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科舉與家族文學

老劉tdrhg 2016-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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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科舉與家族文學

人類傳授知識、傳承文化的基本途徑，現當代主要仰賴于學校教育；而在中國古代，學校之外尚依托于家族。漢至唐代，中國文化學術多掌握于高門大姓的世族，至宋以降，漸移于新興的科宦家族。此一歷史舞臺主角的轉換，恰可與近百年來史學界高倡的“唐宋變革論”相互印證。兩宋科宦家族的大量出現，促進了文學家族的繁盛，并使宋代的文學家族有別于先唐時期。本文撰寫的重心，在于初步探討兩宋科舉與家族及其文學之間的復雜關系。試圖闡明：兩宋家族的興衰與科舉密不可分，科舉對文學創(chuàng)作有著一定影響；同時，家族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單元和歷史要素，又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和穩(wěn)定性，家族文化傳統(tǒng)和文學傳統(tǒng)，以及家族應世的某些彈性措施，可以適度調節(jié)科舉功利性帶來的消極影響，維護文學自身的良性發(fā)展。

　　一、科舉制度與宋代科宦家族的形成

　　隋煬帝大業(yè)年間設置的進士科考試，開啟了影響中國社會達1300年之久的科舉之門。但隋國祚短暫，進士及第可考者不過杜正儀、祁基等數人而已①，唐代國運綿長，進士科錄取總人數也不過6656人，而兩宋僅正奏名進士即高達四萬余人②。此一數量對比的變化，正是宋代科宦家族幾率大大增長的重要因素。

　　宋代社會階層之間流動速度明顯加快了。宋代統(tǒng)治者有意識地抑制勢族而提升寒族，以強化這種流動，不斷為自身補充新鮮血液?！端问?amp;#8226;選舉志一》記載：開寶六年太祖覆試后，“帝嘗語近臣曰：昔者科名多為勢家所取，朕親臨試，盡革其弊矣”?！独m(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十三也載有咸平元年真宗語：“貢舉重任，當務選擢寒俊，精求藝實?！睘榇怂未y(tǒng)治者還制定了許多措施，如發(fā)解鎖廳試、考卷糊名制③以及殿試時“有官人不為狀元”(王铚《黙記》卷下)等，以提升寒族地位。這一點為學界公認。

　　但是，如果仔細考察兩宋科舉的一些具體政策，就會發(fā)現科舉制度在選拔寒族進入科舉之門、躋身仕宦之途后，又往往使其家族擁有諸多便利和特權。如別頭試、胄試、鎖廳試、免解等，就明顯對科宦家族有利，促成一些家族在科舉考試中的良性循環(huán)：一個家族一旦有一兩個成員通過科舉而仕宦，這個家族就可能因此享有科舉制度的一些優(yōu)惠政策，從而保持家族科舉的連續(xù)性，以至于形成不同于六朝門第世族的“新世族”——科宦家族。

　　兩宋科舉考試中各個地方解額寬窄不同。北宋內解(國子監(jiān)、開封府)與外解(各路)的發(fā)解與及第比例懸殊，內解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外解則二十、三十分之一。而且三級考試中有兩級(解試、省試)解額嚴重傾斜于京畿之地④。司馬光曾對此現象感慨說：“以此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大段不均?！?《傳家集》卷三十二《貢院乞逐路取人狀》)蘇頌《議貢舉法》亦云：“蓋以開封府舉人不多，解額動以數百人，適所以招徠之而使其冒法?！?《蘇魏公文集》卷十五)到了南宋，情況依然沒有改變，《夢粱錄》卷四《解圍》云：“杭城輦轂之地，恩例特優(yōu)，本州元解額七十名，今增作(闕)名。諸州各有定額，兩浙運司寓試士人約二百名取一名，有官文武人及登仕郎皆十人取一人，國子牒試則五人取一名，太、宗、武學士人約四五人取一名?！碑敱矩炈谥莞忸~太少、而京畿之地或異地解額稍寬時，一些士子當然希望異地取解，此時，除了家饒于財者，通過科舉仕宦在外的家族，比一般寒族顯然更有移居京師及其附近的條件。典型的如閬州陳氏，陳堯叟中狀元時，“占謝詞氣明辨，上問宰相此誰子。呂蒙正等以省華對，省華時為樓煩令，即召見，擢太子中允。”(《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十一)因兒子中進士，父親也跟著沾了光，從此陳省華一支遷居京師，其他兄弟也相繼及第，家聲大振。王明清《揮麈錄前錄》卷二列舉了一批北宋世家望族：“自祖宗以來，故家以真定韓氏為首，忠憲公家也……居京師，廷有桐木，都人以桐樹目之，以別‘相韓’焉?！囗n’則魏公家也……東萊呂氏，文穆家也……河內向氏，文簡公家也……兩浙錢氏，文僖兄弟名連惟字……曹武惠諸子，名連玉字……高武烈諸子連遵字……晁文元諸子，名連宗字……李文定本甄城人，既徙京師，都人呼為‘濮州李家’。李文和居永寧坊，有園亭之勝，筑高樓臨道邊，呼為‘看樓’李家。李邯鄲宅并念佛橋，以橋名目之。陳文惠居近金水門，以門名目之。王文貞手植三槐于廷，都人以‘三槐’表之。王文正本北海人，以‘青州王氏’別之。王景彝居太子巷，以巷名目之。王審琦太師九子，以‘九院’呼之。張榮僖以位顯名，以‘侍中家’目之。賈文元居廂后，宋宣獻居宣明坊，亦以巷名目之。宋元獻兄弟安陸人，以‘安州’表。”⑤其中多是靠科舉及第仕宦才久居京師，從而形成科舉“新世族”的。這些京師“新世族”的子弟，無疑受到“內解”解額的諸多優(yōu)惠。

