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茶事（一） 

中國是茶樹的原產地，然而，中國在茶業(yè)上對人的貢獻，主要在于最早發(fā)現了茶這種植物，最先利用了茶這種植物，并把它發(fā)展形成為我國和東方乃至整個世界的一種燦爛獨特的茶文化。如我國史籍所載，在未知飲茶前，“古人夏則飲水，冬則飲湯”，怛以溫湯生水解渴。以茶為飲則改變了人們喝水的陋習，較大地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至于茶在歐美一帶，被認為“無疑是東方賜予西方的最好禮物”，“歐洲若無茶與咖啡之傳入，飲酒必定更加無度”，“茶給人類的好處無法估計”，“我確信茶是人類的救主之一”，“是偉大的慰藉品”等等。上面所說的這些事實贊語，集中到一點，就是茶不但推進了我國文明的進程，而且也極大地豐富了西方以至世界的物質文化生活。世界各國飲茶及茶的生產和貿易，除朝鮮、日本以及中亞、西亞一帶是唐朝前后就從中國傳入者外，其他多是16世紀以后，特別是近200年以來才傳入發(fā)展起來的。因此，古代茶事，主要也就是中國的茶事。 
（一）六朝以前的茶事 

茶樹是中國南方的一種“嘉木”所以，中國的茶業(yè)，最初也孕育、發(fā)生和發(fā)展于中國的南方?！傲保鞘穼W界指我國南方三國、晉和南朝的宋、齊、梁、陳這一歷史階段而言的。中國上古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是在黃河流域，廣大南方如《史記》所記，至漢朝時還依然處于“地廣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后狀況。所以在中國的早期文獻中，有關南方特別是茶葉的史料很少，只能根據不多的記載，得出這樣一些看法。 
1、巴蜀是茶葉文化的搖籃 六朝以前的茶史資料表明，中國茶業(yè)，最初興起于巴蜀?！稘h書.地理志》稱：“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不以為郡?！卑褪竦姆秶^大，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不還有濮、苴共、奴等許多其他少數的民族，巴族、蜀族，不過是其中分布較廣、人口較多的兩個大族。這些民族，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時，還停留在原始氏族階段，至春秋、戰(zhàn)國期間，在中原文化的影響下，才由原始走向文明，但是，從中原的觀點來看，這些民族或地區(qū)，仍然是屬于“南夷”的化外之區(qū)；巴蜀歸屬于華夏，是在秦統一和設置邵縣以后的事情。 清初學者顧炎在其《目知錄》中考說：“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敝赋龈鞯貙Σ璧娘嬘?，是在秦國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傳播開來的，也就是說，中國和世界的茶葉文化，最初是在巴蜀發(fā)展為業(yè)的。顧炎武的這一結論，統一了中國歷代關于茶事起源上的種種說法，也為現在絕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因此，常稱“巴蜀是中國茶業(yè)事茶葉文化的搖籃”。 中國的飲茶，是秦統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未，巴蜀又日什么時候開始飲用茶的呢？茶界持有不同見解，有的認為始于“史前”，有的認為“西周初年”，也有的認為在“戰(zhàn)國”時斯等，歸結起來，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國之前抑或建國之后的問題。 所謂巴蜀飲茶“始于戰(zhàn)國的觀點，實質上也就是否定上古神農傳說的史料價值，認為只有可靠的文字記載才可憑信。其實，說巴蜀茶業(yè)始于戰(zhàn)國，也是以顧炎武上說為依據，別無其他直接文字記載。史前信農業(yè)、醫(yī)藥和陶冶斤斧耨等多種發(fā)明于一身的神農，未必真有其人、其事。但是，他作為后人追人追念史前上述偉大發(fā)明而塑造出來的一種形象，而得到人們的承認。與他聯系在一起的上述事物是指原始時代的發(fā)明，這些應該是有一定的史實根據的。一般地說，在未進行考古發(fā)掘之前，古書關于“神農耕而作陶”和“始作耜，教民耕種”、“始嘗百草，始有醫(yī)藥”等傳說，同樣也是無文字可證的。所以，神農作為史前的一個特定階段的代表，將農業(yè)、醫(yī)藥、陶器，以至茶葉的飲用“發(fā)乎”這一時代，應當是可信的。 飲茶是一種物質享受，人們習慣把欽茶和文明聯結在一起，所以一提到飲茶的起源，往往認為是進入階段社會以后才現的。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組織來充當飲料，是氏族社會常有的事。鄂倫春族民族志材料表明，1949年前，生活在大興安嶺的鄂倫春人，還停留在原始氏族社會階段。當時，他們有“泡黃芹、亞格達的葉子為飲料”的習慣。鄂倫春人能夠利用當地的黃芹和亞格達葉子來作飲料，那未，為什么巴人、蜀人和我國南方有野生茶樹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就發(fā)明以茶為飲呢？這也就是說，我國上古關于“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的論點，不但有傳說記載，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較好印證。說明巴蜀茶業(yè)的起始是早的，只可惜見諸文字記載的時間較遲，直至西漢未年的王褒《憧約》中才有記述。能予佐證的有關先秦巴蜀的茶事資料，一是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所說：“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納貢之。”二是明代楊慎在《郡國外夷考》中所提：“《漢志》葭萌，蜀郡名。萌音芒，蜀人謂茶曰葭萌，蓋以茶氏郡也。” 巴蜀和周族的聯系，其實還可上溯到殷商未年。如《華陽國志》中又稱：“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 
這一點，在《尚書.牧誓》中載稱，王曰：“嗟！我友邦家君……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華陽國志》和《尚書》一致說明了在殷商未年，巴蜀及其周圍的許多部落，都曾參加了周武王領導的反紂同盟。周武王滅殷以后，大肆“封邦建國”，分封的對象，有上說的宗親，也有功臣， 從和參加伐紂戰(zhàn)爭的各族奠長。所以，西周雖無“子”這樣的爵位，即使不分封宗姬，也會分封巴蜀等頭人來掌管一方的。這一帶既然成了西周的屬國，至少在臣屬初期，會與周王朝保持一定的納貢關系，貢品中包括了漆、茶和蜂蜜這類方物特產特產。 《華陽國志》是晉人所寫，其所載史實是漢朝甚至是兩晉的情況，既然巴蜀種茶，到戰(zhàn)國時已興至漢中葭萌一帶，其上述巴蜀種茶，到戰(zhàn)國時已興至漢中葭萌一帶，其上述巴蜀南部的產茶地區(qū)，當不會都是在葭萌之后才發(fā)展起來的。 

所以，如果葭萌“以茶氏郡”的論點可以成立，那未，《華陽國志》中提到的茶葉產地，可以說也是戰(zhàn)國前即已形成的歷史茶區(qū)。 關于巴蜀茶業(yè)在我國早期茶業(yè)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漢成帝時的王褒《僮約》中，才始見諸記載?！顿准s》有“膾魚鱉，烹茶盡具”；“武陽賣茶，楊氏擔荷”兩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帶，西漢時不但飲茶已成風格，而且在地主富家，飲茶還出現了專門的用具。其后一句，則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費和貿易需要，茶葉已經商品化，還出現了如“武陽”一類的茶葉市場。 

西漢時，成都不但已形成為我國茶葉的一個消費中心，而且由后來的文獻記載看，很可能也已形成為我國最早的茶葉集茶中心。如西晉張載《登成都樓》（3世紀80年代）詩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qū)，”即是一證。張載這首詩，共32句。前面16句，談成都的飛宇層樓、物饒民豐和高長的城市境況；下闋借蜀蜀郡漢代巨富程、卓二家的奢華生活，來極言成都茶葉的名滿遐邇。與張載這一詩句相輔，構成巴蜀茶業(yè)名甲全國的還有這樣兩條史料：三國魏張輯《廣雅》（三世紀上）載，“荊巴間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用蔥姜芼之?！逼湟皇俏鲿x孫楚的《出歌》（231—293年）：“茱萸出芳樹顛，鯉魚出洛水泉。白鹽出河東，美豉出魯淵。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桔、木蘭出高山。蓼蘇出溝渠，精稗出中田?！鼻耙粭l史料所說的“荊巴間”，具體是指今川東、鄂西一帶。其實，這鄂西早先屬楚國的邊境地區(qū)，先秦時有的一度就屬巴國或是巴文化的影響區(qū)。所以，這條資料實際上介紹的，主要還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飲茶實際上介紹的，主要還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飲茶習慣。后條《出歌》，主要是介紹一些常用飲料、食物產地。把《廣雅》、《出歌》和《登成都樓》詩的上述內容聯系起來，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漢直至西晉，巴蜀仍是我國茶葉生產和技術的重要中心。 

古代茶事（二） 

2、茶業(yè)重心的東移 

先秦時，中國茶的飲用和生產，主要流傳巴蜀一帶。秦漢統一全國后，茶業(yè)隨巴蜀與各地經濟、文化交流的增強，尤其是茶的加工、種植，首先向東部和南部漸次傳播開來。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很能說明問題。茶陵是西漢時設置的縣分，唐以前寫作“茶陵”。《路史》引《衡州圖經》載：“茶陵者，所謂山谷生茶茗也”，也就是以其地出茶出名縣的。茶陵是湖南鄰近江西、廣東邊界的一個縣，這表明了秦統一不久，茶的飲用和生產，就由巴蜀傳到了湘、粵、贛毗鄰地區(qū)。但中國茶葉生產和技術的優(yōu)勢，還是在巴蜀。在漢以后的三國、西晉階段，隨荊楚茶業(yè)和茶葉文化在全國傳播的日益發(fā)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條件長江中游或化中地區(qū)，在中國茶文化傳播上的地位，慢慢取代巴蜀而明顯重要起來。所以從發(fā)展的角度上來說，秦漢至西晉這個階段，既是巴蜀茶業(yè)繼續(xù)持盛的時期，也是中國茶業(yè)由巴蜀走向世界和茶業(yè)重心開始東移的重要階段。如上面引及的《廣雅》所說：“荊巴間采茶作餅”。這條記載，將“荊、巴”并提，表明三國時，至少在中原人看來，荊楚一帶的茶類生產和制茶技術，便已達到和巴蜀相同的水平或程度。這一點還可以《三國志.吳志》（285年前后）孫皓“以茶當酒”的故事來補證。是書《韋曜傳》記稱，孫皓嗣位后，常舉宴狂飲，韋曜酒量不大，孫皓初識曜時特別照顧，“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說明華中地區(qū)當時飲茶已比較普遍了。因為孫皓“初見”韋曜的日子，也即是他剛剛做皇帝的頭二年。孫皓是吳永安七年（公元264年）接位的，不久，他效法乃祖孫權，把國都一度（公元265—266）年遷至宜昌。所以，孫皓以茶代酒的史實，很可能是其遷都宜昌時的故事。 三國時，孫吳據有蘇、皓、贛、鄂、湘、桂一部和廣東、福建、浙江全部陸地的東南半壁河山，這一地區(qū)，也是這時我國茶業(yè)傳播和發(fā)展的主要區(qū)域。西晉的歷史不長，但它的短暫統一，不僅如杜育《荈賦》（4世紀前期）所形容的：“靈山惟岳，奇產所鐘，厥生荈草，彌被崗”，南方栽種茶樹的規(guī)模和范圍有很大發(fā)展，而且也如左思（250？—305？年）《嬌女》所說“心為茶荈劇，吹噓對鼎鐵”，這時隨政治、經濟中心的集中北方，茶的作用，也流傳到了北方的高門豪族。關于這點，在劉琨寫給其侄子的一封信中，也可得到一些證明。據一些文獻引述的劉琨《與兄子南州刺史演書》（270—314年）稱：“前昨安州干茶二斤，姜二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煩悶，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眲㈢俏鲿x將領和詩人，惠帝時封廣武侯，愍帝初任大帝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長期與漢、趙相持，晉室南遷后，因孤守無授，為石勤所破，不久（公元318年）被殺。州在晉帝時淪沒，后州治輾轉流寄山東、江蘇很多地方，劉演任“南州”刺史的時間，當是在州失守以后。所以，根據上述兩點，劉琨這封信的時間，多半是他永嘉、建興孤守并州時所書。這封信與茶葉有關的，主要是“真茶”二字；這里稱“恒假真茶”，有的書作“常仰真茶”。所謂真茶，是針對假茶而言的；“常仰真茶”，換句話說，也就是市場上的茶葉，常常有假，這也正好證實了其時北方已存在了茶的一定貿易。 

關于西晉時長江中游茶業(yè)的發(fā)展情況，還可以這兩部史籍中得到一些說明。一是《荊州土地記》（撰寫人及成書年代不詳）。這部早佚，現存的二處茶葉資料，一見于《齊民要術》的引文，其稱“浮陵茶最好”；一見于《北堂書鈔》，其載：“武陵七縣通出茶，最好?！薄洱R民要術》中所說的“浮陵”，當為“武陵”之誤。這兩條資料共同都稱，武陵出產的茶“最好”。據考證，《荊州土地記》，似是西晉時代的作品。那未，西晉時我國的茶葉是否以武陵為最好呢？這可以東晉前期常璩《華陽國志》的有關志內容反證?！度A陽國志》是記述漢中、巴蜀和南中等歷史、地理情況的一部專著。其中關于記及各地出產茶葉的資料，主要有這樣幾條：涪陵郡，“惟出茶、漆”；什邡縣，“山出好茶”；南安、武陽，“皆出名茶”；平夷縣，“山出茶、蜜”。常璩是蜀郡江原（今四川崇慶）人，西晉未年曾任成漢官吏，東晉時遷居建康（今南京），其在寫《華陽國志》前，當看過《荊州土地記》或聽到過武陵茶的評價，所以常璩在書中用“出茶”、“出好茶”、“出名茶”三級來區(qū)分各地出產茶葉的質第，但唯獨不提這些地方的茶葉何者最好，這或許其時荊州制茶已超過巴蜀或與巴蜀不相伯仲的關系。因此，從現存的茶葉史料來看，在三國和西晉時，由于荊漢地區(qū)茶業(yè)的明顯發(fā)展，巴蜀獨冠我國茶壇的優(yōu)勢，似已不復存在。 西晉的都城在洛陽，永嘉之亂后，晉室南渡，北方七族相率過江僑居，東晉、南朝建康成為我國南方的政治中心。這一時期，我國長江下游和東南沿海的茶業(yè)，因上層社會的崇尚也較快地發(fā)展了起來。 西晉時，皇室和世家大族，荒***無恥，斗奢比富，腐化到了極點。***到江南以后，有些人鑒于過去失國的教訓，一改奢華之風，倡導以儉樸為榮。如《晉書.恒溫列傳》（646年）稱：“桓溫為楊州牧，性儉，每宴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标P于這點，《晉中興書》（王世幾）陸納尚茶的故事，更能說明問題。其載：“陸納為吳興太守時，衛(wèi)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枚俶四十，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穢吾素業(yè)?！庇纱丝梢郧宄闯?，這時茶已成為某些達官貴人用以標榜節(jié)儉和樸素的物品。另一方面，隨北方土族的南遷，南方特別是江東各地，禮制比以前也有所加強，作為日常生活中愈來愈時尚的飲茶，這時，也自然地愈來愈多地被吸收時禮進禮俗之中了。如劉宋時的《世說新語.紕漏第三十四》（440年前后）中有這樣一則故事，講西晉有個叫任瞻的官史，晉室南渡時漂泊流落，后來慢慢也到了南京，“時賢共至石頭（今南京地名）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奔词钦f，在東晉時，建康一帶，就普遍出現了以茶待客的禮儀。又如《南齊書.武帝本紀》（6世紀前期）載，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七月，齊武帝臨終時又詔稱：“我靈上慎慎勿以牲為祭，唯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已，天下貴賤，咸同此制。”通過這樣用詔諭的形式頒布全國，無疑對這種風俗是一大推動和促進。 由于東晉、南朝統治階段“借重茶葉”的需要，從而使和我國南方尤其是江東飲茶和茶葉文化有了較大發(fā)展，也進一步促進了我國茶業(yè)的向東南推進。如《神異記》（西晉一隋代之間）載：“余姚入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瀑布山，曰：“……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余，乞相貴遺也”?！队兰螆D經》（失傳，年代不祥）載：“永嘉縣東三百里，有白茶山。”山謙之《吳興記》（5世紀）又稱：“烏程，縣西北二十里，有溫山，出御荈”等等。由上可見，這一時期我國東南植茶，由浙西進面擴展到了今溫州、寧波的沿海一線。不只如此，而且如《桐君錄》所說，“西陽、武昌、晉陵皆出好茗”；晉陵是今常州的古名，其茶出宜興，表明東晉和南朝時，長江下游宜興一帶的茶葉，也著名起來。荊楚和長江中游茶業(yè)重心的進一步東移，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但這時我國東南沿海地區(qū)茶業(yè)的發(fā)展，使三、西晉以后出現的茶業(yè)重心東的趨勢或現象，更加明顯起來。 

