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博奇

自澳門開埠以來，這塊彈丸之地出現(xiàn)難以數計的賭商，從中誕生諸多大人物，而其中頭一號，則是號稱“澳門第一代賭王”的盧九。此人的崛起與隕落，可謂“時也運也命也”。

盧九是廣東新會人，出身寒微，少年時父母雙亡，淪落至澳門，在錢莊當伙計，“稍有積蓄，設寶行錢號，既而以善營商業(yè)，雄財一方”。盧九原名盧華紹，排行第三，“軀干雄偉，頭特大，故俗人又稱之大頭耇”。“耇”字粵語發(fā)音與“狗”相近，所以鄉(xiāng)人又以“狗”稱之，盧九在澳門發(fā)跡后，“盧狗”之名雖流傳甚廣，但有失身份，于是改為盧九。

在葡萄牙人治下，澳門經濟實行“承允制度”，各行各業(yè)均需向政府“投標承辦”，不僅煮賣鴉片、開設賭館需要專營權，就連豬肉、養(yǎng)蠔、魚販等平常生意都不能例外，甚至販夫走卒、垃圾運輸、糞便處理也要獲得準入資格才能開業(yè)，否則就屬于非法經營。

不止如此，葡澳政府還出臺詳細的規(guī)章制度和法律條文對商業(yè)進行管治，如《澳門雇工章程》、《牛肉販賣章程》、《開設爆竹廠章程》等。尤值一提的是，葡澳政府鼓勵華人通過集股公司的形式從事商業(yè)活動。因商業(yè)制度條文陸續(xù)出臺，澳門早期華人更容易獲得先機。

據林則徐在1839年的調查，當時澳門僅7033人，5年后，澳門成為自由港，人口從此開始大幅上漲。盧九1860年前后來到澳門，適逢人口激增，爆發(fā)大量謀生機會，等他站穩(wěn)腳跟、小有積累，正好趕上各項商業(yè)制度出臺，乘著“承允制度”的東風而迅速崛起。

盧九從錢莊起步，涉足貿易、地產、賭博、鴉片等多個領域。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曾從事豬肉經營，長期壟斷澳門豬肉市場，是19世紀晚期澳門著名的“豬肉大王”。

當然，盧九最重要的舞臺在賭業(yè)。盧九經營賭業(yè)達40余年，從番攤、闈姓、白鴿票到慈善彩票，幾乎涉足所以賭博類型，長期經營形成壟斷之勢，是清末澳門第一賭王。不僅如此，盧九還與港澳商人合伙，將賭業(yè)版圖擴張到鄰近的廣東省，經營各類賭博生意多年。

1900年，盧九一舉競得廣東省為期八年的白鴿票經營權，勢力橫跨澳門、廣東，為同時在澳門、廣東開賭第一人。

然而，這一步棋，非但沒有讓盧九的事業(yè)更上一層樓，還將他推向萬劫不復的境地。

盧九之所以能夠進入廣東賭業(yè)，與李鴻章有莫大關系。1900年5月，李鴻章接替德壽任兩廣總督。為支付《馬關條約》中對日賠款，朝廷早將各省財政搜刮一空。李鴻章上任時，廣東財政已經山窮水盡，為了解決財政困局，李鴻章取消了德壽在任時頒布的禁賭令。

廣東緊鄰澳門，民間不可避免染上賭博之風，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為了振興破敗的財政也曾打過開賭的注意，但當時阻力甚大，最終未能成行。不料十余年后，由李鴻章實踐這一夙愿。

這此廣東放開賭禁，引得本地大小賭商瘋狂爭搶，也驚動了澳門賭壇。盧九聞訊與友人合組宏遠公司，經過一番激烈競爭，取得廣東全省白鴿票為期八年的經營權。為此，宏豐公司除了每年向廣東財政上繳洋銀80萬元，還要“另報效銀八十萬元”。但李鴻章認為“八年之期，為日太久”，應先讓盧九嘗試一兩年，倘若賭業(yè)發(fā)展迅猛，他還需酌情增加費用。盧九對此早有預料，主動增繳洋銀40萬元，以防官府中途要求“加餉”，或者被競爭對手“耍手腳”，高價抄了后路。

原本以為板上釘釘，不料廣東政局突變。李鴻章當了不到兩個月兩廣總督，慈禧太后一道諭旨“著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將其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填補兩廣總督之缺的還是那個德壽。德壽是禁賭派人物，對李鴻章的做法腹誹頗多，李鴻章一走，他就開始打擊賭商。

德壽禁賭，是為提升教化、修養(yǎng)民息，但手段不重，所以“禁猶未禁”，其下各級官員有恃無恐，陰奉陽違，借機勒索錢財，中飽私囊。為了應付各級官吏，盧九著實破費了不少銀兩。這期間，廣東冒出一家福泰公司搶奪白鴿票經營權，廣東善后局以此為要挾，示意宏遠公司“加繳餉項”。盧九只得照辦，由此一來，宏遠公司每年要向官府多繳11萬銀元。

令盧九意外的是，德壽官椅還沒坐穩(wěn)，又被調走。接下來，兩廣總督在1900年一年中又換了兩任。鹿傳霖當了10天總督，就被陶模取代，陶模干了1年半，德壽第三次代理兩廣總督。每一次新官上任，盧九就得花錢打點門路，生意還沒起色，就花出去一大筆開支。

