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學(xué)成老師談王陽明先生

《大學(xué)泛講》——在親民

    “在親民”，在《大學(xué)》的傳中有很多關(guān)于“明德”的案例，但是對于“親民”的案例往往都是落實在“新”字上，如“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所以宋代程頤和程顥說這個“親”可能是誤字，應(yīng)為“在新民”，當(dāng)我們通讀完《大學(xué)》后也多半會有此同樣的認(rèn)識，然而明代的王陽明則認(rèn)為這個“親”是對的，并非誤字，這也是宋明理學(xué)中“道學(xué)”和“心學(xué)”兩學(xué)派之間的一個紛爭，都有其道理，只是出發(fā)點不同而已，對此我們大可不必過多介入和理會，只需明白兩種說法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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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xué)泛講》——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文中又接著說“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再一次談到了“致知”，正所謂因果循環(huán)，如同面對一個圓，根本無法確定哪一處是起點，哪一處是終點。我們憑什么“誠其意”呢？就是要“致知”，首先在知識上、在價值觀念上等有所熏陶，有所取舍。如果在價值觀念上沒有熏陶和取舍，那么又如何“誠其意”呢？就算去“眼觀鼻鼻觀心”的打坐入定，也只能是無用功，這樣的“正心誠意”已沒有任何意義了。

“致其知”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表象的，在知識上通過圣賢的言教和理論系統(tǒng)對我們的“心”進行教化，從而確立我們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才能對任何事都能提得起放得下，才能做到真正的“誠其意”。

另一方面是內(nèi)在的，在“誠其意”后還要“致其知”，在“誠意”之前還有一個“知”性，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明代王陽明先生對此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偈語，也是王陽明先生在晚年時對自己思想的全面總結(jié)，稱為“王門四句教法”，其內(nèi)容是“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我們心體本來是無善無惡的，而當(dāng)我們思維的閥門一打開，那也許是善或是惡了，是謂意之動。但是當(dāng)我們面對自己有善有惡的思維時，若能清楚的認(rèn)識和分辨出誰善誰惡，明白哪些是利人利己，哪些是損人利己，在此基礎(chǔ)上，時時對自己進行反省，這就是“致良知”，這也是王陽明心學(xué)的重要理念，即致力于良知，致力于發(fā)現(xiàn)和發(fā)揮自身的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也就是《大學(xué)》文中的“致知在格物”。什么是格物呢？格和物又是什么關(guān)系呢？我們都知道古羅馬的競技場，是一處進行格斗的地方，那這里的“格”是什么意思呢？格物，就是發(fā)生關(guān)系，你和事物之間發(fā)生關(guān)系。如果我們不知道蘋果的味道，可以咬上一口，就可以品嘗出來，稱之為格蘋果；想學(xué)游泳，就必須要到有水地方如游泳池去；不會騎自行車，肯定還是需要在自行車上進行鍛煉才能學(xué)會；如果能玩熟了，玩懂了，這其間的過程就稱之為格物。但是這些都還只是在物質(zhì)層面上的格物，在古代圣賢面前，格物主要是指格心，自己和自己的心里內(nèi)容打交道，即“格心之物”，格自己心中念頭上的善善惡惡。

我們現(xiàn)在常說的“正心誠意”和“致知格物”大都流于宗教性體驗，從宋明理學(xué)開始，整個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基本上都是比較正統(tǒng)的（當(dāng)然難免也有一些假道學(xué)、偽道學(xué)）。所以那時能看到很多殺身成仁、舍身取義的仁人志士，敢于行一死以謝君王社稷之事，有很濃厚宗教的味道。但是自從儒學(xué)過于偏向宗教化以后，就削弱了儒學(xué)外向的濟世之道，如王陽明、曾國藩這樣的人畢竟是極少數(shù)的，大多數(shù)儒學(xué)的信奉者在沒有“明師”指點的情況下，再加上還有一些歪老師或是如孔已己一類的迂腐之士在其中誤人子弟，因此大都缺乏必要的能力，要讓他們定下心來老老實實地去“致良知，滅心中賊”是不太可能的，就更談不上什么精邦濟世、富國強民、抵御外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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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xué)的核心是心性修養(yǎng)——專訪著名居士、云門宗繼承人之一馮學(xué)成》