古代茶事（三） 

（二）隋唐五代茶業(yè)的興起 

隋的歷史不長，茶的記載也不多，但由于隋統一了全國并修鑿了一條溝通南北的運河，這對于促進我國唐代經濟、文化以及茶業(yè)的發(fā)展，還是有其不可忽略的積極意義的。眾所周知，唐代尤其是唐代中期，中國茶業(yè)有一個很大發(fā)展的時期。如封演在其《封氏聞見記》（8世紀未）中所說：“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甚；窮日盡夜，殆成風谷，始自中地，流于塞外”。這說是說，茶葉從唐朝中期起，便是南人好飲的一種飲料，從南方傳到中國，由中原傳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qū)，一下變成了中國的舉國之飲。所以我國史籍有茶：“興于唐”或“盛于唐”之說。正是在唐代，茶始有字，茶始作書，茶始銷邊，茶始收稅，一句話，直到這時，茶才真正形成為一種獨立和全國性的文化或事業(yè)。因此，本節(jié)在主要介紹唐代茶業(yè)的蓬勃發(fā)展的同時，對其所以能風起的原因，也略作剖析。 1、唐代的茶葉產地 唐代茶業(yè)的興起，如楊華《膳夫經手錄》所載：“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宋以降，吳人采其葉煮，是為茗粥。至開元、天寶之間，稍稍有茶，至德、大歷遂多，建中已后盛矣。”《膳夫經手錄》成書于唐宜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所記唐代茶業(yè)的發(fā)展，有的是親目所睹，有的是距之不遠的事情，因此內容是較為可靠的。這也即是說，根據《封氏聞見記》的記載，所謂“茶興于唐”，具體業(yè)說是興盛于唐代中朝。這一點，也和《全唐詩》、《全唐文》等唐代各種史籍記述相一致。在初唐的文獻中，很少有茶和茶事的記載；至唐代中期和晚期以后，對茶的論述和吟哦，就驟然增多了起來。那么，唐代中期茶業(yè)是怎樣發(fā)展起來，又發(fā)展到怎樣的程度呢？ 先說茶葉產地。唐代以前，我國到底有多少州郡產茶，是無從查考的。直到陸羽《茶經》中，才第一次較多地列舉了我國產茶的一些州縣。其“八之出”載： 山南 峽州，襄州，荊州，衡州，金州，梁州； 淮南 光州，義陽郡，舒州，壽州，蘄州，黃州； 浙西 湖州，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潤州，蘇州； 劍南 彭州，綿州，蜀州，邛州，雅州，瀘州，眉州，漢州； 浙東 越州，明州，婺州，臺州； 黔中 思州，播州，費州，夷州； 江南 鄂州，袁州，吉州； 嶺南 福州，建州，韶州，象州。 《茶經》中上列的這些地名，不少人把他們概之為“八道四十三州”。其實，四十三州是對的，而把州之前所列的山南、淮南、浙西等說成是“八道”，就未必妥當了。 因為，這八地在唐時雖然曾作過道名，但是，它們并不是同一時期的建制和同樣的性質。如八地中，山南、淮南、劍南、江南、嶺南，是唐貞觀時劃分的全國十道中的五個道；而黔中，是開元時從江南道中分出的新道；至于浙東、浙西，歷史上雖也一度稱過“浙東東道”和“浙江西道”，但實際上是后來江南東道所屬的兩個觀察使理所。不僅這八地設道和稱道的時間不同和或有矛盾，其下面所列的州名，與當時的行政建制也不完全吻合。如建州、衡州，歷來屬于江南道，但在《茶經》中，卻把建州劃入了嶺南，把衡州歸入了山南的范圍。 

眾所周知，陸羽一生著述很多，他不只是一位杰出的茶葉專家，也是當時有名的詩人、文學家、書法家、史學家和地理學家，他寫過多種山志、地志和圖經一類的地理論著，以陸羽的地理知識，他要按行政建制的道州隸屬關系來寫，是決不會出現如上混亂情況的。所以，陸羽《茶經》“八之出”中州之前的地名，不是指道，而指茶葉產區(qū)，是陸羽最早提出或劃分的我國八大茶區(qū)。 這里還要附帶指出一點，在我國有些論著中，不但把《茶經》“八之出”的地名，稱之為“八道四十三州”者，甚至還有根據這些道、州的行政建制，氫它們所轄的州、縣悉數都算作產茶地域，錯誤提出唐代產茶有多少州、多少縣。很明顯，陸羽提出的茶葉產地，是其在評定各地茶葉品質時所列出的典型和代表，而不是全部茶葉產地。如巴蜀，其時產茶就遍及各地，而《茶經》所列，僅劍南八州。第二，在所謂“八道”和“四十二州”中，也不是第一個道的各州、第一個州的各縣全都產茶。發(fā)浙西的蘇州屬縣很多，但唐時真正產茶的，只現在的吳縣一地。其三，唐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時有所變動。 

所以，僅僅根據《茶經》的記載而要提出唐代產茶州縣的確數，是不會也不可能正確的。 由《茶經》和唐代其他文獻記載來看，唐代茶葉產區(qū)已遍及今四川、陜西、湖北、云南、廣西、貴州、湖南、廣東、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安微、河南等十四個省市；而其北限，一直伸展到了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蘇連云港），也即是說，唐代的茶葉產地達到了與我國近代茶區(qū)約略相當的局面。 

古代茶事（四） 

2、唐代的茶葉生產和貿易 

如前所說，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產和飲用，已有一定發(fā)展，但北方飲者還不多，及至唐代中期后，如《膳夫經手錄》所載：“今關西、山東、閭閻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無茶”，中原和西北少數民族地區(qū)，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產和全國茶葉貿易，隨之空前蓬勃地展了起來。 

現據《膳夫經手錄》的記載，將唐代宣宗時我國茶葉產銷的情況，列如下表： 唐宣宗年間茶葉產銷表 茶名 產地 茶葉特點 主要銷售區(qū)域 每年產銷數量 新安茶蜀茶 羅蒙頂不遠《茶經》劍南茶區(qū) 多而不精，只堪春時本地飲用至他處芳香滋味不變 南走百越，北臨五湖（今太源流域） 谷雨后歲取數萬斤，散落東下 浮梁茶蘄州茶、鄂州茶、至德茶衡州茶潭州茶、陽團茶、渠江薄片茶、江陵南木茶、施州方茶建州大團蒙頂茶歙州、婺州、祁門、婺源方茶 饒州、歙州，江州一帶包括鄂岳、宣歙觀察使的部分地區(qū)衡州包括今長沙周圍和湘、鄂、川、黔接壤區(qū)域建州蒙頂山周圍歙州、婺州 味不長于蜀茶方斤厚片團餅而巨串味短韻卑狀類紫筍，味極苦品居第一制置精好 關西、山東陳、蔡已北，幽、并已南瀟湘至五嶺，更遠及交趾唯本地及江陵、襄陽數十里食之唯廣陵（今江蘇揚州）、山陽（今江蘇淮安）梁、宋、幽、并諸州 其于濟人，百倍于蜀茶其收藏、榷稅、倍于浮梁歲取十萬 歲出千萬斤商賈所赍，數千里不絕于道路 《膳夫經手錄》中，還錄述了一些有關名茶的情況，上表所列是當時全國茶葉的商品生產和貿易的基本概貌和流向。表中所有這些情況，有的形成已久，但多數如蒙頂茶的興起一樣，“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頂，是以蒙頂前后之人，競栽茶以規(guī)厚利，不數十年間，遂斯安草市，歲出千萬斤。”主要還是唐代中期以后才風盛大起來的。 唐代時我國各地的茶葉生產，都有較大發(fā)展，但是，如《封氏聞見記》所說：“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尤其是擅有與北方交通之便的江南、淮南茶區(qū)，茶的生產更是得到了格外的發(fā)展。具體來說，如上表所反映的江南鄂岳觀察使、江西觀察使、宣歙觀察使和浙西觀察使的一些州縣，就尤有巨大發(fā)展。這里不妨以江西和宣歙觀察使的有關茶史資料一說。 人們都很熟悉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對于嗜茶者和廣大茶葉工作者來說，對其中“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的茶事詩句，往往印象特別深刻。浮梁是現在江西的景德鎮(zhèn)，江口是指九江的長江口，茶商把妻子一人留在九江船上，自己帶著伙計一景德鎮(zhèn)去收購茶葉，這里雖然未明確指出，但在字里行間可以看出，浮梁是當時東南的一個最大茶葉集散地，每年新茶上市，茶商競爭是多么的激烈。這一點，也正好和《元和郡縣圖志》“浮梁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余萬貫”的說法相一致。對于《琵琶行》和《元和郡縣圖志》記述的上述情況，少數學者也有持懷疑態(tài)度的，認為景德鎮(zhèn)現在也沒有多少茶，唐代時如此興盛，令人難以置信。其實《元和郡縣圖志》“每歲出茶七百萬馱”和上面《膳夫經手錄》所說的“百位于蜀茶”的性質一樣，雖都帶有一定的形容成分，但大體上還是可靠的。浮梁出茶，并不是指浮梁一邑所產的茶，而是包括浮梁周圍的皖南、浙西甚至閩北一帶的茶葉在內。這一點，從劉津《婺源諸縣都制置新城記》中，多少可得到一點證明。其載：“大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門、德興四縣茶貨實多，兵甲且眾，甚殷戶口，素是奧區(qū)；其次樂平、千越，悉出厥利，總而籠榷，少助時用，于時轄此一方，隸彼四邑，乃升婺源為郡置，兵刑課稅，屬而理之。”大和是唐文宗李昂的年號。這條材料反映，不只浮梁銷售的茶葉，就是后來為課征茶稅而設立的婺源郡，也都是“隸彼四邑”；茶貨和稅利，來自附近的四面八方?？戳松鲜鲑Y料，如果說前面還有人對陸羽《茶經》“八之出”州之前的地名究竟是指道還是茶區(qū)有懷疑的話，那么，通過上面所說的茶葉貿易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茶葉生產和經濟區(qū)域，對陸羽能夠提出茶區(qū)的觀點，也就應該不再懷疑了。 如果再深追一步，唐代浮梁一帶的茶葉生產又盛到什么程度呢？這可用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張途的《祁門縣新修閶溪記》的內容來說明。其載：祁門，“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yè)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愈于諸方，每歲二三月，赍銀緡繒素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逼铋T周圍，千里之內，各地種茶，山無遺土，業(yè)者七八，這雖不無夸張，但對此無人懷疑，現在贛東北、浙西和皖南一帶，在唐代時，其茶業(yè)確實有一個特大的發(fā)展。 浮梁和宣歙觀察使所生產的茶葉，陸羽《茶經》將其列入浙西茶區(qū)。或許有人認為，這一帶產茶雖多，但在唐代的各種名茶中，浮梁之商貨并不在其列，其制茶技術還不如巴蜀、荊漢。應該承認，浮梁周圍生產的茶葉，主要是作用商品茶，做工不甚精細，所以陸羽評判的結果，也是“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在整個浙西范圍來說，浮梁出產的茶葉，也屬下等。但是簡單地以商品茶的品質，確定這一帶或整個茶區(qū)的制茶技術還較低下，這也是形而上學的。事實上，從整個茶區(qū)來說，居于長江下游的浙西，在唐中葉以后，不只茶產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術，由湖州紫筍和常州陽羨茶的入貢，表明也達到了當時最高水平。因此，如果說我國六朝時期茶葉生產中心開始東移的話，那么，至唐代中后期，我國茶葉生產和技術的中心，便正式轉移到了長江的中游和下游。 

關于茶業(yè)的中心的東游，還可舉唐代貢焙的選定來說明。唐張文規(guī)《湖州貢焙新茶》詩吟：“鳳輦尋春半醉歸，仙娥進水御簾開，牡丹花笑金鈿動，傳秦湖州紫筍來?！蔽覈暡璧臍v史甚早，只專門設立采造宮延用茶的貢焙，規(guī)定貢焙首批貢茶必須在每年清明王室祭祀前貢到，還是唐代中期開始，據嘉泰《吳興志》和宜興有關方志記載，湖州長城（今長興）和常州義興（今宜興）設立貢焙，始于李棲筠刺常州時。是李棲筠接受陸羽“可薦于上”的建議，試貢后受到皇帝喜好而成為定制的?！疤熳游磭L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的詩句，可能即是描寫這一時期貢焙的，大歷五年（公元770年），代宗李豫以義興“歲造數多”，始設焙顧渚，“命長興均貢?！睋对涂たh圖志》記載，宜興、長興的貢茶，到貞元以后，單長興一地，每年采造就要“役工三萬人，累月方畢”；反映當時其地不但所出的茶葉質量很好，而且茶園規(guī)模和產茶數量也較大。應該指出，貢茶正如袁高《茶山》詩句所形容的：“動生千金費，日使百姓貧”，“心爭造化功”，“所獻愈艱勤”，從茶農山民來說，它確實是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一種苛重賦役。但另一方面，從茶業(yè)發(fā)展和制茶技術的提高上說，客觀上起到了一種推動的作用。換言之，唐代貢焙的設置顧渚，既是唐代茶業(yè)重心轉移江南或東南的一定反映，也是后來這一帶茶葉生產技術長期居于領先地位的一個原因。 

