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劉蘭芝被遣原因探究

    《孔雀東南飛》開篇就說蘭芝在十幾歲時接受了系統(tǒng)的家學教育，琴棋書畫、女紅紡織無所不通，這種賢良淑德的女子本該到夫家后琴瑟和鳴、夫唱婦隨，但是短短的三年間，蘭芝就被逼迫走上了被休遭遣最終投水殉情的悲慘之路。我所分析的大致原因如下：

    1：婆媳性格的不合導致矛盾激化無法調(diào)和。婆婆和兒媳婦在我國早期典籍中分別稱為“姑”和“婦”，《說文》曰：“姑者，夫母也”，《爾雅.釋親》也說：“子之妻為婦，又女子已嫁曰婦，婦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說文》曰：“威，姑也，從女從戍”，“威”字構形似執(zhí)鉞者威勢逼人，讓“婦”知其威權而生畏懼，可見“威”字的取象充分說明出古代作婆婆的對媳婦的威懾作用。在古代早期宗法社會中對婆媳關系有著非常明顯的尊卑之分，媳婦在夫家的起居飲食、言談舉止等都有明確的規(guī)定和要求。比如每天要早于公婆起床，準備好早餐，侍奉于床前；早晚要向公婆、舅姑道安；態(tài)度要畢恭畢敬，說話要輕聲細語，走路要踮起腳以免有響動；不能有斜視或者不滿的情緒表露，從天不亮起床到夜半三更入寢，只能圍著鍋臺轉(zhuǎn)或者坐在紡車邊勞動，幾乎沒有自由活動的時間，經(jīng)濟上也不能有個人儲蓄，即使是娘家的賜贈也要交給婆婆，婆婆允許媳婦留著才能收藏起來。所以，婆婆在家庭中擁有很大的權力。在焦仲卿家里，因為父親的早逝，焦母自然就是封建大家長的代表，他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尊嚴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是面對自己的兒子，也要求必須順從她。而劉蘭芝卻有著個人追求和思想，她簡單的認為自己走的端、行得正，勤勞持家、孝敬婆婆，就沒有做的不對的地方，因此在面對婆婆的“無理取鬧”時無法忍氣吞聲，盡管她知道婆婆已經(jīng)有把自己遣送回家的打算，仍不考慮如何緩和婆媳關系，如何維系和丈夫之間的婚姻關系，反而主動對焦仲卿提出自己要求離開焦家，“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人生就是如此，“播下一種行為，收獲一種習慣；播下一種習慣，收獲一種性格；播下一種性格，收獲一種命運”，即使劉蘭芝提出的主動遣歸可能是向丈夫的求訴，希望丈夫能了解到自己的處境能主動維護妻子，但她性格的執(zhí)拗注定了采取這種極端的方式最終只能以失敗而告終。而且，從向焦母辭行的言談舉止間也反映了她不卑不亢的個性，試想，在古代封建家長制的社會風氣中，焦母對于感受到的家庭地位和尊嚴的威脅，怎么還會和劉蘭芝和平的相處呢？“相遣歸”自然是早晚的事情了。

    2：蘭芝婚后未生育子嗣是被遣歸的根本原因。從《孔雀東南飛》全詩中可以看到，根本未提及焦、劉兩人生育子女，而且即使在劉蘭芝被遣送回家之前向婆婆和小姑辭別時，也只是“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絲毫沒有白居易在《母別子》詩中描述的“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的母子被迫分離的悲慘場面，如果蘭芝有子的話，詩中是不可能不描述母子別離的場景。《大戴禮記.本命》記載了古代合法休妻的七個理由：“不順父母者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盜竊去”，如果女子婚后不能“廣家族、繁子孫”，就是觸犯了封建禮教的大忌，更何況蘭芝婚后三年都不能誕下子嗣呢。其實即使放在現(xiàn)今社會，一對夫婦結(jié)婚兩三年都沒有生子，也會有好事者關切殷殷，有些長輩也會著急，更何況是在古代，單是那周圍的閑言碎語就能把人淹死。焦家人丁單薄，只有焦仲卿一根獨苗，焦母對兒媳的一直無生育的現(xiàn)實也必然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這既包括了好論人家長里短的婦人們冷言冷語，也包括了自己對焦家可能后繼無人的焦慮和惶恐。在這種內(nèi)外壓力下，焦母心中窩火是必然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婆婆對媳婦的“恨屋及屋”的舉動也就不足為怪了，最終導致婆媳不合的“無禮節(jié)”、“自專由”都不過是借口罷了。