    儒、釋、道三家學(xué)說來說，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都是不斷在發(fā)展變化的，不可作固定不變的認(rèn)識。漢儒與孔孟之學(xué)就不可同日而語；宋代程朱學(xué)說與后來的王陽明學(xué)說，又與漢儒大相徑庭。其實這三家學(xué)說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儒家偏重于社會性，以化育社會倫理道德為務(wù)；道家則偏重自然性，強調(diào)個人的身心修養(yǎng)符合自然之道；佛家則專注于精神，更強調(diào)內(nèi)在純精神的修為。但無論怎樣，對于社會安定和人倫道德的建設(shè)來說，儒家學(xué)說歷來都處于國學(xué)中的主導(dǎo)地位，以后也當(dāng)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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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鎖鑰》

靈源禪師與程頤有多次書信往來，僅這一封信看，對程頤的病處是毫不客氣地加以指點，甚至不顧自己老師黃龍祖心禪師的情面。程頤是程朱理學(xué)之首，在禪師的面前尚且如此，何況其它。再如朱熹，是集理學(xué)大成者，他的學(xué)問根基，也與禪宗分不開，是從大慧宗杲禪師及其弟子道謙禪師中得來，他在與道謙禪師的書信中說：“向蒙妙喜(即大慧宗杲)開示，但以狗子語時時提撕，愿報一語，警所不逮?！倍蹶柮饕补_承認(rèn)：“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于心，以為圣人之學(xué)在此矣?！崩雍芏?，雖說是儒家吸取佛家，以至有“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之說，但究其因，亦有孔子“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萬物皆備于我”這樣的淵源。特別是有老莊道家無為和道法自然這一完整的思想體系作為先導(d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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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jīng)》片鱗

明朝王陽明在《尊經(jīng)閣記》中泛論五經(jīng)的時候，在論易部分就針對我們上面所講的內(nèi)容說到“易也者，道吾心之陰陽也”。

“易”不外乎就是要道出我“心”的陰陽變化，而外界的變化實際上就是我“心”的陰陽變化，我“心”的陰陽變化就是外界的變化。佛教《華嚴(yán)經(jīng)》有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起信論》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離開了這個“我”，萬事萬法就不存在了。有人說這是唯心主義，但且不管是唯心，還是唯物，都需要這個“我”來承擔(dān)，都離不開這個“我”。所以我們在學(xué)易的時候，一定要與我們的這個“心”結(jié)合起來。如果不去結(jié)合，那試問誰在玩易呢？有人說是我，但我又是怎樣玩易呢？是我的思維在玩易，是我的心在玩易，所有的分析、判斷等等，歸納起來都是這個“我”，這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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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jīng)》片鱗

因此，我們的心就是易道，易道就是人心。佛教就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王陽明先生則說：“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所以當(dāng)我們在玩易的時候，不要僅僅局限于那六根杠杠，必須明白《易經(jīng)》的緊要之處，還是我們的心。六根杠杠是死的，《易》是活的。佛與心一樣，道和心一樣，易和心也一樣。既然我們明白了易道與天地相應(yīng)，而道是不會違背天地的，肯定與天地相合拍，那人心也就要與天地合拍，就千萬不要與之相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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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中庸》

盡管冥冥之中有一個“率性之謂道”，但是在我們理性和情感之中，同樣也有“率性之謂道”的存在，就如王陽明先生所說的“良知、良能”。一個人，畢竟是在社會之中作為精神和肉體的結(jié)合體而存在，在社會的薰習(xí)之下，自然也就有良知、良能。這個良知、良能，也就是率性之道。

孟子云：“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舉了一系列的例子來說明，人本身所具有的慈悲之心、惻隱之心，就是成賢成圣的基礎(chǔ)，所以他強調(diào)仁愛之心，人皆有之。在王陽明先生的“心學(xué)”里面，更是把良知、良能詮釋到了極致，并擴展到我們?nèi)祟惥?、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讓我們加以留意并確定下來，再擴而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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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書》第一講

