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和托洛茨基

讀書作樂 201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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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和托洛茨基

Bukharin and Trotsky

皮埃爾·勃魯埃（Pierre Broué，1926-2005）

這是作者給1988年10月10日-13日在聯(lián)邦德國召開的「布哈林著作國際多科性學術討論會」上提交的論文。

波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在一次談話中回憶了他與布哈林的一次會見。1936年2月至4月，布哈林曾率領一個龐大的蘇聯(lián)代表團去巴黎購買馬克思手稿。他們兩人一起到達哥本哈根。尼古拉耶夫斯基（1965年）寫道：

“當我們在哥本哈根時，布哈林提醒我說，托洛茨基就居住在附近，在奧斯陸。他眨了眨眼睛，示意讓我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帶著這個裝著馬克思手稿的箱子到托洛茨基那里去待一天，會怎么樣？他接著說，大家知道，我們之間曾進行過你死我活的斗爭，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對他懷有極大的敬意。”（第16頁）

布哈林在蘇聯(lián)正式恢復名譽后，他在遭到審訊前兩年的這次眨眼確實獲得了新的意義。在那次審訊中，布哈林曾承認參加了“托洛茨基策劃的反革命運動”。

結識

在1912年底和1914年8月之間，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兩人在維也納相遇。布哈林認識了托洛茨基一家，也許建立了一定的友好關系。在經(jīng)過多次遷居后，他們在紐約再次相遇，布哈林是在1916年11月到達那里的，而托洛茨基則在1917年1月3日到達紐約。兩人一起工作。根據(jù)托洛茨基的說法，布哈林“帶著他所特有的那種孩子氣的熱情”接待了他。（1929年，第254頁）

從頭一個晚上起，他們一起去紐約公共圖書館工作并為紐約的俄文報紙《新世界報》撰稿。按照托洛茨基的說法，布哈林這時表現(xiàn)出對他的親近態(tài)度。與此相反，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報以友誼方面顯得比較冷淡。他們保持私人的聯(lián)系，但兩人在政治問題上常常展開熱烈的爭論。在1917年1月14日持續(xù)了整整一夜的會面中暴露出最初的不協(xié)調(diào)：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對于美國的運動采取了互相對立的立場。布哈林認為，必須盡快實行分裂，左派應與美國社會黨決裂并組成一個新黨。托洛茨基則認為，條件還沒有成熟，并堅持說，革命派應留在美國社會黨內(nèi)，同時出版他們自己的獨立的雜志。

布哈林很快在某種程度上遭到托洛茨基的排擠，后者為《新世界報》撰寫社論并且贏得擁護者。然而，布哈林籌備在2月17日召開“各社會主義組織和團體國際代表會議”，這次會議應作出加入齊美爾瓦爾德運動的決議。托洛茨基似乎對他的抱負抱冷嘲態(tài)度。布哈林在1926年回憶說：“托洛茨基那時常常問他，他是否在北極找到了一個齊美爾瓦爾德左派”。（德萊柏，1957年，第83頁）

不管怎樣，托洛茨基在美國社會黨內(nèi)有很大的影響并成為它的左翼領導人之一。但是二月革命使一切都成了問題。托洛茨基比布哈林早一個月動身，但由于在加拿大被捕而耽誤了。他于1917年5月4日（公歷17日）回到俄國，比布哈林晚了幾天。

這里，我們不贊成列維（1982年）書中的觀點，他認為早在1917年兩人之間就顯露出個人方面的和思想方面的對立。不管怎樣，重要的是兩人很快就成為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在1917年的爭論中，兩人都站在列寧方面反對“調(diào)和派”。

在不同的情況下和在不同的問題上，兩人都曾同列寧發(fā)生過沖突。托洛茨基在1903年與列寧分手，在1912年發(fā)生尖銳的沖突。從1914年起開始重新接近，隨著1917年7月托洛茨基加入布爾什維克黨，這種重新接近變?yōu)楝F(xiàn)實，他回國后，曾與列寧進行過密切的合作。布哈林從1906年起是黨員。在大戰(zhàn)期間，在民族問題、民族自決權和國家問題上，布哈林與列寧發(fā)生過嚴重的沖突。后一個分歧曾一度使兩人之間的關系十分緊張。后來隨著列寧的轉變和《國家與革命》一書的出版，這一分歧消除了。柯侖泰曾把托洛茨基在紐約的立場告訴過列寧，列寧對托洛茨基很不滿；但是布哈林竭力使他所欽佩的兩個人和解，以便“實現(xiàn)社會民主黨的所有積極力量的聯(lián)合。”1

