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勇于維護法律尊嚴的戴胄

作者/鄭學富  山東省棗莊市臺兒莊區(qū)委宣傳部

來源/人民法院報

唐太宗時，魏征以直諫敢言著稱，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負盛名的諫臣。其實，當時還有一位大臣比魏征還敢于犯言直諫，即使是唐太宗欽定的案件，他如果認為不合法理，也要據(jù)理力爭，并最終得以改正。唐太宗對他的這種“拗勁”極為欣賞，不斷提拔重用他，曾官至宰相。他就是戴胄。

反駁宰相，維護法律公平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今河南安陽）人，生性堅貞忠直，有才干，熟知律法，通曉文案。他早年在隋朝為官，曾效力于軍閥王世充，因多次進諫，被王世充貶為鄭州長史。歸唐后為秦王府士曹參軍。唐太宗繼位后，戴胄被拜為兵部郎中，封武昌縣男。貞觀元年（627年），大理少卿出缺。唐太宗向大臣們說道：“大理寺關(guān)乎人命，戴胄清廉正直，正是合適人選。”于是任命戴胄為大理少卿。就在這一年，唐太宗遇到一件棘手的案件。

有一天，唐太宗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進宮議事，由于時間緊迫，長孫無忌進宮時一時疏忽，忘了解下腰間的佩刀便直入東上閣。當時值守宮門的校尉也未發(fā)覺，等到長孫無忌與太宗議事完畢，告退返回至宮門口時，值守校尉這才發(fā)現(xiàn)長孫無忌竟然是帶刀參見皇上的，這是犯皇家大忌的，按律當斬。校尉知道事情重大，主動向上級作了匯報。

此情報到唐太宗那里，究竟如何處理？太宗也左右為難。長孫無忌是參與玄武門之變的，幫助李世民奪取帝位，為開國元勛，位居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首，而且還是太宗的大舅子，屬皇親國戚。于是，唐太宗詢問尚書右仆射（宰相）封德彝如何處置。封德彝為朝中重臣，才思敏捷，深藏不露，善于見風使舵，左右逢源。封德彝確實是老謀深算，一邊察言觀色，一邊在心中盤算：長孫無忌身居要職，深得皇上信任，如果按律處死，皇上肯定不高興。但是如果不處罰，又無法向文武大臣交代。至于那個校尉，乃無名小卒，死不足惜，干脆讓他當個“替罪羊”。他沉思良久，揣摩好后，非常謹慎地說：“值守校尉粗心大意，是為失職，按律當處以死刑；而長孫無忌身為開國元勛，為人表率，一時疏忽，帶刀覲見，并非有意而為，應處以二年徒刑，罰銅二十斤?！?/span>

唐太宗聽了非常滿意，說道：“此議甚好，就按封愛卿的裁斷辦。”可是話音未落，一個洪亮的聲音如炸雷般在大殿中響起：“皇上，臣認為如此處理不妥！”唐太宗一看，正是新提拔的大理寺少卿戴胄，他可是掌管刑法的官員，不能不讓他說話，于是眉頭一皺，反問道：“你有何高見？”戴胄據(jù)法反駁道：“校尉粗心沒有發(fā)現(xiàn)，長孫大人同樣疏忽帶刀入內(nèi)，兩人犯了同樣的過失，按照大唐法律皆為死罪，皇上不是常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法律怎么能如此厚此薄彼呢？”唐太宗也感覺有道理，讓他繼續(xù)陳述下去。戴胄不偏不倚地說道：“陛下如果考慮長孫大人的蓋世之功，又是皇親國戚，以罰代刑，掩人耳目。而獨處死校尉，法律的公平何在？公理何在？功勞、親情絕不是大理寺的量刑依據(jù)，如果摻雜私心雜念，天下人會寒心的?！?/span>

唐太宗聽了戴胄的一番充滿義正的辯駁，感到其一身正氣，凜然不可侵犯，不得不說：“長孫無忌盡管有功于朝廷，又是我的親戚，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是全天下的法律，朕也不能徇私枉法，此案再議?！?/span>

案子被重新審理，封德彝已經(jīng)揣摩透了唐太宗的心理，不想因為這件事情處死長孫無忌，所以仍然堅持原判。報到太宗那里，唐太宗果然心領(lǐng)神會，準備批準封德彝的判處。戴胄見狀，心里明白皇上要保護長孫無忌，要堅持按律判處死刑已不可能，但是如果將校尉處死，法律的公平將喪失殆盡。于是，他決定退一步，但是要力爭校尉也被從輕發(fā)落。想到此，他挺身而出，仗義執(zhí)言，據(jù)理力爭：“陛下，校尉是因為長孫大人而犯罪，如果從輕，就要一碗水端平，而不能讓校尉獨死。否則，將無公平可言，無法向天下人交代，也將會毀了皇上的英名，請陛下三思。”唐太宗也知道戴胄和校尉非親非故，只是出于公心，為了維護法律的公平，為了國家社稷才冒死進諫，這種鐵面無私、一心為公的官員太少了，不禁對戴胄產(chǎn)生敬佩之情，于是作出一個明智的決定，免除校尉的死刑。涉案二人都得到從輕發(fā)落，可謂皆大歡喜，此案得到公正解決。