　　 “蓋凡取解之優(yōu)，自太學及胄子之外，則有諸路漕試爾?！?《宋會要輯稿》選舉五之二八)太學(招收八品以下官僚子弟及平民百姓之俊秀者)及胄子(又稱國子，指公卿大夫子弟)之試，在解試之中解額最為優(yōu)厚，這是科舉制度對科宦家族子弟最明顯的優(yōu)惠。太學取解針對的大多是低級官僚子弟，而“胄子之試，取人稍寬，豈非念其父兄蒞官中都而優(yōu)之歟？”(《宋會要輯稿》選舉五之二八)“胄子之試”簡稱為胄試，即國子監(jiān)附試(簡稱監(jiān)試)，《文獻通考》卷三十《選舉》三云：“文武升朝官適(嫡)親，許附國學。此胄試之始?！薄吧w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jiān)、開封府解送之人?！?《傳家集》卷三十二《貢院乞逐路取人狀》)胄試照顧的主要是高級官僚子弟。這種對各級科宦子弟在科考上的優(yōu)惠措施，是兩宋一門父兄子弟叔侄相繼及第的原因之一。

　　 “諸路漕試”即別頭試，又稱別試、牒試、類試。在解試中，發(fā)解官以及相關官僚的子弟、親屬、門客等為了避嫌，不能與一般士子同場考試，而由國學或各路轉運司集中考校，稱為別頭試。這種考試看似公平，但實際上對官員的家族以及親族應舉更有利，因其解額比一般解試較寬?！端问贰肪硪晃逦澹骸?景祐初)士有親戚仕本州、或為發(fā)解官，及侍親遠宦距以本州二千里，令轉運司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于是諸路始有別頭試?！薄督ㄑ滓詠沓半s記》甲集卷一三《避親牒試》云：“牒試者，舊制，以守倅及考試官同異姓、及有服親大功以上并婚婣之家，與守倅門客皆引嫌，赴本路轉運使別試。若帥臣部使者，與親屬門客則赴鄰路，率七人而取一人。紹興后，牒試者猥多。至二十三年，成都一路就試者三千五百人，而發(fā)解則五百人矣。議者以此為濫。于是成都路以八十三人，而潼州路以八十人為定額?！笔巳∪?、七人取一人，比一般外解的解額要寬得多，所以官員的家族與親族往往樂于參加別頭試，有些人甚至不惜修改家譜，所謂“間有背本宗而竄他譜”(《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二)以便參加別頭試者。別頭試比鎖廳試等條件要求寬松一些，更有利于科宦家族，因此營私舞弊現象非常嚴重。不僅解試有別頭試，省試也有別頭試，省試知舉官親戚別試，太宗時就開始了，其目的是防止貢舉官徇私舞弊，但事實上對貢舉官的家族親屬也都有不少優(yōu)惠和照顧。這種對同宗親及異姓親科考的特殊政策，顯然對科宦家族的發(fā)展很有益處，是科宦家族不斷有人通過科舉入仕的另一要因。

　　鎖廳試是針對官宦家族中因恩蔭入仕的士子(命官、任子)的考試。寶元二年，因怕鎖廳人“妨占本土孤寒”，遂令“在京于別試所……十人解三人，不及十人舉二人，五人已下，舉一人”(《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二○)。但鎖廳試反而在解額上占盡了便宜⑥。鎖廳人本來就已經享受到族人的恩蔭任官，在科舉中又享受到與一般解試不同的朝廷再次優(yōu)惠政策，這是一般沒有科名的家族無法享受到的。雖然鎖廳試的應試條件比較苛刻，應試后的科名有些也不像一般科名那樣堅挺，但是因其解額比通常解試稍寬，對命官將來繼續(xù)升遷有好處，所以不少官宦家族子弟愿意應試，而主持鎖廳試的官員對這些子弟有時會有所照顧，最著名且引起非議的鎖廳試是景祐四年，“時鎖廳應舉人特多，開封府投牒者至數百，國子監(jiān)及諸州不在焉。及出牓，而宰相陳堯佐之子博古為解元、參知政事韓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故嘲謗群起”。雖然后來經過考察證實“殿中侍御史蕭定基與直集賢院韓琦、吳育、王拱辰實司試事，非有所私也”(《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二○)，但是足以說明鎖廳試某種程度上對科宦子弟有所優(yōu)惠。陳堯佐是閬中三陳之一，韓億是桐木韓氏的奠基人，他們通過科考振興了家族，其子孫則受其恩蔭得到科考優(yōu)惠(盡管這次因為嘲謗而受到不公正處理)。南宋的博學宏詞科，尤其對任子優(yōu)惠，洪邁《容齋三筆》卷十《詞學科目》云：“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遂增為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為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于紹熙癸丑，二十牓，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岐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予兄弟居其間?！焙檫~兄弟等正是因“任子”而受到了科舉考試的格外照顧才入博學宏詞科而顯達的，這是科舉制度優(yōu)惠措施制造出科宦家族的顯例。

