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食貨志》列舉了32項額外課的稅目，分別為：歷日、契本、河泊、山場、窯冶、房地租、門攤、池塘、蒲葦、食羊、荻葦、煤炭、撞岸、山查、曲、魚、漆、酵、山澤、蕩、柳、牙例、乳牛、抽分、蒲、魚苗、柴、羊皮、磁、竹葦、姜、白藥。這32項額外課，“其歲入之數(shù)，唯天歷元年（1328年）可考云。”
通過對其所記天歷二年（1328年）各地“額外課”的數(shù)目，可知全國性征收的有歷日、契本、河泊、山場、窯冶、房地租、蒲葦?shù)?，其余項目的?shù)據(jù)來自特定地域，應該并非全國范圍內征收。在元代“額外課”收入中，與城市稅收聯(lián)系比較密切的有契本和房地租錢。 在城征收契本錢 契本由官府頒發(fā)，具有納稅憑證的作用?！对湔隆酚涊d，“契鈔官給契本，如諸人典賣田宅、人口、頭匹、舟船、物業(yè)應立契據(jù)者，驗立契上實直價錢，依例收辦正稅。外，將本用印關防，每本寶鈔一錢。無契本者，便同偷稅究治?！笨芍采婕靶枰⑵鯎?jù)的財產交易，如土地、物業(yè)、人口、牲畜等，官府均會發(fā)給契本。 契本上蓋官印，于是便成為納稅的依據(jù)，也由此產生了契本錢。若無契本，官府便按偷稅處理。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中書省據(jù)此確定了：“今后應報諸人典賣田宅、人口、頭匹所立文契，赴務投稅，隨即粘連契本，給付買主，每本收寶鈔三錢?！闭沾宿k法，買主執(zhí)買賣所立文契赴務投稅后，可得到官府認證的契本，每本要繳納寶鈔三錢。
官府頒發(fā)契本可以確認民間財產交易各方的權益，政府也可從征取契本錢中獲取一定的收益?！对贰な池浿尽份d：“（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又增商稅契本，每一道為中統(tǒng)鈔三錢?！薄爸链笕辏?310年），契本一道復增作至元鈔三錢?！?/p> 另據(jù)天歷元年（1328年）“契本”收入的統(tǒng)計，“總三十萬三千八百道，每道鈔一兩五錢，計中統(tǒng)鈔九千一百一十四錠?！边@里的數(shù)據(jù)涉及元代至元鈔與中統(tǒng)鈔的換算，其比值為五比一。然而在實際征收契本錢的過程中，卻出現(xiàn)了亂象。而這些亂象實際上體現(xiàn)著涉稅各方對利益的追逐。 《元典章》中的一件公文回溯了至大三年（1310年）江西行省契本征收的現(xiàn)象，如：“買置之家畏懼稅司刁蹬，多被權豪勢要、牙行欄頭、巡稅之徒結攬文契，多收稅錢，并不納官。若是務官覺察取問，止以價錢未完為由推調。”從中截留稅利。 又如稅務官“少者強索印契，多者不論價直，或以一契至元鈔一錢、二錢納官，亦有通同作弊，不附赤歷，就于契尾用印，因而分使官錢?！蔽窗礂l例收稅，也不在財務收支簿冊上詳，致使政府收入減損，中飽私囊。
就此，官府期望通過懲處上下環(huán)節(jié)的違例現(xiàn)象確保稅收收入，“如無契本，買主依例追斷，結攬牙行欄頭人等比匿稅例加等追斷。務官通同、及稅非本境成交文契者，依例斷罪降黜。提調正官有失關防，縱令親戚宅司人等入務，但是乞要錢物者，即同枉法論罪。” 這些處罰條例一方面體現(xiàn)政府關注到了買主、牙人、欄頭、稅務官等各個層級人員隱匿稅收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稅務問題牽扯人員之廣，解決并非輕而易舉之事。 從對契本的描述中，可知這筆收入是城鄉(xiāng)皆有的，畢竟民間的財產轉換并非只在城市發(fā)生，鄉(xiāng)村土地田宅買賣是民間交易的重點。然而考察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的一件公文，亦可看到城鄉(xiāng)稅收在管理上的分野。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正月，福建行省收到福州路申文，反饋鄉(xiāng)村諸如牛、豬生產子犢也要征稅等弊端，在其行文中比對了城市的稅務，提到：“各處院務，除府、路在城收雜稅契者，常為比較，無致多收稅錢，則物價不增，細民易活。”