親近的人

到那時為止，兩人只是配角，但在奪取政權的道路上，兩人占有重要的位置。托洛茨基是彼得格勒的黨的活動家，布哈林是莫斯科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兩人是偉大的演說家，杰出的新聞工作者，富有才華的辯論家，而托洛茨基在這些方面占有一定的優(yōu)勢。最重要的區(qū)別在于他們的性格：托洛茨基的意志表現(xiàn)得總是不可動搖，而布哈林則無法控制自己的細膩軟弱的敏感性。

兩人在政治方面互相接近。他們都擁護四月提綱，反對“調(diào)和派”，雖然布哈林對于列寧關于向起義過渡的建議一度持保留態(tài)度。當然，在這個問題上彼得格勒的狀況比莫斯科要有利得多。起義后，兩人擔任了很高的職務。托洛茨基是外交人民委員，托洛茨基所妒忌的布哈林則被派去領導黨的報刊，起先領導《真理報》。他們都同樣相信即將來臨的歐洲革命的決定性意義。

盡管他們的出發(fā)點不同，但圍繞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問題的爭論并沒有使他們分開。托洛茨基在談判過程中確信，革命的俄國不能再長久忍受戰(zhàn)爭。為了獲得德國革命的機會，他建議結束戰(zhàn)爭，但不締結和約。布哈林是支持進行革命戰(zhàn)爭者的領袖，他把這種戰(zhàn)爭更多地理解為一場游擊戰(zhàn)，而不是常規(guī)戰(zhàn)。在他看來，簽訂和約是對歐洲革命的背叛。

起初布哈林希望能爭取托洛茨基支持他的立場；但是他沒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因為托洛茨基根據(jù)他所接觸到的被放棄了的前線的經(jīng)驗，斷然排除了進行一場革命戰(zhàn)爭的可能性。當托洛茨基建議，鑒于德國的威脅而與法國人和英國人進行談判時，布哈林非常氣憤，落下了眼淚，對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提案（“接受來自帝國主義的英法強盜方面的土豆和彈藥”）和布哈林的提案（“原則上拒絕來自任何帝國主義政權的任何援助”）的表決促使布哈林辭去他的職務。托洛茨基謹慎地同他后來的倡議保持距離。

疏遠

這些意見分歧并不妨礙布哈林在1919年成為三個政治局候補委員中的一個，托洛茨基是政治局的正式委員。事實上布哈林是“六巨頭”之一，僅次于列寧和托洛茨基。兩人的道路不一樣。托洛茨基建立紅軍，領導紅軍進行斗爭，并在共產(chǎn)國際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布哈林則是理論家，他糾正各種錯誤，是年青一代共產(chǎn)黨人的思想先驅，特別是在紅色教授學院。他們之間仍保持私人的聯(lián)糸，托洛茨基聲稱，布哈林對他的親近態(tài)度愈來愈強烈了。

在1920-1921年冬關于工會軍事化的爭論中，布哈林起初力圖在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起緩沖作用；后來他向黨提出了“緩沖綱領”，其中要求工會“國家化”與此同時仍然想保持工人民主的基本要素。

列寧的激烈反應并沒有阻止布哈林向第10次代表大會提出一個提綱，這個提綱是他與托洛茨基共同擬定的，列寧使之緩和了一些。與此同時，布哈林是中央委員會關于黨內(nèi)必需的民主的報告人（這對于黨的習慣做法是很有代表性的），以便通過一項決議，但由于后來決定禁止派別活動，這項決議成了一紙空文。從1922年起，它被機關用來作為扼殺民主的工具。

有關喀瑯施塔得的歷史著作對于托洛茨基是嚴厲的，而對布哈林則持寬容的態(tài)度。歷史學家一個接一個地重復據(jù)說是布哈林在共產(chǎn)國際二大上關于判亂所說的話：“誤入歧途的兄弟，我們的親骨肉。”2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大會的講壇上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但是這并沒有阻止西方的作者們把劊子手托洛茨基同還有某些良心的布哈林對立起來。不管怎樣，沒有什么東西預示，他們之間的政治關系和私人關系會發(fā)生變化。

