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十一

何焱林

閻文第十二言墨子引書語今妄改釋

一書有被引數(shù)處，雖微有增易，義則歸一者，墨子之引仲虺之告于非命三篇是也。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中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厥師，下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三處下文，墨子皆各從而釋之曰：此言桀執(zhí)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偽作古文者嫌與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闕師，孔安國傳曰：爽，明也，用明其眾言為主也。不與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復(fù)如此釋之，之（？）確如此，而偽作者不又現(xiàn)露一破綻耶？

按：又有一書被引數(shù)處，雖小有同異，辭則甚古者，墨子引泰誓紂夷居一段是也。天志中篇云：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而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務(wù)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非命上篇云：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屚，天亦縱之棄而弗葆，非命中篇云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wù)，天不亦棄縱而不葆，今晚出古文于棄厥先神祗不祀下增犧牲粢盛，既于兇盜二句，以合箕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孟子書，豈墨子所見乃另一泰誓乎，亦可謂舛矣。

又按仲虺之誥又有四語，兩見引左傳，雖間倒置，辭則相合者，襄十四年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三十年：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是也。晚出古文止錄（綠？）上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與下推亡固存皆四字句，亦去原文兩者字之字以相配（？），又以良亡韻協(xié)，遂易國之道也為邦，乃其昌亦韻協(xié)，此本無韻而忽韻，與后墨子本有韻而不韻，皆同一妄作。

又按：宣十二年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jīng)也云云。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于鑠王師，遵養(yǎng)時晦者，耆昧也。上引兼弱攻昧成語，次即引書詩語以條釋之，可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各有所出，非如今同出仲虺之誥也。襄公傳兩引皆有者字、之字，今忽櫽括為一句，亦古人文之常。但未有本出一書，而錯綜割裂如隨武子此等引法者，然則隨武子既不妄，則晚出古文妄可知矣。

又按：今仲虺之誥非獨(dú)誤會用爽厥師，亦且誤會式商受命。今文立政篇，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非若仲虺之誥，竟貼上帝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興，一商興，其相反又有如此者。

閻謂：

一書有被引數(shù)處，雖微有增易，義則歸一者，墨子之引仲虺之告于非命三篇是也。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中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

何按：

㈠余嘗謂，前人引書，至少先秦人引書，往往憑記憶，因需要，不僅人引人殊，同一人引，也時引時殊，墨子于《非命》三篇，三引《仲虺之誥》，而三易其詞，不僅文字有異，義亦有差，而閻以為義歸一揆，讀書不細(xì)，誤矣！

①《非命》上，墨引作“《仲虺之告》 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

“龔”，孫星衍以音近假為“用”，是。句之要在“帝伐之惡，用喪厥師?！?SPAN lang=EN-US>

惡有疾，震怒意。伐有折損，抨擊義，王充《論衡·問孔》：“伐孔子之說，何逆于禮?！庇秩纭翱谡D筆伐”。天帝何能持干戈以伐？所謂伐，折損其祿、壽也。師：此處用作眾，《爾雅》：“師，眾也?！?，句意為：天帝怒伐桀，使喪失其眾。

②《非命》中，墨引作：“《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SPAN lang=EN-US>

要在“帝式是惡，用闕師。”

式，用也，以也。《大雅·桑柔》：“維此良人，作為式谷?！薄豆{》：“式，用也?！标I：少，乏。《左傳·成十三年》：“又欲闕翦我公室?！币鉃椤暗垡允菒海辗ζ浔??！?/SPAN>

③《非命》下墨引作：“《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SPAN lang=EN-US>

要在“帝式是增，用爽厥師。”

增借作憎，爽多用作明。《說文》：“爽，明也?！?/SPAN>尤其《書》語，爽多作明。《書·牧誓》：“時甲子昧爽?！薄稌ご笳a》：“爽邦由哲?！薄稌た嫡a》：“爽惟民迪吉康?！本湟庵^：“帝以是憎（夏桀），使其眾曉知?！?SPAN lang=EN-US>

同一篇書，同一事，卻有三種不同表述，能是同一書所出嗎？即使憑記憶引述，墨家后學(xué)整理墨經(jīng)時亦當(dāng)將其敘述統(tǒng)一。同一書，同一事，如此不同之?dāng)⑹?，不足作?yán)肅學(xué)術(shù)資料。

閻以為《非命》三篇，墨子三引《仲虺之誥》文，除文字稍有不同，其義則一，實則并非如此。其上篇“用喪厥師”即使夏桀失其眾，使夏桀漸失人心，只是開頭。中篇“用闕師”，前進(jìn)一步，使桀眾叛親離，盡失其民。下篇“用爽厥師”，即曉示其眾，夏桀天命不再，天命另有攸歸。