　　有些科宦家族子弟，甚至可以享受到免解而直接參加省試的特殊待遇。雖然得到免解的可能性較?、?，但是仍有一些科宦家族子弟從中受益，譬如“皇祐五年，王汾擢進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汾，免解進士，例當降甲?！首谟[家狀曰：‘汾，先朝學士禹偁曾孫?！觳唤导??！?《澠水燕談錄》卷二)王汾不僅免解，而且因為其曾祖是真宗朝著名學士文人王禹偁，以至于在殿試錄取中不按常規(guī)降一等級?？梢姟凹覡睢奔幢阍诘钤囍幸材芷鸬阶饔?。

　　宋代錄取進士名額比唐代擴大了很多倍，為寒族士子的進身廣開門路，不少人從中看到了家族振興的希望，并為之而努力。當振興家族的第一代成員的努力有了結果，其子孫后代固然可以通過相同的努力而及第仕宦，但也能夠通過比祖輩更加優(yōu)厚或優(yōu)惠一些的條件而更為順利地達到目的。這是兩宋科宦家族增多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科舉考試對宋代家族教育的直接導向

　　在門第社會中，祖宗的功德可以成為澤被后代的強大力量，門第清高的家族后代們，常常不必努力便能坐享其成。然而在科舉社會中，祖宗的功德、科舉的優(yōu)惠政策雖然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庇佑后代，譬如奏蔭(即門蔭)入仕就是一種庇佑門徑，甚至在南宋已經成為仕宦的主要手段，賈志揚在其名著《宋代科舉》中轉引周藤吉之的研究成果時說：“在哲宗統(tǒng)治時期以后，宰相和副宰相中具有進士學銜者所占的百分比已大大下降，在九九七至一一○○年平均為百分之九十，而在隨后一個世紀中(一一○○至一一九五)僅為百分之七十二?！俗⒛康氖聦嵤牵阂欢蝗晔a補者的人數占行政官員的百分之五十五，而進士僅占百分之四十一。蔭補在政治上的重要性顯然已隨著朝代的延續(xù)而提高了?！雹嗟沁@種德澤護佑實際上是頗為有限的，難以維持一個家族綿延長久的社會和文化地位，因為“宋代恩蔭不僅授官較低，而且升遷亦遠較進士者緩慢，即使位極人臣的宰相之子，亦只授予一名小京官，至于一般官員余親，只能授試銜、齋郎之類長期不得放選又無具體差遣的小官。與進士出身者相比，升遷也緩慢得多”⑨。又如科舉制度雖有優(yōu)惠措施，然而如果一個家族的多數成員不通過自身努力，就很難享受到這些措施帶來的優(yōu)惠，因為解額再寬的科考，也需要憑個人實力去競爭。后代如無科名迭繼，即使名公巨卿之家，敗亡亦在數代之間。北宋大將曹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匄于海上者矣”(《涑水記聞》卷三)。宰相呂端死后十年，“舊第已質于人”(《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七十三)。再如晏幾道系宰相晏殊幼子，靠恩蔭入仕，然無科名，終致潦倒；韓淲為真定韓氏后裔，其父韓元吉曾為吏部尚書，韓淲未舉科舉，以蔭補京官，后家居，“貧益甚，客至不能具胡床，只木杌子而已”(《東南紀聞》卷一)。因此，在科舉社會中，振興一個家族以及維持一個家族的長盛不衰，主要途徑便是通過科舉。李弘祺研究宋代八個代表性家族后認為：“在宋代，許多杰出人物的家庭(家族)，其族人當官的通常可維持五代之久。也就是說，其中許多家庭在連續(xù)五代中，至少每代能有一人科舉及第?！雹馑未d延較久的世族，其科舉人數都相當可觀，如澶州晁氏，兩宋十代殆無虛榜，共有進士七十三人(11)；三槐王氏中進士者僅北宋一朝即有二十余人(12)；明州樓氏從皇祐五年(1053)至開慶元年(1259)間亦有三十八名進士(13)。