如果說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工會問題上聯(lián)合在一起或幾乎聯(lián)合在一起，那么他們在共產(chǎn)國際內(nèi)部關于1921年三月行動的大爭論中則成了敵人。布哈林是“進攻理論”之父，這種理論為一次又一次的冒險活動和真正的極左病的發(fā)作辯護。托洛茨基與列寧一起準備進行反擊，并在共產(chǎn)國際三大上獲勝：他們一起組成“右翼”。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兩人都接受新經(jīng)濟政策，認為這是一種現(xiàn)實主義的政策，盡管帶有某些保留。托洛茨基較為冷靜和科學，布哈林則憑感覺，從而放棄了關于即將成熟的世界革命的幻想。

1923年重新出現(xiàn)了兩面人之間的關系問題。托洛茨基承擔了向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為格魯吉亞事件辯護的責任，后來由于列寧重新發(fā)病，他沒有這樣做。布哈林則堅決支持格魯吉亞人及其同盟者拉柯夫斯基，抨擊“大俄羅斯傾向分子”，強調(diào)人們必須贏得“過去的被壓迫民族的信任”。

他再一次論述了民主問題，談到工人國家可能蛻化，形成“享有特權的共產(chǎn)黨人”集團，從而可能變成一個“官僚的國家”的前景。他解釋說，人類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母權制，父權制，書記集權制。那里所闡述的論點同托洛茨基后來在1923年底——1924年初的文集（《新方針》）中所發(fā)表的觀點是一致的。

他們兩人都把1923年10月發(fā)生的事件看作是德國革命，布哈林贊同托洛茨基關于革命可能獲勝的信念。他是準備起義的支持者，并為此親自進行宣傳活動：路特·費舍曾描寫他如何鄭重地號召大學生們作好準備，“放下書本，拿起步槍”。

決裂

但是，隨著新方針的爭論發(fā)生了決裂。其原因是否象托洛茨基的一些朋友所認為的那樣，或者象斯蒂芬·科恩所想的那樣，在于經(jīng)濟政策？這沒有任何證據(jù)。相反，當他同意在《真理報》上自由展開爭論后，布哈林就準備中止這種爭論。首先，布哈林從1923年12月28日起發(fā)表了題為《打倒派別活動！》的一組文章，向反對派展開了第一次進攻，“第一次有計劃地企圖毫不羞恥地利用托洛茨基過去與列寧的分歧”。（卡爾，1954年，第321頁）他此后不惜有計劃地歪曲歷史真相和撒謊。原因是否在于托洛茨基和46人反對派重新提出1921年關于無產(chǎn)階級民主的決議的主要論點時發(fā)展了布哈林的觀點？或許在從來沒有公開發(fā)表過的揭露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陰謀”計劃的發(fā)言（這一發(fā)言在1938年審訊中再次被提到）中可以找到得到斯大林的許可向他施加壓力的因素？

在反對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訓》的運動中，布哈林站在攻擊者的最前列，不再保護他了。在1924年12月13日抨擊不斷革命的文章中他聲稱，“拋開任何個人的好惡，而只著眼于政治”（1924/1963年）?！?br>

1925年他是放寬新經(jīng)濟政策、對富裕農(nóng)民作新的讓步的理論家和主要鼓吹者。他向富農(nóng)提出了他的著名口號：“發(fā)財吧！”他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就這一問題和一國社會主義問題展開了爭論。他在黨的第15次代表大會之前和大會期間對他們采取了極具挑釁性的態(tài)度。但是他在爭論期間保證：“托洛茨基不是孟什維克，他曾為十月革命進行過斗爭……他為黨作出了許多貢獻?！保枺?954年,第171頁）

延誤了的接近

不容置疑，布哈林在這時希望阻止托洛茨基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結成聯(lián)盟。由于這一主要理由，在兩人之間重新開始短暫的私人關系。在1926年1月5日的中央全會上，當斯大林要求作出對反對派成員采取真正的鎮(zhèn)壓措施的決議時，布哈林要求用“鞭子”來對付反對派。加米涅夫感到奇怪：為什么曾經(jīng)反對懲罰托洛茨基分子的布哈林今天會贊成對新方針的擁護者實行鎮(zhèn)壓？托洛茨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因為他從中得到樂趣?！辈脊之敃r寫信給托洛茨基，說這句話使他“從頭到腳發(fā)抖。”3

在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間后來的往來信件中，我們只得到托洛茨基的信件。從這些信件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拒絕任何明確的協(xié)議，只要求布哈林讓黨獨立，具有發(fā)揮作用的民主，并向他通報斯大林的黨領導現(xiàn)在采取的方法，特別是實行的反猶主義。無疑，這些溫和的建議在布哈林看來仍然太多了。4