王陽明說：“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我們意念一動就有善有惡，哪怕你是個善念，善念未必就是善，善念說不定做壞事呢？有些人一輩子發(fā)善心——就像有些癡心父母，溺愛子女，是不是善心呢？是一片善心！結(jié)果把孩子慣壞了。所以“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都說不清楚的。善惡，說不清楚的。我們在談性命，在談道德，那么性，首先就是“命者性也”?！懊笔菑哪膬簛淼?？“命”是從“性”來的啊！為什么鹽巴和白糖是有區(qū)別的？因為鹽巴是咸的，白糖是甜的。為什么把它們區(qū)分開呢？味嘛！它們的性能把它們區(qū)分開來的。對不對？為什么是男人、女人？怎樣區(qū)分開來呢？——男人的生理結(jié)構(gòu)不同，女人的生理結(jié)構(gòu)不同。好人、壞人怎么區(qū)分？——好人常存利人之念，壞人常存損人之念，他們的“性”的結(jié)構(gòu)不同。這個人命好，那個人命壞，為什么呢？為什么會好，為什么會壞呢？“人以類聚，物以群分”。當(dāng)你跟著好人學(xué)好人，跟著端公學(xué)跳神。所以說一個人的“性”，決定了自己在人世之間善善惡惡的選擇。心胸開闊的人有心胸開闊人的人事關(guān)系，善人有善人的朋友，惡人有惡的朋友；君子與君子打交道，小人與小人打交道；君子有君子的命運軌跡，小人有小人的命運軌跡；君子有君子的取舍，小人有小人的取舍。當(dāng)然，這些聰明的、賢達的人，他們有他們的取舍；愚蠢的人、惡劣的人，他們有他們的取舍。取舍連成一條線，今天、明天…今年、明年連成的那條線就是命運曲線！這就是命運！所以說“命”跟“性”是分不開的，“有其性乃有其命”??！所以說“性命一體”。“性”就是沒開展的“命”，“命”就是已經(jīng)展現(xiàn)出來的“性”。這個就是因果不二，先天和后天的完美統(tǒng)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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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書》第四講

    《易經(jīng)》的關(guān)鍵是圣人之道，周敦頤在《通書》，又叫《讀易通書》中并不是談看相算命，而是大談圣人之道。而道教則主要注重?zé)挌鉄挼さ膬?nèi)修功夫上去了。所以《易經(jīng)》的層面很精，很深，很廣，很博，但是歸結(jié)為一點就是精蘊?！兑捉?jīng)·系辭》就云：“易簡，而天下矣之理矣”；“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到了明朝的王陽明先生就對此說了一句很中肯的話：“易也者，道吾心之陰陽也”。王陽明是“宋明理學(xué)”的大師之一，處于“心學(xué)”的最高峰，其影響力與朱熹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象現(xiàn)在日本和韓國的民俗、民風(fēng)、民氣基本上就承繼于王陽明的學(xué)說。所以：“《易》，何止五經(jīng)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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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書》第五講

“乾之用，其善是”。乾卦給我們的指示，給我們的啟迪是什么？就是一個“善”。善是什么？《易經(jīng)》乾卦有云：“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干也”，就是生生不已，生善法不生惡法。王陽明說：“易也者，道吾心之陰陽也”，我們“心”的陰陽就要生發(fā)陽氣，生發(fā)善的一面，非是小善?！兑捉?jīng)·系辭》也說：“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以惡小為無傷而弗去也…”，我們要從大的方面著眼，在“道”上著眼，在自己的修為上著眼，也就是在歸結(jié)為“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君子損益之大莫是過”，易經(jīng)的損、益二卦其根本之意在于談“過”，在《通書》四十章里反反復(fù)復(fù)在談?wù)摰亩际沁@個“過”。我們不要簡單的看待這個“過”，這是我們進德修業(yè)的基礎(chǔ)，古代圣賢如孔子都要“聞過則喜”，所以“損益之大莫是過”。我們講圣人之道，講仁、義、禮、智、信，其歸根到底的功夫和作用上就是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在《易經(jīng)》中，不只損益二卦談到了“過”，在其它很多卦里都談到了過，把這個問題看得很重的，所以“圣人之旨深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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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論語》系列講座（上）：