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命，即是民命，即是民心。《非命》三篇，否定上天命定，而倡事在人為。然墨子也主張敬天事鬼，即以《非命》論桀之所以失眾，因其矯稱有天命，故帝惡，帝憎，龔喪厥師，用闕師，用爽厥師。何以墨子不引“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因此篇為《非命》，若承認(rèn)“式商受命“，則商得天下，非為人謀，實在天命，違《非命》之旨。

㈡閻謂：

三處下文，墨子皆各從而釋之曰：此言桀執(zhí)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偽作古文者嫌與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闕師，孔安國傳曰：爽，明也，用明其眾言為主也。不與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復(fù)如此釋之，之確如此，而偽作者不又現(xiàn)露一破綻耶？

何按：

閻氏此處耍了一點(diǎn)滑頭，未完整引墨子之文，而是取其所需。今引如下：

于《非命》上，《墨子》曰：“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zhí)有命也。”

于《非命》中，《墨子》曰：“此語夏王桀之執(zhí)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SPAN>

于《非命》下，《墨子》曰：“昔者桀執(zhí)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SPAN>

須在意者，墨子所引《商書》篇名為《仲虺之誥》，誥為《書》體之一，誥上誥下皆可。如《周書·康誥》則王告康叔也，《康誥》以所告對象名?！吨軙ふ僬a》為召公告王，則《召誥》以作者名，《洛誥》者洛邑既定，周公告卜，史氏錄之以告天下，等。但作者只一人或史家群體。

從《非命》上、尤其下篇“湯為《仲虺之誥》以非之”看，則《仲虺之誥》乃湯作以告仲虺。但從中篇“湯與仲虺共非之”看，作者當(dāng)為湯與仲虺共作之，《書》無此體。姑以為有，篇名“仲虺之誥”，若告仲虺，則仲虺作書自告；若為告湯，湯亦作書自告，豈非滑天下之大稽？

《非命》三篇，上下篇皆為湯言，惟中篇有湯及仲虺，其中只“惡”、“用闕師”為仲虺與湯共有版權(quán)，他皆湯版權(quán)。以作者立名，以所佔(zhàn)版權(quán)多少論值，文當(dāng)稱《湯誥》，不當(dāng)稱《仲虺之誥》，得非墨子或其門下誤《湯誥》為《仲虺之誥》耶？此不再次證明《古文尚書》為偽乎！

閻謂：“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前已說明，曰“闕師”乃湯與仲虺共說，非湯專利，若仲虺在，可以起訴湯侵奪版權(quán)矣！得非閻百詩竄掇商君臣興誦耶？

三“師”之注，《墨子》未作說明，孔安國注，穎達(dá)疏，蔡沈集注，皆注爽為明，惟閻若璩以“三師”同義。前已敘述，墨三篇引《仲虺之誥》，義相牴牾，實乃墨家后學(xué)集先師之著時粗心之過，閻氏為找“證據(jù)”，以至急不擇言，用閻氏常用字曰“笑”！

還是老話，若閻輯《書》，當(dāng)取何者？三者盡取乎，抑……乎？

以上可見，非《仲虺之誥》抄墨子，而是墨子后學(xué)隱括《書》語“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而妄入先師之作，《墨子》被后人視作“粗樸”，其后學(xué)之過歟？

閻又按：仲虺之誥又有四語，兩見引左傳，雖間倒置，辭則相合者，襄十四年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三十年：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是也。晚出古文止綠（錄？）上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與下推亡固存皆四字句，亦去原文兩者字之字以相配（？），又以良、亡韻協(xié)，遂易國之道也為邦，乃其昌亦韻協(xié)，此本無韻而忽韻，與后墨子本有韻而不韻，皆同一妄作。

何按：

閻氏所引，一出《左傳·襄十四年》中行獻(xiàn)子對晉侯問：“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SPAN lang=EN-US>

一出《左傳·襄三十年》子皮云：“《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SPAN lang=EN-US>

此兩者皆史氏引人言。余前言，后人引書，意在明理，不在存史，往往人引人殊，此又一例。獻(xiàn)子與子皮，言談?wù)弋?dāng)然只能以記憶引前人語，絕不會當(dāng)面翻書，一一照念。

