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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曉原 ■劉 兵 原載《文景》2005年第5期 □ 1665～1667年間，牛頓因躲避瘟疫而離開劍橋到故鄉(xiāng)度過幾年，牛頓在那幾年中得出了微分學思想，創(chuàng)立了萬有引力定律，還將可見光分解為單色光，在數(shù)學、力學、光學三個領域都作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捌孥E年”這個拉丁語詞（annus mirabilis）原本就是用來稱呼牛頓的1666年的，后來也被用來稱呼愛因斯坦的1905年。 確實，1905年是“愛因斯坦奇跡年”——這一年中，26歲的愛因斯坦發(fā)表了5篇劃時代的科學論文，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創(chuàng)立狹義相對論的《論動體的電動力學》和《物體的慣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關嗎？》。一年之內(nèi)，愛因斯坦在布朗運動、量子論和狹義相對論這三個方面都作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這些貢獻中的任何一個都足以贏得諾貝爾獎。牛頓的1666年和愛因斯坦的1905年確實是交相輝映的兩個“奇跡年”。 如今“愛因斯坦奇跡年”又過去100周年了。在紀念這個不同凡響的年份的喧囂中，我們可以做些什么呢？ ■ 前幾天，一份報紙的編輯對我做網(wǎng)上訪談，也問到了這個問題。當時我是這樣回答的：“應該做的事，以及可以做的事都很多吧。包括對于物理學界自身有意義的事，以及對于物理學界之外的其他學者和公眾有意義的事。其中，我想對于物理學知識、物理學精神、像愛因斯坦這樣的重要的物理學家事跡的傳播，也應該是很重要的該做的事吧?！?/span> 當然，這樣的回答有些一本正經(jīng)。更實際地講，我們甚至可以設想，人們?yōu)槭裁磿O置那么多的什么什么年、什么什么月，以及什么什么日之類的紀念呢？在這些紀念中，人們又都應該或者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注意到，在你的提問中，也即“在紀念這個不同凡響的年份的喧囂中”這種說法里，似乎另外隱藏著一些潛臺詞?！安煌岔懙哪攴荨?，以及“暄囂”這兩個概念，一個提示著我們?nèi)プ鳉v史回顧，以回答為什么這個年份不同凡，而另一個似乎暗示著對現(xiàn)狀的看法。我想，歷史與當下的比較，或許是我們紀念“奇跡年”時可以做的重要事情之一吧。 □ 那就先回顧一把吧。我感到，了解在1905之前那幾年愛因斯坦的生活和工作狀況，對我們今天的科學發(fā)展，乃至對所謂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都有教益。 愛因斯坦1900年畢業(yè)于蘇黎世綜合技術學院，該校被認為是當時歐洲最好的學校之一。愛因斯坦進這所學校也不順利，第一次投考不幸名落孫山，他不得不進入瑞士的一所補習學校（那時就有“高考復習班”了呢），1897年他才如愿以償。在大學里，愛因斯坦很快就和女同學米列娃墮入情網(wǎng)。米列娃生于奧匈帝國的官宦之家，從小就有才女的聲望，愛因斯坦和她珠胎暗結，她不得不回到父母家生下了孩子（一個女兒，可能不久就夭折了），這使她未能通過畢業(yè)考試，當然也就無法得到文憑——這是一個典型的女大學生“早戀”并婚前懷孕而導致學業(yè)失敗的悲慘故事。 