我們應(yīng)該從這樣的角度來認(rèn)識“我未見力不足者”，沒有誰做不到，關(guān)鍵在于沒有幾個人肯真正用功，沒有幾個人肯真正將功夫用在刀刃上。如果能真正去行之，那肯定就能做得到。其實每個人都有能力做得到，孔夫子都說過：“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泵鞒蹶柮飨壬鷮⒚献铀f的“人皆可為堯舜”引伸為“滿街都是圣人”。佛教也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認(rèn)為一切眾生都有圣賢之性，都可成圣人。但是有人跳出來和王陽明唱反調(diào)，并借用孔夫子說的“唯上智與下愚而不移”來反駁他，王陽明先生則回答：“不是不能移，而是不肯移”。哪里有什么上智下愚之分呢？之所以是下愚，是因他不肯去行圣人之道，如果他愿意實踐圣人之道，這個實踐可不是治國平天下，而是要修身，要將自己的心管住，那就是圣人。反之如果管不住，那就是小人了。由此可見，“我未見力不足者”，是在看你有沒有用力？有沒有真正用力？孔夫子這句話實際上是正話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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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論語》之五十六 陽貨第十七（甲）

17.3 原文：“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讀解：孔子一方面說“性相近，習(xí)相遠。”另一方面又說“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這兩句話是密切相關(guān)的?！靶韵嘟?，習(xí)相遠”是對我們一般人， 或者借用孔子在《雍也》篇里的詞語，叫做“中人”（“中人以上， 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保┒缘模械闹腥颂熨x都差不多，只是因為后天的學(xué)養(yǎng)和習(xí)染的不同而相差很遠了。但“上知”與“下愚”的人卻是無法改變的。因為“上知”就是“生而知之者，上也”一類的人，是天才，生來就有某種天賦才能，而不是靠后天教養(yǎng)才取得的。而“下愚”則是“困而不學(xué)，民斯為下矣”的那類人，即便在生活與工作中遇到困難了都不愿意學(xué)習(xí)，這樣的“下愚”，你有什么辦法去改變他呢？

這一則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yán)厲批判的一句?！拔ㄉ现c下愚不移”——最上等的智者和最下等的愚人是后天無法改變的，這是天命，是不可移動、不可變化的。我們在生活中也可以看到，有些人聰明一輩子，他確實聰明；有些人愚蠢了一輩子，他也確實愚蠢。你要想把愚蠢的人變得聰明，艱難；要把聰明的人變得愚蠢，也艱難。我們不可能有什么法子使一個有嚴(yán)重智障的人數(shù)理化都考一百分，讓一個反應(yīng)靈敏、學(xué)習(xí)能力非常強的人什么都不會。而中等資質(zhì)的人可上可下，勤奮一些就可以上去，懶惰一些就會跌下來。

佛教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孟子說“人人皆可為堯舜”；王陽明說“滿街都是圣人”。有人曾問王陽明：“你說大家都可以成為圣人，那為什么孔子又說‘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王陽明回答得很聰明，他說：不是不能移，只是不肯移。下愚之所以是下愚，他愚在不肯向上走，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愚蠢之心、愚昧之性改變一番。只要他有心改變，一樣可以成為圣賢。這也是宋明理學(xué)中一段精彩的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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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禪》

十二月五日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為什么卻被弟子鎖?”侍者無對。（《五燈會元》卷七）

譯文：泗州大圣塔的一個看護僧人，每到天晚，都準(zhǔn)時地把塔門鎖了。有一個人問他：“大圣既然是三界的大師，佛菩薩一樣的圣人，為什么還被你們這樣的凡俗弟子所禁閉呢”?這個僧人無言可答。

旁白：盧梭說，人生的價值是由人自己決定的。孟子說，人皆可成為堯舜。這與佛教所說的一切眾生都有佛性如出一轍。但世間為什么仍然是平常人多而圣賢者少呢?有人間王陽明；“孔子說唯上智下愚而不移，這話對不對呢?”王陽明說：“不是不能移，只是不肯移。”原來我們都是圣賢，只是我們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成為圣賢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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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藏鷺——千首禪詩品析》

凱 翁

曾將鐵騎破重圍，赤手揚鞭得勝歸。

沙漠已成歌舞地，自皤雙鬢對斜暉。

                    宋希叟紹曇

品析：這也是一首描繪見道后喜悅的一首詩，這位“凱翁”，大概是眉毛胡子都參白了才得以開悟的吧。禪宗在唐末以后，漸流行“三關(guān)”之說，就是破初參，透重關(guān)，砸牢關(guān)。參禪，就是要破這三關(guān)。能破初參的尚如麟毛鳳角，何況“一箭透三關(guān)”了。加以常人無始以來的煩惱聚集，真是百萬之眾，重重圍困。要在其中殺出一條血路，古之名將亦不多見。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這是明代理學(xué)大師王陽明的感觸，何況見道開悟。

