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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崇拜在東亞至少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的興隆洼文化，是東方文化的象征；金崇拜在西亞亦可追溯到八千年前，是西方文化的標志。四千年前東亞地區(qū)玉文化十分發(fā)達，被稱為玉器時代；與此同時西亞及其附近地區(qū)金器數(shù)以萬計，可稱黃金時代。夏代開始出現(xiàn)金器，標志著西方青銅游牧文化與東方定居農業(yè)文化進入碰撞與融合的新時代。 

　　商代之前流行玉帛之禮，周代以后出現(xiàn)了金與絲織成的金錦。金縷玉衣和金書玉冊象征著東西文化的獨特結晶。 

　　通過絲綢之路進入東亞的金文化與東亞固有的玉崇拜，逐漸成了中國文化的雙重象征。昆侖山下盛產和田玉，溫潤光潔、貴重超群。阿爾泰山蒙古語意為“金山”；“七十二條溝、溝溝有黃金”。絲綢之路上有多處玉門關與金關，玉石與金屬一直是絲路上流通的主要物質。金，狹義指黃金，廣義指金屬可包括金、銀、銅和鐵；玉，狹義指軟玉或真玉，廣義指美石可包括綠松石、青金石、水晶和瑪瑙。玉振金聲絲路開，金玉互動體現(xiàn)人類遷徙和東西文化的意義。

　　易華：中國科學院理學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史學博士，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代表著《夷夏先后說》化解了中國民族與文化本土起源說與外來傳播說的矛盾，《齊家華夏說》具體論證了華夏文明結晶形成的歷程。現(xiàn)正從事“東西文化交流與華夏文明形成”研究。

玉崇拜與玉石之路

　　青銅之路與金崇拜玉振金聲“絲綢西輸”與“黃金東來”

　　東亞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盛行玉崇拜，紅山、良渚、齊家文化是中國玉文化三座高峰。制作玉器可以就地取材，玉材也有可能來自遠方。張騫開通絲綢之路以前東西方確實已有交通，有人稱之為史前絲綢之路，亦有人稱之為玉石之路或青銅之路。

　　我先介紹一下中外知名學者的研究成果。

　　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日本珠寶學家近山晶就提出中國古代存在一條與絲綢之路并行的玉石之路。20世紀70年代婦好墓中出土了七百多件玉器，大多是軟玉，不少人聯(lián)想到了新疆和田玉。1994年，臧振發(fā)表“玉石之路初探”明確提出了“玉石之路”概念，大膽地將良渚、石峽文化玉器與西域聯(lián)系起來，宣稱玉石之路是絲綢之路的前身。他認為，開通玉石之路的可能就是以玉為兵的黃帝族，同時，游牧在昆侖-祁連一帶的月氏、塞人和羌人在玉石之路上也起了關鍵作用。巫新華結合考古學和地理學對“玉石之路”進行了溯源；王仁湘將彩陶西進與玉石東來結合探索前絲綢之路。1989年，楊伯達就注意到了玉石之路的存在，15年之后，他又對玉石之路網(wǎng)絡進行了重新勾劃：從和田向東的“玉石之路”改稱“昆山玉路”，距今6000年前后東北、東南和北方玉文化區(qū)分別形成了夷玉、越玉、鬼玉之路，夏、商、周三代又有“貢玉之路”，相互交流而形成玉石之路網(wǎng)絡。

　　干福熹等綜合利用三種無損分析方法判明了河南出土新石器時代至東周90余件玉器的質地，發(fā)現(xiàn)新石器時代至夏代河南透閃石型玉器很少而綠松石占絕大多數(shù)，商代開始透閃石激增并占據(jù)主體地位。他們將玻璃和玉石之路結合探討先秦硅酸質文物的中外文化和技術交流，認為透閃石可能來自昆侖山脈，而綠松石有可能來自更遠的中亞或西亞。俄羅斯考古學家?guī)炱澝滥认到y(tǒng)研究了絲綢之路史前史；科米薩羅夫對俄羅斯考古學家發(fā)現(xiàn)的玉器進行梳理，特別指出中亞地區(qū)塞伊瑪-圖賓諾文化中流行玉環(huán)。葉舒憲主編《玉成中國》總結了玉石之路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探討了玉兵文化。有關玉石之路的具體途徑正在探索之中，而開通時間亦存在廣泛爭議。