名校畢業(yè)文憑并未能讓愛因斯坦求職順利，他到處打零工，晃蕩了兩年功夫，直到1902年6月，經(jīng)一位同學的父親推薦，才在伯爾尼專利局獲得一份三級技術鑒定員的工作，年薪3500法郎。任務是鑒定新發(fā)明的各種儀器，其中主要是機電產(chǎn)品。1903年他和米列娃結了婚。因米列娃沒有文憑，無法找到工作，次年長子漢斯又出生了，相當沉重的家庭負擔，使得這位專利局的年輕職員那幾年的生活看起來頗有點潦倒落魄。 一個專利局的小職員，當然沒有機會與當時的主流科學家來往。愛因斯坦在伯爾尼只有幾個青年朋友，最重要的是哈比希特（Habicht）和索洛文（Solovine），還有哈比希特的一個小弟弟。這一小群年輕人經(jīng)常在工余和課后聚首，一起散步，或在寓所一起閱讀、座談。他們研讀的哲學和科學著作有：斯賓諾莎、休謨的著作，馬赫、阿芬那留斯、畢爾生的著作，安培的《科學的哲學經(jīng)驗》，物理學家亥姆霍茲的文章，數(shù)學家黎曼的著名演講《論作為幾何學基礎的假設》，戴德金、克利福德的數(shù)學論文，彭加勒的《科學和假設》，等等。他們也不“重理輕文”——他們還一起讀過古希臘悲劇作家索?？死账沟摹栋蔡岣昴?、拉辛的作品、狄更斯的《圣誕故事》、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以及世界文學中許多別的代表作品。 一起閱讀的樂趣在于思想的交流，這群年輕人被這種樂趣迷住了，雖然清貧，但是他們充實而幸福，感到“歡樂的貧困是最美好的事”。他們將這難忘的幾年命名為“不朽的奧林匹亞學院”。 ■ 是的，100年前，愛因斯坦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和環(huán)境下，創(chuàng)造出了屬于他的“奇跡年”。“奇跡年”中的科學成就，在此后的100年間，再沒有一個人能夠在一年中（甚至在許多年中）做出如此集中而且如此革命性的成就。不過，我們卻看到，愛因斯坦的研究，是完全以他個人對于科學的興趣而做出的，并無如今這樣形形色色的科研基金資助，也不屬于什么科研規(guī)劃的一部分。當然，他的工作，也不是以為了獲得什么什么等級的獎勵為目的，盡管由于他的工作他后來還是獲得了諾貝爾獎，而且只是以他在這一年中的一項工作獲得的。人們現(xiàn)在通常認為，他那年的其他幾項工作，也可以當之無愧地獲得諾貝獎，只是由于當時的某些爭議，諾貝爾獎評選者的認識甚至要完備得更遲得多。 因此，愛因斯坦所需要的，只是對自己負責，對科學負責。在這個過程中，他所獲得的，是思考的愉快和探索的幸福。這樣的工作，可以說是真正地體現(xiàn)了在純科學的研究中那種更根本性的、非功利的、純粹的、以對自然界的認識為惟一指向的科學精神。 人們回顧歷史，總是潛在地有當下的價值取向。當我們回顧愛因斯坦在奇跡年的狀態(tài)時，我們自然也會禁不住自問，在今天，我們還會有那樣一種科學研究的氛圍嗎？如果有人仍然想以像愛因斯坦當年的方式從事研究，是否還可能？假定如果某人今天在專利局職員的位置上做出了那樣的（或者，哪怕是差得多的）成就，還會得到愛因斯坦當年得到的那些承認嗎？當我們?nèi)缃駨氖驴茖W研究已經(jīng)離不開各種科研基金的有力資助，工作條件大為改善之后，為什么反而見不到再有像愛因斯坦那樣的杰出工作再現(xiàn)了呢？ □ 確實，我們可以追問：一個根本沒有進入當時主流科學共同體的小職員，憑什么能創(chuàng)早這樣的奇跡？一小群年輕人，三年的業(yè)余讀書活動，為什么竟能孕育出“愛因斯坦奇跡年”？ 愛因斯坦后來多次表示，如果他當時在大學里找到了工作，就必須將時間花在準備講義和晉升職稱的論文上，恐怕就根本沒有什么閑暇來自由思考。他在逝世前一月所寫的自述片段中，說得非常明確： 鑒定專利權的工作，對于我來說是一件幸事。它迫使你從物理學上多方面地思考，以便為鑒定提供依據(jù)。