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查令十字街84號》的創(chuàng)作、出版與傳播，一切都要從1949年9月的某一個秋夜開始。

這一天的晚上，33歲的紐約“剩女”海蓮·漢夫（Helene Hanff，1916年4月15日-1997年4月9日）打開了《星期六文學評論》（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瀏覽到它的絕版書店廣告。因為紐約城包括巴諾書店（Barnes & Noble Booksellers）在內(nèi)的舊書店均乏善可陳，因此位于英國倫敦一家名為“馬克斯-科恩書店”（Marks & Co.）的廣告引起了她的注意。雖然它位于該版不太顯眼的位置，但是“古董書商”“查令十字街84號”（84，Charing Cross Road）這樣的字眼讓她眼前一亮。英國書業(yè)的歷史比美國的要長得多，查令十字街又是歐洲有名的書店街，也許有她在美國搜尋不得的價廉物美的舊版書吧。因此海蓮于同年10月5日試著給該書店去了一封信，附上一份書單，包括赫茲里特（Hazlitt）的散文、斯蒂文森（Stevenson）的作品、利·亨特（Leigh Hunt）的散文、拉丁文版《圣經(jīng)》等。這些全是她“目前最想讀而又遍尋不著的書”，因為她只是“一名對書本有著‘古老’胃口的窮作家”。

海蓮·漢夫

沒想到，才過了20天，該書店一名落款簡寫為“FPD”的“店員”就給海蓮報告了好消息：赫茲里特的散文、斯蒂文森的作品均能找到寄上；拉丁文版《圣經(jīng)》雖然沒有存書，但是有可替代的兩種《新約全書》。不過，“FPD”也承認利·亨特的散文“目前頗不易得見”，答應代為搜尋?；匦诺目跉獗虮蛴卸Y，服務極為周到，給她留下了好感。與此同時，該書店寄出的書籍也在漂洋過海中。11月3日，這些書就到了海蓮的手中。她拿到斯蒂文森的書，第一感覺是“簡直不曉得一本書竟也能這么迷人，光撫摸著就教人打心里頭舒服”。

后來，海蓮才知道這位“FPD”就是書店經(jīng)理“Frank P. Doel”（弗蘭克·德爾），一個盡賣便宜好書給她的好心人。馬克思先生和科恩先生兩位合伙人之下職位最高的就是他了。這就開啟了兩人長達20年的“愛書人之旅”。在這20年的職業(yè)生涯中，弗蘭克要么到鄉(xiāng)下去收書，要么在書店賣書，幾乎沒有到紐約出差的機會，而海蓮幾度有來倫敦“朝圣”的打算，但最終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沒有成行。但是她相信，“書店還在那兒”，弗蘭克也會一直在那兒。

如果不是1969年1月8日的一封來自該書店的信，一切也就此漸漸湮沒下去了吧。雖然兩人之間的通信早已經(jīng)超越了買書人和賣書人的關系，1968年10月16日弗蘭克給海蓮的信中，落款“弗蘭克”之前終于多了“l(fā)ove”，變成了“愛你的弗蘭克”，但是還能怎么樣呢！這只是兩人心里深藏的小秘密罷了。這么多年的通信也只會藏在房間的某個角落里，最多是偶爾拿出來翻讀，聊以慰藉罷了。

到了這個時候，雖然在哈珀出版社（Harper Publishers）的編輯吉納維芙·楊（Genevieve Young，中文名“楊蕾孟”，楊光泩的女兒、顧維鈞的繼女）的幫助下，海蓮矢志的寫作事業(yè)雖然有了些許起色，1961年出版了《混跡演藝圈》（Underfoot in Show Business），賣相還說得過去。但是，她的其他幾部書稿被哈珀先后退了稿，只能寫寫給青少年看的、沒有版稅可拿的一些歷史小書。大學都沒怎么上過的她，是想在紐約的文學界闖出一片天地。不過她不得不承認，她是一個失敗的戲劇作家、一個無能的電視界邊緣從業(yè)者、看不到發(fā)表前途的兒童歷史書寫手。

此時的海蓮雖然孤身一人，身無分文，前程暗淡，但是還在苦苦掙扎。1969年1月初的一天，她一大早就起來，在各個圖書館之間穿梭，為的是查找美國南方人權審判的文本資料。直到下午六點，她才抱著一大摞書回到家，照例從門口的郵箱取了郵件，由于手頭拿著的東西太多，也沒法一封封地細看，只見最上面有來自馬克斯-科恩書店熟悉的小藍信封。

海蓮覺得有些異樣，因為弗蘭克經(jīng)常把她的姓名和地址打成一行，并且只寫上她名字的全稱。這個信封上將姓名和地址打成了兩行，而且名字“海蓮”只是簡寫成了“H”。當時，她就想：“他已經(jīng)離開書店了。”雖然心中有一絲隱憂，她也沒有多想是怎么回事。

