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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國金器發(fā)展的繁榮鼎盛階段。這一時期的金器不僅數(shù)量激增，品種豐富，而且其器形與裝飾風格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在汲取域外因素并融合中國傳統(tǒng)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獨特的民族風格，盡顯大唐風范。 （唐代摩羯戲珠紋金花銀盤，內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哈達溝窖藏出土，內蒙古博物院藏） 此盤為葵花形盤，在六瓣葵花上各鏨花卉圖案，花卉內容有兩組，相間排列。盤心凸鏨雙魚圖案，雙魚相向而游，頭部為龍首，盤中心為一火焰寶珠。摩羯紋大約在兩晉時期隨佛教傳入我國，從東晉到唐代的文獻中均曾提到摩羯，目前所見較早的摩羯紋金銀器為隋唐時期，形象與印度摩羯紋已開始有所區(qū)別。此盤摩羯頭部與印度摩羯相似，但身體已是鯉魚模樣，體現(xiàn)了中國化的傾向。 （唐代狩獵紋金蹀躞帶，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出土，內蒙古博物院藏） 隋唐時期，盛行一種功能型腰帶，稱為蹀躞帶，這是一種胡人的腰帶，被引入我國，在腰帶上附加了許多小環(huán)，可將小物件隨身攜帶。當時的腰帶使用帶鉤加以束縛，帶鉤以銅或鑲金制成，腰帶又以皮革制成，這種帶式對后來腰帶的演變起了很大的作用。《夢溪筆談》對此作了詳細的敘述：“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靿靴，有帶，胡服也……所垂蹀躞蓋欲佩帶弓劍、愉悅、算囊、刀礪之類?！备飵е嫌薪鹩耠s寶等裝飾，此為北方民族所喜愛的服飾品之一。 （唐代鎏金刻花菱紋銀鎖，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唐人鄭虔在《閨情》詩中有言“銀匙開香閣，金臺照夜燈”，可見鎖是唐代一件重要的生活用具，它是關閉門戶、柜櫥、箱匣等用鑰匙才能打開的金屬器具，其由鎖管、鎖芯和鎖匙三部分組成，此種結構的鎖一直延用到近現(xiàn)代。這件鎏金刻花菱紋銀鎖澆鑄成型，部分結構采用了焊接工藝，鏨刻各種形式的菱格紋，紋飾涂金，制作精美考究，至今尚能使用，開鎖自如。從法門寺出土的銀寶函大多帶有銀鎖來看，這件銀鎖也當為鎖閉類似的寶函之用。 （唐代金獅子，湖北省鄖縣李泰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館藏） 這件出土于唐濮王李泰墓中的金獅子長7.5厘米，通高2.5厘米。大頭，細身，造型夸張。前肢向前爬臥，臀部撅起，后肢后蹬有力。低頭，作撲食吞食狀，眼鼻、毛發(fā)等均刻畫而成。光澤好。 李泰字惠褒，小字青雀，唐太宗四子，母親文德皇后長孫氏。史載寵冠諸王，是唐太宗最寵愛的兒子。武德二年（619年）生，封為魏王，武德三年（620年）六月，封為宜都王。貞觀十七年（643年），因與皇太子承乾爭奪皇位的繼承權而被貶，后改封為順陽郡王，徙往均州鄖鄉(xiāng)縣。貞觀二十一年（647年），進封濮王。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客死鄖鄉(xiāng)縣，時年33歲。 （唐代金花飾件，湖北省鄖縣李泰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館藏） 金花孔徑1．8厘米、通高3．6厘米。呈花蕾狀。底有一孔，作插物用。金花由三重花瓣組成，由外及里一重包裹一重，顯得飽滿結實，造型別致。 李泰家族墓群位于鄖縣城關鎮(zhèn)東1公里處的菜園村一組，古名“馬檀山”，墓地面積近30萬平方米。當?shù)厝罕娝追Q此地為大李王墳、小李王墳。1958年，長江流域規(guī)劃辦公室考古隊調查時，首次發(fā)現(xiàn)此墓群。1973年，鄖縣李泰家族墓群已發(fā)掘4座唐墓，由墓志銘文確定，墓主分別為第一代濮王李泰及其妻閻婉、長子嗣濮王李欣、次子李徽。這是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的唯一一處京畿長安之外的唐皇室家族墓地。根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該家族墓地至少沿用了200余年。 （唐代鎏金銅缽，1952年西安市新市區(qū)工程處移交，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缽為擊奏體鳴樂器，也稱“銅磬”、“梵磬”、“天竺磬”、“僧磬”等，從印度傳入中國，大多用作佛教法器，誦經時，至段落處敲擊。此缽青銅鑄成，通體鎏金，形似大缽，以木棒擊之發(fā)聲，音色明凈，語音昂長。 （唐代金盒，1964年陜西省西安市長安縣天子峪國清寺塔基出土，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金盒圓形，盒蓋與盒底均隆起呈慢拱形，子母口扣合嚴整，通體光素，一次性整體成型，造型飽滿。 （唐代“開元通寶”金錢，1970年陜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唐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為唐代貨幣，“開元”即“開國奠基”之意，后唐玄宗將年號定為“開元”純屬巧合；通寶則是“流通寶貨”之意，錢幣至唐代始有“通寶”之稱。除銅質開元通寶外，唐朝也鑄造過金、銀質開元通寶（另外還有玳瑁、鐵、鉛等材質）這兩種貴重金屬幣僅限皇家賞賜，供顯貴玩賞，并不投入流通，因此存世量極小，尤其是金開元，更彌足珍貴。