關于唐代茶葉貿易，在上面引綠的有關茶葉生產史料，有的已提到了。總起來說，唐代茶葉生產、消費和貿易的關系，是一個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關系。如果說唐代茶葉生產和消費的發(fā)展，有力地帶動了茶葉貿易的發(fā)展，那么，反過來，唐代茶葉貿易的極大發(fā)展，又進一步推動和促進了茶葉生產和消費的相應發(fā)展。我國南方生產茶，北方和西北少數民族地區(qū)不產茶，因此，我國茶葉貿易，主要是南方茶區(qū)的茶葉，向北方和無茶地區(qū)的販運。正如《封氏聞見記》所說的那樣，唐代開元以后，“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隨著北方城鄉(xiāng)茶葉買賣和消費的風行，南方茶區(qū)的茶市，江河要道上由茶葉運輸而形成了茶埠等水陸碼頭，也如雨后春筍般展了起來。這方面的文獻資料很多，這里不妨興幾首唐詩為例： 杜牧有一首《入茶山下題水口草市》絕句，吟道：“倚溪侵嶺多高樹，夸酒書旗有小樓。驚起鴛鴦豈無恨，一雙飛去卻回頭?！彼谑穷欎緟R入太源河道中的出水口。在唐代中期以前，這里還是一片荒原，至唐代停泊在這里，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樓茶肆的固定草市。除水口外，在顧渚山區(qū)，還有如釋皎然《顧渚行寄裴方舟》“堯市人稀紫筍多，紫筍青芽誰得識”詩句中提到的“堯市”一類買賣茶葉的市場。以上講的是茶區(qū)收購茶葉的情況，沿途運輸茶葉的情況又怎樣呢？這也可有許渾《送人歸吳興》中的這樣的幾句詩來反映：“綠水棹云月，洞庭歸路長，春橋懸酒幔，夜柵集茶檣?！彼^“茶檣”也就是專門運輸茶葉的船只；這里的“洞庭”是指蘇州洞庭東、西山。其后二句，就是運河兩岸因茶船日行夜歇而興盛起來的集鎮(zhèn)或碼頭。此外，茶葉貿易運輸的興起，對沿途一些城鎮(zhèn)的繁榮興旺，也起到了極其明顯的作用。如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詩：“三軍江口擁雙旌，虎帳長開自教兵，……水門向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從中不難看到，這個江口城市，本是軍鎮(zhèn)所在，唐朝茶葉生產、運輸興盛起來后，茶檣泊集，茶商摩肩，一下子繁榮了起來。通過上面幾例，不但可以看到唐代南方茶葉貿易的巨大發(fā)展，而且也形象地看到了茶葉貿易對沿途和所到之處社會經濟、社會生活的顯著影響。 關唐代南北茶葉貿易，還可以從杜牧《上李太尉論***書》中得到一些有超的補證。所謂“***”，是指出沒在長江水系行劫的強盜。他們一股多的兩三船上百人，少的也有一船二三十人，專門搶劫江河中的商族，有的也上岸搶劫市鎮(zhèn)。這些***，都是一些私茶販子，他們把搶得的“異色財物，盡將南渡，入山博茶?！睘槭裁窗逊N種贓物要帶到山里去換茶呢？杜牧接著說：“蓋以異色財物不敢貨于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銷受。蓋以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問，人見不驚，是以賊徒得異色財物，亦來其間，便有店肆為其襄，得茶之后，出為平人?！弊詈蠖拍猎谡劦竭@些***的活動規(guī)律時又說：“豪、毫、徐、泗、汴、宋州賊，多劫江南、江北、淮南、宣潤等道；許、蔡、申、光州賊，多劫荊、襄、鄂、岳等道。劫得財物，皆是博茶北歸本州貨買，循環(huán)往來，終而復始，”當然，這此***雖然也把搶來的財物博茶運歸本州貨賣，但這不是唐朝真正的茶商和正規(guī)的茶葉貿易，不能作為唐代茶葉貿易的正式例證。不過，從上引的杜牧的兩段記述中，我們至少看到了這樣兩點：一是至唐代晚期，我國南方一些原來屬于窮鄉(xiāng)辟壤的山區(qū)，大務發(fā)展種茶以后，社會一下繁榮和富裕起來；二是我國南北茶葉貿易，分江東和華中兩路進行。東路江西、浙江、江蘇和安微一帶的茶葉，主要通過長江和淮河、泗水等轉由運河直接運銷今蘇北、皖北和河南各地。華中荊、襄、鄂、岳諸州，過去一般認為也順江東下，由揚州轉運河往長安和燕幽各地；其實它和江東一樣，并未轉運，而是就近由長江北面各水系直接運銷河南或經由河南轉運各地。 唐代的邊茶貿易也很興趣。我國茶葉和茶的知識傳諸西北少數民族的歷史，可能由來已久，但西北廣大少數民族地區(qū)飲茶和出現茶葉貿易的記載，最早還是始于唐。 

據《唐國史補》載，唐時各地和一些少數民族，風俗均以茶葉為貴，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烹茶帳中，吐蕃的贊普問他煮什么？他故弄玄虛地說，這是“滌煩療渴”的所謂茶也。贊普說：“我亦有此，才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湖者?！边@些都是唐時的名茶。當然能夠享用這類茶葉的，只能是贊普的一類少數上層統治者，至于一般平民，自然是從那些專事邊茶貿易的商人手中買來的粗茶。這一點，也如《封氏聞見記》中所形容的：唐代中期以后，飲茶風盛南北，“窮日竟夜，殆成風谷，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我國邊疆一些少數民族染上飲茶的習慣以后，先通過使者，后來直接通過商人，開創(chuàng)了我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以茶易馬的茶馬交易。 

古代茶事（五） 

3、唐代茶政、茶學和茶葉文化的發(fā)展 

唐代茶業(yè)的長足發(fā)展，也極大地促進了自身的建設。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葉最多只能說的一種地區(qū)性的生產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后，隨著共業(yè)的發(fā)展，茶就成為一種全國性的社會經濟、社會文化幫一門獨立的學問了。 茶葉作為全國的一種社會經濟，除其所具的商品性內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稅的課征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種茶、買賣茶葉，不征收賦稅。唐中期以后，由于茶葉生產、貿易發(fā)展成為一種和大宗貿易，加上其時安史之亂以后，國庫拮據，片收茶葉賦稅，由籌措常平倉本錢，逐漸演變成為一種定制。 唐德宗李適接位以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倉本錢，這是我國第一次抽收茶稅。但未幾，在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亂，德宗逃奔奉天（今陜西乾縣），追悔詔罷茶稅。這次稅茶，雖主要用于地方籌集常平倉本錢，未入國用，但茶稅之巨，給大家一個很深的印象。以后《文獻通考.征榷考》所說，貞元九年（公元793年），鹽鐵使張滂以水災賦稅不登，又向德宗秦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后，所得稅錢外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以。”德宗從之，再次恢復茶稅，并自此成為定制。 貞元時稅茶，歲得不過40萬貫，但至長慶元年（公元821年），以“兩鎮(zhèn)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勝計”，鹽鐵使王播又秦請大增茶稅，“率百錢增五十，”這樣，使茶稅歲取至少增加到了60萬。唐文宗時，王涯為盯，為盡收茶葉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葉專營專賣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強令各地“徒民茶樹于官場，焚其舊積”，禁止商人與茶農自相交易，增加稅率，一時天下大怒，不久，王涯因李訓之亂，被腰斬處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才懸花一現，未曾完全貫徹。武宗會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鹽鐵使，又再次增加茶稅，上行下效，茶商所過州縣，也均設重稅。他們在水陸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稅，謂之地錢”。稍有不滿，便“掠奪舟車”，就如上面說的***的所為一樣，這時私茶越禁越盛，茶葉的商稅，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矛盾。這種情況，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鹽鐵轉運使立茶法十二條，才緩和穩(wěn)定下來。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裴休的稅茶法主要有這樣幾點：一是各地設有邸閣者，只準收取邸值（住房堆棧費用），不得再賦商人；二是私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長行群旅，”皆論死；三是園戶私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縣發(fā)如有砍伐茶園或傷害茶業(yè)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縱鹽***罪；五是廬州、壽州和淮南一帶，皆加半稅。實施裴休這一茶法，茶商、園戶都較滿意，稅額未增，稅收倍增，迄到朱溫篡唐，稅制一直未有多大變化。 茶葉由不稅到稅，從國用的角度來看，也就是從一種自在的地方經濟，正式被認定和提高為一種全國性的社會生產或社會經濟。 在唐代以前，我國南方一些地方飲茶、種茶的歷史雖然已很久遠，但是還沒有撰刊過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說，其時茶還沒有形成成為一門獨立的正式學問。至唐代中期以后，應茶業(yè)發(fā)展和社會上對茶的知識的需要，出現了陸羽《茶經》等一批茶葉專著，使茶在成為全國性生產和經濟的同時，也以獨立的嶄新的一咱學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千古。 

茶之有書，是從陸羽著述開始的。陸羽的《茶經》，是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書，其問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為獨立的學科這樣劃時代的意義，而且，開創(chuàng)了我國為茶著書立說的先河，千百年來，后人不斷以陸羽《茶經》為楷模，續(xù)寫一本本《茶經》新篇，使我國傳統茶學不斷得到了發(fā)揚光大。陸羽嗜茶，精于茶道，其關于茶的著作，除《茶經》以外，還有《茶記》三卷、《顧渚山記》二卷和《水品》一本。唐代其他人的茶葉著作，有陸羽摯友皎然的《茶訣》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溫庭筠《采茶錄》一卷，蘇《十六湯品》一卷，佚名《茶苑雜錄》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溫從云等《補茶事》、五代時毛文錫《茶譜》等共十余種。唐代的這些茶書，或師《茶經》，或從生產和品飲茶葉和不同方面補充《茶經》，建立了我國最早的傳統茶學，比較全面、客觀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實際和知識。這些著作，雖然大都已經散佚，但留存下來的《茶經》等不多的幾種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許多珍貴的茶史資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葉歷史的重要根據。 晚唐詩人皮日休在其《茶中雜詠.序》中說：“季以前，稱茗飲者，以渾以烹之，與夫瀹蔬而啜者無異也。季68始為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設其器，命其煮……以為之備矣?！奔词钦f，在陸羽之前，我國對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設置、烹飲藝術，都不夠重視，飲茶還如同煮茶喝湯一樣；在《茶經》面世以后，對茶葉文化、茶葉生產、茶具和品飲藝術，開始重視和日益講究起來。這也就是說，在唐代藝術，隨著我國茶業(yè)和茶學的發(fā)展，茶葉文化本身，也有一個很大發(fā)展。 先以茶具來說，在陸羽《茶經》中，現在所說的茶具稱為“茶器”，茶具是在飲茶發(fā)展的一定階段上，才從一般飲具炊器中獨立和發(fā)展起來的。早期烹飲茶葉的器具，和日常餐具是通用不分的。后來，經濟條件較好的一些人家，為了適應經常飲茶的需要，在待客和經常喝茶的地方，專門固定陳設一套，這才形成正式的茶具。唐人飲茶，和六朝時期相仿，一般都用茶碗，如唐人詩句所吟：“或吟詩一章，或飲茶一碗”，“蒙茗玉花盡，越碗荷葉空”。最初吃茶用的碗，也就是平常裝飯盛湯用的碗，后來有些人家把幾只碗固定和其他茶具雖然形制和質地與其他碗沒有區(qū)別，但用途開始分開了。之后，一些陶家進一步設計產生出了各種各樣不同形制的茶碗或茶甌來。這一點，已為我國考古發(fā)現所證實。據報道，在湖南發(fā)掘出土的數以百計一模一樣的唐朝茶碗中，有一件在碗內底部，竟特別燒制有“茶碗”兩字。很明顯，這只碗，就是專門用來作茶碗的，從其時茶還書作“茶”來看，這只碗，又無疑是唐代前期的產品。這說明唐代前期，長江一帶雖然飲茶的歷史已很久遠，但茶碗在發(fā)展下還處于只是和普通飯碗分用，而沒有在形制上有別于其他用碗的這樣一種階段。 茶具和茶葉的制作、飲用一樣，在陸羽之前很不講究，是經過陸羽《茶經》中點染以后，才普遍重視和講究起來的。 

對于茶具的講究，如杜育《荈賦》所描述：“水則岷方注，挹彼清流；器擇陶簡，出自東隅（一作甌）；酌之以匏，取式公劉”，在晉代就有些重視。但是，匯集和比較各地茶具的優(yōu)劣，設計一套實用完備的茶器，還是始自陸羽。陸羽在《茶經》中，共列了28種烹飲茶葉的器具和設備，除對每種器物分別述說它們的功能和作用外，還對制作的具體用材、尺寸和工藝作了詳細的說明。陸羽提出的這套茶具，考慮非常周全。如其存放這套茶具的設施，就根據不同場合，設計了具列和都籃二件。所謂“具列”，也就是竹木制作的用于室內陳列茶具的茶床或茶架；都籃，則是用竹篾編制的存放這套茶具用的籃子。自此以后，如封演在《封氏聞見記》中所說：“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边@就是說，陸羽精心設計整理的這套茶具，不僅奠定了我國古代茶具的基礎，而且也極大地促進了我國茶具生產的發(fā)展。唐時有些重要的茶具，還出現了一定的專業(yè)生產，并形成了各自的著名產地。如皮日休《茶鼎》詩有詩：“龍舒有良匠，鑄此佳樣成”；《茶甌》詩：“邢客與越人，皆能造茲器，圓似月魂墮，輕如云魄起?！饼埵?，即今安微的舒城，邢客與越人，是指邢窖和越窖。對于這一點，《唐國史補》中也說：“鞏具陶者，多為瓷偶人，號陸鴻漸，買數十茶器，得一鴻漸?！闭f明當時陶瓷茶具的生產，不僅如邢、越一類名窖相互斗奇比異，邊鞏縣一類的普通窖主，也想出了搭送陸羽陶像等方法，來參加茶具生產交易的角逐。 唐代茶葉文化的發(fā)展，還突出反映在社會上享用茶葉的人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會享用，概括說，就是茶葉的價值觀，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這里不妨摘引唐人的一些詩句，來略作說明。唐著名詩人元稹，曾寫有一首一至七字《茶》詩，其云：“茶，香葉、嫩芽：慕詩客，愛僧家；碾雕白玉，羅織紅紗；銚煎黃蕊色，碗轉麹塵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對朝霞；洗盡古今人不倦，將知醉后豈堪夸?！边@首詩的內容中，除對茶的特點、加工、烹煮、飲用、功效作了全面根據以外，還特別提到愛慕茶葉的“詩客”和“僧家”。 