到了1903年4月，德壽又被調走，兩廣總督換成一個厲害角色——岑春煊。

岑春煊是改革派，早年與維新人士過從甚密，吸收了不少新派思想，并大膽推行。他本是官宦子弟，少年有惡名，花錢捐了一個工部主事，才步入仕途，做了高官后，居然開始主張從嚴治吏。署理四川總督時，岑春煊一舉彈劾四十余名官吏，就此得了一個綽號“官屠”。

1903年4月，朝廷命岑春煊署理兩廣總督，甫一上任，便在廣東全省禁賭。

這一次禁賭，與前幾次不同。之前幾任總督只是打著禁賭的幌子借機撈錢，因此并不真禁，或者像德壽，雖有禁賭之心，卻因地方官場勢力羈絆，無力徹底推行。而岑春煊這次禁賭，是要借禁賭的名義肅清吏治，打擊各級不法官吏，順便將賭博業(yè)徹底趕出兩廣轄界。

據《華字日報》刊登的《嚴罰小闈姓告示》，岑春煊在廣東禁賭之嚴厲，到了這樣的地步：“私營小闈姓若查明屬實，人即正法，產業(yè)查封，變價拍賣，以所得三成入官，七成作為告密者獎金，并定五家連坐之法，如發(fā)現(xiàn)隱瞞包庇者，五家之內財物房舍悉數充公”。

正因如此嚴厲，盧九毫無打點、回旋的余地，不由分說丟掉了廣東賭業(yè)經營權。

事后盤點，宏豐公司經營三年零八個月，一共繳納各種費用474.5萬銀元，而盧九認為其中有144.5萬元屬于被迫加繳，如果加上利息，實際上多繳了200萬銀元。為了繳納這些不明不白的餉項，盧九多次到香港、澳門借款，致使宏遠公司負債累累，簡直慘不忍睹。

不甘心就此出局的盧九決定討回這筆“冤枉錢”。他在1888年加入葡萄牙國籍，算是“西洋籍商”，這時候，他想到利用這重身份，依仗葡萄牙政府，向清朝政府追討款項。盧九請動葡萄牙公使照會清朝總理衙門，清算宏豐公司賬目，并要求兩廣總督將勒索錢財“秉公照數一并發(fā)還”。

至此，事情性質大變，由清朝一國的官商矛盾，上升到清、葡兩國外交的高度。

在兩廣總督岑春煊看來，盧九此舉旨在將內政事務變?yōu)橥饨皇录瑏碚卟簧?，上書外務部稱盧九“居心混冒，挾制婪索”。盧九以葡萄牙商人自居，但岑春煊并不認可這一身份的合法性，因為盧九加入葡籍后，又以清朝子民的身份捐得清朝鹽運使一職，按照清朝戶部“一人不準入二籍”的規(guī)定，盧九捐官，等于自動放棄了葡萄牙國籍，“復為華民”。

岑春煊認為，盧九一人入二籍的行為，有“并享兩國人權力”的企圖心，建議葡萄牙嚴加查辦。

葡萄牙公使擔心事態(tài)升級，不再加以干涉，此案由此又下降為清朝內政。盧九的追討錢餉的計劃也因此落空，沒能討回一元錢。但宏遠公司的股東并不肯作罷，他們委托盧九掌管公司，現(xiàn)在不但股本虧空，還背了一身債，紛紛找盧九質詢，港澳債主也聞訊前來追債。

不久，盧九又牽進一場更深的政爭。

一名涉嫌包庇盧九的廣東官員裴景福東窗事發(fā)，逃往澳門避難，由此牽出一樁早年的舊案。裴景福曾任廣東南?？h令，戊戌變法失敗后奉命查抄康有為家宅，發(fā)現(xiàn)岑春煊與維新人士的來往信件，因此與岑春煊結怨。岑春煊僥幸逃脫罪責，八國聯(lián)軍進犯北京時“勤王”有功復得朝廷重用，正欲借禁賭拿辦裴景福，除去這個心腹大患。豈料盧九不明就里，不但收留裴景福，還為其上下運作，使之存身于澳門，得葡國庇護，令岑春煊大為不滿。岑春煊上奏朝廷，清廷外務部向葡萄牙駐澳門公使發(fā)布嚴厲照會，為防止失態(tài)擴大，葡澳政府才不得不將裴景福交由清廷處置。經此一案，盧九徹底得罪岑春煊，從此在廣東無處容身，更不用說追討多繳錢餉了。

盧九自持精明，偏偏不死心，不久之后，又鬧出更大的動靜。

1905年前后，葡萄牙與清廷商議籌建粵澳鐵路事項，盧九趁此時機，到上海拜見鐵路督辦大臣盛宣懷，表示愿意出資修建這條鐵路，條件是希望盛宣懷助其從廣東財政追討回那筆200萬銀元，充作修路之資。盛宣懷何等精明，豈會聽信區(qū)區(qū)一介賭商之辭，而不惜牽涉廣東政壇？

盧九的如意算盤再一次落空。但從此之后，他大名遠揚，清廷朝野上下皆知澳門有盧九這么一號人物，老謀深算，能量巨大，對其避之不及，唯恐卷入什么案件，惹禍上身。

1907年冬，郁郁不得的盧九在澳門私宅“娛園”懸梁自盡，時年60歲。死因至今成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