禪師與常人不同之處是，既已出家，對紅塵等于是“置之死地”了，如不在參悟上過關(guān)，出家又有什么意義呢?所以勇猛參學(xué)，精進不怠的，的確如“曾將鐵騎破重圍”那樣不顧一切。但“破心中賊”不同于“破山中賊”，當(dāng)然是赤手空拳似地在“靈魂深處鬧革命”了，終于凱旋了“赤手揚鞭得勝歸”了。

佛教強調(diào)“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盤”，一經(jīng)見道，全部煩惱都化為菩提，真是“沙漠已成歌舞地”了，喜氣得很。雖然人老了，“自皤雙鬢對斜暉”，又有什么關(guān)系呢?時間對禪師是沒有過去未來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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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藏鷺--千首禪詩品析》

十綠楊芳草岸，何處不稱尊——牧牛頌選析

其  三

我有牧童兒，騎牛入鬧市。

不把一文錢，買斷乾坤地。

種也不施工，收也無準(zhǔn)備。

當(dāng)市垛皮鞭，蟄戶一齊啟。

品析：“我有牧童兒，騎牛入鬧市?！边@個“牧牛兒”真怪，不準(zhǔn)“?！比搿盎奶铩保瑓s可騎入“鬧市”。

“不把一文錢，買斷乾坤地。”一般人不懂其中的道理，對于天地乾坤，是可以不花一文錢就“買斷”了呢?是的，進公園都要收門票，別人的房舍非經(jīng)邀請，是不可擅入的，因為那是被人們“占有”了的，當(dāng)然不允許你隨便跨入，但天地乾坤就不同了，誰也不能占有，它也不收人們“一文”錢。人們享受陽光、春風(fēng)等，都是沒有交費的嘛，何況自己身心這個“小宇宙”，更不用向誰繳納什么費用了。

“種也不施功，收也無準(zhǔn)備?！比f物因緣而生，因緣而長，因緣而熟，緣盡而散，原不需人們?nèi)ァ笆┕ぁ保ァ皽?zhǔn)備”。哪怕是種莊稼，盡管你也耕耘、施肥，但莊稼的生長、成熟，都是它自己的事，“拔苗助長”行嗎?人們自己的生老病死，你自己作得了主嗎?

“當(dāng)市垛皮鞭，蟄戶一齊啟?！痹隰[市中區(qū)，抽一響鞭，那所有原本關(guān)閉的店鋪，也于忽然間大啟大開了。王陽明時有一個故事，有人問王陽明：“你說萬物都在心內(nèi)，這山里有這么一樹花，怎么能說這花就在心內(nèi)呢?”王陽明回答說；“未來時，此花與心同歸于寂，當(dāng)來看此花，此花與心一齊明白起來，可知此花不在心(認(rèn)識)外。”人們的注意力指向哪里，就如一記響鞭，所及之處都會“明白起來”，如同“蟄戶一齊啟”一樣。我們的眼耳鼻舌等感官，人們知道它們是怎樣“開”，怎樣“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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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藏鷺——千首禪詩品析》

王陽明(一首)

夜坐

獨坐秋庭日色新，乾坤何處更閑人。

高歌度與清風(fēng)去，幽意自隨流水春。

千圣本無心外訣，六經(jīng)須拂鏡中塵。

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品析：中國宋明理學(xué)分為兩大派，一是程顥、程頤兄弟與朱熹的“道學(xué)”，一是陸九淵和王陽明(1472—1529)的“心學(xué)”?！暗缹W(xué)”講“格物致知”偏重于佛教華嚴(yán)宗的“理事”關(guān)系?！靶膶W(xué)”也講“格物致知”，但偏重于禪宗的“明心見性”。但在明清兩朝，占正統(tǒng)地位的是“道學(xué)”?！靶膶W(xué)”雖在明朝中期、后期一時局面一新，但終因其“標(biāo)新立異”，不尊“圣道”，為昏君、奸相及閹宦所不容。而清末參與維新、革命的許多杰出志士所稟承的，也是以“心學(xué)”為基礎(chǔ)，兼取西方的“賽先生”和“德先生”。下面我們來看王陽明這首詩說了些什么?