應該指出：唐代上到帝王將相，下至鄉(xiāng)閭庶民，茶葉之所以成為“比屋之飲”，的確與其時社會上的達官名士、高僧仙道在詩文中的贊頌、倡導是分不開的。在唐以前，茶的詩句，急劇地增加了起來。如唐時著名詩人李白、劉禹錫、白居易、孟浩然等等，無不嗜茶，也無不遺有眾多吟哦茶葉的詩句。這些詩文，如呂巖詩句所形容：“通道復通玄，名留四海傳”，一方面把茶葉宣傳成了無人不知、無人不好的日常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也極大工業(yè)開拓和提高了茶葉文化的精神意義。如在禮儀方面，通過鮑君微的《東享茶宴》、王昌齡的《洛陽尉劉宴與府縣諸公茶集天宮寺岸道上人房》以及錢起的《過長孫宅與郎上人茶會》等詩，可以清楚地看出，唐時在客坐敬茶的基礎上，進一步創(chuàng)造興起了以茶為集，以茶作宴會以茶設會的集體活動形式。這種形式，如詩僧皎然《晦夜李待御萼宅集招潘述湯衡海上人飲茶賦》所吟：“晦夜不生月，琴軒猶為開；墻東隱者在，淇上逸僧來；茗愛傳花飲，詩看卷素裁；風流高此會，晚景屢裴回?！边@實際上是我國或世界茶道的濫觴或雛型。 茶宴、茶集和茶會，已從一般的待客禮儀，演化為以茶會集同人朋友、迎來送往、商討議事等等有目的、有主題的處事聯誼活動。如李嘉祜《秋晚招隱寺東峰茶宴送內弟閻伯均歸江州》所說，其茶宴就是為歡送閻均而設的。在這些茶宴或茶的集會上，與會者一方面“茗愛傳茶飲”，欣賞茶的色香味形，一方面“詩看卷素裁”，相互賦詩言志，作畫抒情，從飲茶的單純物質享受，進一步擴展到茶會的精神享受。 

日本茶道的要義，是所謂“和、清、敬、寂”四字。其實，在唐人的詩文中，很多也很推崇、追求這樣幾點。如白居易作詩吟：“況茲孟夏月，清和好時節(jié)。微風吹夾衣，不寒復不熱。移榻樹陰下，竟日何所謂。或飲一甌苛，或吟兩句詩。內無憂患迫，外無職役羈。此日不自適，何時是適時？！”孟浩然的《清明即事》詩句：“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仗米鄳?，酌茗聊代醉。”劉得仁的《慈恩寺塔下避暑》詩：“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竟日聞虛籟，深山只此涼。僧真生我敬，水淡發(fā)茶香。坐久東樓望，鐘聲振夕陽?！卑焉鲜霾璧挠嘘P詩情畫意提煉出來，所重復和追求的，也就是“和清敬寂“這樣一類意念。這一點，唐人斐汶《茶述》中概括得尤為簡要，其稱：茶葉“其性精清，其味浩潔，其用滌煩，其功致和，參百品而不混，越眾飲而獨高”，這表明其對茶葉特性或茶道的認識，已達到了一個頗為精深的程度。 

總上所說，我國由六朝或唐朝前期江南人“吃苦粥”或“瀹蔬而啜”，到裴汶所說的“越眾飲而獨高，”不能不說是我國茶葉文化的一大飛躍。 

古代茶事（六） 

4、唐代茶業(yè)發(fā)展的主要原因 

唐代茶業(yè)發(fā)展的主要原因有四。 其一，是盛唐經濟、文化的影響。在六朝以前，我國飲茶還很不普遍《膳夫經手錄》稱，“至開元、天寶之間，稍稍有茶，至德、大歷遂多”，那么，為什么茶業(yè)是在開元大寶以后才慢慢興盛起來的呢？毫無疑問，這是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直接相聯系的。 講到唐朝的強盛，會很自然地會想到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唐初的貞觀之治，在富國強兵、擴大版圖、鞏固統治等許多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它只是為新王朝的強大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唐朝繁榮富強的頂點，還是在開元、天寶期間。唐玄宗李隆基在執(zhí)政前期。還是一個有抱負和創(chuàng)業(yè)精神的君主，他任用了姚崇、宋、張九齡等一批有才干的賢能，掃除積弊，改善庶政，使初唐以來的上升景象，最后織成“開元全盛”的畫面。詩人杜甫在《憶昔》這首詩中，對開元盛況有這樣的描寫：“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碑斎?，這私人倉廩，只是地主的倉稟，但在唐代，開元天寶年間，無疑是其社會經濟最為殷實的一個時期。茶葉是社會消費品，茶葉的消費，是由社會經濟所決定的。如所周知，北方飲茶的普及，就與開元年間泰山靈巖大興禪教的活動有關。禪教在南北朝時，流傳到我國南朝的南京和北朝的洛陽，但禪教和飲茶在其時都沒有多大發(fā)展。所以，開元時北方禪教和飲茶的興起，決不是與社會經濟無關的一種孤立發(fā)展。 另外，國家的統一，交通的發(fā)達，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的密切，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南北朝禪教和茶在北方這所以沒有發(fā)展，與經濟固然有重要關系，但其時南北的***、交通的阻塞，也不無影響。隋朝修鑿的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江南河，雖然只是為楊文巡游揚州和江南開道，但是，在其后的很長時間中，對溝通長江的黃河兩大流域的經濟、文化，卻起到了無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從交通原角度來說，要是沒有大運河這條水路國道，就不可能有開元那樣鼎盛的局面；縱然有開元那樣的盛世和禪教的風起，假如沒有運河國道，運輸茶葉受到限制，北方禪教和茶業(yè)也不可能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風行起來。 

第二，陸羽的倡導。北宋梅堯臣在《次韻和永叔嘗新茶雜言》中吟：“自從陸羽生人間，人間相學事春茶，”這是對陸羽一生在茶業(yè)上的貢獻所作的非常公允的評價。茶的發(fā)展和飲用，古已有之，非陸羽之功；但是唐代茶業(yè)的興成盛，則確實是與陸羽的倡導分不開的。陸羽對茶業(yè)的倡導，首先也主要反映在《茶經》的影響上?！恫杞洝芬粫?，包括陸羽這個茶學專家的形象，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唐代茶業(yè)發(fā)展的需要和產物。也就是說：“茶圣陸羽”及其《茶經》，是唐代茶業(yè)大發(fā)展中產生的。但是，反過來，陸羽《茶經》的提倡，又推動和促進了唐代茶業(yè)的更大發(fā)展。這一點，《新唐書.陸羽傳》說得很貼切：“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茶經》中關于茶的歷史、制茶飲茶的方法、器具，不是從陸羽才有的，而是把它們總結、提高得更加完備，自此“天下益知飲茶”；他的作用，主要是在“益知”上。怎樣“益知”呢？宋人陳師道在《茶經序》中稱：“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秋狄，賓祀宴享，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币布词钦f，陸羽及其《茶經》的功德，影響非常深遠，實際觸及了茶業(yè)和茶葉文化的各個方面。 

三是僧道生活和茶為教事吸收的影響。唐代茶業(yè)的發(fā)展，還表現在與唐代佛教、道教興盛的關聯上。我國佛、道二教，自漢朝起，經南北朝的發(fā)展，到唐朝，也達到了極其興盛的階段。如武則天時，佛道二教，特別是佛教，就是到很大的發(fā)展。其時在長安造“明堂”，高達294尺。后來又造了一個“天堂”存放大佛，其建筑比明堂還要高大。武則天很迷信，刀子甚至頒令天下，在全國斷屠、禁漁達七八年之久。因為統治者的支持，所以唐朝不僅產生了最富足的寺院經濟，而且還形成了一支人數眾多脫離勞動的僧道隊伍。唐朝僧道不僅成為茶的主要消費者，也成為茶道、茶藝的重要倡導者。佛教講輪回轉世、因果報應，主張修行梧性，以求得道成佛；道教注重醮禱，以求長壽多福，或***成仙。所以無論是佛教抑或道教，其枯燥孤寂的修養(yǎng)祈禱活動，都有賴于茶，有茶則舒，因此，茶葉不僅為眾多僧道的所好，也廣泛吸收在寺院生活之中。如杜荀鶴《題德玄上人院》詩：“刳得心來忙處閑，閑中方寸闊于天。浮生自是無空性，長壽何曾有百年。罷定馨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我雖未師披衲，此理同師悟了然?！?nbsp;

至于佛教坐禪，茶的功用就更大。如《封氏聞見記》所記，開元時，泰山靈巖寺大興禪教，到處煮茶，相效成俗，不但促進了北方飲茶的普及，也直接推動了我國整個茶業(yè)的發(fā)展。據統計，在《全唐詩》中，凡提及茶一的詩句，僧道定作或在寺院和僧道一起飲茶的詩詞，竟占到總數的十之近二。唐朝寺院僧道吟誦茶葉的詩詞不僅特別多，而且寺院往往也就是種茶較多、制茶較精的制茶技術中心。如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詩的序文中說的“清香滑熟”能使人增壽還童的“仙人掌茶”，就是荊州玉泉寺所種和加工制成的。所以，唐朝的寺院和僧徒道眾，不單是嗜茶的一批茶葉鼓吹者，也是茶藝、茶道的一些實踐家和創(chuàng)造者。 

其四，這時的氣候條件，也有利于茶業(yè)的發(fā)展。據竺可楨先生對五千年來氣候變化的研究，在近五千年，大約經歷過這年幾次冷曖交替過程；第一溫暖期，為公元前3000—1000年，約當仰韶文化和河南殷墟時代，這一時期，黃河流域直至山東半島，都有竹類分布，安陽殷墟還有和竹鼠、水牛等熱帶、亞熱帶動物遺骨。第一寒冷期，為公元前1000—850年，約當西周時期，據《竹書紀年》記載，這一時期漢水曾兩次結冰。 

第二溫暖期，為公元前770—公元初年，約當春秋至西漢這個階段，據《詩經》和《史記》等文獻記載，梅、竹、橘、漆等亞熱帶植物分布，比寒期推北。第二個寒冷期，由公元初—600年，約當東漢至南北朝這個階段，這一時期中，尤以3世紀后半期的氣溫更低，其時每年陰歷四月還常降霜。第三個溫暖期，為公元600—1000年，約當我國隋唐五代時期。8世紀初，梅樹種于長安，公元751年，長安種的柑桔結果。 

第三個寒冷期，公元1000—1200年，大抵相當我國兩宋階段。這一時期，太湖曾結冰，厚可行車，洞庭東西山的柑桔全部凍死，杭州每年的終雪日一般都要推遲至暮春。當然，這是我國自原始未期至宋代大的氣候變化周期，在這每個溫暖和寒冷期之中，也都包含有一些小的有規(guī)律的冷暖變化。 通過上述歷史氣候的回顧，可對唐以前我國茶業(yè)發(fā)軔雖早，但發(fā)展緩慢，而至唐朝一下子興旺起來的自然原因，有一個初步的理解。這里要特別說明的是，在近五千年中，唐代是最為溫暖的一個時期，明白了這點，對唐朝貢焙為什么設在較北的江浙宜興和長興，在唐代那樣的技術條件下，栽培茶樹的北限，何以能擴展到海州（今江蘇連云港）一帶，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了。唐朝茶業(yè)的發(fā)展，除掉眾多社會原因之外，與當時的“天時”條件，是有一定關系的。 