因為忙了一整天，海蓮又累又餓，情緒低落。她將信放在桌子上，準備等吃完了晚飯才看。她先來了杯馬提尼酒，邊喝邊做《衛(wèi)報周刊》（Guardian Weekly）的填字游戲。然后是做飯，飯吃完，填字游戲也終于做完了。這時，她泡了一杯咖啡，點上一支煙，心情變得舒坦起來，接著想道：“要是他離開了書店，我有他家的地址，就可以直接寫信給他和他妻子諾拉了?！比缓螅痖_了信件，沒想到看到的是一個驚天的噩耗。

1987年版《查令十字街84號》電影劇照

原來，這封1969年1月8日由秘書瓊·托德（Joan Todd）小姐從書店寄出的信上寫道：“我非常遺憾地向您告知：德爾先生甫于上年12月22日（周日）去世了。喪禮則已在今年1月1日（周三）舉行?！痹瓉恚ヌm克12月15日突然因患急性盲腸炎被緊急送到醫(yī)院，不幸因病情擴散，導致腹膜炎并發(fā)而于一周后不治。

海蓮原先心中的一絲隱憂終于得到了最為殘酷的印證：那個離她很遠、心實最近的人已經(jīng)與她永遠陰陽相隔了。而就在弗蘭克死前不久，該書店的合伙人之一馬克斯先生也過世了。她深切地感到：這兩人的去世，就好像已經(jīng)成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馬克斯-科恩書店，也從她身邊被奪走了。她開始大哭，不能自已，不斷喃喃自語：“我要為此寫點什么。”

她突然停止了哭泣，渾身變得冰冷。她想如果要寫點紀念性文字，就必須找到弗蘭克給她的信件。她開始翻箱倒柜，終于在一個抽屜里找到了一個扁平的藍包裹。她在桌子上倒出了所有的信件。弗蘭克給她的信最多，其他有的是弗蘭克的妻子諾拉寫來的，有的是書店里的女孩們寫的，還有一封是德爾家隔壁的博爾頓老太太寫的。此外，她還發(fā)現(xiàn)了一張弗蘭克神氣地站在新買的二手車旁的照片。

海蓮讀了一整晚的信，到上床時心情好了很多。她想起，《紐約客》雜志會刊登一些信件形式的短故事，如果她把和書店的往來書信加以適當?shù)木庍x，也許《紐約客》會采用這樣的文章。

雖然弗蘭克死了，但她的生活還是要繼續(xù)。直到3月份，這篇文章才斷斷續(xù)續(xù)地寫完，不過有67頁之多。她之前曾有幸在《紐約客》刊登過一篇文章，只有這篇的三分之一。因此，她不知道該往哪里投好，想著要么先送給楊蕾孟看看吧。

因為這篇文章還沒有題目，因此她直接用一頁紙打了馬克斯-科恩書店的地址——查令十字街84號，作為臨時的篇名。這樣的篇名對美國人來說沒有任何感覺，但是雜志的編輯在審稿時會根據(jù)文章的內(nèi)容改個合適的篇名。她就把文章寄給了楊蕾孟，附上一張字條，上面寫著“我該拿它怎么辦？”

幾天以后，楊蕾孟打來了電話，對她說：“我愛死它了，我哭了。為什么你以前總是送些我出版不了的稿子呢？”

海蓮回答說：“如果投給《紐約客》，它太長了。我想你可以告訴我投哪兒為好。”這時，她聽到了電話那頭的嘆氣聲。對方說：“讓我想想吧?！?/span>

一兩周后，楊蕾孟又打來了電話，說：“我們出版社的銷售經(jīng)理也干一份古董書商的兼職。因此我把你的稿件給了他，他對我說：‘我愛死它了。但是如果要出版它，我不得不說并不好賣。’因此我又把稿子往上遞交給了董事長卡斯·坎菲爾德（Cass Canfield）。他說：‘它太激動人心了。但是，它太薄了，而且由書信編成。你也知道，書信體的書都不好賣?！?/span>

海蓮聽到這兒，不耐煩地說：“誰告訴你們它是一部書稿。它才67頁！我只是想你會告訴我一些文學季刊，我好給它們投稿。要投給像《紐約客》這樣的雜志，它太長了！”

楊蕾孟說：“這就是問題所在。要出書，它太短；要出刊，它太長。怎么都不合適。”因此，對方把稿件退還了她，她丟到了桌子上，就這樣過了幾個星期。

一天晚上，美國聯(lián)美電影公司(United Artists)的劇本編審瑪婭·格雷戈里（Maia Gregory）打電話給海蓮，讓海蓮去她家。她就住在同一棟大樓的下個門棟。海蓮每周為她審讀一部小說，看是否有可能買下版權拍成電影。瑪婭這次又要給她派活了。