3：劉蘭芝投水赴死原因探究

    關于劉蘭芝為何在同意改嫁后與太守子成親時投水自盡的原因，有些人認為是蘭芝自幼的家學教育使自己無法違背女子的“三從四德”，無法面對“改嫁”所帶來的巨大壓力所致。其實，關于劉蘭芝“改嫁”問題，在兩漢時期看起來與社會傳統(tǒng)觀念悖離，但實際上以“守節(jié)”作為衡量女子品質(zhì)好壞的標準是在宋元以后才逐步走向極端，宋元以前的人們對于“再嫁”的認識是比較客觀和包容的。比如東漢末年曹操后妻卞皇后（曹丕的母親）就是倡家出身，而曹丕的皇后甑氏曾經(jīng)是袁紹的兒子袁熙的妻子，這些都是“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jié)”的時代社會風氣最好體現(xiàn)。及至唐代文學大家韓愈的女兒，甚至是在北宋時期范仲淹的母親和媳婦也都有“從二夫”的經(jīng)歷。只是到了南宋，在道學家的極力提倡下“從一而終”的貞操觀念自此開始毒害婦女了。像有人問北宋理學家程頤：“有的寡婦很貧窮，生活無所依靠，可以再嫁嗎”？程頤說：“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極大”，這以后“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就成為封建道學家們的口頭禪了。所以，在東漢末年的社會氛圍中，劉蘭芝是不可能因為“再嫁”就簡單選擇投水自盡的。

    蘭芝真正的壓力來自兩方面，一是她寄予希望的丈夫的所作所為一次次的讓她失望，最后到悲觀絕望；二是她剛毅的性格無法和現(xiàn)實相妥協(xié)，最終只能以死相抗爭，表達自己的憤慨。蘭芝的丈夫焦仲卿就像一只關在籠子里長大的金絲鳥，一張蒼白善良的面孔，一個拘謹懦弱的靈魂，一個語言多于行動、耽于幻想的白面書生，雖然她深愛著妻子，但卻有著致命的性格缺陷。當他知道母親要驅(qū)逐蘭芝時，先是婉“啟”，繼而是“跪告”，等到母親“槌床便大怒”，他就“默無聲”的退了出來，回到自己的房中對著蘭芝“哽咽不能語”，一直以來逆來順受的性格使他無法找到任何解決問題的積極辦法，只能整日的幻想，希圖通過時間來稀釋矛盾，完全沒有想過劉蘭芝一旦被遣后所要面臨的尷尬處境。而且在蘭芝回家后，也沒有見到焦仲卿采取過任何積極的行動來挽救這段婚姻，女子出嫁后被休，是何等的恥辱，以至于“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悲催”，而焦仲卿并未作任何的解釋工作，沒有給蘭芝的母親和兄長任何的交待，只是留給蘭芝一個不能夠解決任何問題的誓言就輕松“報府”去了，這是典型的回避矛盾、懦弱逃避的行為，把一切的難堪、煎熬都留給弱小的女子獨自承受。蘭芝在一次次獨自面對困境后心力交瘁，只能虛與委蛇的應承下和太守子的婚事借以拖延時間，可是面對急匆匆趕來的焦仲卿毫無道理的空話和諷刺，最終徹底對這個懦弱和不成熟的丈夫絕望了，對以后的人生也絕望，唯赴死而已！

