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厚厚的歷史卷宗，千百年來直到今天。

在從受精卵形成到胎兒出生的生命歷程中，似乎所有人對女性子宮都有著理直氣壯指手畫腳的權力，除了女性自己。

避孕 | 誰的“權力與游戲”？

生命的最初，源于一顆精子與一枚卵子的相遇。精子與卵子何時見面，想不想見面，卻暗藏紛爭。

這場關乎生命的會面，究竟是誰的“權利與游戲”？男性和女性，在這場角逐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世界衛(wèi)生組織曾明確表示，有明顯證據(jù)表明，投資避孕能挽救生命、促進兩性和平和提升經(jīng)濟發(fā)展，每投資1美元用于現(xiàn)代避孕以及高質量孕產婦和新生兒保健，會帶來約120美元的回報。

隨著現(xiàn)代科技的發(fā)展，避孕套、避孕藥、避孕環(huán)、輸精管結扎等避孕方式多樣，男性與女性似乎都有主動權。

避孕途徑的多樣化，為男女平權提供了可能。

口服避孕藥的產生，更有著劃時代的意義。這項上世紀50年代末的偉大發(fā)明，一定程度上讓女性對生育擁有了自主權，并將一年內女性意外懷孕的比例從安全期避孕方式的25%降至8%。

然而，避孕套依然最受青睞，男用避孕套的使用占了所有避孕方式73%。

因某些文化和習俗上的偏見，我國男性輸精管結扎方式節(jié)育相對少見。這項最早由中國首創(chuàng)的技術，已成為不少歐美國家已婚夫婦的主要避孕方式。

聯(lián)合國人口署發(fā)布的全球避孕模式（2015）調查顯示，加拿大22%的育齡婦女采用男性絕育方式避孕，英國、新西蘭的男性絕育使用率在17%～21%，而2014年中國男性絕育手術僅占計劃生育手術的0.7%。

縱然選擇良多，不少人依然懵懵懂懂。

華坤女性生活調查中心發(fā)布的“現(xiàn)代青年安全避孕認知與行為調查”顯示，36.3%的受訪者采用體外射精方式避孕，33.4%的人采用安全期避孕方式，而10.7%的人在過去一年內是無保護性行為。

13.3%的女性在最近一年服用過緊急避孕藥，其中8%的女性服用過3次以上，這無異于用身體冒險。

科學合理避孕的缺位，導致意外頻發(fā)。我國每年人工流產多達1300萬人次，不少未成年少女位列其中。

既然避孕手段很多，就算另一半不主動避孕，女性也有自我保護方式，為何會出現(xiàn)如此多的“失控”？

在我們的文化環(huán)境中，避孕始終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詞。

相關避孕產品廣告無法登錄熒屏，校園教材也鮮少出現(xiàn)科學合理有效避孕的相關知識；家長在育兒中也?！罢勑陨儭薄?/p>

與“羞答答”的性教育相對的，是我國的青春影視、校園文學中，墮胎流產橋段屢見不鮮；大街上、廣播中不乏“今天做手術，明天就上班”的廣告，似乎人流真的像感冒一樣，扎個針萬事大吉。

加之網(wǎng)絡時代信息爆棚，有關性的信息有多種傳播途徑，卻缺少分級篩選。

無知才會無畏。

不少女性根本不清楚“短效避孕藥”和“緊急避孕藥”的區(qū)別；十幾歲女孩子做人流手術并不鮮見，有的已是三四次。

甚至有人天真地認為：

“人流沒什么大不了的”

“做人流證明我愛他”

“人流有助于減肥”

……

性禁忌下，除了人流手術高發(fā)，生殖系統(tǒng)感染、性病感染率增加等問題也不容小覷。

不久前，臺灣年輕女作家林奕含自殺，在以自身經(jīng)歷投射寫作、涉及中學生性侵情節(jié)的作品《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她寫道：

“這是二十一世紀的少女遇險記……任何關于性的暴力，都是整個社會一起完成的……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p>

百年前，戊戌君子譚嗣同在《仁學》一書中，曾撰文希望推廣普及性教育、認識到性“毫無可羞丑”。

百年時光已逝，如今看來，仍是一抹路漫漫其修遠的夢想。

受孕 | 誰是子宮命運“操盤手”？

“上帝賜予了你們生育的能力，生孩子就是你們的義務，而不是權利。”

這句臺詞，出自2017年大火的反烏托邦美劇《使女的故事》。劇中構建了一個男性集權主義社會。

因為生育能力稀缺，一部分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成為“使女”，其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充當生育工具，否則將受到殘酷的懲罰和侮辱。

從科幻影視回到腳下現(xiàn)實，子宮雖未成為“生育工具”，卻始終被予以高度關注。

“多子多?！?、“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只要一個好”、“多生是犯錯”、丁克族……幾十年來，隨著社會風潮改變，子宮的工具理性被一些人不斷演繹。

《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16》公布的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中國2015年總和生育率僅為1.05，已進入低生育率國家行列。

