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同和長治

山西是一個封閉的地方，民國期間的山西是相對獨立的王國。于是雖然只是一個省，山西人卻給自己最北的地方取名大同，最南的地方取名長治，天下大同和長治久安都是中國歷代追求的治世目標。但就如大同和長治同屬一省卻分置南北一樣，天下大同和長治久安之間存在著難以彌合的分歧，這種分歧無時無刻不在撕裂著社會。

對于“大同”，《禮記》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p>

對于“長治”，《漢書》說“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yè)，以承祖廟，以奉六親”。

大同社會要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強調(diào)社會公平、平權(quán)，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建立福利社會。但盲目的絕對平等會傷害社會的發(fā)展動力。

長治之“治”、長治之“業(yè)”，表明這樣的社會存在某一個居于統(tǒng)領(lǐng)地位的階層，在古代為皇家及文官集團，在現(xiàn)代社會中則被稱為精英階層。存在精英階層在現(xiàn)代社會意味著崇尚自由競爭，反對平均主義，因為競爭即能極大的促進社會發(fā)展，也是既有精英維護自身地位的最好理由。極端的自由競爭會演變成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和狂熱的民族主義。

二、長安

公元755年，杜甫從長安去奉先縣看望寄住在那里的妻兒，結(jié)果經(jīng)歷的卻是“入門聞號啕，幼子饑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

杜甫是一個傳統(tǒng)的中國讀書人，他去長安城的初衷便是“竊比稷與契”，他是要成為社會精英，加入文官集團，建設長治久安的大唐盛世去的，但最終只落得處處碰壁，一生潦倒。朱門酒肉的見聞，皇親大臣們的奢侈，愧為人父的體驗，讓杜甫最終產(chǎn)生了安得廣廈千萬間的感嘆。杜甫終歸的期望還是天下大同。

在封建時代的中國，大同社會從未從讀書人的理想中走向現(xiàn)實，學而優(yōu)則仕，通過科舉登堂入室，實現(xiàn)王朝長治是讀書人參與社會治理主要的路徑。

三、華盛頓

美國總統(tǒng)大選激戰(zhàn)正酣，希拉里代表的民主黨在立場上更偏向于社會公平，主張對富人征收更多的稅收，提高社會福利。川普代表的共和黨更保守一些，反對高額的稅收，提倡自由競爭，川普本人更是有民族主義的傾向。

這兩種觀點的爭斗在美國無處不在，回想去年聯(lián)邦最高法院斯卡利亞法官去世之時，關(guān)于聯(lián)邦最高法院九位法官的立場，會對美國社會產(chǎn)生何種影響的爭論，導致兩黨對大法官繼任人選的爭奪異常激烈。民主黨人在美國社會過分提倡平等造成的多入牛毛的“政治正確”讓人民不堪其累，但美國畢竟是一個以精英政治、自由競爭立國的國家，這些政治正確更多是居高臨下的憐憫，歧視從未從人心中除去，川普即借此作為切入點提倡其略帶“極右”色彩的政治理論。

四、云南會澤

云南會澤發(fā)生的19人被害案件令人惋惜，從目前披露的案情看，這是一起因犯罪嫌疑人楊清培與其父母家庭糾紛引發(fā)的案件，糾紛的起因是楊向其父母要錢。

楊清培是一個社會的失敗者，他在昆明租住在月租270元的出租屋中，甚至連30元的房租上漲都無法承擔，每月只能交給妻子1000元的收入。其失敗的原因一是其出身之卑微，二是“楊清培的叔叔覺得，除了懶，他也沒什么別的毛病”。這樣一個沒有家庭積累，又不努力奮斗的人，在崇尚自由競爭的社會中，他就該過這樣的生活，否則他人奮斗的意義何在？要防止其因貧窮而犯罪，要依靠其自身的道德感和國家公權(quán)對犯罪的嚴懲。但在強調(diào)公平、完善社會福利的社會里，即使楊清培處于社會的最底層，也應獲得基本的生存便利，享受到一定的社會發(fā)展成果。

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從古至今一直將大同社會做為社會發(fā)展的終極目標，但盲目的絕對的平等曾讓我們動蕩不安；平等而自由的市場競爭和一部分精英各顯其能先行發(fā)展，是近三十余年飛速發(fā)展的動力，但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正在成為社會的隱憂，社會中下層面對先行精英們及其家族巨大的優(yōu)勢幾無趕超可能，自由競爭越來越成為既有精英們的護城河。大同與長治的矛盾正在擾動著社會。

我們所說的平等不是絕對的平等，也不是居高臨下的憐憫。我們所需要的自由競爭也不是先發(fā)優(yōu)勢者維護現(xiàn)有局面的托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