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大家，他對制度改造的貢獻影響了我國后世幾千年。司馬遷也可以說是專業(yè)史家第一人，他所創(chuàng)立的紀傳體史書也開了職業(yè)史書的先河。司馬遷在他有限篇幅的《史記》中，給各位名人安排的住宿環(huán)境還是很擁擠的，大多數(shù)名人擠在一套房子里住。但他還是給了商鞅一所單獨的院落。《史記·商君列傳》的內(nèi)容基本上是《資治通鑒》甚至《東周列國志》的藍本。然而讀到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令作者不禁產(chǎn)生了一些困惑。《史記》中，司馬遷最后是這樣說的：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zhì)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fā)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zhàn)》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

我們仔細分析這段話可以看出，司馬遷大致持有這幾個觀點，商鞅是一個刻薄的人，言論華而不實。見秦孝公是由寵臣引見的。等到當權后，對公子虔施刑，欺騙了魏國將軍公子昂，不聽趙良的話，證明他是個不感恩的人。讀了他寫的書，感到他的言論和行為是一樣刻薄的。在秦國得到的惡名，活該！以上是司馬遷的結論。但我們仔細想想，為什么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如此負面。首先司馬遷是儒家。當時的漢朝，漢武帝已經(jīng)確立了獨尊儒術的基調(diào)。法家在秦朝的建立中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但由于秦朝的滅亡，法家徹底失去了話語權。漢朝建立后，儒家得勢，便從各個角度打擊法家，使得法家不能翻身。所以，這一點上來說，理論和路線相左，解釋了司馬遷為什么要否定商鞅?！安粠熩w良之言”足以證明這一點，趙良是秦國在齊國留學的士子，儒家學說的支持者。以儒家學說來要求商鞅，這明顯風馬牛不相及。
其次，用刑這一點，是司馬遷極為反感的。司馬遷自己身受宮刑，這確實是個悲劇，是值得我們同情的。但司馬遷把自己受刑這一點帶到了自己寫的書里，在這方面，他沒有秉持客觀的歷史觀。法家講究輕罪重刑，這一點確實是法家的一個弱點和局限。強調(diào)人性本惡，要用刑罰來約束人的惡，所以法家所立之法，附加了極為殘酷的刑。但有一點我們要明白，立法在先，商鞅并不是隨心所欲的對人施加刑罰。對公子虔施加刑法，只能從正面說明秦國貴族犯法，與庶民同罪。

此外，《商君列傳》中也說到，商鞅相秦十年，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民勇于公戰(zhàn)，而怯于私斗。這難道不是商鞅治秦的功勞嗎？司馬遷自相矛盾，避重就輕，不去強調(diào)商鞅的功勞，只用一些諸如寵臣引薦之類的細枝末節(jié)去評價商鞅，這只能說明他作為職業(yè)史家，還是不夠職業(yè)，不夠客觀。

所以我們讀者讀《史記》，還是要多思考一層，多想想歷史大環(huán)境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