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東門街是惠南最為繁華的所在，全長約500米，街面是麻石鋪路，在兩側是老式排門商鋪，曾經終日熙熙攘攘，原南匯教育局、農業(yè)銀行、南匯飯店等均坐落于此。在那個物質還不算豐富的年代，東門街寄托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諸多想象和渴望。初中時，每日需從東門街轉沿河涇南路去學校，經?？梢娙祟^攢動、促銷連天的場景。九十年代，東門街改造擴寬為步行街，拆除了沿街所有的老式建筑，人生中第一次親見強拆的喜怒哀樂，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兩鬢斑白的老人坐在二樓屋頂上抽泣，現在回想起來，其中滿滿是在世事變遷中對故土舊居的斷離舍。

       惠南鎮(zhèn)區(qū)以東西南北四條大街構成十字主線，其中南北大街是南北向的核心中軸線。從南門沿著南北大街一路往北，各色建筑串聯起過往種種云煙。

       現在金匯廣場的位置，之前是南匯大會堂，全縣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和重要文藝演出都在這里舉行，小時候路過此處未免有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感覺，同時又莫名的有所期寄，盼望著有朝一日能到大會堂做一名光榮的“吃瓜群眾”。不料未等理想實現，大會堂以及隔壁的南匯體育館即消失在惠南老城改造的塵埃中。大會堂對面的南園賓館內有一座始建于1933年的“中山堂”，由時任南匯縣長袁希洛發(fā)起籌建，據說“中山堂”題匾是當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的手筆。

       大會堂隔壁是福泉寺和清涼庵，福泉寺以“三寶”聞名（福泉井、宋銀杏、隆慶鐘）。其中，寺南原有宋代種植的銀杏兩株，現存的雌性千年銀杏為現上海地區(qū)銀杏“樹后”，隆慶鐘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移走后置于附近的古鐘園內，后經宗教界人士不懈努力，物歸原主。福泉寺原名甘霖院，始建于元代更早于惠南建制，寺內的銀杏和古鐘見證了惠南的成陸、發(fā)展、繁華，歷經戰(zhàn)火洗禮、世代滄桑，現香火日益鼎盛。

       福泉寺東面現為南匯一中，原為南匯中學所在地。1927年，知名實業(yè)家趙心梅在原南匯學宮的文昌宮舊址上興建“南匯女子初級中學”也就是南匯中學的前身。南匯學宮是南匯縣首任知縣欽連建造的文化教育建筑群，包括孔廟、明倫堂、儒學署、惠南書院、文昌宮、魁星閣等，目前僅存孔廟的大成殿。讀書時大成殿已經封閉，平時不得進入，我們幾個調皮的學生就偷偷翻進去，坐在大成殿門口海闊天空的指點江山、縱論天下，仿佛背后有了孔圣人的光環(huán)加持，我們的討論也多了幾分厚重。

       惠南書院建立之初引得川沙士民羨慕不已，效仿設立觀瀾書院，據道光《川沙撫民廳志》何士祁《新建觀瀾書院記》載：川沙分上、南兩縣地。上海有敬業(yè)書院，南匯有惠南書院，人文蒸蒸，擅樂南竹箭之美。而川沙延袤數十里，士風樸淳，時聞弦誦，獨未有書院之設……。乃于沈氏所捐之地，在城南文昌宮側。。。取孟子有本之義，額曰觀瀾書院?；菽蠒含F已不復存在，但從書院到惠南師范傳習所、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再到惠南小學，其文脈傳承始終不斷，走出了張聞天等知名人士。

       南匯一中內還留有古城墻一段。南匯方城自筑成后多次修繕，歷經辛亥革命、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仍完好無損。1958年，為建造冶煉鋼鐵用的小高爐，幾日之間即將所有城磚拆下運走，后又因取土燒磚、深挖防空洞等原因，古城墻幾夷為平地僅殘留40余米。

       西門街自十字交叉口往西至原聽潮門即現在的城河浜，原本為上襪十七廠以及各類混合形態(tài)的民居。西門街不顯山露水，不張揚外溢，但這里誕生了一位讓惠南人甚至浦東人都驕傲的女性：朱梅馥。

       民國2年（1913年），西門街上的教書先生朱鴻又得一女，取名梅馥。朱鴻雖是晚清秀才，但不保守、身體力行推崇新學，朱梅馥在惠南讀完小學后，即被送往上海的教會學校。朱梅馥的祖姑母姓傅，與近代文學家、藝術家和翻譯家傅雷先生家有遠親關系，傅雷先生母親家又與朱家是鄰居。因此，朱梅馥與傅雷先生自小認識，傅雷先生中學、大學寒暑假期間，常到外婆家與朱梅馥見面。1932年，兩人正式結婚，開啟了34年榮辱與共的感情生活。

       楊絳稱朱梅馥集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里的漂亮夫人、能干的主婦于一身，而她本人在傅雷家書中的一段文字更彰顯其善良、堅韌和奉獻的可貴品質“你是最愛媽媽的，也應該是最理解媽媽的。我對你爸爸性情脾氣的委曲求全，逆來順受，都是有原則的。。。到成年后，他孤軍奮斗，愛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舊傳統(tǒng)和殺人不見血的舊禮教，為人正直不茍，對事業(yè)忠心耿耿。我愛他，我原諒他。為了家庭的幸福，兒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業(yè)的成就，放棄小我，顧全大局”。