臨出門之前，海蓮隨手從桌子上抓起了那篇稿子帶到身上。當瑪婭把要審讀的小說校樣拿給她時，她也把那篇稿件遞給了對方，說：“幫我個忙。你有時間的話，能否看看這篇稿件，將我可以刪掉的信件打個叉，我想投給雜志試試，但是它篇幅太長了?！辈贿^，她沒想到瑪婭當晚會看。

第二天上午，海蓮正在寫審讀報告的時候，瑪婭打來了電話。她說：“我認識一個出版商，他會爭著搶著要出版它。今天中午，我要和他一起吃飯。我可以給他看看嗎？”海蓮沒理由反對。

兩個星期以后的一天早晨，電話鈴響了。對方說：“是漢夫小姐嗎，我是迪克·格羅斯曼（Dick Grossman）?！闭f完等了一會兒，很明顯希望她做出適當?shù)姆磻５峡嗽谖髅?舒斯特出版社工作過，跳槽創(chuàng)辦了格羅斯曼出版社（Grossman Publishers），1965年出版了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最好的一部“耙糞”作品《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在紐約出版界和文學界頗有名望。但是令人尷尬的是，她對此沒有任何反應。對方接著說：“是你的出版商。”

海蓮茫然地說：“我沒有名叫‘迪克·格羅斯曼’的出版商。”

對方說：“我馬上就會成為你的出版商！我們將會出版《查令十字街84號》。”

海蓮說：“出成書還是雜志？”

對方說：“當然是書。”

“你瘋了！”這是海蓮聽到后的反應。

幾天以后，海蓮去了格羅斯曼出版社，這是迪克經(jīng)營的一家小出版社。除了收在稿件里的信件，該社的編輯想要閱讀弗蘭克寄來的所有信件。除了收入這些信件，書稿還得收入海蓮的所有回信，以及其他相關信件。這樣，在編輯和海蓮的共同努力下，這部書稿最終勉強撐到了90頁，顯得厚了些。

《查令十字街84號》首版書影

興奮之下，海蓮忘了告訴編輯，查令十字街是倫敦的一條街名，美國的讀者對此一無所知，這部書稿需要一個新的書名。不然，在她的余生里，她會被鄰居和客人經(jīng)常提起他們是多么喜歡她這本名為諸如《查令十字街64號》或者《十字街47號》的小書。

因為趕不上1969年的秋季書目了，迪克想在1970年的秋天推出這本書，計劃9月問世，并且在各個報刊上提前打了廣告。

這時一封來自馬克斯-科恩書店的信給本書的出版做了悲催的“應景”。信中說：“在查令十字街經(jīng)營50年之后，我們將于本年底關閉。作為對本書店的悼念，你的書將是它的一份訃告?！痹摃甑牧硪粋€合伙人科恩先生也去世了，他的后人無意經(jīng)營書店，只好關門了事。冥冥中好像馬克斯-科恩書店希望用這樣的方式，將以它的地址命名的這本書推上一把。畢竟人不在了，書店也不在了，這是對該書店最好的紀念。

在該書出版的前后，首先是美國大報《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雙欄的書評，接著全美各地報刊的書評紛至沓來。期發(fā)量高達1500萬份的《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第一時間做了摘登，帶給海蓮的是一張8000美元的支票。她簡直難以置信，十年來一直囊中羞澀，沒想到突然來了這么大的一筆錢。

一開始，這本書的銷售平平，業(yè)內(nèi)報紙評價說這是一本只在小圈子流行的書籍。而這正是海蓮最初給它的定位。暢銷或者長銷，《查令十字街84號》絕對屬于后者。

由于海蓮當時的住址“305 East 72nd Street，New York，21，N.Y.”（紐約州，紐約市東區(qū)，第72大街305號）被印在該書的天頭位置，而她的電話號碼又印在曼哈頓的電話本上，因此她每天早上都能收到滿滿一信箱的信。來信或打電話的人都自稱是她的忠實粉絲，有的遠在英屬哥倫比亞的喬治王子島，有的說她是一個愛斯基摩人的妻子，最近的鄉(xiāng)鎮(zhèn)離她有300公里之遠。有位84歲的老先生杰伊·施密特一周來個電話，堅持了兩年之后就不再來電，顯然是去世了。這樣的情形持續(xù)了很長時間，證明該書的反響之好。

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書影

1971年元旦以后，出版商迪克來電話告知她：“英國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André Deutch）希望在倫敦推出本書的英國版。他是英國最優(yōu)秀的、最有品味的出版商。你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出版商了！”