此外，實踐性的職業(yè)對于象我這樣的人來說簡直是一種拯救：因為學院式的環(huán)境迫使青年人不斷提供科學作品，只有堅強的性格才能在這種情況下不流于淺薄。 也就是說，奇跡來自自由的思考。 楊振寧曾對青年學生說過，應該“經(jīng)常思考最根本的問題”，才有望在科學上有所建樹。愛因斯坦在伯爾尼那幾年間的故事，可以有力地證實楊真寧的說法——相對論就是“思考最根本的問題”所產(chǎn)生的最輝煌的結果。 那么，比如說，今天中國高校中的一個年輕人，還有沒有可能象愛因斯坦在1905年那樣創(chuàng)造奇跡？我看是太難了。如今中國大學里的職稱晉升、年度考核及成果指標之類，已經(jīng)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災難性的”，其壓力恐怕遠大于愛因斯坦當年的學院環(huán)境。當年愛因斯坦就認為“只有堅強的性格才能在這種情況下不流于淺薄”，那如今要怎樣的性格才能“不流于淺薄”？還會有幾個人有足夠的閑暇去自由思考？ 那么，在學院之外的年輕人，比如說大學畢業(yè)后沒有進入高等院?；蚩蒲袡C構，而是進了某個公司當小職員，但又愿意“經(jīng)常思考最根本的問題”，也有二三好友一起讀書討論，有沒有可能創(chuàng)造奇跡？ 從理論上當然不能絕對排除這種可能性。但是我們都知道，這種可能性肯定是微乎其微的。除了個人的天賦因素之外，還有許多原因，比如，當時正值物理學偉大變革的前夜，那群年輕人從他們所能閱讀到的科學文獻中，有機會接觸到當時“最根本的問題”（比如上面提到的黎曼的演講和彭加勒的著作）；而如今不是這樣偉大變革的前夜，對一個業(yè)余愛好科學的年輕人而言，當下的科學論文中的99.99％都將是平庸而匠氣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如果這個年輕人也硬要“思考最根本的問題”，極大的可能是被學者們視為“胡思亂想”、“空談臆想”；如果他也鼓起勇氣將他的思考撰寫成學術論文，那要在科學刊物上發(fā)表將是極其困難的——如果不是絕不可能的話。 ■ 就此來說，我們似乎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目前的情況下，要想有愛因斯坦那樣偉大的科學家出現(xiàn)，幾乎是不可能的了。當然，這是一種環(huán)境決定論的說法。不過，雖然環(huán)境決定論也有其問題，但一個人從事科研工作的小環(huán)境和大環(huán)境，確實是會對其工作有很大甚至決定性影響的。 可是，那又該怎么辦呢？再回到我們?yōu)槭裁匆约皯撊绾渭o念奇跡年的問題上來，我們也許可以說，通過對于歷史的回顧和反思，再看看今天我們面對的現(xiàn)狀，找出差異，尋求可能的解決辦法，這大概可以算是我們在紀念奇跡年的一種方式吧。我們當然也應該認識到，現(xiàn)狀其實是很難改變的，尤其是我們不可低估體制化的力量，可是我們總得做些什么吧？比如說，在我們自己培養(yǎng)研究生的時候，當我們盡量地排除了那些來自體制的很難抗拒的干擾，盡可能地以應付的方式對之有所妥協(xié)之后，我們是不是也還有一定的空間，在小范圍內(nèi)營造一種相對理想的學習和研究環(huán)境呢？ 在這種時候，我們就會感到學習和研究歷史的一種意義了。因為，倘若只看現(xiàn)在，而沒有比較，也許人們會安于現(xiàn)實，但畢竟歷史提供了一種參照。實際上，所謂“奇跡年”從本質(zhì)上講也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在紀念“奇跡年”時，我們應該回避這樣一種傾向，即只注重愛因斯坦個人，把“奇跡年”完全作為一種個人的奇跡，只關注愛因斯坦在解決科學問題時的技術性方法，如此等等。