　　科舉為兩宋家族的崛起和長盛不衰，提供并創(chuàng)造了最為合法、便捷而且切實可行的途徑，使得每個家族都十分重視科舉；同時也為每個家族提出了保持競爭實力的要求，使得每個家族時刻都要關注與科舉相關的教育。不僅要中舉，而且盡可能得高第，成為不少家族為之奮斗的重要目標。

　　一個家族如果有一個成員科舉中第，不僅僅會成為整個家族的榮耀，而且會對整個家族都起到很好的示范勉勵作用，家族其他成員常常會因此而發(fā)憤圖強，致力科考。眉山蘇氏就是最為著名的案例：蘇渙天圣二年中舉，對其弟蘇洵日后的發(fā)奮學習有所刺激，對蘇軾、蘇轍后來的科考有所鼓勵。蘇軾《蘇廷評行狀》云：“公(蘇序)始命其子渙就學，所以勸導成就者無所不至。及渙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縱觀以為榮，教其子孫者皆法蘇氏。自是眉之學者日益至千余人?！?《東坡全集》卷九十)眉山學者中受益最深的，當然是蘇氏家族其他成員。

　　家族中如果先人中舉，而后人不能及第，后人的自責感往往十分強烈。李流謙《上宰相書》云：“某之先人(李良臣)登政和五年(1115)第。其試南省也，傅崧卿為之冠，先人在十人之列，程文例進呈，獨先人之文，徽廟親灑宸翰褒之，儒林以為寵。其后為館職，為尚書郎，蓋紹興七年也。晚作簡二冊以終，而遺澤及其不肖之嗣。初，某之未命也，先人責以不復世科，屬纊，言益苦，某不能力，竟負先訓，最后兄弟受身后之澤。然日夜感勵，抱此巨恨，思有以自贖。已而夤緣鎖試，偶登科目，若粗酬九地之望者。家貧急祿，不果，祗奉大對例恩，天恩賜以名第。

　　 ”(《澹齋集》卷十)強烈的自責感是一個家族不斷有人登科的重要動力。

　　先人的應考“試卷”，往往可以作為家塾的教材以供家族后代揣摩模仿。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十選舉三：“按自唐以來，所謂明經者，不過帖書墨義而已。愚嘗見東陽麗澤呂氏家塾，有刊本呂許公夷簡應本州鄉(xiāng)舉試卷，因知墨義之式，蓋十余條?！边@是先人對后人最為直接的影響。

　　兩宋家族基礎教育的目的和內容，完全是以科舉考試為重心而展開的。也可以說科舉考試的目的和內容，幾乎是強制性地引導或制約著兩宋家族基礎教育。在科舉社會中，很少有哪個家族能夠完全超然于科舉制度之外而另辟其他教育蹊徑。順從科舉制度并在此制度下不斷努力，是宋代家族最基本的選擇。

　　正是在家族科舉教育的嚴格要求和熏陶下，不少父子、兄弟、叔侄同榜或相繼登第，如范鎮(zhèn)、范镃；韓億、韓維、韓絳；王琪、王珪；宋庠、宋祁；蘇軾、蘇轍；孫何、孫僅；劉敞、劉攽；黃庶、黃庭堅；張?zhí)朴?、張商英；洪皓、洪適、洪遵、洪邁；李石、李占；任質言、任盡言；王應麟、王應鳳，等等，不勝枚舉?？梢哉f自身的發(fā)奮努力，加上科舉制度的一些優(yōu)惠政策，使得科宦家族在兩宋層出不窮，形成宋代社會文化中的重要現象。

　　三、科舉內容及相應教育促使科宦家族向文學家族轉化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宋代科宦家族往往又是文學家族，確切地說科宦家族常常是文學家族形成的一個基因，或者說科宦家族常常會轉化成文學家族，這種轉化，是由科考內容以及由此引發(fā)的教育促成的。

　　兩宋科舉包括貢舉、武舉、制舉(制科)、詞科、童子科及宗室應舉等，貢舉是?？?，最受重視。貢舉雖然設科頗多，如進士科外還設有諸科，但是進士科地位遠高于諸科，所謂“宋初承唐制，貢舉雖廣，而莫重于進士、制科”(《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而進士科是最為偏重“文章”或“文藝”才能的科目，所謂“歷代之議貢舉者，每曰取士以文藝”。兩宋進士科考試的主要是詩賦策論，而詩賦策論都是古代文學的常見形式，雖然詩賦策論的內容可能豐富多樣，但是如果不符合其形式要求或者缺少應有的文采，是很難達到及第標準的。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云：“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能，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生平苦辛，實時擯逐?！?《范文正奏議》卷上)這段話雖然只是強調殿試不如省試那樣能夠考察出士人的才能，但是我們從中能夠感受到科舉考試對文學技巧以及敏捷的文學才能的要求。