在黨的機關反對聯(lián)合反對派的斗爭年代（1925-1927年），布哈林是僅次于斯大林的黨內(nèi)第二號人物。由于他的辯論才能，他是左翼反對派和托洛茨基的主要譴責者。這是“二人統(tǒng)治”時代，是“布哈林的最壞時期”。（科恩，1979年，第7章）當斯大林操縱黨的機關的時候，布哈林則從政治上加以表述并從理論上為之辯護。他的好斗性多次搏得斯大林的贊賞，斯大林對他的工作十分滿意。除了自我論證的力量和在進攻方式中表現(xiàn)出來的才智外，他同斯大林派的領導人沒有什么區(qū)別。當他終于聲稱托洛茨基從來不是布爾什維克時，他已做得太過份了。

然而，左派反對派被開除出黨后，斯大林與“右派”之間的沖突被提上了日程，而布哈林則是“右派”最有名的首領。從1928年起，布哈林在許多問題上反對斯大林，這開始于他激烈反對將托洛茨基驅逐出蘇聯(lián)。這時開始了以斯大林領導集團放棄新經(jīng)濟政策而告終的關于農(nóng)民政策的沖突，匆匆轉入迅速實行工業(yè)化和強制集體化。大多數(shù)歷史學家強調(diào)指出，那時斯大林的政策與左翼反對派，特別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過去所要求的工業(yè)化和集體化措施非常接近。但是這意味著過快地拋棄了關于民主的問題。

在這一方面，至少在1929年，在左翼反對派的思想（例如拉柯夫斯基和托洛茨基所表述的那樣）和布哈林關于國家和官僚制問題的思想之間存在相似之處。布哈林的《一個經(jīng)濟學家的札記》（1928年）看起來很象拉柯夫斯基的許多文章，強調(diào)工人們的生活條件日益惡化?！霸谖覀兙薮蟮臋C關的毛孔中也有官僚主義蛻化分子，他們根本不關心群眾的利益、群眾的生活、群眾的物質(zhì)和文化利益?！彼奈恼潞椭v話，例如《我們的當前任務》和《列寧的政治遺囑》等，不僅同他1921年和1923年反對官僚制和黨的機關的觀點有聯(lián)系，而且也同處于流放和監(jiān)獄中的左翼反對派的分析和口號有聯(lián)系。

按照這一意思，布哈林在索柯里尼可夫那里向加米涅夫所表述的那個想法就可以理解了，而且一切證據(jù)表明，這個想法本身表明是向季諾維也納夫—加米涅夫和向托洛茨基伸出和解之手。布哈林對他的對手說，他同斯大林的意見分歧比同他們的意見分歧要大得多。他認為斯大林的國際政策是“右的”。他要求展開爭論：“他想割斷我們的喉嚨”。他強調(diào)，斯大林只對他的權力感興趣；實際上國家和黨被合為一體了。他把斯大林比作成吉思汗。他說，斯大林只知道一種方法：報復，他通常采取背后暗算的辦法實行報復。5

托洛茨基從他的朋友那里（他們得到了加米涅夫秘書的文本），后來又從加米涅夫那里（他向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透露了消息）獲悉情況后，幾乎不感到激動。在他看來，布哈林的驚慌失措是他的軟弱的表現(xiàn)。他把布哈林看作是無足輕重的力量，因此他只限于向他的朋友們建議，加倍地打擊加米涅夫，如果后者進一步表現(xiàn)出要接近他們的話。6他在1928年9月12日致他的一位老同事、工程師沙圖諾夫斯基（他屬于布哈林派，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他想接近的企圖）的一封信中作了回答。他提到了他向第16次黨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削減預算1/20，重新恢復黨同所有被開除的派別的聯(lián)系，在所有預選中實行秘密投票）。他補充說：

“在這些建議的基礎上，我們也許準備同右派進行談判，因此實現(xiàn)這些黨的原則的基本前提會使無產(chǎn)階級核心得到機會，要求真正地不僅同右派，而且也同中派實行清算，也就是同黨內(nèi)機會主義的主要支柱和保護者實行清算?！保ㄍ新宕幕鶛n案，T3132）

