生了許多有趣的故事。

無書不必交

乾隆皇帝出于個人喜好和鞏固文化統(tǒng)治的目的，對于《四庫全書》的編修十分重視，而編修這樣一部典籍匯編，首要任務就是將存世書目盡可能多地征集進來。為了達到理想的效果，乾隆帝采取了自上而下、層層征繳的方式。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一紙上諭下發(fā)全國，要求各省“除坊肆所售舉業(yè)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騖，編刻酬倡詩文，瑣碎無當者”不用征收外，其他書籍都需要悉心留意搜集，將書目上奏。隨著規(guī)模浩大的征書活動在全國同時展開，乾隆帝在宮中一直心心念念等待著各省上奏書目。但直到十月，才有貴州巡撫圖思德上奏，稱貴州因位置偏遠，素來人際荒蕪，人文氛圍也不濃厚，自從清代以來才逐漸“蒸蒸日上”，可惜各類書籍“鮮有撰述”。乾隆帝心中無奈，卻也知道所述是實，所以并沒有嚴加批駁，只是朱批了一個“覽”字。除了收到這份鮮有書目可循的奏報外，下發(fā)上諭的這10個月內竟無一省上奏書目。乾隆帝甚是不悅，下旨申斥各省督撫遲疑拖沓，告誡其征書同“民生國計”一樣“刻不容緩”，需要從速辦理。

身處滿族“龍興之地”的奉天府尹博卿額接旨以后非?；炭郑驗殛P外流傳的典籍很少，而且均是常見的四書五經(jīng)之類，此番又遭到乾隆帝了無差別的催促，更覺左右為難。但為表忠心，他很快就上奏了所收集到的書目。雖然其中沒有乾隆帝真正想要的先賢名仕傳下來的古籍舊書，但是博卿額為討好乾隆，多次向皇帝保證將繼續(xù)設法訪求。乾隆深知奉天省“風俗淳樸，本少著述流傳”，在坊間沒有可采購的書籍，遂認為博卿額不能領會自己的意圖，還有可能擾民甚至滋生事端導致自己后院起火，因此怒斥其“不曉事”，責令“不必再行訪購，以免滋生紛擾”。盡管遭到了訓斥，但對博卿額來說則是長舒了一口氣，因為在此之后，他的征書任務就可以不了了之了，而其他省的征集工作還將繼續(xù)。

乾隆帝著在全國征集圖書的上諭

有書不能少

與奉天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乾隆對于作為征書重點的江浙地區(qū)沒有這么“寬容”。他認為這里自宋代以來就形成了較為濃厚的文化氛圍，可稱“人文淵藪”，自然“書肆最多”，定會不負期待。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初，隨著征書工作的不斷深入，兩江總督的奏折中頻繁提到的馬裕，走進了乾隆帝的視線。乾隆帝從奏折中聽聞，揚州商人馬裕家中藏書豐富，“唐宋時秘冊遺文，多能裒輯存貯，其中宜有可觀”。頓時心癢難耐，遂下旨兩淮監(jiān)政李質穎派人尋訪并借出抄錄，并希望“多多益善”。與此同時，兩江總督高晉已按照之前的旨意先在馬裕家藏書中揀出了書籍133種，李質穎又特地奉旨前往選出了211種，所有書目一并呈送皇帝御覽。但乾隆帝翻閱書目后大失所望，因其所開列之書多是近代人的詩文選集，并沒有傳說中的所謂古籍善本。乾隆帝認為此事頗為蹊蹺，既然馬裕藏書之豐名聲在外，怎么可能就這么點家當。想來肯定是他心存畏懼，害怕朝廷將書借走不還，讓他損失了藏書，所以不敢將善本借出，所以上奏的這批開列書目必定不完整。于是下令李質穎再次前往尋覓，并特意囑咐將馬裕的古籍善本“就近借抄，隨時檢還”，解除馬裕的后顧之憂。