頂撞皇帝，捍衛(wèi)法律公正

唐太宗繼位后，積極聽取群臣的意見，對內(nèi)以文治天下，虛心納諫，厲行節(jié)約，勸課農(nóng)桑，使百姓能夠休養(yǎng)生息。他有雄才大略，想干出一番事業(yè)來，他深知人才是關(guān)鍵。于是他出臺政策，在全國大張旗鼓地招賢納士。一時間，多年被埋沒、懷才不遇的士子們看到了希望，紛紛來到京城。當然，前來的人員也是魚龍混雜，有的人投機取巧，在個人履歷上造假。那個時候，各種檔案又不齊全，吏部也無法一一甄別官員檔案的真?zhèn)?。吏部將有關(guān)情況上報到唐太宗處，唐太宗看后，非常氣憤，立即讓人起草詔令，要求偽造假檔案的求官士子們，自詔令發(fā)布之日起前來自首，說明情況，朝廷便既往不咎。如果繼續(xù)隱瞞，一旦被查出來或被他人告發(fā)，一經(jīng)核實，將判處死刑。

詔令發(fā)布不久，就有人舉報徐州司戶（主管民事的官員）柳雄，因為偽造在隋朝的做官經(jīng)歷，蒙蔽朝廷才得到現(xiàn)在的官職。朝廷接到舉報后，交大理寺查處。大理寺經(jīng)過周密調(diào)查，人證物證確鑿，確認柳雄偽造官階罪名屬實，按照皇帝詔令，大理寺卿將柳雄判處死罪。但是，作為大理寺副職的戴胄卻持反對意見，他的理由是：按照大唐法律，柳雄不至死罪，應判流放，不能因為皇帝的詔令而廢了大唐法律。于是將案子改判后呈報皇上。唐太宗看后，大發(fā)雷霆，不顧一切，下令要執(zhí)行死刑。戴胄不唯權(quán)、不唯上，只維護法律的尊嚴，堅持大理寺的原判。

唐太宗異常氣憤，將戴胄召進宮，責問：“朕剛剛發(fā)布詔令，不自首者處死。你卻判為流放，這不是讓朕失信于天下嗎？你難道受了柳雄的賄賂要賣獄嗎？”面對一連串的責問，戴胄毫無懼色，堅持原則，他回答：“臣為朝廷捍衛(wèi)法律的尊嚴，不敢有半點私心，更不敢收取賄賂。陛下如果當即下令處死他，臣下自然無法干預。既然交給大理寺走司法程序，為臣就不敢違背法律，就要按照大唐律法來判決。柳雄偽造官階，罪不至死，應該判處流放?！碧铺谝姶麟芯垢耶斆骓斪沧约?，更是怒不可遏，指著他的鼻子質(zhì)問道：“你只顧自己遵守法律，卻讓朕失信于天下？你將置朕于何處？我這個做天子的還有什么顏面？還有什么權(quán)威？”戴胄毫不退讓，反駁道：“法律是國家為布信天下人而定的，言語是憑一時喜怒說出來的。陛下憑借一時忿怒而殺人，其實心里也知道這樣不妥，故而交給臣下依法論處，這叫作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屈從個人情緒而違背法律的信用，臣為陛下感到惋惜。”戴胄一番入情入理的辯解，讓唐太宗聽了恍然大悟，欣然采納戴胄的意見，并對他說：“我在法律上有所失誤，你能予以糾正，朕有何憂也！”于是柳雄最后被流放。

得寵不驕，保持廉潔奉公

原先，朝廷每逢水旱災害，全靠正倉撥糧賑災，但正倉存糧有限，無法解決問題，以致在大災之年，餓殍遍野，民不聊生。貞觀二年（628年），戴胄上表唐太宗，建議效仿隋朝，設(shè)立義倉，讓官員、百姓繳納糧食，以備饑荒。唐太宗采納了他的建議。唐太宗又讓他與魏征一同擔任諫議大夫,檢點朝政得失。

戴胄正直無私，遇事總是秉公而斷，依法處理，哪怕是上級決定過的事，甚至是皇帝表態(tài)同意的，他都要依據(jù)法律規(guī)定，陳述自己的意見，絕不看上級的臉色行事，也不違心地一味迎合皇上的心理而喪失原則，有時候還臉紅脖子粗地與皇上爭論不休。而唐太宗也絕非王世充之流，而是從善如流的明君，不僅沒有厭煩、遷怒于他，反而從內(nèi)心深處欣賞他，所以不斷將他提拔重用。貞觀三年（629年），戴胄升任民部尚書，兼任檢校太子左庶子。杜如晦病逝后，唐太宗遂讓戴胄代理吏部尚書，仍舊擔任民部尚書、太子左庶子、諫議大夫。貞觀四年（630年），戴胄不再代理吏部尚書，以民部尚書之職參與朝政，成為宰相級大臣。

貞觀五年（631年），唐太宗打算重修洛陽宮。戴胄進諫道：“關(guān)中、河西都在增置軍隊，此前又在修復九成宮，丁壯勞力被役使殆盡，現(xiàn)在還能剩下多少呢？如今戰(zhàn)亂平息不久，民間人口短缺，一人服役，全家廢于農(nóng)事。一家盡力勞作，也難以維持生計。我擔心這會引起百姓的怨恨。”唐太宗大為贊許，對侍臣說道：“戴胄與我并無骨肉之親，他能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我進封他的官爵，就是要酬報他的一片赤誠之心?！?/span>

由于戴胄赤膽忠心，勤政廉潔，其官職得以不斷升遷。官職高了，地位變了，但是他恃寵不驕，一直保持著謙虛謹慎的態(tài)度，一如既往地嚴守法度，從不以權(quán)謀私，剛正不阿，清貧廉潔。戴胄盡管貴為宰相，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卻住著簡陋的房子，過著簡樸的生活。貞觀七年（633年），戴胄因病去世，家里竟然擺不下靈堂，無法祭奠?；噬下勚?，不禁為之動容。為了褒揚他的廉潔奉公，唐太宗下令，罷朝三日，沉痛悼念這位好官員。還專門下詔官府特地為他建造一座家廟， 追贈尚書右仆射，追封道國公，謚號忠，并命當朝著名書法家、文學家、詩人、政治家虞世南為他撰寫了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