　　進士科偏重“文藝”而忽略“德行”，重視“浮華”而輕視“實學”，曾經引起宋代不少人的憂慮，如《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云：“然歷代之議貢舉者，每曰：取士以文藝，不若以德行就文藝而參酌之；賦論之浮華，不若經義之實學?！狈吨傺汀洞鹗衷t條陳十事》云：“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xiāng)里舉選之本意也?！?《范文正奏議》卷上)實際上，宋人的這些論點在唐代就已經開始了：“上元元年，劉曉上疏：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宋沈樞《綱鑒總類》卷十下《劉曉言取士以文藝為末》)唐人劉曉對“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的缺陷已經有非常深刻的論述了，但是這種科考內容并沒有被及時終止，而是隨著宋代重文抑武政策的推行愈演愈烈。

　　諸科(北宋存在，南宋融合到經義)即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傳、三禮、學究、明經、明法等科，除了明法主要考試律令(法律條令)外，其他均考試的是古代經、傳、禮、史知識，這些仍是文史哲方面的內容。諸科的帖書、墨義，考的是士人的文史哲記誦能力，目的是提高士人經史學素養(yǎng)。這些雖說不是直接的文學內容，但仍然可以培養(yǎng)士人的文學底蘊。

　　科舉科目除了武舉(最不受宋人重視)之外，制舉(別名制科)、詞科、童子科及宗室應舉等，無不以“文藝”以及與“文藝”密切相關的文史知識為考試內容，尤其是詞科，專為撰寫朝廷應用文章而設立，考試章表、誡諭、露布、檄書、賦、頌、箴、銘、序、記等多種文體，士人考中之后在仕途上多能飛黃騰達，因此更能吸引人們對應用文學的重視和投入。

　　簡單概括了科舉各項科目，可以發(fā)現科舉基本以考核士人的文學才能(古人稱之為文藝)以及文史知識(博學強記)為內容，這是文官政治體制對文學的極度重視；士人的文學才華以及文學技能被提到了無與倫比的高度，而這一切造成了宋代家族乃至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向“文藝”傾斜?？苹录易逯杂胁簧倌軌蜣D化為文學家族，這一點是很重要的誘因。

　　科舉內容調節(jié)著家族乃至社會的教育方向，當內容改變時，學風和文風也會有相應調整，因此科舉對宋代文學家族乃至整個文學生態(tài)環(huán)境有著不容忽視的導向性。北宋前期以詩賦取士，而家族成員多博覽群書以騁文采。北宋后期，改用經義取士，家族成員多專治一經以應舉，知識面狹窄，熙寧八年頒王安石《三經新義》為科舉教材，更禁錮了舉子思想；政和間著律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作詩”(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五)，影響了一些家族成員的詩賦才能發(fā)掘。至南宋，則逐漸演化為經義科與詩賦科并行的局面，然而可能因為“義理之學高明而難通，聲偶之文美麗而易入。喜易而惡難者，世俗之常情也”(《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七)，南宋科考中“詩賦人常占十之七八，而治經者止得十之一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五五)，士人偏重文學的傾向仍很明顯。

　　盡管經義取士和禁習詩賦似乎具有某種反文學的傾向，但正如諸科用經義取士，也要求有一定的文章表達技巧與經文知識，至于禁習詩賦，則從來是禁而不止。因此可以大體認為，兩宋無論是太學、州學、縣學還是私學、族學、家學，雖有博覽專精之分，然皆以文史經學為主要教育內容，這樣培養(yǎng)出來的家族成員，即便不能中舉，也都粗通文墨，具備一定的作文能力。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科舉考試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文學才能的培養(yǎng)，而一旦這些士人進入文學的交際圈，也許他們就影響了當時文學發(fā)展的面貌。因此研究科舉考試就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一般士人階層的文學素養(yǎng)?！?14)有宋一代，可以說都是處于一種重文風氣中的?？婆e內容與隨之而來的教育直接導致了全社會全民注重文學創(chuàng)作能力、注重文史知識培養(yǎng)的風氣，正是這種基本風氣，促成了如此眾多的有文史修養(yǎng)的科宦家族出現，而科宦家族普遍的文史修養(yǎng)，又正是文學家族形成的強大基礎。

　　四、文化和文學家族應對科舉制度的智慧

　　科舉制度與相應的教育是科宦家族產生的基本因素，而一些科舉措施促成了科宦家族的大量出現，科舉內容則促使科宦家族向文學家族轉化?？婆e對家族及其文學的作用無疑是巨大的，但是文學家族是由社會文化多方面因素的合力共同促成，并非全部都由科宦家族轉化而來，也并非無一例外地受制于科舉。有深厚文化傳統(tǒng)積淀的文學家族(15)，有時能夠超越科舉制度的強制導向性與功利色彩，而以遺世獨立的精神相對游弋于科舉制度強大輻射力之外。

