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有歷史記載開始到清亡為止，中國一直在君主制度統(tǒng)治之下，所有的君主并不是“虛位”的，而是掌握實權的，尤其是從秦代以后，君主的權力更日趨強固，所以中國古代的政治乃是一種君主專制的政治。在君主專制的古代政治下有幾個特質是值得提出來研討的。

　　朝代的更迭現(xiàn)象永不終止

　　從有較可靠歷史的時代——夏代以來，中國成為家天下的政治，于是形成“一姓王朝”，君位由異姓接替即表示朝代變更（五代時例外，當時盛行養(yǎng)子制度），在“一姓王朝”的制度下，朝代的更迭現(xiàn)象永遠不能終止。觀察史實，從夏代到清代，沒有一個王朝的壽命達到一千年，最長的是周代，計856年，最短的是五代的后漢，僅四年。朝代的不斷更迭成為中國古代政治中的一個重要現(xiàn)象。

　　何以一姓王朝會造成不斷的更迭現(xiàn)象？換言之，何以一個舊的朝代必定會趨向敗亡而由一個新的朝代取代？其中原因甚為復雜，頗堪玩味。而其關鍵則為君主本身的問題。一姓王朝的君主，其政治才能常呈遞減的現(xiàn)象，愈到后代的繼體君主其政治才能愈低，缺乏政治才能則其統(tǒng)御權力便由強大而削弱，終至完全消失，這個朝代也因之崩潰。

從秦始皇廢除周代的封建制度起，在中國歷代政治中，君主便占了極端重要的地位。君主權力之大，籠罩全國，這是周朝天子所不能望其項背的。一切政治權力（有時甚至財富名譽等權力）的源泉來自君主，只要君主堅持，他可以做任何他所想做的事。李斯勸秦二世要“獨制于天下而無所制”（《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即是明白說明君主的權力應該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后世的君臣們雖然再也無人敢像李斯那樣赤裸裸地說出君主的權力無限大，然而，實際上，歷代君主除了受制于自己的觀念、想法和良心外，并不受外界力量的拘束。自古以來從諫如流的君主并非沒有，但是他們之肯于納諫，并非出于他們本心的志愿。唐太宗是以從諫如流著名的，但是他的從諫乃是因為他鑒于隋亡而覺得納諫對他有好處才自愿接受的。趙翼《廿二史剳記》中談到唐太宗勇于納諫的原因時說：“蓋親見煬帝之剛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盜賊蜂起而莫告，國亡身弒，為世大僇，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慮難周，非集思廣益，難以求治，而飾非拒諫，徒自召禍也?！薄敦懹^政要》中記載唐太宗屢自言君主納諫可使國富民安，對君主有利。一個自任其智的君主，沒有任何強制的力量可以迫使他納諫。同時，中國自古以來也沒有任何法律來約束君主，人性本屬好逸惡勞，無限制的權力，最易使人腐化。然而，在專制政治之下，君主的個人生活絕不能脫離實際政治而獨立，君主的行為常能直接影響實際政治。君主的腐化，除了濫用權力，破壞公平與正義的原則，造成臣民的不滿外，還會有兩個極不良的影響：一是為了供應君主過分的享受，政府不得不對百姓重稅厚斂，這種經(jīng)濟上的榨取一旦超過了限度，必然是農(nóng)村經(jīng)濟枯萎，盜賊增多，盜賊眾多又會引起戰(zhàn)亂，而戰(zhàn)亂又足以使王朝式微，王朝式微又是王朝覆亡的前奏；二是君主的腐化，過分貪圖享受，遂不理政事，大權下移，大權下移的時日久積，臣下便取得威勢，造成“權臣”的出現(xiàn)，而王朝則日漸衰微，終成“大盜竊國”之局。由此可知，君主腐化的結果，必然使王朝走向衰敗的路子。