古代茶事（七） 

（三）宋元茶業(yè)的發(fā)展 

從歷史氣候的角度看，唐朝是我國古代對茶業(yè)發(fā)展最為有利的一個時期，而宋朝的自然條件，較唐朝要嚴峻得多。據研究，唐朝常年平均氣溫，比宋時一般要高2—3℃，宋代雖然天氣轉冷，但茶業(yè)和其他社會生產或歷史事物一樣，通常是不會逆轉的。所以，宋朝時盡管茶葉生產北限有所南移，但仍有的史籍所稱：“茶興于唐而盛于宋”。宋朝茶業(yè)的發(fā)展，突出反映在建茶的崛起、茶類生產的轉制和城鎮(zhèn)茶館的風靡各地這樣三個方面。在這三者中間，關于茶類生產的轉制，即從傳統的緊壓茶類，逐步改為生產未茶、散茶，對我國后世茶業(yè)的發(fā)展，尤有深遠的影響。 1、茶業(yè)重心東南移 宋朝茶業(yè)重心的南移，主要表現在貢焙從顧渚改置建安和閩南、嶺南茶業(yè)的興起這兩點上。唐朝貢焙之所以設在顧渚，主要是其時氣候溫暖，茶葉萌芽較早，另是宜興、長興離運河和國道較近，采辦的貢茶，能趕上天子的清明郊祭和分享王室近臣。唐都長安，宋京洛陽，相距并不遙遠，宋朝的貢焙為什么舍近求遠，取址交通不便的建安呢？過去史書都稱“自建茶出，天下所產，皆不復可數”，認為主要取決于茶的質量。其實，建茶的內質雖然不美，但改易貢焙的主要原因，還在于氣候的變化。宜興、長興春茶樹因氣溫降低，發(fā)芽推遲，不能保證茶葉在清明前貢到汴京。而建安的茶葉，如歐陽修詩句所說：“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說明還與基地產茶較早，能三月貢到京師有關。 以建茶為貢，為非始自宋代，最早是五代閩和南唐就開始的。據吳任臣《十國春秋.閩康宗本紀》記載，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國人貢建州茶膏，制以異味，膠似金縷，名曰耐重兒，凡八枚”；這是建茶入貢的最早記載。公元945年，閩為南唐所亡，《十國春秋.南唐元宗本紀》載，保大四年（公元946年）春，“命建州制的乳茶，號曰京挺臘茶之貢?！剂T貢陽羨茶?！蹦咸平ǘ冀鹆辏瞥欎矩暠航氤?，其滅閩后，“罷貢陽羨茶，”命貢建州京挺的乳茶，顯然其時已受氣候的影響，顧者作為貢焙，已不如建茶作貢為佳了。所以“宋朝罷顧渚紫筍改貢建安臘面茶”之說，確切地講，是肇始于南唐李，宋承南唐舊制。 建茶名冠全國，其生產的發(fā)展和制茶技術的卓著，主要還是宋代的事情。唐陸羽《茶經》中對福州、建州一帶出產茶葉的質量，稱“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說明唐朝中期，建茶產量不多，在社會上影響也不大。五代未年雖然開始入貢和建立貢焙，但其時社會動蕩不定，加之時間不長，所以也未出名。宋結束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面后，天下一統，君王又恢復到一個極其神圣的地位，貢焙因進御所享，其茶葉采制，精益求精，建茶名聲愈來愈大，以至后來成為中國團茶、餅茶制作的主要技術中心。 建安貢茶，以北苑、源所產最佳，佛嶺、沙溪次之，東宮、西溪又次。其貢起初數量不多，哲宗元符（公元1098—1100年）時增加到18000斤，至微宗宣和（公元1119—1125年）時，每年更增至47100多斤。而且貢茶的名目、制作，開始也比較簡單，后來追新求異，愈來愈加繁費。始太平興國（公元976—983年）時，貢品主要為龍鳳茶；到至道初（公元995年），主貢石乳、的乳、白乳等品；咸平（公元988—1003年）中，丁謂造龍鳳團（即大團茶）以進，八餅一斤；慶歷（公元1041—1048年）時，蔡襄又造小龍團輸貢，二十余餅一斤；元豐（公元1078—1085年）間造密云龍，紹圣（公元1096—1097年）間造瑞云翔龍，大觀（公元1107—1110年）初造白茶，后又造三色細芽及試新、貢新等，到了宣和庚子（公元1120年），鄭可簡又造銀水（一作冰）芽及方寸新（一稱龍團勝雪），等等?？傊纬痹坟暡?，名目每繁多，時時在變，新制一郵，舊茶即被壓倒和淘汰。因此，一些媚上者，也挖空心思專以更新貢品為務。有些貢茶，費工費錢，法殊名雅，實質中看不中嘗。如一度為微宗佶（公元1101—1125年）所尚的“冰芽”或“水芽”，就是一例。據南宋時莊季裕寫的《雞肋編》（公元1139年或稍后）記載：“茶樹高丈余者極難得，其大樹二月初因雷迸進白芽，肥大長半許，采之浸水中，及半斤，故謂之水芽。……初進止二十，謂之貢新，一歲如此者，不過可得一百二十而已。其剝下者，雜用于龍團之中，采茶工匠幾千人，日支錢七十足。舊米價賤，水芽一，猶費五千；如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一十二千足尚未能造也，歲費常萬緡。” 北苑貢茶采制的講究，對焙外乃至建安周圍制茶技術的促進和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胡仔的《苕溪漁叢話》（1148—1167年）稱：“石門、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隸于北苑，皆采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歲縻金共二萬余緡，日役千夫，凡兩月方能訖事?！┰粗T處私焙茶，其絕品亦可敵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貢，其流販四方，悉私焙茶耳。”表明了宋朝建安的貢焙或官焙雖只北苑一地，但其相鄰的外焙和周圍的私焙，已形成了一個生產和技術的有機整體，不只官焙在技術上對周圍有示范、普及的作用，周圍私焙對官焙也有品質上的競爭的促進作用。 

宋朝建安在全國茶葉生產技術上的重要地位，還可以從茶書上得到反映。據統計，從現存的文獻中，可查到的宋代的茶書目錄共25種，其中屬于建安地方性的茶書，就有丁謂《北苑茶錄》（佚）三卷，周絳《補茶經》（佚）一卷，劉異《北苑拾遺》（佚）一卷，蔡襄《茶錄》二卷，宋子字《東溪試共錄》一卷，黃儒《品茶要錄》一卷，呂惠鯽《建安茶記》（佚）一卷，趙佶《大觀茶論》，熊蕃《宜和北苑貢茶錄》一卷，曾伉《茶苑總錄》（佚）十二卷，《北苑煎茶法》（佚）一卷，趙汝礪《北苑別錄》，章炳文《源茶錄》（侏）一卷，《茶苑雜錄》（侏）一卷，共14種。其中有些茶書，如《大觀茶論》，嚴格說不屬地方性茶書，但其內容以建茶為主，所以不妨也列作建茶著作一。茶書是茶葉科技和文化的集中反映，以上論述建安茶的地方性茶書占了宋代整個茶書的一半以上，從而不難看出建安在當時茶葉生產技術上所享有的突出地位。 與宋朝茶葉生產技術中心南移相伴隨，唐時茶葉生產還不曾發(fā)展的閩南和嶺南一帶的茶業(yè)，明顯地活躍和發(fā)展了起來。舉例來說，在陸羽《茶經》中，我國南方南部各地的產茶情況，只提到“思、播、費、夷、鄂、袁、福、建、象十一州”，陸羽對這些州茶葉質量的情況還不怎樣清楚，僅稱“往往得之，其味極佳”；到于這些鄰近或更南的其他州的情況，無論是《茶經》還是其他史籍，都沒有或很少提到了。 

但是，入宋以后，情況就明顯兩樣了，如《太平寰宇記》（樂史撰，約公元987年）對中國南方產茶的記載，就較唐朝要詳細和豐富得多。其“江南東道”載：“福州土產茶；南劍州土產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蠟面、骨子、山挺、銀字；建州土產茶（原注略，下同），建安縣茶山在郡北，民多植茶于此山；邵武軍土產同建州；漳州土產蠟茶；汀州土產茶?！薄敖衔鞯馈庇校骸霸萃廉a茶；吉州土產茶；撫州土產茶；江州土產茶；鄂州土產茶；岳州王朝場，本巴陵縣地，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潭州節(jié)度使析巴陵縣置王朝場，以便人戶輸納，出茶；興***土產茶；臨蒸縣東一百四十里有茶溪；涪州賓化縣，按：《新圖經》云：”此縣民并是夷僚，露頂跣足，不識州縣，不會文法，與諸縣戶口不同，不務蠶桑，以茶蠟供輸；夷州土產茶；播州土產生黃茶；思州土產茶。”“嶺南道”的記載是：“封州土產春紫筍茶，夏紫筍茶；邕州上林縣都茗山在縣西六十里，其山出茶，土人食之，因呼為都茗山；容州土產竹茶?！?《太平寰宇記》是北宋建元不久太宗時的作品，與陸羽《茶經》有關南國的資料相比，可知從五代和宋朝初年起，因氣候由暖轉寒，中國南方南部的茶業(yè)，較北部更加迅速地發(fā)展了起來。 宋代中國南方南部茶業(yè)的發(fā)展，還可從與茶業(yè)相關的茶具生產來得到印證。宋代風尚斗茶，如梅堯臣和蘇轍詩句：“兔毛紫盞自相稱，清泉不必求蝦蟆”；“蟹眼煎成聲未老，兔毛傾看色尤宜”。斗茶最時尚的兔毫茶甌或茶盞，就以建州、吉州最為著名。另如南宋南周去非《嶺外代答》載：“茶具，雷州鐵工甚巧，制茶碾、湯甌、湯匱之屬，皆若鑄就，余以比之建宇所出，不能相上下也。夫建寧名茶所出，俗亦雅尚，無不善分茶者；雷州方啜茶，奚以茶器為哉。”至于長沙出產的茶具，則更加有名，《清波雜志》稱：“長沙匠者，造茶器極精致，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數。土夫家多有之，置幾案間，但知以侈靡相夸?！敝挥芯诓枋?，才能“俗亦雅尚”，講究到茶具。由此也可看到其時我國南國茶業(yè)發(fā)展的情況。 

古代茶事（八） 

2、茶類的演變 

宋元茶葉生產發(fā)展的另一特點，是這一時期茶類生產由團餅為主趨向散茶為主的轉變。唐時雖然也有如劉禹錫在《西山蘭若試茶歌》中所說：“自傍芳叢摘鷹嘴，斯須炒成滿室香”一類的炒青和蒸青，但基本上和六朝以前的舊俗一樣，主要生產團茶、餅茶。至北宋前期，仍和過去一樣，生產以團餅為主的緊壓茶類。而且，有些地方，如北苑貢茶，在技術上日趨精湛，不斷創(chuàng)新，還把中國古代團茶餅茶的生產和技術，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但是，宋朝團、餅制作雖精，可是工藝繁瑣，煮飲也比較費事，在飲茶愈益普及特別是有更多的勞動人民加入飲茶行列的情況下，原先的傳統生產格局，無疑會發(fā)生一些變革。 

宋朝茶類生產的變革，首先是適應社會上多數飲茶者的需要。加入飲茶行列的勞動者，不僅要求茶葉價格低廉，而且希望煮飲方便，于是，在過去團、餅工藝的基礎上，蒸而不碎，碎而不拍，蒸青和蒸青末茶，應運逐步發(fā)展了起來。如北宋葛常之在一篇論述茶葉的文章中稱，唐朝的陽羨茶，由李郢的《茶山貢焙歌》“蒸之馥之香勝梅，研架動聲如雷”之句可以看出，其“為團茶無疑，自建茶入貢，陽羨不復研膏，謂之草茶而已?！边@就是說，宋朝一些茶葉產地，包括唐朝專門采造貢茶的宜興、長興一帶，自不再作貢時，也自然地適應社會需要，改造團餅為生產散茶了。 在宋時的一些文獻中，團、餅一類的緊壓茶，稱為“片茶”，對蒸而不碎、碎而不拍的蒸青和末茶，稱為“散茶”。據有關文獻記載，宋朝主要生產片茶的地區(qū)有興***（湖北陽新）、饒州（江西鄱陽）、池州（安微貴池）、虔州（江西贛州）、袁州（江西宜春）、臨江軍（江西清江）、歙州（安徽歙縣）、潭州（湖南長江）、江陵（湖北江陵）、岳州（湖南岳陽）、辰州（湖南沅陵）、澧州（湖南津市）、光州（河南橫川）、鼎州（湖南常德）以及兩浙和建安（福建建甌）等地。出產散茶的地區(qū)，主要有淮南、荊湖、歸州（湖北歸）和江南一帶。 宜興和長興等一些地方，雖然在北宋初期就由團、餅改制散茶，但在宋朝大多數時間中，片茶的生產和產地，仍一直多于散茶。換句話說，在生產格局上，仍然是團茶、餅茶略占優(yōu)勢。直到元朝散茶才明顯超過團、餅、成為主要的生產茶類。 

元朝中期刊印的《王禎農書》中即反映：當時的茶葉有“茗茶”、“末茶”和“臘茶”三種。所謂“茗茶”，即有些史籍所說的芽茶或葉茶；“末茶”是“先焙芽令燥，入磨細碾”而成；至于“臘茶”，是臘面茶的簡稱，即團茶、餅茶焙干以后，用臘狀的粥液結面保存，實際即團茶或餅茶。這三種茶，以“臘茶最貴”，制作亦最“不凡”，所以“此品惟充貢茶，民間罕見之”。在元朝至少在元朝中期以前，由《王禎農書》記述的實情來看，這時除貢茶仍采用緊壓茶以外，在我國大多數地區(qū)和大多數民族中，一般只采制和飲用葉茶工或末茶。元末明初人葉子奇撰寫的《草木子》（1378年）一書中指出，元朝建寧的貢茶，雖然比宋朝的龍團鳳餅要簡約一些，但是“民間止用江西末茶、各處葉茶”。 宋末和元朝由過去傳統的生產團餅為主，改變?yōu)橐陨a散茶為主，這還可以從我國茶書和有關農書的內容中得到證明?，F存的唐宋茶書和茶葉文獻中，談到茶葉的采造，只講團餅工藝，可是至元朝以后，在《王禎農書》和《農桑撮要》一類農書中，談到制茶，就主要介紹蒸茶和蒸青末茶了，很少介紹或根本不提團茶、餅茶的采制方法。非常明顯，茶書或農書中對制茶工藝的介紹，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當時社會茶類生產的反映。如《王禎農書》關于茶葉的“采造藏貯”之法，就主要介紹蒸青一種。其稱茶葉“采之宜早，率之清明谷雨前者為佳?！捎櫍躁滴⒄簦斓盟?；蒸已，用筐薄攤，乘濕略揉之，入焙勻布火，烘令干，勿使焦。編竹為焙，裹箬覆之，以收火氣?！边@也是中國有關散茶或蒸茶青綠茶采則工藝的最早完整記載。但是，在同一本書中，對唐、宋時重點介紹的團餅工藝，卻講得十分簡略，只稱“擇上等嫩芽，細碾入羅，雜腦子諸香膏油，調劑如法，印作餅子制樣”等簡單幾句，沒有把過程講清，表明其時團餅生產已過時而無須再詳作介紹了。 不過，這里也必須說明，團餅生產的“過時”，是指漢族地區(qū)茶葉的主要生產、消費而言的。事實上，團餅作為一種傳統或特種茶的生產、消費、不只在西北少數民族地區(qū)。所以，宋元中國茶類生產的改制，是我國制茶和茶葉文化發(fā)展合乎規(guī)律的必然結果。團餅和散茶的這種變化，不是新懷舊的對立替代關系，而是兩個并列組分之間的數量消長關系。如散茶，而是兩個并列組分之間的數量消長關系。如散茶，在北宋團餅生產占統治地位或處于高峰的時期，其生產和技術依然取得了許多明顯發(fā)展。這可以從歐陽修的《歸田錄》（公元1067年）得到證明，其稱“臘茶出于劍建，草茶盛于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為第一；自景祜已后，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制作尤精，……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闭f明北宋初期，在建安設立貢焙，團茶、餅茶得到順利發(fā)展的同時，浙東浙西一帶出現了向散茶轉化的高潮，而且還創(chuàng)造出了日注這樣的名茶。宋仁宗時，蔡君謨漕閩創(chuàng)“小龍團以進”，歐陽修稱小團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就在建安貢茶由小龍團推向高峰的同時，散茶的區(qū)域，也由浙西推至洪州一帶，并且很快創(chuàng)制出雙井白芽這樣名蓋日注的第一草茶來。這些事實表明，散茶和團餅的發(fā)展，至少在技術上是不矛盾的，而且還有一種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 

所以，宋元茶生產的改制，是順應多數茶葉消費者簡化制茶、減少烹飲手續(xù)需要的一種自然發(fā)展。 終宋一代，基本上都是處于我國茶類生產由團餅向散茶轉折或過渡的階段。這一轉變，從現象上說，似乎只是制茶工藝和茶類生產的改制，但實際上涉及到茶文化的許多方面，中國上古傳統的制茶工藝和烹飲習慣，就是通過宋元茶類的改制，轉入明清，走向近代發(fā)展之路的。 此外，茶館文化的興起，亦是宋、元茶事的一個特色。詳盡情節(jié)，參見《飲茶篇》。 

