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的事功正是來自于他的學問（非簡單書本知識的積累，而是一種道德的修煉），正是因為他在學問上修煉，才在臨事之時能夠氣定神閑，最終成就不朽事業(yè)。陽明的事功和學問雄辯的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通經(jīng)致用，方為實學?！毕喾?，空疏的學風不僅于國于民無益，而且對自己也有害。

眾所周知，王學自興起后就對當時社會形成了巨大的影響，王學在近世歷史上占有非常獨特而又重要的意義。例如根據(jù)黃宗羲的看法：在王陽明之前，明朝的學術都不過是對先儒成說的重新熟悉而已，像薛瑄、呂柟等明朝大儒不過是對朱子觀點的重新復述而已。即使是明清哪些信奉推崇朱子學的大儒，也往往強調(diào)這么一個觀點，道理在程朱哪里已經(jīng)講透了，現(xiàn)在人沒必要在重新發(fā)明了，做好躬行實踐就好了。據(jù)此黃宗羲認為，“故無姚江（王陽明），則古來之學脈絕矣”。陽明點出人人都有良知，只要返身而求，人人都有成圣之路。他還提倡“知行合一”“圣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都是行，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當時的空疏支離的學風。

陽明學是一種實踐的哲學，陽明的事功就是這種實踐哲學的很好例證。三代以后政教分離，有經(jīng)世熱情和才干的士人往往處于有德無位的窘境，比如在孔子之前的圣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在上云行雨施、經(jīng)邦治國，而此后的孔、孟、顏、曾則在下傳道授業(yè)、啟迪眾生。秦漢以后，文士的命運往往跟帶有悲劇意味的屈原、賈誼更加接近，像陽明這樣酣暢淋漓成就一番事功的不多。所以即使在清前期理學占主導地位的時期，很多王陽明學派的批評者對這一點也是承認的。相對于之前的儒學宗師，如孔子周游列國，累累若喪家之犬；孟子游事齊梁，被目為迂闊而不合世用。此外，宋代的二程、朱熹等大儒盡管在躬行實踐方面令人稱道，但是由于諸種原因，他們的外王之學并沒有體現(xiàn)為事功。而王陽明因為在平定寧王朱宸濠反叛，被封為新建伯，在隆慶年間進而加封新建候，其謚號“文成”也屬于美謚。

 

王陽明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笔撬未詠砻咳逭叩淖非?，即凡而圣的道路多種多樣，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三代以后政教分離，有經(jīng)世熱情和才干的士人往往處于有德無位的窘境，比如在孔子之前的圣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在上云行雨施、經(jīng)邦治國，而此后的孔、孟、顏、曾則在下傳道授業(yè)、啟迪眾生。秦漢以后，文士的命運往往跟帶有悲劇意味的屈原、賈誼更加接近，像陽明這樣酣暢淋漓成就一番事功的不多。眾所周知，陽明在事功上平定寧王叛亂，以書生平定西南地區(qū)多年的變換，《明史》對他的評價是：“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痹趯W術思想上自成一派，提出“致良知”，并在《大學》中“格物致知”等概念的理解上提出了不同于朱子的理解，開創(chuàng)了一種思想上的新境界。

不同于一些略顯迂闊的儒生，王陽明的很多對策能準確抓住事物的關鍵，比如他貴州時給水西安氏土司的那兩封令人拍案叫絕的信（通過在信中分析利弊、并對該土司進行勸說，王陽明成功地平息了一場潛在的叛亂）以及在平定宸濠之亂中顯露出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才干，這可以說是歷代儒者身上很少見的，這與魏晉以及明末哪些高談闊論、坐視神州陸沉宗社丘墟的士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與明末錢謙益哪些臨難卻嫌“水太涼”而最終投入新朝廷懷抱的人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致良知

除了眾所周知的平定朱宸濠叛亂的功績之外，王陽明在山東學政時期的一些作為也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借鑒。他在為山東士子出題時，強調(diào)要有伊尹之志才能，在策論中詳細列出了當時紀綱廢弛提出了急務六條（其中皆為宗藩、軍事、水旱災害、賦稅、節(jié)制官僚貪欲等當世急務），顯然，他在山東鄉(xiāng)試中的命題也體現(xiàn)出很強的經(jīng)世致用色彩。

《明史》是這么評價王陽明的：“王守仁始以直節(jié)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平定孽籓。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歟？”換句話說，陽明的事功正是來自于他的學問（非簡單書本知識的積累，而是一種道德的修煉），正是因為他在學問上修煉，才在臨事之時能夠氣定神閑，最終成就不朽事業(yè)。

正如清代著名學者邵廷采在評價王陽明時指出：“儒者之學，固以經(jīng)世務為驗也?！蓖蹶柮鞯闹螌W宗旨“致良知”也非常強調(diào)知行合一。王陽明的言行其實是與孔孟之道一以貫之的?？鬃釉?jīng)說過：“頌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意思是說，讀得詩再多，處理政事不能辦得通，出使外國又不能獨立應對，讀這么多詩又有什么用處呢？

 

通經(jīng)致用 方為實學

陽明的事功和學問雄辯的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通經(jīng)致用，方為實學?！毕喾?，空疏的學風不僅于國于民無益，而且對自己也有害。錢謙益在明代崇禎朝身為顯宦，在大廈將傾之際無所作為。清軍入關，本想他臨難殉節(jié)，因嫌“水太涼”而投降清軍。雖在清初茍全性命，但到乾隆時他又被重新拉出來大加撻伐，被乾隆帝作為“貳臣”的反面典型而大張撻伐。所以明末大儒顧炎武在總結(jié)明亡清興歷史經(jīng)驗時認為，明末士人“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進而導致“神州蕩覆、宗社丘墟”、“亡國亡天下”的流弊，他進一步從思想上對明末學風進行系統(tǒng)的批判：“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o:p>

顧炎武給我們提出的這個問題值得重視?；蛟S，如何在學習儒學經(jīng)典的同時，增強當代意識，結(jié)合當下之急務，對于當世中國和世界提出一個更高的理論視野和更為恢弘經(jīng)世之術，應當是我們在重新挖掘傳統(tǒng)文化時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