要回答閻氏之詰，須從當(dāng)時語境出發(fā)。襄十四年，獻(xiàn)子對晉侯問是在衛(wèi)國發(fā)生內(nèi)亂之時，其文有“晉侯問衛(wèi)故于中行獻(xiàn)子，問衛(wèi)逐君當(dāng)討否？”才引出獻(xiàn)子這一番話，臨時對答，不可能翻書，也不必照本宣科，只須言其大要。故獻(xiàn)子答如是。其時衛(wèi)已立新君剽，故獻(xiàn)子結(jié)語曰：“君其定衛(wèi)以待時乎！”

襄三十年，鄭國內(nèi)亂，伯有嗜酒誤政，且與子晰有宿怨，子晰伐之，故有子皮之言。

上所言衛(wèi)、鄭之亂，皆當(dāng)政者昧而國弱，救敗之不及，焉能言“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襄30年為前543年，孔子生于前551年，時孔子8歲，子皮稱《仲虺之志》，說明《書》其時或已有篇名。此名當(dāng)然非孔子所擬，與今篇名略有不同。由此可得出兩點(diǎn)結(jié)論。

㈠無論獻(xiàn)子言，子皮言，皆及仲虺語，不是照本宣科，不可避免有語言之隨意性及不確定性。如獻(xiàn)子稱仲虺有言，而子皮稱《仲虺之志》，仲虺有言，言出自何處，并未確指，或出于別篇，別書，而《仲虺之志》則為后之《仲虺之誥》，當(dāng)無疑義。

㈡襄十四年稱“亡者侮之，亂者取之”，“國之道也”；三十年則稱“亂者取之，亡者侮之”，“國之利也”。一則順序不同，且“道”與“利”，即在戰(zhàn)國，義亦有別。如《孟子·梁惠王》上，開篇即謂：“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yuǎn)千里而來，亦將有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就儒者言，道即仁義，可見道、利有別。此可得出結(jié)論：除二人記憶有差，語言隨意，所引文本一出衛(wèi)，一出鄭，亦或有差別?！稌方?jīng)孔子、及門弟子、再傳弟子整理，漢武帝時孔壁書，是當(dāng)時所能見到最完備之《書》，《書》出孔壁，說明《書》確經(jīng)孔子整理，孔穎達(dá)《尚書正義序》稱：“（孔子）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jī)要?！睘椴粻幹聦?。故獻(xiàn)子與子皮所引《書》，非孔子整理后之《書》，故不能以孔子未改之前文，要求孔改定后之《書》文，道理極簡單，若以閻氏之纖芥必究，此句當(dāng)從獻(xiàn)子耶？亦從子皮耶？兩者皆不從耶？如是，閻之引文自相矛盾。

前已論，獻(xiàn)子、子皮所言，皆取亂侮亡之事，與德、忠、賢、良無關(guān)，不能推定獻(xiàn)子，子皮所據(jù)本無德忠賢良之論。而德忠賢良乃儒者所倡，如孔子整理《書》不取“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而只倡“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則孔學(xué)與縱橫家之說，法家之論無別。故孔子整理后之《書》必有此二語，并置之句首。閻所謂“亦去原文兩者字之字以相配”原文是否如此姑無論，而為“芟煩亂而翦浮辭”所必須。閻以兩不定之語，非孔子一定之言，邏輯上豈能立足？韻語《書》中多有，《虞書·益稷》即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孔子教弟子即稱“小子何莫學(xué)乎詩”，即使《仲虺之誥》此諸句原非韻語，孔子整理《書》時，如何不能將其改為韻語而不損其愿意，令其瑯瑯上口？

閻又謂：“遂易國之道也為邦?！?SPAN style="BACKGROUND: white">惜乎百詩生而過早，未知清華簡正以“邦”、“國”論真?zhèn)?，凡稱國者皆漢人諱高祖劉邦之名而改，故皆漢后人作。則《左傳》所引正入清華簡釋讀者彀中?！鞍钅似洳闭f明《書經(jīng)·仲虺之誥》為先秦之作?？装矅I(xiàn)壁書及所傳《尚書》未立于學(xué)官，未受當(dāng)時朝廷嚴(yán)省，躲過改邦為國之劫。西漢劉歆整理《左傳》上獻(xiàn)，并立于學(xué)官，極有可能避高祖諱改邦為國。

閻又按：宣十二年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jīng)也云云。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于鑠王師，遵養(yǎng)時晦者，耆昧也。上引兼弱攻昧成語，次即引書詩語以條釋之，可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各有所出，非如今同出仲虺之誥也。襄公傳兩引皆有者字、之字，今忽櫽括為一句，亦古人文之常。但未有本出一書，而錯綜割裂如隨武子此等引法者，然則隨武子既不妄，則晚出古文妄可知矣。