       走過西門街，不禁疑惑，是怎樣的家庭培育了這樣的杰出女性，是怎樣的環(huán)境塑造了這樣的賢妻良母，人文惠南經歷歲月洗禮和時代變遷，哪些文化特質依然值得我們銘記和繼承？

       南匯桃花村是惠南的一張旅游名片，桃花村所在的城北村因在縣城北門正首而得名。自1991年首屆桃花節(jié)舉辦以來，每年草長鶯飛、春暖花開時節(jié)，桃花村里桃花爭奇斗艷、云蒸霞蔚，走進桃源深處，演繹人面桃花相映紅的別樣風景。一年又一年、一歲又一歲，桃花村向越來越多的游客和朋友，傳遞著春的光彩，展示著惠南的風景，所謂“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從桃花村沿著北門路向南過二灶港即進入北門街，從清雍正年間南匯設縣以來，北門附近即為縣府所在地，北門街與東西向的人民東路交叉口即現在浦發(fā)銀行的位置為原縣衙署所在，解放后一度為縣委縣政府所在地，故其東面的一條小路名曰縣東街，后遷至人民東路直至2008年。人民東路已經多年未拓寬改造，兩旁的行道樹樹齡大多在40-50年左右，郁郁蔥蔥的樹冠向兩邊伸展交錯遮擋住了大部分的天空，些許陽光從縫隙中透過，在路面留下斑駁的光影，人行至此多半會慢下腳步，享受難得的慢時光。

      與人民東路相交有一條新華路，雖不長但保留了不少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留下的中西合璧建筑。如已列入區(qū)級文物保護的潘式宅第，現存為石庫門二層樓房18間，磚木結構、硬山灰瓦頂，石庫門上方及窗棱均有歐化的浮雕花紋，進入室內沿著木質樓梯拾階而上，恍惚間不知此處是何處。周邊還有苕溪別墅等類似建筑，折射出惠南受當時上海摩登風潮影響下歐化的建筑風格，也為惠南留下了不一樣的城市語言。

這就是惠南，一座經歷600余年發(fā)展變遷的“四方城”，如今雖然城墻不存、四門不在，但鎮(zhèn)區(qū)的發(fā)展早已擴出靖海路、迎熏路、聽潮路、拱極路勾勒的范圍；雖然不再承擔縣府所在地的責任與擔當，但惠南更要迎著群眾的期盼負重前行，東城區(qū)歷經坎坷但惠南新城的形態(tài)功能初具，民樂大居應對建設到管理服務的各種挑戰(zhàn)，西門居委草根治理開花結果，惠南正在發(fā)生著深刻的變化。 

但“四方城”總有些東西不會變化的。

城是用來守的，因此必須要堅守幾百年來始終不變的惠南精神， 南匯首任知縣欽連到任后說，所到之處盡是“斥鹵之地”、“土瘠民窮”、“民多愚笨”，但就是這樣的惠南先民用堅韌、勤勞和勇敢的品質，開拓創(chuàng)新、奮勇前行，筑海塘、開灘涂、御外敵、貫交通、興文化、建家園，歷經百年滄桑、風雨如磐，依然堅守“四方城”。

城市是需要融的，因此必須堅持以開放的心態(tài)和海納百川的胸懷，來接納和包容方可稱之為城。首先人群要融合，惠南成陸后第一批的先民即是煮海制鹽的“外來者”，因制作儲存海鹽場所“團”而得名“三團”，已劃入惠南的黃路鎮(zhèn)為“二團”。建城后的惠南吸引各方人員遷徙居住，顧家宅、張氏宅、夏氏宅等都是原先外來族群集聚而居得名。如今的惠南大型居住區(qū)、商品房等來自市區(qū)及外省市的定居者不在少數，這就是城市功能的融合效應。其次文化要融入，惠南的歷史文脈更注重兼容并蓄、博采眾長，既有以儒家為主線的傳統(tǒng)文化積淀，也以開放心態(tài)擁抱新學。享譽中外的浦東派琵琶大師鞠士林、沈浩初不僅樂理技藝精湛更是文化大家，他們的領域博古通今、推陳出新，讓這一文化遺產不斷傳承發(fā)揚，這就是城市功能的融入效應。

城市是必須通的，不僅是城市形態(tài)、道路交通的聯通，更是思想觀念和精神狀態(tài)的貫通。俱往矣不可追，自打有記憶以來的惠南30年，我們見證的，是惠南的改革在奮進，是惠南的發(fā)展在突破，不管是康莊大道還是曲折彎曲，不管是自我革新的痛苦還是迷茫無措的焦慮，不忘初心在不斷地破與立中前行，這就是惠南這座城的生機所在、活力所在、希望所在。

“四方城”已經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留在記憶中的片段值得追憶，但我們更要往前看、埋頭干，讓這座城的功能更完備、生活更宜居、人民更幸福、文化更昌盛，讓這座城的不變更值得傳承和發(fā)揚，讓這座城的變更令人欣喜和感動，在變與不變之間，惠南這座“四方城”未來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