中國古代的君位采世襲制度，繼體之君由于生活環(huán)境的特殊和接受畸形教育的影響，其才智愈后愈低，又完全不了解世故與民情，于是，君主和被統(tǒng)治者之間的距離更愈拉愈遠?？墒牵鲄s擁有無限制的權力，自然難免濫用權力，危害人民（有時，繼體君主濫用權力而危害人民并非君主的有意作為，而是不自覺其行為對人民的后果，這便是君主遠離人民的表現(xiàn)），中國的被統(tǒng)治者是極具忍耐性的，服從與名位的觀念深入人心，除非萬不得已決不敢反抗居尊位者的命令。然而，忍耐是有限度的，求生與自衛(wèi)乃是人類的本能天性，一旦政治上的權威影響到其生存時，必然發(fā)生反抗，戰(zhàn)亂從此而起，戰(zhàn)亂的結果必然削弱王朝的威信，使王朝步上衰亡之途。東漢末的黃巾之亂、唐末的黃巢之亂、明末的流寇和清末的太平軍，均是最佳例證。仲長統(tǒng)對于朝代的更迭曾有精辟的見解：

　　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yè)，長養(yǎng)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絕，士民之心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shù)千，無所復角其圣，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后世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wèi)之聲，入則耽于婦人，出則馳于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并起，……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仇也。至于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shù)也。（《昌言論·理亂篇》）

　　仲長統(tǒng)雖生于漢代，證之后代史實，其見解可以得到證明。

　　中國古代政治以君主為中心，而世襲制度下的君主又必趨向于無能與腐化，遂造成王朝的敗亡，新的王朝起而代之。所以，中國古代的專制政體本身即含有興亡的循環(huán)，朝代的更迭乃成為必然產(chǎn)生的現(xiàn)象。

民本思想盛行

　　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發(fā)展甚早，最早見于《尚書》“民惟邦本”一語。儒家先哲孔子、孟子極重民本，孔子主張“仁政”，所謂仁政即是一種愛護人民的政治，孔子所說“節(jié)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均表現(xiàn)其重民的精神。孟子乃是民本思想發(fā)揚光大最有力之人。孟子認為君乃為民而設，民永存而君可更換，其論調在二千余年前的君主時代，確實令人可驚可佩。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保ā睹献印けM心下》）。這段話幾乎成為中國民本思想的象征?！睹献印芬粫刑幪幜髀冻稣螒悦駷橹氐乃枷?，甚至主張“暴君可伐”之論?！睹献印ち夯萃跸隆酚涊d：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日：“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獨夫，聞誅一夫紂也，未聞弒君也?！?/span>

　　孟子“聞誅一夫紂也”之論乃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來否定暴君地位，為民本思想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積極的道路。

　　秦漢以后，民本思想在專制政治之下未能繼續(xù)發(fā)揚，成為停滯消沉的狀態(tài)，然而民本思想實未消滅，例如董仲舒之“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标戀椫叭苏甙钪尽?，均灼然可見。歷朝君主的諭旨和大臣的奏本，經(jīng)常提及仁政愛民之言，雖然多是空話，但也表示民本思想在知識分子的思想中并未消除。及至明末清初，黃梨洲感亡國之痛，乃大倡“君客民主”之論，黃梨洲：“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jīng)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保ā睹饕拇L錄·原君》）黃梨洲之“君客民主”說可詳閱《明夷待訪錄》中各篇。遂使沉寂了近兩千年的民本思想又大放異彩。

　　民本與民主并不盡同，站在人民的立場來看，民本是消極的、被動的，民主是積極的、主動的。中國古代政治有民本思想，然而卻未能發(fā)展到民主思想。有民本思想而無民主思想，并非中國的“賢哲”們不知進步，而系中國的政治環(huán)境使然。

　　雖然中國古代未能產(chǎn)生民主思想，以致二千多年的歷史都在君主專制政治中度過，但是，中國古代的君主專制政治也并不是君主視臣民如奴隸牛馬的暴虐統(tǒng)治，暴君雖然偶有，但大多數(shù)的君主都知道愛民，便是受民本思想的影響。在民本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古代人民雖長期處于君主專制下，而所受到的弊害卻因此得以減輕。金耀基先生說：“自秦漢以降，雖有一副君主專制的骨架，但骨肉之間實含有濃厚的民本主義血脈，而因此民本主義血脈的周身流轉，遂使君主專制的政治弊害得以減輕和蘇解?！贝_為精辟之論。

　　梁任公曰：“我國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統(tǒng)治下，行民本之精神?！弊C之史實，在中國古代政治中，隨時都隱現(xiàn)出民本的精神。