　　沿史前絲綢之路進入中原的不只是和田玉，還有瑪瑙、綠松石和少量青金石、天河石和水晶?，旇Ч欧Q“赤玉”或“瓊”。公元前三千紀的印度河和兩河流域流行蝕花肉紅石髓珠，該類飾物及其制造技術在歐亞大陸廣泛傳播。“肉紅石髓”又稱“紅玉髓”或“光玉髓”，為世界各地常見的玉石品種。

　　瑪瑙飾件最早見于西北齊家文化遺址或齊家文化層，亦見于新疆哈密、甘肅玉門火燒溝四壩文化遺址、內蒙古敖漢旗大甸子墓地夏家店下層文化和殷墟遺址。青海同德宗日遺址出土文物23000多件，其中齊家文化層有47粒紅瑪瑙珠。青?；ブ傉沟厍謇?0座齊家文化墓，出土5粒紅瑪瑙珠。甘肅大何莊齊家文化遺址發(fā)現(xiàn)2粒紅瑪瑙珠。

　　大約四千年前，紅瑪瑙珠與銅質和金質耳環(huán)、指環(huán)、手鐲和臂釧等各種小型金屬飾品幾乎同時出現(xiàn)于中國北方地區(qū)。新疆和甘青地區(qū)的紅瑪瑙珠，可以往西追溯到西亞和印度河流域，佩戴多彩珠管和金屬飾件的裝飾風尚并不源自東方，而來自歐亞草原地區(qū)偏好艷麗璀璨的身體裝飾文化。

　　紅瑪瑙珠在韓城芮國梁帶村遺址、曲沃晉侯墓地、平頂山應國墓地等處都有發(fā)現(xiàn)。串飾主要分項飾、腰飾、腕飾；多有玉璜、束絹佩、盾形佩、獸面紋鳳鳥紋梯形牌以及各種圓雕小動物蟬、蛹、鳥、龜?shù)染滦〉窦M串而成。這些紅瑪瑙珠和動物塑像等帶有異域風格的器物表明周代中國與中亞、南亞或西亞已有了深入的文化交流。西周串飾組佩中，紅色瑪瑙珠和藍色費昂思珠是當時禮樂制度完備時期的典型搭配，其穿綴方式較為復雜。

　　綠松石是一種雅俗共賞的玉石，可鑲嵌于傳統(tǒng)高檔首飾，也可隨心所欲地佩戴，故有萬能寶石之稱。世界上各大文明古國都高度重視和崇尚綠松石。金玉結合的代表作有埃及古墓中出土綠松石包金手鐲和齊家二里頭文化中綠松石銅牌。綠松石與和田玉、岫巖玉、獨山玉并稱中國四大美玉。

　　中原地區(qū)裴李崗文化時代開始出現(xiàn)綠松石器，新石器時代晚期出土綠松石器最多的地區(qū)是黃河上游地區(qū)。舞陽賈湖出土的綠松石不是來源于湖北鄖縣、陜西安康、安徽馬鞍山的綠松石礦，而更可能來自河南淅川。先秦黃河上游地區(qū)綠松石器可能部分來源于古代伊朗或新疆黑山嶺古礦；東北地區(qū)的史前綠松石器很可能來源于西北地區(qū)，亦可能與新疆哈密、陜西白河綠松石礦有關。

　　漢代以前，西玉東輸在歷史文獻中也有所反映。傳說，西王母曾向黃帝、堯、舜獻環(huán)和玖。《穆天子傳》記載穆王西行見西王母：“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zhí)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天子于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載玉萬只。天子四日休群玉之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nbsp;《漢書·地理志》記載：“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臨羌一般認為在今青海湟源；寧夏海原亦曾有臨羌。西王母在甘肅、青海至新疆東部的可能性較大；中原王朝與西域地區(qū)的交流至遲在西周中期之初的穆王時期已經開始。春秋戰(zhàn)國時期，和田玉已為西域進獻之寶?！妒酚洝ぺw世家》：“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非王有已?！薄吨G逐客書》：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