這個十分清楚的建議沒有任何結果，有些人斷言，這是因為托洛茨基派明確地加以拒絕了，根據(jù)是他們對此作出了激烈的反應。但是這種說法缺乏可靠的證據(jù)，我并不相信。這個建議之所以沒有結果，不如說是因為布哈林不接受它?？贫鳎?979年）力圖使人相信，“布哈林的悲劇在于他拒絕訴諸人民的感情”。如果嚴格地說，他從來不想訴諸黨，這也是不能接受的。總的說來，他在這一時期接受斯大林的游戲規(guī)則：在機關的上層領導進行斗爭，正如斯米爾加所說的那樣，“在黨的背后”進行斗爭。

萊文在1972年的一篇文章中正確地強調(diào)，布哈林在幫助斯大林扼殺了人們、黨和他自己之后，“在1928年和1929年重新恢復了自己的光輝”：7

“他關于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實行的政策的總體方案值得注意：根據(jù)這個方案，這一政策應包括三個基本因素：國家計劃、市場經(jīng)濟機制和蘇維埃民主。除這些原則外，如果再補充反對把粗暴的強制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尤其是迫使農(nóng)民加入集體農(nóng)莊的方法，批評‘過快的增長速度’和勸告實行退卻，同時呼吁謹慎和理智，以及特別要求同社會民主黨進行合作，反對納粹主義，那么，人們可以重新恢復布哈林在1928—1929年的綱領，而不缺少任何重要的方面?！保ǖ?20頁）

關于布哈林的最后幾年，我們知道的確定無疑的情況不很多。關于柳亭—斯列普科夫集團的歷史及其對托洛茨基的態(tài)度是很有趣的，因為它也提供了這個集團同布哈林的關系的某些細節(jié)。到那時為止，可以認為他的綱領的特點是把放慢集體化速度（那時非集體化還絕對不可能）的政策同黨內(nèi)生活民主化的政策結合起來。有關托洛茨基“關于黨所說的都是正確的”的暗示在綱領中只是隱約地提到，而通常由斯列科夫說出來，這可能是受到布哈林的鼓勵，即使是從遠方。

羅伊·梅德維杰夫論述布哈林最后幾年的著作（1980年）把關于基洛夫是“溫和派”反對派的首領的流行說法看作是已經(jīng)得到證實的。蓋蒂最近（1985年）對這種說法表示異議。梅德維杰夫顯然把他們同布哈林聯(lián)系在一起。如果馬騫爾·博迪關于列文博士在巴黎的使命的說法是確切的話，也就是說，如果溫和派在莫斯科確實同托洛茨基有接觸，以便建議他回國的話，那么，這是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間倒數(shù)第二次來實現(xiàn)的接觸。

他們之間的最后一次會見涉及對斯大林的德國政策、對斯大林由于希特勒軍隊的勝利進軍而拒絕無產(chǎn)階級統(tǒng)一陣線的批評。托洛茨基的態(tài)度是眾所周知的。我們從莫洛托夫的尖刻的攻擊中已經(jīng)知道布哈林的態(tài)度，他在出現(xiàn)納粹危險時提到列寧的政策并主張同德國社會民主黨建立一個牢固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顯然是對著名的斯大林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的譴責—我們不知道，這是含蓄的還是明確的。由于不久前在《星期周報》上發(fā)表的一篇文章，我們現(xiàn)在對這個問題有了更多的了解。歷史學家阿納托利·拉季舍夫（1987年）在那篇文章中為布哈林恢復名譽的范圍內(nèi)闡述了他根據(jù)一些文章和他對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分析而恢復的布哈林的立場。在那篇文章中布哈林被說成是同斯大林相對立的，是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的反對者和同社會民主黨結成反對法西斯威脅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開展斗爭的擁護者。

最后，使人們感到驚訝的是托洛茨基對“建設速度”的批評中的布哈林聲調(diào)以及布哈林對國際和黨的體制的批評中的托洛茨基聲調(diào)。前面已引證過的萊文的一篇文章（1972年，第500-501頁）中提到1929年4月的斯大林的一項秘密決議一舉作出判決，認為布哈林在關于新方針的爭論中最終轉到了托洛茨基的立場。

1938年布哈林受到斯大林的法官們的審判。他無疑是在從1936年起就沒有申訴的可能的情況下被判刑。他在被捕前以及被捕后遭到不斷的審訊。他是一個被控告的叛逆者；他甚至多次打斷國家檢察長維辛斯基的講話，使之狼狽不堪。但是他未能逃脫自我譴責是“反革命強盜行為”的下場，他以此區(qū)別于“反革命政策”，后者是“托洛茨基的命運”。他向法官們承認，他曾同尼古拉耶夫斯基談到過托洛茨基，并力圖使人相信，“只有象托洛茨基那樣的人才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武器”。