古代茶事（九） 

（四）明清茶事 

從茶業(yè)和茶學的發(fā)展來說，明清時期是我國古代茶業(yè)和傳統學由鼎盛走向終極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我國茶事極為紛繁復雜，尤以下面三點為突出：一是團茶、餅茶一步邊茶化，末茶衰落，葉茶和芽茶成為我國茶葉生產和消費的主導方面。二是隨著飲用和加工茶葉技藝的發(fā)展及嫻熟，特別是明朝中期和后期，我國古代制茶技術和傳統茶學，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三是這一時期，西方在世界各地不停地進行殖民和侵略，茶作為中國和西方貿易的主要物品，也不可避免地變成了殖***義者掠奪與侵略我國的一種對象和誘因。換句話說，也就是我國古代茶業(yè)和茶葉文化，是在殖民侵略的狂潮中被裹諸世界，在痛苦中走上近代的。 

1、散茶的興起和制茶的革新 中國古代文獻中關于散茶、芽茶、葉茶的概念非?；靵y，有的甚至釋義相反。如散茶，宋時也稱草茶，南宋《韻語陽秋》對唐時宜興貢茶考證說：“當時李郢茶山貢焙歌云：‘蒸之馥之香勝梅，研膏架動聲如雷’，……觀研膏之句，則知嘗為團茶無疑。自建茶入貢，陽羨不復研膏，只謂之草茶而已?！庇蛇@里看，散茶是不加研膏的草茶。但是，在明.丘的《大學衍義補》（1487年）中，其按稱：“宋人造作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成片者，散茶則既蒸而研，合以諸香以為餅，所謂大小龍團是也?！边@就是說，宋朝的散茶，不是“草茶”，而正好是緊壓茶類的團茶、餅茶。 

從文獻記載來看，中國茶類生產，在兩晉、南北朝和隋唐，以采造團茶和餅茶為主，但也有旋摘旋炒的炒青一類茶葉。所以，茶葉的名字，除團茶、餅茶或片茶一類的稱謂外，與這些緊壓相對的，還有“芽茶”、“散茶”一類的名字。毛文錫《茶譜》（935年前后）稱：“眉州洪雅、昌闔、丹棱，其茶如蒙頂制茶餅法，其散者葉而黃、味頗甘苦，亦片甲、蟬翼之次也。”片甲、蟬翼是“散茶之最上”者，以其芽葉的形狀而名。這也即是說，散茶是各種非緊茶的統稱，其下還可以有片甲、雀舌、麥顆等一類專名。至于芽茶，可以是散茶，但也可以如毛文錫《茶譜》所說的蒙山“壓膏露牙、不壓膏露牙”和宣城用茗牙裝面的小方餅——丫山陽坡橫紋茶等一類的緊壓茶。唐朝散茶生產、消費的數量不大，有關散茶的記述不多。至宋朝特別是南宋以后，隨散茶生產的發(fā)展，史籍中正式出現“片、散”兩種茶葉花色。片茶，福建稱為臘面茶或臘茶，有的地方稱為研膏，屬團茶和餅茶一類。散茶，包括蒸青、末茶或炒青一類的茶葉，有的地方，把蒸青、炒青也稱為草茶。明朝所稱的芽茶和葉茶，實際就是宋元所說的草茶。所以，明清芽茶、葉茶的獨興，從發(fā)展的角度說，也可以稱是過去草茶或散茶的盛起。 

元朝時團茶、餅茶主要用作貢茶，民間一般只飲散茶和末茶。盡管元朝的茶類生產已轉入以散茶為主，由于充貢的建茶仍是龍團鳳餅，所以時人仍有以團、餅為“天下第一茶”的傳統印象。入明以后，如《馀冬序摘抄內外篇》所載：“國初建寧所進，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如宋蔡君謨所貢茶例，太祖以得勞民力，罷造龍團，一照各處，采芽以進?！奔词侵该鞒跄辏▽庁暡柽€一如宋制，專以采造龍團鳳餅等一類的緊壓茶，后來朱元璋認為這樣太“重勞民力”，才下令“罷造龍團”，改造芽茶以進。這一改革，從統治階級的本意來說，是通過輕徭薄賦等一些體恤民力的措施，把社會生產恢復和發(fā)展起來，以穩(wěn)定新建立起來的***。但是，在客觀上，對進一破除團茶、餅茶的傳統束縛，促進芽茶和葉茶的蓬勃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明朝葉茶的全面發(fā)展，首先表現在各地名茶的繁多上。如前所說，宋朝散茶在江浙和沿江一帶發(fā)展很快，但文獻中提及的名茶，只有日注、雙井、顧渚等不多幾種，但明代黃一正的《事物紺珠》（1591年）中，其所輯錄的“今茶名”就有（雅州）雷鳴茶、仙人掌茶、虎丘茶、天池茶、羅茶、陽羨茶、六安茶、日鑄茶、含膏茶（湖）等97種之多。 《事物紺珠》，成書于萬歷初年；上述記載表明，散茶或葉茶經過明朝兩個世紀的發(fā)展以后，在中國不但形成了如此眾多的名特茶葉，而且其地域從云南的金齒（治位今保山）、灣甸（州治在今鎮(zhèn)康縣北）起，向北綿延一直到今山東的萊陽，基本上中地區(qū)都形成了自己的主要茶葉產地和代表名茶，從而也奠定了我國近代茶業(yè)文化的大致格局和風貌。 明朝葉茶的突出發(fā)展，還表現在制茶技術的革新上。元朝散茶的采制，如前引《王禎農書》所見，雖其工藝流程已頗系統、完整，但介紹的只蒸青一咱，而且從高檔茶的要求來看，不免粗略。至明以后，如聞龍《苛箋》（1630年）所說：“諸名茶法多用炒，惟羅宜于蒸焙”，在制茶上，普遍改蒸青為炒青，這對芽茶和葉茶的普遍推開，提供了一個極為有利的條件，同時，也使炒青等一類制茶工藝，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如明代羅廩《茶解》（1690年）的炒青技術要點載，采茶“須晴晝采，當時焙”，否則，就“色味香俱減”。采后萎凋，要放在簞中，不能置于漆器及瓷器內，也“不宜見風日”。炒制時，“炒茶，鐺宜熱；焙，鐺宜溫?！本唧w工序是：“凡炒止可一握，候鐺微炙乎，置茶鐺中，札禮有聲，急手炒勻，出之箕上薄攤，用扇扇冷，略加揉挼，再略炒，入文火鐺熔干?！边@段文字，講了殺青、攤涼、揉捻和焙干這樣一個過程，在這幾道工序中，書中指出，殺青后薄攤用扇扇冷，色澤就如翡翠，不然，就會變色。另外原料要新鮮，葉鮮膏液就具足；殺青要“初用武火急炒，以發(fā)其香，然火亦不宜太烈”；炒后“必須揉挼，揉挼則脂膏熔液”，等等。有些制茶工藝，如松蘿等茶，對采摘的茶芽還要進行一番選揀和加工，經過剔除枝梗碎葉后，“取葉腴津濃者，除筋摘片，斷蒂去尖”，然后再付炒制。所有上述這些工藝和認識，在近代茶葉科學出現之前，一直是中國乃至世界傳統制茶經典性的工藝知識，即使是現在，其許多工藝和技術要點，仍沿用于中國各種各特和高檔茶葉的制作過程之中。 

明朝葉茶的獨興于時，還表現在促進和推動了其他茶類的發(fā)展上。除綠茶外，明清兩朝在黑茶、花茶、青茶和紅茶等方面，也應運得到了全面的發(fā)展。如黑茶，所文獻記載，四川在洪武年便有生產，后來隨茶馬交易的不斷擴大，至萬歷年間，湖南許多地區(qū)也開始改產黑茶，至清朝后期，黑茶更形成、發(fā)展為湖南安化的一種特產。花茶源于北宋龍鳳團茶摻加龍腦等加工工藝，后來如施岳《茉莉詞》（約21世紀）所示，至遲在南宋前期，就發(fā)明了有茉莉等鮮花窨茶的技術，但花茶的較大發(fā)展，還是興于之明代。 

據朱權《茶譜》（1440年前后）、錢椿年《茶譜》（1539年）等茶書記載，明朝常用以窨茶的鮮花除茉莉外，更擴展到木樨、玫瑰、薔薇、蘭蕙、橘、梔子、木香、梅花和蓮花等十數種，烏龍茶，亦有稱青茶的，是明清時首先創(chuàng)之于福建的一種半發(fā)酵茶類。紅茶創(chuàng)始年代和青茶一樣，也無從查考，從現存的文獻說，其名最先見之于明代中葉的《多能鄙事》（約十五六世紀）。 

入清以后，隨茶葉外貿發(fā)展的需要，紅茶由福建很快傳到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云南和四川等省，在福建還形成工夫、小種、白毫、紫毫、選芽、漳芽、蘭香和清香等許多名品。 明清芽茶、葉茶的發(fā)展，取決于其本身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在清朝尤其是茶的對外貿易的刺激和促進的結果。 

古代茶事（十） 

2、古代傳統茶學的終結 

中國古代的茶葉科學技術，主要匯集在茶書之中，并通過茶書表現出來。古代茶學自陸羽撰寫《茶經》起，經唐宋兩代的發(fā)展，至明清特別是明朝中期和后期，達到了一個高峰。清朝中期和后期，中國古代茶書就很少見新作，傳統茶學走到了靜止待變的階段。所以，如果說明朝和清初是中國傳統茶學的一個繁榮期或高峰的話，那么，至清朝中后期后，中國傳統茶學，也由式微慢慢走向了終極。 據萬國鼎先生在農業(yè)遺產研究集刊發(fā)表的《茶書總目提要》中介紹，中國古茶書的撰刊情況是：唐代7種；兩宋25種；元代未見有專門的茶書；明代55種；清代11種，總計98種。當然，萬氏所舉的“茶書總目”，不能說十分完全（據統計，還有近30種茶書未列進總目），茶書愈多的朝代，一般遺漏也多，但本書還是較能正確反映我國傳統茶學發(fā)展情況的。 分析以上數字可以發(fā)現，如果把明清合作一個階段，那么明清二代的茶書共66種，唐宋包括元代才32種；這就是說，明清552年中撰刊的茶書，較唐至元代750年撰刊的總增加了一倍還多。如果把明、清分開，那么，明朝一代的茶書，就占中國古代全部茶書的一半。再以明清茶書撰刊的年代來看，在明代的55種茶書中，屬于明朝初期的著作，僅朱權《茶譜》和正統年間譚撰的《茶馬志》2種；中期的茶書10種；其余43種，悉為明代后期撰刊。清代的茶書中，屬康熙及其相近年代撰刊的7種，3種成書年代不詳，光緒年間刊印的只程雨亭《整飭皖茶文牘》1種。應該指出，《整飭皖茶文牘》，農學叢書把它收作一種茶書，實際它只是給南洋大臣寫的要求整頓徽州茶商的一個報告。所以，由上可以看出，從茶書撰刊的角度來說，中國傳統茶學，明清是一個高蜂。其最為發(fā)展的時期實際只是從明宗成化（公元1465—1487年）時起，到清世宗雍正（公元1723—1735年）止的二百多年時間。雍正以后，可能我國古代茶事和茶葉生產技術，已為明清形形色色茶書反復敘述或敘述已盡，所以，直到清朝覆亡，基本上未再有新的茶書出版。 當然，明朝中后期茶的眾多，與當時社會商品經濟和刻書事業(yè)的發(fā)展有一定的關系，但它總是現實茶學發(fā)展的一種反映，以至形成了中國傳統茶學發(fā)展的一個頂峰。 中國古代茶書除陸羽的《茶經》以外，大多只是起到了匯集歷史科學材料的作用。那么，明清茶書在茶葉生產技術上到底有什么發(fā)展呢？應該說，其成就是突出的。關于制茶有什么發(fā)展呢？應該說，其成就是突出的。關于制茶方面的提高和發(fā)展。以茶樹繁殖說，在唐朝以前，如《茶經》的反映：“凡藝而不實，植而罕茂，法如種瓜”，當時種茶和種瓜一樣，是采取直播叢栽的。這一方法，在宋元直到明朝中期，被奉為經典，但是，在明未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識》（公元1664年）中就記到：“種以多了，稍長即移，大即難移”，說明在明朝，至少在明朝后期，有的地方除直播以外，還采用了育苗移栽的方法。但這還是有性繁殖法。為了保持優(yōu)良茶樹品種的性狀，如《連陽八排風土記》（公元1708年）所載，茶樹繁殖引用了插枝繁殖技術。《連陽八排風土記》是康熙年間的作品，由此不難想見，茶樹插枝無性繁殖的方法，是明朝至少是明朝后期出現的一種技術。此外，據***《建甌縣志》記載，在清代閩北一帶，對一些名貴和優(yōu)良茶葉樹種，還開始采用了壓條繁殖的方法。 再如在茶園管理技術上，明朝較唐宋也有一個明顯的飛躍。程用賓在《茶錄》（1604年）中說：“肥園沃土，鋤溉以時，萌蘗豐腴”，這是明人對茶園管理的概括，也是他們力行的目標。宋時對茶園建設、施肥除草講得都很簡單，明人羅廩在《茶解》中對茶園的建設過程，就提出了“土地平整”的要求。至于茶園的耕作施肥，《茶解》講得更精細：“茶根土實，草木雜生則不茂。春時草，秋夏間鋤掘三、四遍，則次年抽茶更盛。茶地覺力薄，當培以焦土?！痹鯓优喾?？“每茶根旁掘一小坑，培以升許，須記方所，以便次年培壅。睛晝鋤過，可用米泔澆之?！绷硗?，在茶園間種方面，宋時只提到間植桐樹，《茶解》中進一步提出可種植桂、梅、玉蘭、松、竹和蘭草、菊花等清芳之品，即上層種喬木形花果，中間為茶樹，下層種蘭、菊一類草本花卉，一使茶園幽香常發(fā)，二可以蔽土抑制雜草生長，現稱“立體種植”。關于用覆蓋的辦法抑制雜草生長，在清代《時務通考》（1897年）一書中，提到在鋤地以后，“用于草密遮其地，使不生草萊”。其實這除可防止雜草生長外，還具有防止土壤流失、蓄水保墑和施肥等一連串的效應。 在元朝以前，史籍中對茶樹的更新復壯，無甚記述，直到清初的《匡廬游錄》、《物理小識》和后來的《時務通考》中，才提到了茶樹更新方法。如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稱：“樹老則燒之，其根自發(fā)”；《匡廬游錄》載：“山中無別產，衣食取辦于茶，地又寒苦，茶樹皆不過一尺、五、六后后梗老無芽，則須伐去，俟其再蘗?！边@是關更新方法的最早記載，了較原始。至咸豐時，張振夔在《說茶》一文中提及：“先以腰鐮刈去老木，令根與土平，旁穿一小阱，厚糞其根，仍覆其土而鋤之，則葉易茂?！憋@然，這時已從消極的“俟其再蘗”，進而采取一系列措施，促其葉茂了?！稌r務通考》的記載是：“種理茶樹之法，其茶權考長有五、六年，每樹既高尺余，清明后則必鐮刈其半枝，須用草遮其余枝，每日用水淋之，四十日后，方除去其草，此時全樹必俱發(fā)嫩葉，不惟所采之茶甚多，所造之茶猶好。”這里講的，是一種類似現代的重修剪。 此外，在掌握茶樹生物學特性和茶葉采摘等方面，在明清時也都有較大的提高和發(fā)展。這些方方面的發(fā)展，也就構成了這一時期的茶學的基本內容和水平。近代茶葉科學技術，是上一個世紀特別是上一個世紀后期，在中國傳統茶學的基礎上引進近代科技成果建立和發(fā)展起來的。因此，從這一角度上說，雖然明清時代的有茶些茶葉學技術不免有點幼稚，但確確實實代表了中國傳統茶學所達到的技術高度，也代表了當時中國和世界茶葉科學技術的最高水平。 