李質穎沒有辜負乾隆帝的囑托，又在馬裕家選出370種藏書，鑒于乾隆帝的顧慮，李質穎也害怕馬?！盎蛴猩票玖聿亍?，隨后又暗地里對與馬裕相熟的人們進行了詳細秘訪，反復確認其“無別有秘藏之事”。通過對馬裕的多次搜刮，前后共呈送書目多達776種。馬裕也深知自己的藏書已被乾隆帝盯上，在封疆大吏的多次尋訪后，主動懇求將選出書籍呈送，不需要再歸還。但由于上奏藏書的品質與原本想象的情況相去甚遠，乾隆帝對馬裕的藏書已經(jīng)意興闌珊，他看到馬裕的獻書請求后淡淡地說：“俟辦完四庫全書，仍將原本發(fā)還，留此亦無用也。”雖然藏書并沒有讓乾隆帝滿意，但馬裕仍是私人藏書家中進書種類最多的，并且后來他還是得到了乾隆帝的嘉獎賞賜。在整個征書過程中，江蘇和浙江共進書9400多種，數(shù)量居全國首位，遠超其他各省的總和，也算是沒有辜負乾隆帝的期望。

編造不可取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一份軍機大臣的奏片引起了乾隆帝的注意。奏片中稱：不久前有個叫做戎英的山西人主動進獻了兩本書，一本是他自己從河圖洛書中推衍出的《萬年配天策》，另一本是專為乾隆帝平定金川而寫的《天人平西策》。并且很神秘地說其中的兵法不方便明言，需要配合他幼時所作的其他書籍領悟，他愿意將目錄一并進獻。

見多識廣、學識淵博的四庫館臣們一眼就看穿了戎英胡編亂造的詭計，考慮到進獻的書目中可能有大逆不道的內容，立即讓步軍統(tǒng)領衙門官員將戎英收押起來嚴加審訊，并搜查了他所有的進京停留之地，但并沒有發(fā)現(xiàn)不法的字句和進獻目錄中的圖書。戎英自己招供稱其是為了獲取功名才進獻了這兩本書，進獻目錄中的其他圖書也是自己編造的，并且自己背寫出了圖書的內容。四庫館臣們一讀，啞然失笑，所謂的“避炮攻碉法”等都是民間小說中的一些無稽之談，根本沒有任何實際的用處。

看到戎英為了騙取功名這般胡鬧，大臣們認定他必定不是個守法安分之人，所以請旨將其押送刑部，并令山西按察使黃檢搜查其在山西的家。黃檢領旨后絲毫不敢怠慢，立刻對戎英家住的幾間破屋進行突擊搜查，發(fā)現(xiàn)了一個線縫花布包袱，拆開來看，便是戎英進獻目錄中的書籍。其妻稱，戎英“每日只是癡癡呆呆寫書”，并且說“功名富貴都在里面”，上京前將書放在花布包袱中還“不許人動”。其子稱，常聽戎英說書籍的內容“天機不可泄露”，等有了識貨的人，再細細寫出來看，所以這些書并沒有人看過。但是黃檢等人還是不放心，于是耐著性子將這些書全部細細翻看一遍，其內容全是抄襲前人書籍中的陳詞濫調，卻也沒有什么不法言語，于是黃檢將情況奏報給了乾隆帝。

雖然沒有什么悖逆的言論，但戎英的這種妄圖騙取功名的“搗亂”行為仍令眾人憤怒。最終軍機大臣們商議，還是決定將戎英發(fā)配烏魯木齊種地。在懲處戎英的同時，也震懾了同樣想通過胡編亂造求取功名的人。

經(jīng)過了歷時7年之久征書工作后，《四庫全書》最終征集到各類書籍共計12237種，在數(shù)量上可謂前無古人。這樣驚人數(shù)量的取得，首先歸功于乾隆帝自始至終所采取的有區(qū)別、有重點的征書理念，而各地方的官員迫于乾隆帝強大的壓力，對于征書也是竭力搜羅、極力逢迎，藏書家們在乾隆帝和官員們的層層壓榨和軟硬脅迫下，也是傾囊而出、積極響應。正是因為有了如此廣泛而徹底的征書基礎，《四庫全書》的后續(xù)編修也就自然得以順利開展。堪稱史上鴻篇巨制的《四庫全書》體量尤為可觀，征書過程中的各種苦辣酸甜也至今耐人尋味。

作者單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