“獨坐秋庭日色新，乾坤何處更閑人?！蓖蹶柮鳛椤靶膶W(xué)”之集大成者，講“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逼浞椒ㄈ∽杂诙U宗的明心見性，也講坐禪參究。不過“禪觀”的內(nèi)容不是佛教經(jīng)典，不是祖師語錄和禪宗公案。他提倡的“禪觀”內(nèi)容，是儒家的“誠敬”、“仁義”等。外在內(nèi)容雖有不同，但方法、程序等內(nèi)在清純的東西，恰恰與禪宗一樣?！蔼氉锿ァ倍加小叭丈隆钡母惺?。對一般人來講，是“逢春欣然入秋悲”，秋是肅殺之氣，怎么會有“新”的感受呢?原來，他看透了“乾坤”間的變化，在其中成為了“閑人”，與四時無關(guān)，超然事外了。

“高歌度與清風(fēng)去，幽意自隨流水春?！眳⑼噶饲さ男P(guān)，心中得到了自在，真是“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备吒枰磺?，送與清風(fēng)帶走；心中的“幽意”，送與流水帶走。不論“高歌”或“幽意”，任“清風(fēng)”和“流水”帶到天涯海角，廣布“春”的福音。這里，可以看到王陽明的心胸的確不凡。

“千圣本無心外訣，六經(jīng)須拂鏡中塵?！痹鯓硬拍苓_到這種至高無上的圣人胸懷呢?方法與禪宗一模一樣，在自己的內(nèi)心中去探索，因為“心外”是沒有“訣竅”的，一切都在心中。對儒家的“六經(jīng)”而言，只要把心中的“塵?！狈鲀?，你的心就是“六經(jīng)”，其中的道理自然就會明白，與圣人所知一樣。

“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蹦阌螄教煜聠?你感到自己沒有周公一樣的才干而心中不安嗎?那就應(yīng)該首先向孔子的學(xué)生顏淵學(xué)習(xí)。顏淵在陋巷，窮得飯都吃不起，但仍在虔誠于大道，精進于大道，終于使他成為孔子門下最杰出的弟子。如果能如顏淵那樣，圣人之道就會自然到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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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中庸》第十二講：天下九經(jīng)，修身為本

我們還是逐句來講述?！胺矠樘煜聡矣芯沤?jīng)”，就是說大凡治理國家平定天下，需要遵循九條基本原則。王陽明先生在《尊經(jīng)閣記》中開篇就說：“經(jīng)，常道也”，即具有穩(wěn)定性、普遍性、實踐性的典籍，才可稱之為經(jīng)，它具有原則性的指導(dǎo)意義。治國平天下，雖然看上去是千頭萬緒、雜亂無章，但是其中還是有脈絡(luò)可循?！吨杏埂愤@一章里的內(nèi)容，其實就已經(jīng)非常清晰地給我們羅列出來一個大綱、準(zhǔn)則。如果我們對于管理之道不熟悉，就可以借助《中庸》這里所說的九經(jīng)去做，按照其中所講的原則去行事、去實踐，那一定是吉無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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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中庸》第十三講：反身而誠，從容中道

“誠之者”的“誠”字，這里作動詞用，是“使之誠”的意思。它作為使人回歸于誠的道路，即作為人之道，就需要我們在社會之中，在人與人的關(guān)系之中，處處開誠心，布公道，使我們能夠處在一種比較光明的社會狀態(tài)之中。“誠”本身就是光明的，沒有污染，沒有陰暗面。我們在實踐之中，在生活之中，在工作之中，一定要致力于“誠”的理念。要知道“誠”在宋明理學(xué)眼里，尤其是朱熹先生眼里，是將其看作是“至善之地”。王陽明先生也認(rèn)為，致力于“誠”就是良知良能，即“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彼麄兌际菍Α罢\”的先天和后天這兩種關(guān)系反復(fù)加以琢磨，使我們在社會生存之中，具有了面對生存生活的動能，這種動能就是“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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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中庸》第十五講：誠明盡性之道

對于這一句“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后世的儒者有很多說法。朱熹認(rèn)為：“先明乎善，而后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xué)。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蓖蹶柮鲃t認(rèn)為，“明”就是知，“誠”就是行，即知即行，就是“明則誠”；行而能知，就是“誠則明”。這些都是先賢從個人體會上談的，都對，只不過太簡略了，讓現(xiàn)代人不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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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中庸》第十七講：圣人之道，優(yōu)優(yōu)大哉