古代茶事（十一） 

3、茶業(yè)向近代轉變的過程 

茶葉原是中國的特產，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亞、西亞，又在唐朝由日本、朝鮮來華留學的僧人傳之彼國，但茶葉的生產或飲用，主要仍限于漢文化圈的范圍。那么，茶的知識、飲茶習慣和茶葉生產何時傳到歐洲、普及世界的呢？悠遠之前的情況已不可知，在現存的文獻中能夠找到的最早記載，是1559年威尼斯作家位馬錫所著的《中國茶》和《航海旅行記》二書。之后到過中國和日本的傳教士和旅行家，繪形繪色，不斷把中國這種“藥草汁液”的飲俗、效用著之于書報雜志，使西方世界對這處神奇的東方異物，更具一種欽羨之感。所以，經過約半個多世紀宣傳，當161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隊首先把少量的茶葉運回歐洲以后，猶如久旱遇甘露一樣，茶葉的飲用，很快在歐洲，時一步在世界范圍內風靡開來，并成為西方與中國貿易的主要物產。這一過程，也正好發(fā)生在明朝后期；至清朝，由于茶已成為充實和豐富西方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資，茶不只吸引了所有西方的商人，也最終撞開了中國長期封閉和海禁的柵欄，使中國與西方以茶絲為主的貿易，成為中國走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根重要牽索。 


古代茶事（十二） 

（五）歷代貢茶 

貢茶是中國古代專門進貢皇室供帝王將相享用的茶葉，貢茶制度是歷代皇朝強加給茶農百姓的一副沉重枷鎖。貢茶初始，只是各產茶地的地方官使收各種名特茶葉作為土特產品進貢皇朝，屬土貢性質。自唐朝開始，貢茶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除土貢外，還專門在重要的名茶產區(qū)設立貢茶院，由官府直接管理，細采精制，督造各種貢茶。但無論是土貢，還是官營的貢焙，無疑都是對茶農的殘酷剝削與壓迫。貢茶制度實質是一種變相的“稅制”，從茶業(yè)者深受其害，對茶葉生產的發(fā)展不利，這就是貢茶制度的消極作用。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歷代皇朝對貢茶品質的苛求和求新的欲望，迫使歷代貢茶不斷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因而促進了制茶技術的改進和提高。 

隨著歷史的發(fā)展，貢茶的品目越多越多，因此，從某種意義說，貢茶的發(fā)展為中國名茶的產生和發(fā)展奠定了基礎。事實正是如此，歷史上的很多貢茶品目，沿襲至今，仍然保留著它我名稱和傳統的品質風格，這也是歷代茶人對中國茶業(yè)的貢獻。 

1、貢茶的起源 據貢朝人常璩在公元350年左右所撰的《華陽國志.巴志》記述，以茶作貢品的歷史可溯至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率南方八個小國伐紂時，當時茶葉已作為一種土特產品納貢。 宋代寇宗《本草衍義》記述：東晉元帝（公元317—322年）時，溫嶠官于宣城，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 唐代以前，長江以南不少地區(qū)都生產茶葉，以茶葉作為貢品是不足奇的。 



古代茶事（十三） 

2、唐代貢茶 

唐代之前，隋時就有僧人獻茶於帝王者，明代顧元慶《茶譜》引述：“隋（元580—618年）文帝病腦痛，僧人告以煮茗作藥，服之果效?！闭f的是隋煬帝楊廣在江都（現江蘇揚州）生病，浙江天臺山智藏和尚，為了向這位帝王討寵，曾攜帶天臺茶到替他治病，得茶而治之后，推動了社會飲茶的興起。 到了唐朝開元中（公元713—740年），泰山靈巖寺僧人坐禪，晝夜不眠，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從山東、河北的部分地區(qū)，直至首都長安，“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保ǚ庋荨斗馐下勔娪洝罚?。很多文學家、詩人，飲茶作詩，以示風雅。 

因此，唐代貢茶的興起，與當時社會飲茶風俗的普及，帝王將相及文人雅士經常舉辦茶宴、茶會等有關。 唐之初仍以征收各地名茶葉作貢品，一些貪圖名位、求官謀職之士，阿諛奉承，投其所好，將某此地方品質特異的茶葉貢獻皇室，以求升官發(fā)財。隨著皇室、官吏飲茶范圍的擴大，逐感這種土貢形式越來越不能滿足需求，于是官營督造專門生產貢茶的貢茶院（貢焙）就產生了。唐朝最著名的貢茶院設在湖州長興和常州義興（現宜興）交界的顧渚山，每年役工數萬人，采制貢茶“顧渚紫筍”。據《長興縣志》載，顧渚貢茶院建于唐代宗大歷五年（公元770年），至明朝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興盛之期歷時長達605年。 

在唐朝，產制規(guī)模之大，“役工三萬人”，“工匠千余人”。制茶工場有“三十間，”烘焙工場“百余所”，每歲朝延要花“千金”之費生產成串以上（每串1斤）貢茶，專供皇室王公權貴享用。宋代蔡寬夫《詩話》述：“湖州紫筍茶出顧渚，在常湖（常州和湖州）二郡之間，以其萌苗紫而似筍也。每歲入貢，以清明日到，先薦守廟，后賜近臣。” 每年初春時節(jié)清明之前，貢焙新茶—“顧渚紫筍”制成后，快馬專程直送京都長安，呈獻皇上。茶到之時，宮延中一片觀騰，唐代吳興太守張文規(guī)的《湖州焙貢新茶》詩，就寫下了此情此景，詩云：“鳳輦尋春半醉回，仙娥進水御簾開，牡丹花笑金鈿動，傳秦吳興紫筍來?！闭f的是帝王乘車去尋春，喝得半醉方回宮，這時宮女手捧香茗，從御門外進來，那牡丹茶般的臉上露著笑容，啟口傳奏新到紫筍貢茶來了。這首詩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荒***生活。 

《元和郡縣圖志》記載：“貞元（唐德宗公元785—804年）以后，每歲以進奉顧渚山紫筍茶，役工三萬余人，累月方畢，”可見當時采制貢茶耗費人力財力的浩繁。 唐代詩人袁高曾寫有一首長詩《焙貢顧渚茶》，又名《茶山詩》，反映了顧渚紫筍貢茶采制役工的艱辛和對此表示的憤慨。袁高，字公頤，唐建中年間，拜京畿觀察使，后坐累，貶韶州剌史，復拜給事中。唐憲宗時，官為禮部尚書。在唐憲宋時，官為禮部尚書。在唐德宋建中二年（公元791年），袁高擔任督紫筍貢茶的湖州剌史?！恫枭皆姟啡ィ骸啊瓌虞m千金費，日使萬民貧。我來顧渚源，昨與茶事親。甿輟耕農耒，采掇實辛苦?！幚溲课磩?，使曹牒已頻。心爭造化功，走挺糜鹿均，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睆摹恫枭皆姟房煽闯鲈邔︻欎旧睫r工蒙受貢茶之苦，深表同情義憤。當時袁高將他的《茶山詩》隨貢茶一并獻給皇帝，這對后來的“減貢”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據《西吳里語》記載：“袁高刺郡，進（茶）三千六百串，并詩一章?！?《石柱記箋釋》補充說：“自袁高以詩進規(guī)，遂為貢茶輕者之始?！?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曾當過進士的李郢，有一道長詩《茶山貢焙歌》，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顧渚貢茶給當地民工帶來的疾苦。詩云：“……春風三月貢茶時，盡逐紅旌到山里。焙中清曉朱門開，筐箱漸見新芽來。凌煙觸露不停采，官家赤印連帖催，朝饑暮匍誰興哀。喧闐競納不盈掬，一時一餉還成堆。蒸之馥之香勝梅，研膏架動聲如雷。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噉春山摧。驛騎鞭聲砉流電，半夜驅夫誰復見？十日五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碧啤短剖费a》記載：“長興貢，限清明日到京，謂之急程茶?！必暪蚕蕖扒迕鳌比盏骄?，才能趕上宮遷的清明宴。從長興顧渚到京都長安行程三四千里，日夜兼程，快馬加鞭，十日趕到，所以稱之“急程茶”。而修貢的太守在茶山卻過著荒***無恥的生活，每年春季制造貢茶時，湖常兩州刺史，首先祭金沙泉的茶神，最后于太湖中浮游畫舫十幾艘，山上立旗張幕，攜官***大宴，飲酒作樂，正如劉禹錫詩云：“何處人間似仙境，青山攜技采茶時?！比绱缩r明的對比，足見貢茶制度的***。 唐代除在長興順渚山設貢茶院采制貢茶外，還規(guī)定在若干特定茶葉產地征收貢茶。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當時的貢茶地區(qū)，計有十六個郡，即山南道的峽州夷陵郡、歸州巴東郡、夔州云安郡、金州漢陰郡、興元府中郡：江南道的常州晉陵郡、湖州吳興郡、睦州新定郡、福州常樂郡、饒州鄱陽郡；黔中道的溪州靈溪郡；淮南道的壽州壽春郡、廬州廬郡、蘄州蘄春郡、申州義陽郡和劍南的雅州盧山郡。這十六個郡，包括今湖北、四川、陜西、江蘇、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河南十個省的很多縣份。因此，不難看出，凡是當時有名的茶葉產區(qū)，幾乎無例外地都有以茶地貢。貢茶數量之大是驚人的，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因討伐吳元濟，財政困難，曾“出內庫茶三十萬斤，令戶部進代金?！睅齑尕晹盗烤谷绱酥?。 唐代的貢茶品目，據在唐憲宗元和中（公元806—820年）為翰林學業(yè)士的李肇所著《國史補》記載，有余品目，即：劍南“蒙頂石花”，湖州“顧渚紫筍”，峽州“碧澗、明月”，神州“方山露芽”，岳州“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壽州“霍山黃芽”，蘄州“蘄門月團，”，東川“神泉小團”，夔州“香雨”，江陵“南木”，婺州“東白”，睦州“鳩坑，”常州“陽羨”。此外，尚有浙江余姚的“仙茗”，嵊縣的“剡溪茶”等。 

唐代貢茶絕大部分都是蒸青團餅茶，有方有圓、有大有小。其采制方法，根據陸羽《茶經.三之造》載：“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間。茶之筍者，生爛石沃土，長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采焉。茶之芽者，發(fā)于叢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選其中枝穎拔者采焉。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搗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圆芍劣诜?，七經目?！备鶕懹稹恫杞洝返某蓵甏ü?60—780年）和地點（湖州）來分析，《茶經》中所述的蒸青團餅茶的采制技術可以認為主要是以“顧渚紫筍”、“陽羨茶”采制方法的記載。 根據吳覺農《茶經述評》（1987年）的解析，唐代餅茶的制造過程是：蒸茶、解塊、搗茶、裝模、拍壓、出模、列茶、晾干、穿孔、解茶、貫茶、烘焙、成穿、封茶。 具體地說，用一種叫籝的竹籃子（又稱籠、）去采茶。采來的葉子放在（小籃子）中，置于甑（木或瓦制的圓桶）中，甑置鍋上，鍋內熱水，燒水蒸葉。蒸后的茶葉攤涼，再放在杵臼（又叫碓）中添加一定量泉水搗碎。搗后的茶葉倒入鐵制的規(guī)（又叫模、棬，有方形、圓形、花形等）中。規(guī)置承（又叫臺、砧）上，規(guī)下墊（又叫衣、油絹制），經拍壓成一定形狀的餅后，取出置芘莉（又叫籝子，竹編成）上晾干。定型后用（錐刀）穿刀，用樸（竹鞭）穿茶，一串串的餅茶用貫（削竹制成）掛起，置焙（烘茶地道）中下層棚（又叫竹棧，兩層木架）上，基本干后再移至上層棚上。全干后幾餅一穿即成。遇陰雨天氣，為防止吸濕劣變，將餅茶置育（木框箱，內竹木制層架，中心置一小火盆）中，在微溫條件下，保持茶葉干燥。 


古代茶事（十四） 

3、宋代貢茶 

到了宋代，飲茶風俗已相當普及，“茶會”、“茶宴”、“斗茶”之風盛行。帝王嗜茶，也數宋代最甚，特別是宋徽宗趙佶（公元1101—1125年）更是愛茶頗深，親自撰寫《大觀茶論》?；实凼炔瑁赜胸纪镀渌?，以求幸進。因此，宋代貢茶在唐代的基礎上又有了較大的發(fā)展。除保留宜興和長興的顧渚山貢茶院之外，在福建建安又設專門采制“建茶”的官焙，規(guī)模之大、動員役工之浩繁，遠遠超過顧渚。 宋代宋子安《東溪試茶錄》（1064年前后）記述：“舊記建安郡官焙（貢茶工場）三十有八，自南唐歲率六縣民采造，始分游坑、臨江、汾常、西蒙洲、西小豐、大熟六焙隸屬南劍，又免五縣茶民，專以建安一縣民力栽足之……” 建安即現今福建省建甌縣，境內建溪兩岸、鳳凰山麓盛產茶葉，且天然品質好。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開始設立官焙，專門采制龍鳳餅茶，供朝遷享用。其中鳳凰山麓北苑的貢茶最為出名。宋.熊蕃著《宣和北苑貢茶錄》（熊蕃，建陽人，宋太平興國年間[公元1119—1125年]，北苑貢茶極盛，熊蕃親見當時情況，遂寫此書），記述了北苑貢茶的由來與發(fā)達沿革； 陸羽之《茶經》、裴汶之《茶述》，皆不評建安之茶?！羧战ò采酱ù蟮珠]塞，靈芽（茶），亦尚未顯名于世，至于唐未，猶依然如故也。此后，至北苑之茶出，始成為最佳之茶?！コㄋ纬╅_寶（太祖的年號）未年，南唐降伏，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特備龍鳳之模，派遣使臣，命在北苑制造團茶，使與民間茶有區(qū)別，龍鳳茶蓋于此時所開始也。 