缺少法治精神

　　中國自漢代以后，政治上無疑受儒家思想影響最大，歷代君臣絕大多數(shù)都崇尚儒家思想，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國古代政治上有極大的勢力。儒家思想在政治方面注重身教與德治，是一種標準的人治主義思想?？鬃又鲝堉囟Y德之教化，輕政刑之督責。季康子問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庇衷唬骸捌堈渖硪?，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可見孔子對政治的致治方法乃是在上位者以身作則，“修己”而后“治人”?？鬃舆@種身教與德治的思想，后代儒家沿襲其意，于是政治上偏重人治而缺少法治精神。

　　中國古代并非沒有法律，但是歷代卻未能建立起法治精神，其中原因很多，而與儒家思想有密切關系。歷代法律的制定者多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儒家在政治上是較講階級性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于是法律的平等性便有了問題，失卻平等的原則，法治精神便很難建立起來。同時，儒家重視禮教，鼓勵自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乃是古代士人的共同想法，于是法律的彈性很大，缺少強制性，遂使法治精神不易養(yǎng)成。

最足以破壞法治精神的是，中國古代法律的對象是臣民，任何法律都不足以約束君主，君主是超越法律的。君主不僅本身的行為不受法律制裁，而且還常以命令改變法律的裁判，尤其是接近末代的君主多屬昏庸或暴虐，更常發(fā)出違背法律的不良命令，遂使法律失去其公正性，法治精神更是蕩然無存。

政治高于一切

　　一個社會的組織是復雜的，每個社會內的權力結構常各有不同，例如非洲部落及南太平洋中許多小島的原著民，其社會中最高的權力為宗教，今日英美社會最高權力為工商企業(yè)，古代希臘斯巴達社會中的最高權力是軍隊，中國古代社會中的最高權力是政治。

　　從孔孟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并不隱瞞他們渴求從政做官的心理?？鬃?、孟子的求仕，不過是為了希望實現(xiàn)他們的政治理想，要實現(xiàn)政治理想便必須出來做官，因此，做官只是手段，其目的還是在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墒?，孔孟以后的士人常失去了崇高的政治理想，做官成為他們的目的?！笆旰啊辈皇菫榱搜芯繉W問，而是為了高官厚祿，受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求知，只是為了做官；“學而優(yōu)則仕”的想法深入人心，“仕”以后的政治理想?yún)s極少有人去顧及了。

　　知識分子之熱衷于政治，其最大的動力乃是中國古代君權至高無上，君權超越了社會上其他一切的權力，舉凡宗教權力、經(jīng)濟權力、知識權力、軍事權力等等均屈居于君權之下，從政做官即是分沾了君權，取得了社會上最高的權力，在權力欲的引誘之下，人人莫不希望獲得官職。

李斯曰：“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于無為，此非士之情也。”（《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人類努力奮斗的目的無非是要使生活（物質的與精神的）改善，窮困與卑賤當然不是人所愿居的。然而如何才能脫離窮困與卑賤？中國古代重農(nóng)輕商，商人雖易賺錢，卻不易爭得社會地位，不易獲得名聲，務農(nóng)雖號稱為“本”，但農(nóng)人經(jīng)常是窮困與卑賤的則是事實，所以，商與農(nóng)均不是理想工作；中國古代的宗教在隋唐以后，佛教漸盛，僧侶受人尊敬，但是僧侶生活必須清苦自恃，又非缺乏“出世”思想的士人所愿為；中國古代除了亂世，軍人的地位并未受到重視，尤其在唐中葉及宋以后，武夫是受到社會卑視的人，士人于是遂少有愿棄文習武者；中國古代雖重師道，然而卻沒有專業(yè)性的教師，教書的職業(yè)向來是清苦的，在沒有完善的學校制度下，教師連生活的保障都有問題。除了落第和老邁的士人外，沒有人愿意以教書為職業(yè)。經(jīng)商、務農(nóng)、僧侶、行伍、教書均非理想的工作，因此，人人只有寄望于從政。知識分子乃是中國社會的領導階層，知識分子為了脫離窮困與卑賤之地而熱衷于政治，更使得政治權力高過于社會上其他的權力。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官吏的地位是崇高的，地方官竟被喻為人民的“父母官”，自是高人一等，威風八面；官吏退休以后，常成為其家鄉(xiāng)的士紳，是社會上的領袖人物，受到鄉(xiāng)民的特別尊敬。因此，社會上對于做官的人總是另眼相看的。趙　的《因話錄》中記載一段唐人的故事：