　　北宋末南宋初的文學可以證實這一點。一般認為，徽宗朝由于新黨得勢，科舉多以經義取士，并有詩賦之禁，因此成為詩壇的衰落期。但王祥教授的實證研究卻使人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大為改觀，他將北宋詩壇分為太祖、太宗、真宗時期(960-1022)；仁宗時期(1023-1063)；英宗、神宗、哲宗時期(1064-1100)；徽宗、欽宗時期(1101-1126)四個時間段，然后令人驚訝地完成了對卷帙浩瀚的《全宋詩》有關數據的統(tǒng)計，結果發(fā)現：“第一期62年，詩人523人，人、時之比為8.4比1(即平均每年有8.4人)；第二期40年，詩人767人，人、時之比為19比1；第三期36年，詩人858人，人、時之比為23.8比1；末期只有25年，卻有詩人765人，人、時之比為36比1，比第三期增長了12個多百分點，比第二期增長了近一倍，比第一期增長了近4.4倍。從第一期到第四期是一條明顯攀升的增長曲線，正清晰而形象地描繪出北宋詩歌發(fā)展的運行軌跡?！薄皬纳厦嫠枋龅乃膫€時期的詩歌發(fā)展來看，增長曲線直線上升，至北宋末達至最高點，無論是從詩人分布的范圍，還是從人、時之比例，都無可爭議地證明徽、欽宗時(也包括南渡初在內)是北宋詩歌最為繁榮的時期?！?16)造成集體錯覺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在論述宋代科舉與文學的關系時，論者普遍注意到北宋后期壓抑文學的科舉政策對文學造成的消極影響，但卻很少留意到文學家族文化傳統(tǒng)的力量及其對科舉制度的某種超越。

　　仔細考察徽宗時期江西詩派中詩人的身份地位，發(fā)現他們大多在徽宗朝未得科舉功名甚至沒有參加過科舉。如洪朋，李彭，潘大臨、潘大觀兄弟，林敏修、林敏功兄弟等皆為布衣，晁沖之、程俱、呂本中、曾幾、朱敦儒皆蔭補為官，但他們無疑都是北宋末期詩壇最有成就的詩人。周必大在《跋韓子蒼與曾公袞錢遜叔諸人倡和詩》中感慨說：“崇寧、大觀而后，有司取士，專用王氏學，甚至欲禁讀史作詩，然執(zhí)牛耳者未嘗無人。凡紹興初以詩名家，皆當日人才也。今讀韓子蒼與錢遜叔、曾公袞等臨川唱酬，略可睹矣?；蛞伤匀?？予曰：舉子在場屋，為學不專，為文不力，既仕，則棄其舊習，難乎新功。有志之士，其操心也專，其學古也力，譬之追風籋云之驥，要非繩墨所能馭，故子蒼諸賢往往不由科舉而進，一時如程致道、呂居仁、曾吉甫、朱希真，皆是也。其又奚疑？”(《文忠集》卷四十八)

　　這些“不由科舉而進”的“諸賢”，之所以在“紹興初以詩名家”，超過那些在“場屋”打拼的“舉子”，固然因為其專心與學古，但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多具有“家學”背景，他們所處的家族，往往文化積淀較為深厚，甚至就是文學世家。如洪朋，其父洪民師是黃庭堅的表弟，仕至石州司法參軍，其母黃氏是黃庭堅的胞妹，其祖母李氏是李常之妹，善詩，能治《春秋》。李彭，其祖父李布是李常之兄，有文名，父秉彝，也是一位著名詩人，受其影響，李彭兄弟三人皆以詩名世。潘大臨、潘大觀之父潘鯁為元豐二年進士，有《春秋斷義》十二卷、《講義》十五卷、《易要義》三卷。林敏功、林敏修兄弟家世不詳，然二林既以文學見重于世，亦可謂文學家族。敏功自十六歲以《春秋》下第，嘆曰“軒冕富貴，非吾所樂”，遂淡泊一生，屢拒薦舉(《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三十三)。敏修更是終生不舉進士?？梢娏质弦嗖灰钥婆e縈懷。晁沖之，是著名文學世家澶州晁氏的后代，晁補之的族弟，晁說之的從弟，蔭補為政務郎。程俱，外祖鄧潤甫是北宋文學名家，程俱蒙其蔭補蘇州吳江縣主簿，著《麟臺故事》、《北山小集》。呂本中，是中原文獻之家東萊呂氏的后代，滿門名宦、學者、文士，呂本中幼以蔭授承務郎。曾幾，其父準，兄懋、開、弼皆為名進士，有文名，曾幾以兄弼恤恩授將仕郎。朱敦儒，其父勃，紹圣諫官。這批書宦之家，雖顯晦無時，然家學淵源厚重，由于家族文化環(huán)境的影響，家族成員更趨于重視道德學問的培養(yǎng)，無論得第不得第，都不會因科舉輕易改變自己的興趣方向和文學創(chuàng)作。他們也因之能夠擺脫科舉的功利性，推動北宋末年詩歌走向普泛化和世俗化，營造出北宋末期的詩壇繁榮。

