鈞窯瓷器的燒制自唐至元延續(xù)了數百余年，為了使大家對它的發(fā)展軌跡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我們根據考古發(fā)掘的地層關系和對鈞窯的專項調查，把鈞瓷燒造的歷史，具體分為創(chuàng)燒、發(fā)展、鼎盛、衰落和復興五個時期，現分述如下:

　　早期的裝飾技法是在黑釉上采用立粉法，即先將器物表面通體上黑色底釉，然后將天藍或月白釉堆立在器物表面，經低溫燒制，堆立的釉彩尚未全部熔融，仍保持原堆立的釉彩痕跡。
　　中期發(fā)展為涂彩或點彩的裝飾技法，一般是將器物蘸釉之后(大多為黑釉或白釉)，再涂抹或點上幾塊青藍斑彩，入窯燒造，即形成排列不太規(guī)則但又色彩對比強烈的塊狀彩斑。
　　嚴格地講，以上兩種花釉瓷器的裝飾方法與自然天成的宋鈞裝飾工藝還是有明顯的區(qū)別，它只是一種人為的，可預見性的斑彩裝飾。
　　花釉瓷器發(fā)展到唐代晚期，才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窯變”，“唐鈞”就是特指這一階段的花釉瓷。其裝飾方法是先將器物上一層黑色的底釉，再通體淋灑上一層藍色釉料，經過高溫焙燒，兩種色釉融乳交織，器表出現了像雨絲一樣的斑紋，這種自然流淌，毫無規(guī)則，并非人為所能控制的窯變斑紋，為宋代鈞瓷窯變開啟了先聲。所不同的是唐鈞以含鐵、鈦成分的色釉在氧化氣氛中燒成，而宋鈞則以含銅、鐵、鈷成份的色釉在還原氣氛中燒成。但是。唐鈞窯變斑彩裝飾技術對宋鈞銅紅釉窯變的形成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作用。

　劉莊窯其特點表現為：

　　劉莊窯最具代表性的產品是粉青釉上掛紅彩，既具有唐鈞窯變釉勻凈明快、豪放灑脫的特點，又有汝窯青瓷“釉如膏脂潤如玉”的特色。著名的天青、天藍、月白釉則是繼唐鈞、汝釉之長創(chuàng)出的自己獨特風格。它的釉色勻凈瑩潤、乳光內含，有如青瑪瑙或藍寶石一般美麗。
　　器物造型規(guī)整，有盆、瓶、爐、洗、盤、碗、碟、盒等八種。除花盆見到的只有仰鐘式花盆外，其它造型均有多種形制。
　　盤、碗、碟之類器物大多均施滿釉，甚至施過足釉，足上多涂褐色護胎釉。胎質細密堅固，呈灰黑色，因而能做到胎薄釉濃、蔥青肥厚、光彩奪目的效果。
　　產品多為一缽一器采用支釘架燒制而成，器物內心缺釉或少數外施半截釉的則是采用摞燒和套燒的方法。
　　這一時期雖然是鈞窯瓷器的發(fā)展時期，但其制作工藝己相當成熟，產品也已相當精良，不能不使人們對它的發(fā)展之迅速感到驚奇。

　　其產品特征也發(fā)生了質的變化：

　　造型除少量的碗、盤等日常生活器皿外，大多是為滿足宮廷需要而生產的花盆、盆奩、尊、瓶、洗等陳設用瓷。
　　器物內外均施滿釉，圈足內刷芝麻醬色護胎釉。器底刻有“一”至“十”的漢字數碼，從傳世的官鈞看，底部還有刻“奉華”及“省符”兩種銘文的。
　　器表施釉獨特，銅紅窯變工藝趨于穩(wěn)定、成熟，使用也更為普遍。在配釉、掛釉和燒成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它在配釉上采用銅、鐵、磷、錫等多種元素，分別配制和分層掛釉，加上還原焰的氣氛，使之釉層結構復雜。其釉色基本色調是紅、藍、灰、白四種，經過窯變，四種色調相互調和，變幻莫測。有的呈光芒四射狀；有的呈橫向或斜向浸漫，如山巒云霧繚繞；有的色帶縱向流淌，猶如瀑布從山巔直瀉而下，氣勢雄渾，飄逸虛幻，頗具神韻。這種毫無人工痕跡、自然而然的形態(tài)之美，可謂北宋晚期官辦窯場鈞瓷藝術的一絕，是當時其它任何窯口所無法比擬的。
　　鈞臺窯作為被朝廷壟斷的瓷窯，所燒鈞瓷是專供皇室御用的，所以在制瓷工本上毫不吝音，并從民窯中廣為選拔能工巧匠，使鈞臺窯的制瓷技術更加精益求精，進而促使鈞瓷制作工藝達到了歷史頂峰，成為鈞瓷生產最為鼎盛的歷史時期。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至宋金之間對峙階段，戰(zhàn)爭相對減少，使社會有可能進行較為正常的生產活動，鈞瓷在北方廣大地區(qū)，即金人統治區(qū)內也開始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緩慢的發(fā)展，但與整個北宋時期鈞瓷制作水平相比，已有天壤之別：

　　造型大多為碗、盤、罐、瓶、爐等，純屬于民間生活實用品，制作不甚規(guī)整。
　　釉色以天青、天藍為主。釉質較粗，燒成后多有氣泡和棕眼。
　　器表一般施滿釉，但底足露胎無釉，胎質也較粗松。
　　有少數帶紫紅斑的，但色彩不艷且不自然，多是由于燒成溫度低而引起的?！?/span>

　　縱觀這一時期鈞瓷生產的特征，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量大質粗。元代鈞瓷已成為北方地區(qū)人民最為主要的生活用具，雖然各地的瓷窯紛紛燒制鈞窯瓷器，但數量的不斷增加并未相應帶來質量的提高。
　　器物尺寸加大，是這一時期較為明顯的變化，最大的鈞瓷瓶大約在70厘米左右，這是宋、金鈞瓷所不見的。
　　堆雕、鏤孔技法的運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出土的香爐和鏤空瓶是這一技法成功運用的典范。
　　釉色主要以天藍為主，少數帶紫紅斑的也顯得較為呆板，不及宋鈞自然。
　　器物多數施釉不到底，且底足露胎。燒制方法全部采用墊餅墊燒。
　　這一時期為了滿足民間對鈞瓷的大量需求，全國各地，尤其是廣大北方地區(qū)紛紛設窯，燒制鈞瓷，這對鈞瓷的復興起到了一定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各瓷窯對鈞瓷生產只追求數量，而忽視質量的作法，使這一時期鈞瓷的胎、釉顯得較為粗糙，乃至最后，幾乎失去了鈞瓷的本來面目。至元末，逐漸喪失了藝術生命力的鈞窯瓷器終于停止了延續(xù)幾百年的燒造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