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文房中，最不可分離的則是筆墨情趣，文人傾情于詩、書、畫的同時，也注重文房器物的品味與把玩，把文房用具當作一種玩賞品加以收藏，開創(chuàng)了文房藝術(shù)的先河。唐代才女薛濤曾作詩《四友贊》：“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煤而黯黯，入文畝而休休?！?/span>詩中所歌詠的就是硯、筆、墨、紙。

南唐，“文房”已成為文人書房的專用詞。南唐后主李煜是對文房有著杰出貢獻的人物，他任命從易水遷居來的奚廷珪為墨務官，并賜他李姓，于是有了“李廷硅墨”，有了徽墨的起源。他又任命李少微為硯務官，用歙州產(chǎn)的石頭制作南唐官硯，即歙州龍尾硯，也是著名的歙硯的發(fā)端。李煜的前代列祖李昪鼓勵造紙，著名的“澄心堂紙”，就是以他的書齋命名的。據(jù)說李廷硅墨、南唐官硯、澄心堂紙與吳伯玄的筆，有徽州四寶的美譽。

宋代，文房器物日趨興盛，文人雅士們視筆、墨、紙、硯為“雅友”，被譽為“文房四寶”。 北宋翰林學士蘇易簡撰寫了《文房四譜》一書，是書凡“筆譜”二卷，“硯譜”、“紙譜”、“墨譜”各一卷，共計五卷。搜采頗為詳備，提供了大量寶貴的資料，是首倡“文房四寶”的典籍，因而后人提到文房四寶，必會談到蘇氏《文房四譜》，這部書也是宋初文玩清供風尚的發(fā)端。

宋時，文房用具范疇逐漸超出了筆、墨、紙、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將文房用器整理出書的是南宋的趙希鵠，趙氏在《洞天清祿集》中列入了十項當時流行的文房器物，包括古琴、古硯、古鐘鼎彝器、怪石、硯屏、筆格、水滴、古翰墨筆跡、古畫等，書中對這些文房器物也作了一一描述。

但當時流行的文房器物遠不止這些。水盂、臂擱、壓尺、筆插等等。在宋岳珂《槐郯錄》中也記載著：“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板、水漏之屬，計金二百兩。”從上述文獻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得出，宋代的文玩，不僅門類豐富，用途廣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講究。

明代，文人將“讀書之苦” 變?yōu)椤?讀書之樂，將自己的審美旨趣和人生追求融入書齋之中，因此更加注重書齋陳設(shè)，除設(shè)常用文房外，另設(shè)蘭、梅、竹、松、水仙、文竹、石菖蒲等花木清供，以追求“閑、靜、幽、雅、逸” 之意境，從而文房進入了高潮期。

明末文震亨著的《長物志》，是一部記載文玩的著名文獻，洋洋萬言的十二卷，綜合概述了明代文人清居生活的境況，稱文房諸具計有五十余種。如在卷七《器具》中，列入的文房用具，計有

硯、筆、墨、紙、筆格、筆床、筆屏、筆筒、筆船、筆洗、筆掭、水中丞、水注、糊斗、蠟斗、鎮(zhèn)紙、壓尺、貝光、裁刀、剪刀、書燈、印章、文具等。這些都僅僅是實用的文房用具，述其大概而未及詳介。

此外，還記錄有文房清玩雅物，如香爐、袖爐、手爐、香筒、如意、鐘磬、數(shù)珠、扇墜、鏡、鉤、缽、琴、劍等。還有如靈璧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絲、畫匣、書桌、屏、架、幾、沉香、茶爐、茶盞等。對這些文房器物標新立異的創(chuàng)作，別出心裁的布置和極盡個性的刻意追慕，體現(xiàn)了彼時高層文人“于世為閑事，于身為長物”的立異炫奇、美輪美奐的悠游心境。

到了清代，文房清玩已形成了鼎盛期，實物器具更加豐富多彩，品類、材質(zhì)及工藝制作上都遠遠超過前代。陶瓷、竹木、翡翠、象牙、瑪璃、水晶、琺瑯、金銀、琉璃、紫砂、石、銅、鐵、玉、漆等各種材質(zhì)都廣泛用于制作文房清玩，堪稱無物不有，無飾不精，包羅萬象，出人意表，蔚為大觀，極大地豐富了文玩品類和個性。

清代文房用具的流行與繁榮，除了文人精心追求，營造一個窗明幾凈，賞心悅目的書齋環(huán)境外，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清室康雍乾三朝皇帝的愛好與推動。

如今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了一件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是件絕無僅有的藝術(shù)精品。該箱紫檀木制作，箱長 74厘米，高14厘米，寬29厘米，箱蓋裝有銅鍍金暗鎖，鑰匙孔設(shè)在箱底。箱打開后可支成文案，案腿設(shè)計在箱槽內(nèi)，用活動薄板支撐，再用暗扣固定。桌箱內(nèi)設(shè)有兩個同樣大小的屜盒，每一屜盒都有兩層形式不同、大小各異的多寶閣，可以入置65件文具與器玩，例如白玉洗、松花江古硯、玉臂擱、筆筒、獸鎮(zhèn)、石章、描金云龍紋筆等等。每件器具都有固定的位置，器格按其形狀大小而特制，嚴絲合縫。至外還有棋子、棋盤、小蠟盞等。此文具箱將多種文房器具裝于一箱內(nèi)，隨時隨地都可打開作為炕桌，用以題詩賦詞、處理政務、對弈論棋以及欣賞書畫。據(jù)造辦處檔案記載，此套文具桌箱制成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此箱設(shè)計精巧，最適宜外出旅行使用，為清代乾隆時期文房器具中的杰作。這個文具箱所藏的都是文具中的精華，反映了當時的最高水平。

（作者：潘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