　　趙琮妻父為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甚，妻族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請之眷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眾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驚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琮得非君之婿乎？”曰：“然?！蹦烁嬷唬骸斑m報至，已及第矣?！奔词谒謺?，乃牓也。將遽以牓奔歸，呼曰：“趙郎及第矣?！逼拗寮闯啡メ♂ぃ嗯c同席，以簪服而慶遺焉。

　　趙琮未及第前，既“窮悴”，又為“妻族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宴會之中，其妻為眾人所輕視，竟被“以帷隔絕之”，此種情況，實如李斯所謂處于“卑賤之位，困苦之地”，然而，一旦及第，做官有望，于是妻族立刻改換嘴臉，而邀其妻“相與同席，以簪服慶遺焉?！壁w琮的事例正可以說明社會上對于做官者和無官者常采取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度辶滞馐贰返谌刂?，寫范進落魄潦倒時，被他的岳父胡屠戶奚落責罵，等范進中舉以后，胡屠戶立時改了嘴臉，稱范進為“賢婿老爺”。范進的故事乃小說家之言，未必可信，然而卻可以反映《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所處時代的人們對于做官與無官者兩種不同的態(tài)度。由社會上對從政者的恭敬，更能折射出在中國古代社會權力的結構中，政治高于一切。

　　家族政治

　　自夏禹以來，中國君主世襲的制度即是家族政治的代表象征。其實，中國古代的家族政治并不僅限于君主這一環(huán)，臣民之間也莫不處處表現(xiàn)出家族政治來。周代的封建制度，從天子到大夫，以宗法關系來建立政治系統(tǒng)，無疑是典型的家族政治。秦始皇廢止了封建制度以后，宗法式的家族政治在形式上大為削弱，形式上只有君主的家族仍可世襲分封，而臣下世襲之制則告終止。但是，在實質上，家族政治仍廣泛地存在，最顯著的例證即是自西漢便已開始塑造的門第與世族觀念，魏晉南北朝時代門第觀念尤其深刻，政治上成為豪族所把持的局面，一直到唐代末葉，門第仍然影響到實際政治。自宋以后，門第觀念雖漸淡薄，但由于中國人向來家族觀念濃厚，家族內的團結力量很大，因此，親戚間在政治上互相牽引、互相提攜的現(xiàn)象長期存在。范據(jù)撰《云溪友議》記載唐人故事一則：

　　潞州沈尚書絢，宣宗九載，主春闈，將欲放榜，其母郡君夫人曰：“吾見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似無一家之謗，汝叨此事，家門之慶也，于諸葉中，擬放誰耶？”絢曰：“莫先沈先也?！碧蛉嗽唬骸吧蛳仍缬新晝r，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與之。吾以沈儋孤單，鮮有知者，汝其不愍，孰能見哀？”絢不敢違慈母之命，遂放儋及第焉。

　　沈絢之放沈檐及第，其同類事例在中國古代隨時皆有，因此，形成了中國古代的家族政治。

士人政治

　　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貴族政治的局面被打破，知識分子得以參與政治，尤其在漢武帝以后，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逐漸由知識分子充任。歷代宰相絕大多數(shù)是文人，于是，造成了士人政治。

　　士人政治的形成，一方面由于中國古代的士人掌握有知識權力，成為社會上的精英分子，而其本身又具有政治的熱忱，愿意參與政治活動；一方面也是歷代君主有意的促成，叔孫通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史記·卷九十九·叔孫通傳》)中國的士人向來具有“尊君”、“守分”與“修己”的思想，重用士人，不僅可使社會上最優(yōu)秀分子殫精竭智為政府效勞，且可導致政治上安定的氣氛，對于在位的君主和王朝是絕對有利的。