劉蘭芝在漢代較為寬松的社會環(huán)境下，培養(yǎng)了她自尊自強的自主意識，促成了她敢于追求自我、追求理想愛情的勇氣，但也正是這種真實的人性渴望加速了她在封建社會的隕落。面對世俗所趨的榮華富貴她視若浮云，為了自尊和追求愛情，她寧可舍棄一切，甚至是生命，她的抗爭只是一種合理的人性要求同違背這些要求的封建禮教之間一種不自覺地沖突，美國著名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曾經(jīng)說過：“不自由，毋寧死”，而蘭芝就是在用行動和生命來詮釋著自己的理解。

    此外，蘭芝的赴死也是在“從夫”和“從父”兩難道德沖突中不得已的選擇。在兄長令其出嫁的決定作出后，劉蘭芝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是順從兄長之意，嫁給太守家以求終此一生；一是謹守與焦仲卿的約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前者謂之“從父”之情，后者謂之“從夫”之義，在情與義都處于兩難的人生選擇中，蘭芝選擇了后者。蘭芝被遣送回家雖然讓娘家蒙羞，劉兄固然勢利，但他要求被損壞的家族尊嚴得到修補也并非不合情理，在那個時代，蘭芝也只能用自遣來捍衛(wèi)自己的尊嚴，用允婚來修補娘家的體面，用殉情來回報仲卿的愛情。雖然她選擇的以死殉情這種消極做法無法改變封建家長制給自己安排的命運，但她以勇敢地挑戰(zhàn)所煥發(fā)出的忠于愛情的人性光輝，激起了后世許許多多青年男女為爭取愛情和婚姻而繼續(xù)反抗的斗爭，這也正是幾千年來人們歌頌蘭芝的原因所在。

三：劉蘭芝評述

    劉蘭芝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女子，從出生的嚶嚶啼哭到出落得亭亭玉立，她的父母也付出了許多心血，也期望她能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嫁到焦仲卿家中為婦，她也曾渴望過愛情，和其他女子一樣幻想過和丈夫的你儂我儂、忒煞情多，因此她盡心的操持家務，侍奉婆婆和小姑，就是希望自己能得到焦家人的肯定和容納，為自己和丈夫的愛情創(chuàng)造一個寬松的環(huán)境；可是一切的努力最終被多年無子的現(xiàn)實所打破，而獨立倔強的性格更是給婆媳間的矛盾雪上加霜，封建社會中年輕女子卑微的地位更加使一切人都漠視了她們的感受和權利，沒有人在乎她們是否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而是覺得她們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這種陡然激化的矛盾讓未滿二十歲的韶華女子也不知所措，她也試圖獨自挽救或者讓丈夫、親人幫助她，但當這些希冀都一一破滅后，這個在現(xiàn)今社會或許剛剛高中畢業(yè)考上大學的未經(jīng)多少世事的女孩，就用最極端的方式向人們表達了最悲憤的不滿，也匆匆走完了不滿二十歲的短暫人生，像一朵鮮花凋零般的生命消逝了。

    劉蘭芝是一個完全符合封建道德規(guī)范的女子，一個不慕權勢、不愛金錢、聰明美麗、勤勞能干、樸實善良的女子，為了維護夫妻恩愛的純潔而犧牲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她那忠于愛情、甘愿為情而死的精神令人感佩。她和焦仲卿的愛情是美麗的，同時也是悲慘的，劉蘭芝的悲劇是二千多年來中國封建社會勞動婦女悲劇的縮影。我想透過劉蘭芝這個“小人物”的一生，應該使我們警醒，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平等的權利，不受年齡、性別、金錢、身份地位的約束，我們不但要平等的對待別人，也要保護其他任何人的權利自由行使，只有這樣，悲劇才能不會重演，每個人才能真正的譜寫完屬于自己的生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