相反，我們應以更寬闊的視野，把“奇跡年”的問題放到社會體制環(huán)境的背景中來考查。 □ 我一直認為“愛因斯坦奇跡年”為我們提供了針對今天的教訓?？上У氖牵瑦垡蛩固沟墓适滤峁┑慕逃?，在中國經(jīng)常是被忽視的。 比如，前面我們回顧了1905年之前那幾年愛因斯坦的生活和工作狀況。我們看到，在這樣的狀況下，作出這樣的偉大成就，在我們今天是根本無法想象的。但是，這一點在我們這里談論愛因斯坦時通常是不會提到的——也許是根本沒有注意到，也許是注意到了但是置之不理。我們習慣于將注意力集中在1905時的“物理學的危機”之類的話題上。也就是說，我們只注意物理學，不注意人和人的生活。這樣，我們就將我們應該得到的教益從我們的視野中剔除了。 又如，在我看來（你前面已經(jīng)注意到了），牛頓和愛因斯坦這兩個“奇跡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共同點，卻經(jīng)常被后來的科學家們有意無意地忽略，那就是——牛頓和愛因斯坦創(chuàng)造奇跡時都沒有用過一分錢的“科研經(jīng)費”！他們的偉大成果也不是任何“發(fā)展規(guī)劃”的產(chǎn)物。事實上，科學史上有許多偉大發(fā)現(xiàn)，都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完成的。而如今那些用掉了納稅人千千萬萬金錢、編造了上上下下無數(shù)“規(guī)劃”后所取得的科研成果，與萬有引力和相對論比起來，絕大多數(shù)顯得多么平庸、多么匠氣、多么令人汗顏！ 用我們今天的套話來說，愛因斯坦毫無疑問是“國際一流”的科學家，但是令人感嘆的是，這個國際一流的科學家完全是自發(fā)生成的，他既沒有得到過什么什么基金的資助，也沒有在官方的項目中拿過什么“課題”。“愛因斯坦奇跡年”完全是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產(chǎn)物，而不是計劃經(jīng)濟或“計劃學術”的產(chǎn)物。 而我們這里卻有“只資助國際一流”之類的荒謬說法——這種說法隱含著一個狂妄的前提：就是官員有能力事先知道誰將是“國際一流”。而愛因斯坦和許許多多科學家的故事告訴我們，“國際一流”是可遇不可求的，只有創(chuàng)造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學者可以安心做學問的環(huán)境，“國際一流”才有可能在某個時候出現(xiàn)。 ■ 我不知道，在我們?nèi)缃窦o念愛因斯坦的“奇跡年”時，有多少人會從這個角度去想，去談，這樣，我們說的觀點就顯得很有些另類和邊緣了。在科學哲學中，有“觀察滲透理論”之說，也許，正是因為我們近些年來，特別是在思考學術品味的時候，更加關注思想自由和反對計劃學術，所以，容易更突出地看到問題的這個方面。但實際上，就算是偏頗，也有偏頗的價值，你看，物理學中，那些最基本的定律，不都是在講極端理想化的情況下事物會如何如何嗎？但是到了現(xiàn)實中，就與理想化的設想有著很大的差距，就不得不加上諸多復雜的邊界條件來加以限定和修正了?？磥?，在目前的現(xiàn)實中，要想在短期內(nèi)達到你在前面所說的那種研究環(huán)境，顯然是不大可能的，不過，即使如此，我們?nèi)ニ伎棘F(xiàn)實中那些不合理的現(xiàn)狀，去追求可能的改變，甚至以期盼“奇跡”的心態(tài)去向往幾乎不大可能出現(xiàn)的“奇跡”，這也可算是一種對于“奇跡年”的有意義的紀念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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