“養(yǎng)兒防老”等觀念動因已松動或轉變。

高房價、教育醫(yī)療資源緊張、就業(yè)中的隱性性別歧視……各種社會壓力使育兒實際成本增加。有孩子的女性在升職前景和工資水平上，低于沒有孩子的女性。

這種由當母親帶來的職場代價，在學界被稱為“母職懲罰”。

上述種種，使得不少職業(yè)女性寧愿頂著多方壓力也不愿生或不敢生。

國家統(tǒng)計局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5年末中國內陸男性人口70414萬人，女性人口67048萬人，也就是說未來30年中國將有3000萬左右“剩男”。

這與某些地區(qū)和家庭依然有著強烈的“男孩偏好”息息相關。

筆者身邊一位女性朋友在孩子出生不久后，毅然與丈夫離婚。因為生的是女兒，婆家要求“再生個男孩傳宗接代”，而她堅決不愿女兒在重男輕女的家庭環(huán)境下長大。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fā)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認為，“剩男危機”的深遠危害，不亞于20世紀中葉的人口膨脹。

縱然城鎮(zhèn)化、工業(yè)化、教育水平不斷提高，要徹底轉變傳宗接代、男尊女卑等傳統(tǒng)觀念，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女權主義呼聲不斷高漲的今天，子宮權力的發(fā)令者卻始終如一。

依然鮮少有女性可以全然自主、不被干涉地決定是否以及何時生育。

也許這就是大千世界的一個縮影，我們從女性子宮的權力歸屬，或可一窺這個世界究竟由誰“操盤”。

就像以色列作家尤瓦爾·赫拉利在暢銷書《人類簡史》中提出的未解難題：

“為何世界發(fā)展至今，父權制度依然牢固占據(jù)文化的統(tǒng)治地位？”

生產 | 一場“制度化母性”的征途開端？

陜西榆林年輕產婦的驚天一躍，不僅掀起了關于“無痛分娩”的技術與道德大討論，也將一個被忽視許久的觀念，從背后引向前臺：

“原來生個孩子，真的會死人?！?/p>

在任何一個國家，孕產婦的死亡率都不可能為零，受孕、生產、哺育遠沒有想象中的圣潔美好。

且不說剖腹產傷口、妊娠紋、產道撕裂傷等“常規(guī)代價”。

生產時可能發(fā)生羊水栓塞、胎盤粘連大出血等急癥引發(fā)死亡；精神焦慮、產后抑郁等心理問題，更有可能如陰云般籠罩在孕產婦和整個家庭的上空。

經(jīng)歷疼痛體驗、職場光輝不再、自身價值感下降、家庭結構成分發(fā)生偏移、社交時間和自我生活嚴重萎縮……產后抑郁癥伺機而出。

據(jù)美國心理協(xié)會的調查顯示，女性產后患抑郁癥的可能性是平時的3倍，美國產后抑郁的發(fā)生率在15%左右，即每7名母親中就有1人經(jīng)歷過產后抑郁的困擾。

這樣的付出與痛苦，在傳統(tǒng)“隱忍文化”依然受推崇的今天，往往被視為“母性義務”“必然責任”。

“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相對導致女性婚內、職場地位隨孩子的數(shù)量增加而降低，不少女性因孩子被婚姻套牢，即使婚內失和也無力掙脫。

社會對于“母親”的定義，依然刻板狹隘：作為母親，你要溫柔、細膩、體貼、能干，不計回報地將所有的生命與精力投入對孩子和家庭的照料中，不能有偏離和怨言。

加之“喪偶式育兒”和“保姆式婚姻”有增無減，使母親在育兒過程中承擔了更多責任、付出了更大代價。無怪乎有的網(wǎng)絡節(jié)目犀利地指出：

“父親是最沒用的母嬰產品。”

那么，育兒是不是女性的專利？

近百年前，美國歷史學家阿琳諾爾·弗萊克斯納曾指出，社會對女性的挑戰(zhàn)和偏見，大多源于女性生育的生理屬性，并由此延伸出的女人育兒持家的責任。

“延伸”一詞，頗值得玩味：因為有生育的能力，就必須全權包攬撫育重擔嗎？

其實，隨著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這一習俗早已遭到質疑，只是未得到足夠重視。

早在1976年，詩人、女權主義者艾德麗安·塞西爾·里奇就曾提出“制度化的母性”概念，即以社會分工為借口，父權社會對母性賦予一種期待：

“制度化的母性，讓女性依靠天性和直覺，而不是智慧來做母親；要用無私，而不是自我實現(xiàn)的態(tài)度來做母親……”

可以說，從生產到育兒，沒有一個母親的犧牲“理所應當”，也不應被忽視。

尾聲 | 生育自主路漫漫

新西蘭新晉女總理杰辛達·阿德恩在參加一檔電視節(jié)目時，男主持人拋出了“總理任期內休產假是否會影響工作”的問題。

杰辛達·阿德恩對此非常生氣，怒懟道：

“什么時候生孩子，是女性自己的選擇，不應成為能否獲得工作的預設條件?！?/p>

由此看來，距離女性真正生育自主，在全世界都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