 何按：此段引自隨武子對晉主帥說的一段話，此時楚軍正盛，楚治尚隆，未可即圖，勸其待時而動。稱“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jīng)也。子姑整軍而經(jīng)武乎？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奔嫒跻??！稓酢吩唬骸坝阼p王師，遵養(yǎng)時晦。”

襄十二年，襄三十年引仲虺語見前，宣十二年為前597年，襄十二年為前560年，襄三十年為前543年，在宣十二年后37年或后54年，可謂時引時殊，尤非宣十二年隱括襄十二年與襄三十年之引語，而是襄十二年、三十年引語割裂宣十二年引語，閻論本末倒置。

隨武子是對晉軍主帥說話，首在謀敵之軍，抑或兼有謀國，故武子言“兼弱攻昧，武之善經(jīng)也”。以下引仲虺之言“取亂侮亡”，兼弱也，及《魯頌·酌》：“于鑠王師，遵養(yǎng)時晦。”耆昧也。杜預(yù)注：“耆：致也，致討于昧。”。此詩為贊頌武王伐商之詩，竊以為，《詩》“遵養(yǎng)時晦”，亦有“韜光養(yǎng)晦”之意，時機(jī)未熟，靜觀其變，畜勢待發(fā)，以攻其昧。

閻稱“兼弱攻昧”為成語，此成語當(dāng)然不出于左氏，出于何書，隨武子未明言，閻若璩不能指明。查一查先秦典籍，此句最早出于《仲虺之誥》。且“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是最佳匹配之偶語?！叭y侮亡”正好是“兼弱攻昧”最佳之承續(xù)、發(fā)揮與解釋。偶語排比，往往采用這種承續(xù)發(fā)展之形式。隨武子不但于《仲虺之誥》尋句自釋，亦用魯頌酌之句向荀林父說明攻昧之道。

閻此論又是一種有罪推定，即先認(rèn)定《古文尚書》為偽，從而論定“兼弱攻昧”必出于別書。按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閻百詩以成語“兼弱攻昧”當(dāng)出于宣十二年前之何書？宣十二年為春秋之中前期，其時之書，數(shù)量不多，今之擁閻者以為呢？

閻稱“墨子本有韻而不韻”，“本有韻”大約指《非命》上篇所引“布命于下，帝伐之惡”，中篇所引“布命于下，帝式之惡”兩句，“下”、“惡”二字，古韻在魚部，葉韻，下篇所引“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無韻，三篇所引不僅文字有差，句式亦有差異，除上下篇引文有兩句有韻，下篇引文則無韻，整理者何所適從？即令閻百詩來整理，將何取何去？恐怕亦只能芟煩亂而翦浮辭了。

閻又按：今仲虺之誥非獨(dú)誤會用爽厥師，亦且誤會式商受命。今文立政篇，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非若仲虺之誥，竟貼上帝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興，一商興，其相反又有如此者。

何按：“式商受命”二孔及蔡注皆如此，“立政”與《仲虺之誥》之用，并不矛盾。同一用詞，放在不同語境中，意義便不同。

《仲虺之誥》:“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币鉃橄耐酰ㄨ睿┯凶?，誣罔上天，矯稱上天旨意，布命于天下百姓。上帝不高興，故以商受天命。

《立政》：“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xí)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睍⊥瑁苡谢璧?，乃與進(jìn)用刑戮暴德之人同邦，與惡行缺德之人同政，帝欽行其罰。下三句蔡注謂：“用使我有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二孔傳、疏，略似。說亦通。如“亂臣”，可是亂臣賊子，也可是“能臣”

另：伻有令、使意，周人亦有繼夏統(tǒng)之意。《說文》稱：“受，相付也。從[爫下又]，舟省聲?！倍巫⒅^：“[爫下又]者自此言。受者自彼言。其爲(wèi)相付一也。”故受即有授義。即我有夏（周），用商所授之天命，奄甸萬姓。彼可用式商受命，此亦可用式商受命，何矛盾之有？

閻謂：

又有一書被引數(shù)處，雖小有同異，辭則甚古者，墨子引泰誓紂夷居一段是也。天志中篇云：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而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務(wù)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非命上篇云：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屚，天亦縱之棄而弗葆，非命中篇云：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wù)，天不亦棄縱而不葆。今晚出古文于棄厥先神祗不祀下增犧牲粢盛，既于兇盜二句，以合箕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孟子書，豈墨子所見乃另一泰誓乎，亦可謂舛矣。

何按：

《墨子·天志》中篇：“《太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亻鼻]務(wù)天下?！煲嗫v棄紂而不葆?！?/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