可知當時城市稅務的管理相較農村規(guī)范，推知其原因，概是城市稅務相對集中，各項稅事、稅目得以集中比對，不至于收納無需征稅之物，避免擾民之舉。針對鄉(xiāng)村稅務的這些問題，政府決定張榜公示“不合收稅名項”，并進一步明確“各處院務，除府、路在城止收雜稅者外，鄉(xiāng)下門攤赤歷上多不具報。 及聚落去處，另有酢戶、酒戶驗石斗收課，諸色人匠驗名色定額。可委廉干官省會各務吊下主首人戶，自行供具各門攤月課等稅見數(shù)?！彪m然這里講的是規(guī)范鄉(xiāng)村征稅的舉措，但可見其參考了城市稅務相對公開的管理。 城市房地租錢 房地租錢亦是元代“額外課”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個項目?！对贰な池浿尽酚涊d了天歷元年（1328年）全國房地租錢收入的數(shù)額：“總計鈔一萬二千五十三錠四十八兩四錢。內腹里，九百六十六錠五兩三錢，行省，一萬一千八十七錠四十三兩一錢?！庇嘘P房地租錢的性質，有待進一步研究。 單從名稱上看，房地租錢既有“房”的部分，亦有“地”的部分，且命名為“租”。那么這一所立名目究竟是對房征收，還是對地征收？征收的錢鈔從其性質上講，究竟是屬于租，還是稅？皆是研究有待挖掘之處。 房地租錢出現(xiàn)在元代有代表性的地方志中，不過名稱各異。延祐《四明志》賦役考的“秋糧實征”下，有“房屋租錢”的名目。 從其數(shù)目統(tǒng)計中可知，慶元路房屋租錢總計中統(tǒng)鈔三定一十一兩二錢六分，其中奉化州房屋租錢中統(tǒng)鈔四兩，昌國州一十四兩四錢，鄞縣四十四兩二錢，慈溪縣、定海縣、象山縣未見統(tǒng)計，錄事司實征房屋租錢一定四十八兩六錢六分?？芍獞c元路錄事司房屋租錢的收入亦占到全境各轄區(qū)的一半左右。 在“錄事司實征”統(tǒng)計中，除了“房屋租錢”，慶元路錄事司單有“官地租錢”一目，數(shù)額為五定一十八兩八錢五分。官地租錢在慶元路所轄奉化州、昌國州、鄞縣、慈溪縣、定海縣、象山縣均未見記載。
這里的“地”，應是非農業(yè)用地，概屬于官府所轄，因而產生“官地租錢”。至順《鎮(zhèn)江志》中，賦稅之下的常賦包含夏稅和秋租兩大類，其中“秋租”下除了糧食等實物，還有房錢和地錢的數(shù)目。 房錢五十五貫九錢一分九厘，包括錄事司四十八貫三錢一分，丹徙縣四貫九錢五分，金壇縣二貫六分五厘九毫，地錢三百二十五貫六錢七分九厘五毫，包括錄事司二百六十八貫八錢七分三毫，丹徙縣二十八貫一錢二分，丹陽縣二十五貫一錢二分一厘七毫，金壇縣三貫五錢六分七厘五毫。
鎮(zhèn)江路下轄錄事司、丹徙縣、丹陽縣、金壇縣，其中錄事司是元代管理專門管理城市的機構，來源于錄事司的稅收即為城市稅收，從錄事司所管城市上納房錢、地錢占整個鎮(zhèn)江路房地租錢的絕大多數(shù)，可知房地租錢是考察城市稅收很具代表性的收入。 至正《金陵新志》貢賦類別下計有各地系官稅目的統(tǒng)計。其中在城錄事司房錢二百六十五定一十九兩三分一厘，內有豐和棚租錢一十二定，江寧縣房地錢二十九定四十三兩五錢八厘八毫，上元縣房地錢六十二定七兩六分四厘，句容縣房地錢一十五定一十一兩九錢一分二厘，溧水州未見記載，溧陽州房地錢一定一十六兩六錢四分。 集慶路的貢賦“系官”條目下錄事司之“房錢”收入亦是其他各州縣“房地錢”無可比擬的。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系官”條目外，集慶路的貢賦記載別有“財賦”條目，其中錄事司的財賦收入條目下又有房地錢中統(tǒng)鈔九十六定二十五兩的記錄。 根據(jù)地方志的記載，可以判斷元代“額外課”中的房地租錢是城鄉(xiāng)通行的稅目，然而對比各路房地租錢的數(shù)額，又可明顯看到城市在房地租錢的課征上占據(jù)了主導的地位。房地租錢在不同的地方志中表述略有差別，但都扣準了房屋與地基的價值。
城市是非農業(yè)人口的集中之地，城市土地與房屋亦會隨著人口的集聚日趨緊張，政府看到了城市土地與房屋的價值，繼而征收“房地租錢”。 從元代地方志所載各地稅收各類條目的歸屬中，可見房地租錢是歸入到“稅目”中的，至于為何用“租”，概是表明其名目是對房或地的使用行為征收，有關這一點，亦需要做進一步探究。 總之，額外課亦是元代城市稅收需要觀察的對象，其中在城征收的契本錢，城市中征收的房地租錢等，均體現(xiàn)出城市發(fā)展與鄉(xiāng)村不同的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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