有一些媒體記者不問青紅皂白，將本人也扣上一頂國學(xué)大師的帽子，真是讓人感到羞愧！其實本人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泡了幾十年，充其量算是一個國學(xué)的修行者，僅僅是一個行者而已，離大師的標(biāo)準(zhǔn)還遠著呢，根本不敢妄稱自己是大師。在佛教中，只有佛才稱為大師；在儒家，孔子是圣人，大師的層次要比圣人相對低一些，比如程頤、程顥、朱熹、陸九淵、王陽明這些人，方可以稱為大師。近代的章太炎、王國維等也可稱為大師，之后有資格稱得上國學(xué)大師的人，不怕炒得熱鬧，總之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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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jīng)》第二十二講

我們明白了“靜為躁君”，那么我們就能夠以靜制動。這并不是說，自己要靜，外部的環(huán)境要動，要以自己的靜來制外部的動，不是這樣的。前提是以自己心里的靜來制自己心里的躁，要過這一關(guān)，首先就要戰(zhàn)勝自己，首先要把自己躁動的心平息下來，如果連自己的心都降伏不了，還在外面去以靜制動，以靜制躁，哪里有這樣的功夫呢？就根本談不上。所以王陽明先生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比绻氘?dāng)一名將軍，在外面去剿土匪，那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要治自身的毛病，那就太艱難了。我們要養(yǎng)成自己日常的生活習(xí)慣，無論在紛繁的局面、在動蕩的時候，都要保持一種靜境，要養(yǎng)成自己從骨子里透出一種靜氣，從骨子里透出一種定神，這是一種修養(yǎng)而不是做學(xu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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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晚報《國學(xué)，中國人的根》

儒、釋、道三家學(xué)說，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都是不斷在發(fā)展變化的，不可作固定不變的認(rèn)識。漢儒與孔孟之學(xué)就不可同日而語；宋代程朱學(xué)說與后來的王陽明學(xué)說，又與漢儒大相徑庭。其實這三家學(xué)說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比如漢唐以來的儒、道一直是互補的；又比如中國化的佛學(xué)，與印度原始佛學(xué)就差別很大，尤其是禪宗，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對《莊子》的發(fā)揮。而后期的儒家，比如程朱理學(xué)、王陽明的心學(xué)，又都是在禪宗的啟發(fā)下才得以形成的。所以自宋代以來，儒、釋、道三家便一直在走“三教合一”、相互融貫的路子。到了近代，三家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分軒輊，只不過各自的側(cè)重點有所不同。儒家更偏重于入世，化育社會倫理道德；道家則偏重出世，強調(diào)個人身心的修養(yǎng)；佛家則兼而有之，卻更強調(diào)內(nèi)在精神的修養(yǎng)。但無論怎樣，對于社會安定和人倫道德的建設(shè)，儒家學(xué)說歷來都處于國學(xué)中的主導(dǎo)地位，以后恐怕也當(dāng)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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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大圓滿法》

你若有這一種斗志，人人都是可以“明心見性”的，因為這不是外面的其它什么東西，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精神中的那個“狀態(tài)”而已，并且它無時無刻不陪伴著你。所以許多禪師說：我坐在這兒就可以看到你開悟，我站在這兒就可以看到你開悟。悟與不悟，在精神中是沒有一絲隔膜的。所以有人以孔子的“唯上智與下愚而不移”來否定王陽明“人人皆有良知”的說教時，王陽明就說得好：“不是不能移，只是不肯移”——只要你愿意成為圣人，“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不也說過這樣的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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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xué)里的中國人格》

在中國傳統(tǒng)的人格美里面，不外乎有兩點需要我們認(rèn)真去感覺的。中國的思想里面講“一陰一陽之謂道”。儒家學(xué)說，可以說是把陽剛之道——用王陽明的話來說就是陽明正氣，釋放得淋漓盡致；用孟子的話就是至正、至剛、至大之氣——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是為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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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學(xué)佛匯報》

萬歷皇帝以前是思想一片禁錮，盡管有王陽明先生“應(yīng)世”，但總的來說，整個明朝的思想從朱元璋開始到萬歷年間都是一潭死水。到了萬歷年間出現(xiàn)一次小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