布哈林在被捕前讓他的年輕的妻子安娜·拉林娜背熟他的《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信》。這封信對他最后幾年的政治立場作了概括的表述，這一表述顯然是認真地為歷史而留下的：

“為了列寧的生命我會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生命，我熱愛基洛夫，沒有做過什么反對斯大林的事情。”8

相反的命運

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間關系的歷史是一場失敗的歷史。他們互相接近并在私人方面聯(lián)結在一起，但從來沒有消除或克服分歧，然而都成了他們曾拒絕共同與之斗爭的殺人犯的犧牲品?？贫髟?979年強調(diào)，這種缺乏互相理解的能力以及極端的方式說明了被他稱之為布爾什維主義的軟弱無力。科恩的這種說法是輕率的。但是人們必須承認這兩個人之間的區(qū)別：一方面是托洛茨基在客氣禮貌中保持的某種高傲的距離；另一方面是布哈林真摯的不拘禮節(jié)，列寧曾把布哈林稱作“全黨喜歡的人物”。這些不同的性格并不互相補充。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帶著某些諷刺的口吻寫到布哈林的感情表露，甚至說他有些歇斯底里。

這兩個人物在20年代是否可能至少在政治上結成聯(lián)盟？是否確實預先決定了和藹可親的布哈林允許自己在關鍵時刻成為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的工具？他從未愛過斯大林，而把托洛茨基看作幾乎是自己的兄長。難道在要求絕對犧牲和無條件服從的軍事領袖同一個學派的領導人、受到學生們愛戴的著名教授之間確實是互不相容的？

在卡爾看來（1958年），思想僵化和順從的性格使布哈林輕易成為玩弄權術的人的獵物。為了證明這一論斷，他引證列寧并從托洛茨基的下述揭露性言論中提出了一個論據(jù)（1929/1961年）：

“這個人的特點在于他總是要依靠一個人。在這些時候布哈林表現(xiàn)得簡直象一個中介，某一個人通過他講話和行動。然而，人們必須密切注視中介，否則，它會不知不覺地處于完全相反的影響之下，并開始以同樣熱烈的獻身精神破壞自己的偶像的聲譽……我從來沒有認真看待布哈林，而是聽其自然，這就是說聽憑別人擺布他?！保ǖ?54-255頁）

讓我們把心理考察放一邊，它不能提供任何結論，因為它是不完全的。剩下的是政治考慮。只是在1929年托洛茨基才開始對那種把布爾什維克黨分為左派、布哈林右派和斯大林中派的分解圖表提出疑問。偉大的斗爭已經(jīng)過去并從他的視野消失，以致他強調(diào)，布哈林右派并非真正的右派，而只是右派在黨內(nèi)的反映，黨仍然是右派不想與之決裂的框框。由此他有理由作出結論：中派，即斯大林的擁護者，是機會主義的根源和熱目的政治支柱，真正的右派特別表現(xiàn)在共產(chǎn)國際的政策中。但是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去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的另一方面，也就是布哈林仍留在黨的框框、共產(chǎn)主義的框框之內(nèi)，同布哈林的聯(lián)盟是可能的，而同斯大林不再可能建成立聯(lián)盟。

布哈林的正式平反是一個重要事件，人們對此不僅可以感到高興，即使人們今天對于那種過分的贊譽感到可笑，有人把他說成是替代斯大林主義的另一種選擇，可惜他在20年代幫助了斯大林主義的崛起。

（辛庚譯）

文獻資料

布哈林（1924年）：《不斷革命的理論》，載《布哈林文選》（上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布哈林（1928年）：《一個經(jīng)濟學家的札記》載《布哈林文選》（中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卡爾，E·H·（1954年）：《1923-1924年的空位時期》，倫敦版。

卡爾，E·H·（1958年）：《一國社會主義》，第2卷，倫敦版。

科恩，斯蒂芬·（1979年）：《布哈林政治傳記》，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德萊柏，西奧多·（1957年）：《美國共產(chǎn)主義之根源》，紐約版。

蓋蒂，Arch·J·（1985年）：《大清洗之起源》馬薩諸塞，劍橋版。

拉季舍夫，A·（1987）：《人民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布哈林》，載《星期周報》，1987年12月底，第51期第7頁（俄文）。

萊文，摩西·（1972年）：《尼·伊·布哈林關于計劃化的思想》，載《俄羅斯和蘇聯(lián)社會手冊》第ⅹⅢ卷（10—12月）第481～5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