　　當然，我們這里探討家族文化傳統(tǒng)對科舉功利性的消解和超越，并不與我們前面探討的“科舉內容及相應教育促使科宦家族向文學家族轉化”一節(jié)相矛盾，二者具有深刻的辯證關系。我們不妨將文學創(chuàng)作隊伍分為超一流的大家、一流的名家、二流的作家和三流的粗通文墨者四個層級，由上到下，恰好構成金字塔形狀。其中大家最少，卻是塔頂明珠，其光芒往往超越金字塔本身，超越時代而為萬世仰見；名家和作家次之，構成了金字塔的主干，為人常見；粗通文墨者最多，構成了金字塔的塔基，卻常為人忽視，他們的作品也鮮能通過歷史的淘汰，大都湮滅無聞。有作品流傳下來的，多是前三個層級的大家、名家和作家。相比而言，大家、名家的家族文化傳統(tǒng)也深厚一些，不會輕易隨功利性的政策而發(fā)生變化，大家、名家最容易影響到的便是第三層級的那些二流作家，這三個層級，作品流存較易。而塔基的粗通文墨群，最容易受功利性的驅動和影響，他們人數雖然最多，卻因作品未能流傳而無法被納入數據統(tǒng)計。北宋末年，大家、名家紛紛放逐下層，對第三層級的作家群構成影響，而功利性的科舉政策雖然對第四層級發(fā)揮作用，但一來時間較短，其影響還沒來得及進入前三個層級其風氣就被扭轉，二來它所影響的層級在統(tǒng)計數據上無法顯現，此消彼長，北宋末期詩人和作品數量居于首位就不難理解了。如果北宋徽宗朝四個層級隊伍的所有文字作品都完整保存下來，其統(tǒng)計結果可能會被完全改寫。如果宋代科舉政策數百年來一直堅持壓抑文學，那么科舉的影響遲早會覆蓋到所有的四個層級，宋代文學的成就也將會大打折扣。畢竟個體家族的力量無法抗衡整個朝廷的長期國策。

　　即使科舉政策以詩賦取士和重視文學時，科考內容與純粹的文學創(chuàng)作仍有較大的距離。且不說由于時間倉促等原因，科考作品本身很少能成為文學作品，就是對科考文體的教育訓練也很容易形成一種程式化風氣或一些不良“習氣”，以至阻礙文學的發(fā)展。蘇軾、朱熹都對“制科習氣”的空言不實表示過不滿(17)，而科舉考試的不少“習氣”，往往會因為當事者在考試前用功很深，至于根深蒂固，一生不能剪除消滅，束縛乃至影響到中舉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卷三評呂祖謙云：“東萊早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號杰然者，然藻繢排比之態(tài)，要亦消磨未盡，中年方就平實?！眲丁峨[居通議》卷十八《平園文體》云：“蓋詞科之文自有一種體致，既用功之深，則他日雖欲變化氣質，而自不覺其暗合，猶如工舉業(yè)者力學古文，未嘗不欲脫去舉文畦徑也，若且淘汰未浄，自然一言半語不免暗犯，故作古文而有舉子語在其中者，謂之金盤盛狗矢?！眳巫嬷t、周必大都是南宋一代作手，尚且如此，由此亦可見科考習氣對文學的負面影響。

　　更重要的是，科考考試的目的與學術文化及士子的道德修養(yǎng)、生存理想之間常常存在悖論，晁補之云：“州里之學，特以為求仕者之舍耳，而于治誠何補哉?！?《雞肋集》卷二十九《祁州新修學記》)周行己云：“夫道之不明，天下學士淪于流俗，以圣人書為發(fā)策決科之具。父教其子，兄詔其弟，師傳其徒，莫不一出于此。雖有良質美才，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至頭童齒豁，不知反一言以識諸身?！?《浮沚集》卷七《鄧子同墓志》)科場的功利性，沖擊著每個士子的人生追求和道德理念乃至文化信念，庸碌無為的士人往往被套牢在科舉的彀中虛耗歲月，只有奮發(fā)向上試圖超越現世束縛的士人才能夠探索到一些突破策略。