有詩曰：“開元皇帝掌中憐，流落人間二十年，長說承天門上宴，百僚樓下拾金錢?！?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30枚金開元，正面楷書“開元通寶”，錢文間架端莊，疏密均勻，字跡清晰，制作規(guī)整，是那個時期唯一的一次發(fā)現(xiàn)，足見其珍稀程度。 （唐代鎏金銅馬鑣，1955年陜西省西安市白家口出土，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馬鑣施在馬口角的兩頰上，有繩索相系，以便御手控馬。長條形的馬鑣最早出現(xiàn)在春秋時期。此鎏金馬鑣鑄造而成，造型流暢，末端呈魚尾形，非常別致。 （唐代刻花龍形金飾片，1970年陜西省乾縣臨平公社出土，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龍是中華民族祖先創(chuàng)造的，現(xiàn)代人所塑造和描繪的龍，多半是唐宋以后才定格下來的形象，唐代的龍紋身軀健壯，鳳眼優(yōu)美，龍爪鋒利，張力十足。
（唐代嵌綠松石金鉈尾，1960年陜西省西安市郊區(qū)唐墓出土，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唐代帶具的使用非常普遍，以材質和銙數(shù)來區(qū)分等級，等級最高的是十三銙玉具帶。帶尾是釘綴在革帶尾端、用以保護皮革的一種裝置，除實用價值外，還兼具裝飾作用，又名鉈尾。唐代包括唐代之前流行的蹀躞帶都是單扣單鉈尾帶，唐代開始出現(xiàn)零星雙扣雙鉈尾帶，雙鉈尾帶為周鞓裝銙提供了可能，雙鉈尾帶自宋代開始逐漸流行，金代已成定制，明代只有這一種帶式了。
（唐代金筐寶鈿幾何紋金球，1971年陜西省西安市六村堡征集，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所謂“金筐寶鈿”是指此金球表面焊接有金絲編成的外框及細密的金珠，再鑲嵌以寶石。由此可以想像這件金球當年的完整面貌，在其器身的紋飾內曾經鑲嵌有五顏六色的寶石！現(xiàn)在，雖然寶石已遺失，可當我們面對這件依舊金光燦爛、玲瓏精巧的藝術品時，仍能感受到它令人屏息凝神、繼而驚嘆的美。
（唐代鴻雁紋金飾片，1958年陜西省西安市東郊韓森寨出土，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鴻雁紋金飾片，形態(tài)生動，狀若翩翩起舞。羽紋鏨刻細致精美，疏密有度，結曲輕巧，神態(tài)可愛，生氣勃勃，富強有烈的時代風格與特色，亦可見唐代金飾工藝技術卓越，一絲不茍，充分反映那時生活及文化氣息。
（唐代鎏金刻花雙龍紋銅牌飾，1971年陜西省土產公司庫房揀選，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鎏金，亦稱“金鍍”、“金涂”、“鍍金”、“金花”。鍍金方法是將金、水、銀合成金汞溶液，涂在銅器表面，然后加熱蒸發(fā)水銀，使金附著在器物表面永不脫落。這件雙龍紋牌飾設計奇巧、刻畫入微，紋飾內容以二龍相對為主，其他為流云或花朵，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面貌，體現(xiàn)了唐代豪放、富足的民族氣質。
（唐代金杯，1965年陜西省西安市白廟村出土，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金杯澆鑄成型，高8.5厘米，口徑7.5厘米，重401克。杯底與圈足間部分脫落，可以看出明顯的焊接痕跡，環(huán)柄形杯把與杯體也系焊接而成。腹壁直而略向下收為平底。腹部有弦紋三道，從上至下第二和第三道弦紋之間飾有以扁金絲編成的圓形圖案八個，均已脫落，八個圓形圖案之間均飾以上下對置的花葉紋，其間點綴圓圈紋。器體上有不少鉚孔，據(jù)此可知，所有紋飾均與杯身鉚接而成。帶把杯不是中國傳統(tǒng)器物造型，是西方器物制作的傳統(tǒng)，應是一件前所未見的仿制品，其制作年代當不晚于公元8世紀中葉。
（唐代鎏金鐵芯銅龍，1975年陜西省西安市白南郊草場坡出土，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鎏金銅龍是唐代社會物質文化活動中遺留下來的特殊藝術品，一方面它反映著特定的歷史價值，另一方面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它的材質為鐵質的，通體鎏金，身體細長，兩只有力的前腳緊扣地面，龍頭與上身呈“S”型，龍嘴張開，露出牙齒和彎曲的龍舌，兩只圓睜的雙眼直視前方，龍角緊貼頭部向后伸展，龍尾叢高高上揚的后肢處反折向龍頭上方。整條銅龍身體流暢，飄逸欲飛、極富動感，體態(tài)之大、造型精致，就是在唐代也極為罕見，完全體現(xiàn)出唐代龍的生動美與氣勢美，堪稱精品。
（唐代鎏金銅鋪首，1988年陜西省西安市唐大明宮遺址出土，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鋪首是含有驅邪意義的傳統(tǒng)建筑門飾，距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根據(jù)史料記載和考古發(fā)現(xiàn)，證明鋪首的形象源自于先秦的饕餮紋，“獸面銜環(huán)辟不祥”這是對鋪首的描述。這件鋪首通體鎏金，圓形片狀。主紋為獸面紋，獸首睜目蹙眉，闊口大張，利齒畢現(xiàn)，舌卷銅環(huán)，面目兇惡猙獰。獸面的背后為分叉式鉚釘，用于插入門壁，尾端橫折固定鋪首。 注1：文中照片均為作者拍攝。 注2：文字內容參考展覽說明及相關資料。 留言功能已開通 點擊文末右下角“寫留言”，把你的想法告訴我！ 并大力轉發(fā)，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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