　　士人政治形成以后，對中國的古代政治產(chǎn)生了甚大的影響。由于士人在政治舞臺上扮演主要角色，武人的政治地位下降，尤其是唐中葉以后，武人常為社會所輕視，唐代從武后到懿宗之間武人地位相當?shù)吐?，加上宋代君主有意地重文抑武，遂使武人除非在?zhàn)亂時期，甚少有政治上的決策參與權。中國士人既重“守己”，又極端尊重“傳統(tǒng)”，于是在士人當政的局面中遂造成中國古代政治上的保守性，缺乏進取與改革的精神。以國家疆域為例，中國古代文化之高度發(fā)展、人口之眾多、物資之豐富，與鄰近的小國之文化落后、人口之稀少、物資之貧乏正成對比，中國如果要積極擴張疆域，并不是太困難的事，然而，在士人政治的強大保守性之下，對于鄰近小國都采取安撫而不兼并的政策，除了元代以外（元代是極少士人政治氣息的一個時代），中國很少以武力大舉對外開疆拓土的，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唐太宗的征討外族（其實規(guī)模并不很大），均引起當時或后世士人的譏評，因此，中國疆域的擴張只是靠著中國文化的同化力來進行，而未用武力來開拓疆土。再以政治制度為例，在士人政治的濃厚保守性下，一種政治制度常能實行相當長久的時間，如尚書六部之制，至少隋代已經(jīng)確立，一直到清末仍然沿襲，使用了一千三百多年。又如卿寺之制，秦漢已確立，一直到清末，仍然存在，其實許多卿寺已無事可做（在康梁變法中便主張把許多無事可做的卿寺衙門撤廢），只不過是保守傳統(tǒng)而不敢改革，竟沿襲了二千一百多年之久，時代是在前進而制度則固守不移，這使得中國古代政治很少有改進的表現(xiàn)（中國古代偶有“善治”，但那是出現(xiàn)了開明君主，而非政治制度改良的結果）。

　　　統(tǒng)治階級的可變性

　　任何政治組織皆是有階級性的，統(tǒng)治與被治便是明顯的兩個階級，白萊仕（James Bryce）即曾說，不論是以一人、少數(shù)人或多數(shù)人名義組成的政府總是實行少數(shù)統(tǒng)治（government by the few）。莫斯卡（Gaetano Mosca）也認為自古以來一切社會之中均有兩個階級，一個統(tǒng)治階級，一個被治階級。不過，政治上希望長久維持一個安定的局面，那便要使少數(shù)的統(tǒng)治者不能成為一個停滯不動的階級，換句話說，少數(shù)的統(tǒng)治階級其人物一定要不斷地有變化，吸收優(yōu)秀分子進入，否則革命的情緒便很容易爆發(fā)。拉斯維爾（H D Lasswell）說：“革命乃是優(yōu)秀分子階級位置的改變?！睔v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是由少數(shù)優(yōu)秀分子來領導，制造成群眾行動，優(yōu)秀分子如果不能以和平的方式上達至統(tǒng)治階級的位置，不滿的情緒自易形成，對當時存在的政權逐漸趨向于敵對的立場，時日久積，唯有走向革命的路子。

　　在古代的中國，君主雖掌握絕對的權力，但政治政策的策劃和行政工作的推動仍要依賴官吏來執(zhí)行，所以，除皇帝外，官吏也應該是中國古代的統(tǒng)治階級。自秦漢以來，中國的統(tǒng)治階級可變性便很大，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為人們視為特異的“布衣卿相”，至秦漢以后成為慣?，F(xiàn)象，尤其在實行考試制度以后，優(yōu)秀人才可以經(jīng)由科舉而踏上政治舞臺，所謂“十載寒窗無人知，一舉成名天下聞”，便是只要遵循一定的途徑，埋首努力，就可以由被治階級一躍而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一分子。人才的流轉既無障礙，革命的情緒便不易上漲。中國古代許多王朝在三、四任皇帝以后，便形成君主昏庸暴虐、政治腐敗的情形，然而卻能使王朝繼續(xù)生存下去（明朝便是顯著的例子），優(yōu)秀分子自覺有上達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機會而不愿傾向革命乃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所以，在統(tǒng)治階級的可變性大的情形下，中國古代政治比較容易維持一個長時期安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