　　面對科舉考試的負面效應及其帶給士人的精神窘境，宋代文化或文學家族通常選擇兩種突圍的方式：一種是自絕于科舉仕進之途，遺世而獨立，按著自己的理想方式讀書生活創(chuàng)作，如北宋末南宋初的一些不應科舉的文學家族成員，還有一些似乎超越紅塵之外的隱逸之士。但是，遺世獨立，需要簡單或基本的物質生活基礎，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氛圍或環(huán)境，更需要不以常人利害得失為意的精神等等，這是一般人很難做到的，有文化傳統(tǒng)或積淀的家族中也只有個別成員才可能做到，而隱逸超然也很難為一個家族兩代以上的成員所堅持。畢竟在科宦社會中，任何家族都懂得適者生存的基本規(guī)則。一種是較為彈性的方式：既重視科舉，又重視真道德真學問的培養(yǎng)，減少二者的沖突，調和功利性與非功利性矛盾，這是大多數文化或文學家族的可操作性選擇。北宋的許多有識之士如范仲淹、司馬光等人已經意識到科舉與道德修養(yǎng)的沖突，而有文化修養(yǎng)的科宦家族如澶州晁氏、眉山蘇氏等已經通過實踐解決了這一矛盾，到了南宋，隨著道學的興盛，更將這種解決矛盾的方式上升到理論總結層面，并通過道學家們的身體力行或他們倡導創(chuàng)辦的書院教育，向整個社會普及。連道學大師朱熹都認識到當時科舉的不可回避性：“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朱子語類》卷一三《力行》)因此他一方面對科舉制度提出嚴厲的批評，積極推動南宋書院發(fā)展，希望借此優(yōu)游圣學、砥礪名節(jié)，最大限度降低科舉功利性的負面效應；一方面他又不從根本上否定科舉制度，而提出重德修業(yè)的科舉觀(18)。心學家陸九淵也說：“科舉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象山集》卷二三《白鹿書院論語講義》)他自己也于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東南三賢之一的呂祖謙更是“自其少時，即奪移于科試”(《除館職謝政府啟》)。其他像大儒林光朝、朱熹的弟子陳淳、“閩中四先生”之一的周希孟等，也都有多次科第的經歷?！端问?amp;#8226;道學傳》二十四位著名道學家中進士出身者竟占了一半，《宋史•儒林傳》中孫復以下五十八名學者，由科舉而進者達四十二人(19)。南宋前期社會上出現了以登科為目的的課社和以傳圣賢學問為目的的書院并行不悖的奇觀，呂祖謙的麗澤書院兼有科舉內容，《東萊博議》、《古文關鍵》等還成為士子科考前揣摩的范文。理宗之后，書院與科舉的關系更加密切，有的書院甚至將科舉之學作為主要教學內容之一(20)?？婆e與進德修業(yè)的矛盾在南宋道學昌盛的狀況下似乎得到了最終解決。而文學在此種解決過程中也產生了很大變化：既受到科舉功利性影響，又受到道學的道德性命之苛求的影響，變得更加進退維谷，以至于不少文學家族因此而以道學家族的面目出現。可見這種突圍方式或回應策略很大程度上要以犧牲文學的獨立性為代價，這使得家族在南宋更加難以單純的文學傳承而名家。但在科舉制度的籠罩之下，宋代家族也別無更好的選擇。

　　蘇軾曾言：“科場之文，風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于世，而詩賦幾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

　　 ”(《蘇軾文集》卷九《擬進士御試策》)即便從生物學意義上看，趨利避害，也是種族為了生存需要而做出的自然選擇和反應。每個家族都希望自己的子孫繁衍久遠并且飛黃騰達，在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中占據有利的地位，因此，每個家族都會受制于國家的各項制度與政策，特別對于那些沒有深厚文化傳統(tǒng)的第四層級家族而言，其趨利性之直接迅速尤其難免。即使是具有深厚文化傳統(tǒng)的家族，也很難長期抗衡國策的壓力，但是基于對文化傳統(tǒng)的尊重與對“家學”傳統(tǒng)的保護，基于對不公正或不夠理想的某些短劣國策的反抗或規(guī)避，一些家族用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與家學淵源來抵抗制度的功利性與強制性，形成短時期的制度外“游離”，對于文學乃至文化的發(fā)展，無疑產生了某種超越政治性與制度性的保護和促進，這是我們不應忽視而應關注的。對于那些采取彈性措施的科宦家族，我們更應予以肯定，因為他們在不對抗硬性制度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彌補了科舉功利性的缺失，為文學、學術、道德等別開生路，體現了宋代家族的生存智慧，即使在今天，也不乏借鑒性和現實意義。

　　注釋：

　　 ①參劉海峰、李兵《中國科舉史》第二章《科舉時代的開創(chuàng)》，東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

　　 ②參劉海峰、李兵《中國科舉史》附錄一《歷代登科表》。

　　 ③參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④參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第57—58頁。

　　 ⑤王明清《揮麈錄前錄》卷二，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20—21頁。

　　 ⑥宋代科舉諸形式的詳況，可參閱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寧慧如《北宋進士科考試內容之演變》，臺灣知書房出版社1996年版；何忠禮《科舉與宋代社會》，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⑦免解往往在大典推恩、戰(zhàn)爭照顧、獎賞等條件下才實行。參見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第10頁。

　　 ⑧賈志揚《宋代科舉》，臺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6—47頁。

　　 ⑨何忠禮《北宋擴大科舉取士的原因及與冗官冗吏的關系》，原載《宋史研究集刊》第1輯(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后收入其論文集《科舉與宋代社會》。

　　 ⑩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灣聯(lián)經出版事業(yè)公司1994年版，第241頁。

　　 (11)據張劍《宋代家族與文學——以澶州晁氏為中心》一書統(tǒng)計，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