幾個星期以后，海蓮的代理人弗洛拉·羅伯茨(Flora Roberts)來電話說安德烈·多伊奇的出版合同到了，英國版的出版日期是1971年6月，預付款是200英鎊。海蓮沒有多想，就說：“告訴他預付款不用寄，6月我會來倫敦自取。”

過了這么多年，弗蘭克過世了，馬克斯-科恩書店也倒閉了。海蓮終于要去她魂縈夢牽的倫敦了。這一次，她在英國足足呆了5周。

英國讀者的反響比美國更為熱烈。因為海蓮的這本書是在向想往的英國文化致敬，仿佛讓失去老大帝國地位的英國在它的前殖民地面前扳回了一些尊嚴：還好我們還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

這五周的英國盤桓為海蓮帶來了另一本暢銷書《布魯姆斯伯里的女公爵》（The Duchess of Bloomsbury Street，1973年）。這一次，楊蕾孟不再放手，毫不猶豫地為新東家利平科特出版社（Lippincott）出版了它。這兩本書的出版為她帶來了更多的、更瘋狂的粉絲。

1973年7月的一天，海蓮收到了一張明信片，寄自在倫敦度假的一對紐約夫婦，說他們是《查令十字街84號》的鐵桿粉絲，在查令十字街上看到了空蕩蕩的馬克斯-科恩書店。他們還說：“我在這里遇上了你的朋友，來自奧馬哈的丹·凱利（Dan Kelly），他說他告訴過你，要把書店的招牌帶給你。”

海蓮完全不記得有這回事，也沒放在心上。11月的一天晚上，電話鈴響了，對方說：“嗨，我是奧馬哈的丹·凱利。”他說給她帶來了書店招牌，因為1972年他在查令十字街84號附近發(fā)現(xiàn)馬克斯-科恩書店的招牌在風中搖晃，就想：“我要為海蓮偷了這塊招牌”，而海蓮在回信中說：“為什么不呢？”她只是隨口說說，但是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凈。

在第二年的夏天，他又一次來到了倫敦旅游。他去了倫敦市政廳，被允許拆下這塊馬克斯-科恩書店的招牌。就這樣，它漂洋過海來到了海蓮的身邊。這是粉絲帶給海蓮最好的禮物。它被海蓮放在房間里書架的最上方，像一個守護神一樣忠實地看護著那些她從馬克斯-科恩書店購得的“古董書”。

1975年，BBC將《查令十字街84號》第一次拍成了電影。六年以后，它被英國戲劇界改編成了舞臺劇。再過了六年，它又再一次被美國人改編成了電影，由安東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飾弗蘭克·德爾）、安妮·班克羅夫特（Anne Bancroft，飾海蓮·漢夫）、朱迪·丹奇（Judi Dench，飾諾拉·德爾）等“老戲骨”飾演，風靡一時。這本“愛書人的圣經(jīng)”也一直在西方國家長銷不衰。直到2001年，作為唯一有幸在作者生前采訪過她的華人，來自臺灣的著名書人鍾芳玲寫下了她的名篇《查靈歌斯路84號》，隨即收入她的《書天堂》，第一次向華人世界介紹了《查令十字街84號》和它的作者。隨后，這本書被另一個臺灣書人陳建銘首次翻譯成了中文，先后在海峽兩岸的時報出版社（2002年）、譯林出版社（2005年）出版。從此，這首動人的愛書之歌也在華人世界不斷傳唱，引得一波又一波的中國人去查令十字街朝圣，其中也包括2009年正在英國留學的我。與莎士比亞書店一樣，這個業(yè)已不存的書店至今留在了人們的記憶中。

1987年版《查令十字街84號》電影海報

如今，與《查令十字街84號》有關的弗蘭克、海蓮、弗洛拉等已不在人世，更不用說書店早已關門大吉，書店的老招牌也被拆運到美國，不知所蹤。據(jù)多次到訪該地的鍾芳玲記載，“查令十字街84號”已經(jīng)改為“劍橋圓環(huán)24號”（24 Cambridge Circus）。但是，今天去這個地方的人們，還能在墻上看到這樣的銘牌：“查令十字街84號，馬克斯-科恩書店的舊址，因為海蓮·漢夫的書而聞名天下?！保ㄗg文）這就夠了！正如鍾芳玲所說：

“查靈歌斯路84號”是一個門牌號碼、一本薄薄的書信集、一出舞臺劇、一部電影，但它更是一個催化劑，引發(fā)出一串串的巧遇、善心與聯(lián)想，豐富了我和許多人的經(jīng)歷與回憶。

（注：本文的大部分內(nèi)容編譯自海蓮·漢夫的文學自傳《Q的遺產(chǎn)》，部分信件內(nèi)容的譯文參考了譯林版《查令十字街84號》）

（作者為北京印刷學院新聞出版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