宋太宗至道初（公元995年），詔造石乳、的乳、白乳（均為茶名）作貢茶。 至宋真宗威平（公元998—1003年）初，丁謂為福建轉運使，監(jiān)造貢茶，專門精工制作了40餅龍鳳團茶，進獻皇帝，獲得宏幸，升為“參政”，封 “晉公”。此后，建州歲貢大龍鳳茶各二斤，八餅為一斤。 至宋仁宗歷年間（公元1041—1048年），蔡襄（君謨，公元1012—1067年年，任福建轉運使時，又將丁謂創(chuàng)造的大龍團改制為小龍團，更受朝廷賞識。蔡襄《北苑造茶》詩自序中有云：“是年，改而造上品龍茶，二十八片僅得一斤，無上精妙，以甚合帝意，乃每年奉獻焉?！碑敃r的文學家歐陽修（1007—1072年）《歸田錄》記載，茶之品無有貴于龍鳳者，小龍團茶，凡二十餅重一斤，值黃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易得也。 丁謂和蔡襄如此創(chuàng)制龍鳳團茶精品，貢獻討好皇帝，也曾遭到世人的譏諷一與鞭撻。宋詩人蘇東坡就有詩云：“武夷溪（即建溪）邊粟粒芽 ，前丁（丁謂）后蔡（蔡襄）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nbsp;

宋神宗元豐年間（公元1078—1085年）依上意又創(chuàng)造了“密云龍”，比小龍團更佳。宋哲宗紹圣年間（公元1094—1098年）又創(chuàng)造了“瑞云祥龍”。至宋徽宗大觀（公元1107—1110年）初，皇帝趙佶著《大觀茶論》，認為白茶是茶中第一佳品。當此之時，又創(chuàng)制三種細芽及“試新”、“貢新”，即：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制造“御苑玉芽”、“無比壽芽”、“試新”，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造“貢新”。自創(chuàng)三色芽后，“瑞云祥龍”又似居細芽之下了。 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又一個善于造茶獻媚的轉運使鄭可簡，別出心裁，創(chuàng)制了一種“銀絲水芽”，即“將已精選之熟芽再剔去葉子，僅存茶心一縷，用珍器貯清泉漬之，光明瑩潔，若銀線然，以制方寸新（即模型），有小龍蜿蜒其上，號‘龍團勝雪。”龍鳳團茶發(fā)展到“龍團勝雪”，其精美可算達到極點了。整個北宋王朝的160多年間，北苑貢茶的制造技術不斷改進，先后創(chuàng)造出的貢茶品目，就有四、五十種之多。 宋代貢茶的制造廠，是以焙為單位計算的，同時有官焙也有私焙。據丁謂的統計，宋朝初期從南唐移交下來的茶焙，公私合計共有1336焙。 

宋.宋子安《東溪試茶錄》中記載有建安官焙32所，具體焙名及分布是：“東山之焙十有四：北苑龍焙一，乳桔內焙二，乳桔外焙三，重院四，壑嶺五，謂源六、范源七，蘇口八，東宮九，石坑十，建溪十一，香口十二，火梨十三，開山十四。南溪之焙址有二；下瞿一，蒙洲東二，汾東三，南溪四，斯源五，小香六，際會七，謝坑八，沙龍九，南鄉(xiāng)十，中瞿十一，黃熟十二。西溪之焙四：慈善西一，慈善東二，慈惠三，船坑四。北山之焙二：慈善一，豐樂二?！边@些官焙都是專造貢茶的，無論土質、水質、栽培、采摘、揀芽、制茶技術等均屬一流，在宋代，確實可稱建安茶品甲天下。 宋代初期，北苑貢茶數量并不多，據《宣和北苑貢茶錄》載：宋太宗太平興國初年公獻五十片，后次第增加，到宋哲宗元符（公元1098—1100年）時，以片計，竟達一萬八千，與初期校，已多數倍焉。然亦不能稱盛，至于今（宋徽宗宣年間）已達四萬七千一百余片矣?？梢娝未痹坟暡枇撕艽蟮陌l(fā)展。 北苑貢茶的品目，據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載，計有40多個：貢新、試新、白茶、龍團勝雪、御苑玉芽、萬壽龍芽、上林第一、乙液清供、承平雅玩、龍鳳英華、玉除清嘗、啟沃承恩、云葉、雪英、蜀葵、金錢、玉華、寸金、無比壽芽、萬春銀葉、宣年寶玉、玉清慶云、無疆壽比、玉葉長春、瑞云翔龍、長壽玉圭、興國巖、香口焙、上品揀芽、新收揀芽、太平嘉瑞、龍苑報春、南山應瑞、興國巖揀芽、興國巖小龍、興國巖小鳳（以上號稱細色）。揀芽、大龍、大鳳、小龍、小鳳（以上號稱粗色）。還有瓊林毓粹、浴雪呈祥、壑源佳品、腸谷先春、壽巖卻勝、延年石乳等。 以上北苑貢茶，多數是以雅致祥瑞之意命名，以討得宮廷皇室的歡心。 上述貢品茶，一年分十余綱（次），先后運至京師（現河南省開封市）。惟“白茶”和“龍團勝雪”，驚蟄前（三月初）即行采制，十日而完工，以快馬于中春（三月）運抵京師，是以號曰“頭綱”?！坝裱俊币韵?，依先后順序，及至獻畢，夏已過半矣。歐陽修詩中有句云：“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師三月方試新茶?！苯ò玻ńóT）離京師（開封）三千五百里，每年有制新茶開始時，都要舉行焙儀式，監(jiān)造官和采制役工，都要向遠在京師的皇帝遙拜。造出第一批新茶，快馬直送京師。 北苑貢茶的采制技術十分講究，據宋代趙汝勵《北苑別錄》（1186年）介紹，基本過程是：采茶、揀茶、蒸茶、洗茶、榨茶、搓揉、再榨茶再搓揉反復數次、研茶、壓模（造茶）、焙茶、過沸湯、再焙茶過沸湯反復數次、煙焙、過湯出色、晾干。 采茶：規(guī)定在天亮前太陽未升起時開始采茶，因夜露未干時茶芽肥潤，制成之茶色澤鮮明。北苑鳳凰山上有打鼓亭，采茶時節(jié)，每日五更（晨4時）擊大鼓，令群夫在鳳凰山集合，監(jiān)采官發(fā)給每人一牌，入山采茶，并規(guī)定一律用指尖采摘，以防茶芽受損，到上午八時鳴鑼召回采群碨，防止多采。上鳳凰山采山者雇250人。 揀茶：因采來的茶葉有小芽、中芽、紫芽、白合（一芽二葉）、烏蒂等，選出形如鷹爪的小芽用作制造“龍團勝雪”和“白茶”。制龍團勝雪的小芽先在蒸熟，浸入水中，剔出針的單芽稱“水芽”。從品質來講，水芽最佳，小芽次之，中芽再次。紫芽、百合、烏蒂均不用，一旦混入，茶餅表面將有斑駁，且色濁味重。 蒸茶：選用的茶芽經反復水洗清潔，置甑器中，待水沸后蒸之。蒸茶要適度，不宜過熱或不熟，過熟則色黃而味淡，不熟則色青而易沉淀，且有青草味。 榨茶：榨茶前將蒸熟的茶芽（稱茶黃）淋水洗數次，促其冷卻后，用布包好置小榨床上榨去水分，再置大榨床，壓榨去膏（除去多余的茶汁）。如果是水芽，要用高壓榨之。壓后取出搓揉，再壓榨（稱翻榨），反復進行至壓不茶汁為止。這一點與顧渚貢茶制法不同，顧渚茶畏膏流失，而北苑貢茶則畏出膏不盡，否則團餅色濁而味重。 研茶：研茶工具，以柯為杵，以瓦為盆。將榨過的茶葉置陶盆中，用椎木研之。研之前先加水（鳳凰山上的泉水），以每片茶的數量定加水量，如制龍團勝雪與白茶，每片加水十六杯，制揀芽加水六杯，小龍鳳加四杯，大龍鳳加二杯，其余均為十二杯。邊加水邊研，每杯必至干茶熟而后研之，茶不熟，茶餅面不勻，且沖泡后易沉淀。 壓模（稱造茶）：將研好的茶葉裝在刻有龍鳳花紋的圈（模）中，壓緊造（固定形狀的茶），取出團餅茶攤在笪（竹席）上，稍干后進行烘焙。 焙茶（稱過黃）：先在烈火上焙之，再過沸水浴之，反復三次后，進行文火（燒柴）煙焙數日至干，火不宜大，也不宜煙。煙焙日數依（餅茶）之厚薄面暄，厚者需焙10—15日，薄者6—8日已夠。 過湯出色：焙干之餅茶，使其過湯（沸水）上出色，出色后置密室，急以扇扇之，則色澤顯自然光瑩。 宋代貢茶，以建安北苑貢茶為主，每年制造貢茶數萬斤，除福建外，在江西、四川、江蘇等省都有御茶園和貢焙。江西（贛州）后因群眾反對而廢止。


古代茶事（十五） 

4、元、明、清代貢茶 

元朝仍繼續(xù)保留著宋朝留下的一些御茶園和官焙（制茶工場），元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計有茶園120處，在武夷設焙局（制茶工場）于四曲溪，稱御茶園，焙工數以千計，大造貢茶。據董天工《武夷山志》載，元順帝至未年（公元1367年），貢茶額達990斤，明初仍之，至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建寧太守錢因本山茶枯，御茶改貢延平（福建南平）。 明朝御茶生產，茶農負擔甚重，除完成攤派的貢額之外，每年還要分擔喊山供祭費。清.釋超全《武夷茶歌》載：“景泰年間（公元1450—1456年）茶久荒，喊山歲猶供祭費，輸官茶購自他山?！碑敃r建寧第年驚蟄日，官史致祭御茶園邊的通仙井，祈求井水滿而清，用以制貢茶，祭畢鳴金擊鼓，臺上場聲同喊曰：“茶發(fā)芽”！稱喊山。 至明朝時，蒸青團餅茶漸漸減少，隨時著炒青芽茶的出現，開始改貢芽茶（即散茶）。椐《明大政紀》記述，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九月，詔建寧歲貢上供茶，罷造龍團，聽茶戶惟采芽茶以進，有司勿與。 

天下茶額惟建寧為上，其品有四：探春、先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徭役。上聞有司遣人督迫納賄，故有是命?！币虼苏礁呢曆坎枋亲悦鞒?，芽茶品質優(yōu)于團餅茶，官吏們趁督造貢茶之機，貪污納賄，無惡不作。 《明食貨志》載：“明太祖時（公元1368—1398年），建寧貢茶一千六百余斤，到朱載皇隆慶（公元1567—1572年）初，增到二千三百斤?！懊鞒渌鞯刎暡桀~也都比宋朝增加。其增加的數額中，相當一部分是督造官吏層層加碼之故。 

明孝宗弘治年間（公元1488—1505年），進士曹琥《請革貢共奏疏》，曾揭露了這種貢茶苛政，《疏文》說：“臣查得本府（廣信府）額貢芽茶，歲不過二十斤。邇年以來，額貢之外有寧王府之，有鎮(zhèn)守太監(jiān)之貢。是二貢者，有芽茶之征，有細茶之征。始于方春，官校臨門，急如星火。農夫蠶婦，和失其業(yè)，奔走山谷，以應誅求者，相對泣。因怨而怒，殆有不可勝言者。如鎮(zhèn)守太監(jiān)之貢，歲辦千有余斤，不知實貢朝廷者幾何？”奏疏中接著陳述了貢茶的五大害處： 
其一，采制貢共正當春耕季節(jié)，農民男廢耕，女廢織，全年衣食無著； 
其二，早春二麥未熟，農民餓著肚子采茶制茶，困苦不堪； 
其三，官府收茶百般挑剔，十不中一，茶家只好***受高價盤剝，向富戶購習好茶，以充定額； 
其四，無法交夠定額，只得買賄官校，以求幸免； 
其五，官校乘機買賣貢茶，敲詐勒索，整得農民傾家蕩產。 天下產茶之地，歲貢都有定額，有茶必貢，無可減免。據《明舊志》載，明神宗萬歷年間（公元1573—1620年），昔富陽鰣魚與茶并貢，百姓苦難言。僉事韓邦奇曾寫了一首《茶歌》，揭露了當時統治者的罪行。 

至清朝，貢茶產地進一步擴大，江南、江北著名產茶地區(qū)都有貢茶，有些貢茶還是皇帝親自指封的。如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南巡江蘇太湖，巡撫宋犖購朱正元獨自精制的品質最好的“嚇殺人香”茶進貢，康熙皇帝以其名不雅，即題曰“碧螺春”，從此“碧螺春”茶歲必辦進貢。 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南巡時，為搜刮地方名產，詔令曰：進獻貢品者，遮民可升官發(fā)財，犯人重刑減輕。徽州名茶“老竹鋪大方”，就是當時老竹廟和尚大方創(chuàng)制進貢的，乾隆就賜以“大方”為茶名，自此歲歲精制進貢。 浙江杭州西湖龍井材至今還保存著當年乾隆皇帝游江南時封為御茶的18棵茶樹。 

據傳，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乾隆皇帝在杭州游了天竺，覽鄉(xiāng)民采茶焙制之法以后，又微服私訪至龍井獅峰，果然香味尤佳，遂將廟前18棵茶樹封為御茶，從此龍井茶名聲更大，歲貢更多。然而皇帝的歡心，換來的是百姓的苦難。清朝錢塘人陳章，看到朝廷貢茶強加在茶戶身上的苦難，以同情之心，寫了一道《采茶歌》，歌云：“鳳篁嶺頭春露香，青裙女兒指爪長，度澗穿云采茶去，日午歸來不滿筐。催貢文移下官府，那管山寒芽未吐，焙成粒粒比蓮心（龍井茶挺秀黃綠似蓮心），誰知儂比蓮心苦?！?元、明、清朝貢茶的采制方法和貢茶品目，歷經700多年的變革，有很大的關異性。 

元朝仍以蒸青團餅茶為主，明朝開始改貢芽茶，炒青技術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采摘細嫩芽葉，炒制成形態(tài)各異的茶葉。這時蒸青茶、烘青茶、炒青茶并存。 

至清朝，在明朝貢茶的基礎上有了擴大，以烘青茶與炒青茶為主，制工更加精細，外形千姿百態(tài)，同時創(chuàng)制了烏龍茶、紅茶、黑茶、花茶等，廣大茶區(qū)形成了多種茶類的貢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