青銅之路與金崇拜

　　西亞及附近地區(qū)金崇拜源遠流長，古代埃及、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及地中海周圍地區(qū)均崇拜黃金，黃金制品是西方古代文明的象征。與此形成鮮明對比，東亞鮮有發(fā)現(xiàn)四千年前的黃金制品。這種情況什么時代開始發(fā)生變化？過程和結果如何？

　　關于玉石之路研究不少，但共識不多；例如開通的時間就難以統(tǒng)一，路線亦難以確定。青銅之路研究人不多，其起始年代和走向卻相對清楚。2004年我明確提出并重新定義了青銅之路概念，論述了上古西東文化交流的概況：青銅之路與絲綢之路是一對相輔相成的概念。青銅之路活躍于夏商周三代，幾乎沒有文字記載，主要是由西向東傳播青銅與游牧文化。絲綢之路繁忙于漢唐宋元時代，主要是由東向西傳播絲綢與定居農業(yè)文化。兩者先后相繼而方向相反，可以說是青銅之路誘發(fā)了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取代了青銅之路。研究表明青銅技術的傳播并不是孤立的現(xiàn)象，而與羊、羊毛、牛、牛奶、馬、馬車等技術的傳播密切相關。青銅之路形成和繁榮時期正是中原文明起源與發(fā)展的關鍵階段；中原文明的起源是多種因素碰撞交融與發(fā)展的結晶，與青銅之路有內在關聯(lián)。

　　黃金是金屬文化的象征，黃金制品的傳播可以作為青銅之路的指示。世界上最早的成批黃金制品見于公元前 4500年左右，如黑海西岸保加利亞瓦爾納紅銅時代墓葬：金手鐲、耳環(huán)、冠飾、權杖和紅銅斧、矛頭同出，震驚世界。三千多件金制品總重約六公斤，其中43號墓是衣冠冢，黏土面具眼、嘴、鼻和耳部有金器，出土黃金比當時世界上其他地區(qū)出土黃金制品總量還要多。這是歐洲亦是上古世界黃金文化的代表。

　　約六千年前，埃及人就開始用天然金銀合金做裝飾品。約五千年前，兩河流域男女貴族開始帶金飾，約4500年前，烏爾王朝時代發(fā)明了金鏈。這些時間不一的黃金制品大多以耳環(huán)、項飾、手鐲、指環(huán)、冠飾、垂飾、別針和胸針等飾件樣式傳承和傳播。

　　歐亞草原南部納馬茲加文化青銅冶煉技術逐漸成熟，黃金崇拜日益隆重。歐亞草原北部阿凡納謝沃文化墓葬亦出土了一批用金、紅銅、銀、隕鐵打制的耳環(huán)和手鐲等人身飾物。青銅時代晚期中亞草原安德羅諾沃文化對金、銅、錫的開采積極，流行金制首飾；其中管狀金手鐲用中空的細管制成，兩端相扣類似榫卯結構。費多羅沃類型流行螺旋狀和喇叭口金耳環(huán)和手鐲等人身飾物。其中螺旋耳環(huán)是用貼覆金箔的紅銅凹條環(huán)繞一圈半制成，最早見于紅銅時代的環(huán)黑海地區(qū)，一直沿用到青銅時代晚期。

　　東亞最早的金器見于齊家文化、四壩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及商代文化墓葬。最近新疆伊犁博爾塔拉州溫泉縣阿敦喬魯遺址出土約４０００年前的包金耳環(huán)，進一步證實了金器由西向東傳播的途徑。

　　哈密天山北路遺址出土上千件青銅器，還有金鼻環(huán)、金耳環(huán)和銀耳環(huán)。小河墓地發(fā)現(xiàn)4位身披毛織斗篷，戴著金耳環(huán)、毛線繩項鏈的女性安睡在船棺中。1976年，在河西走廊玉門火燒溝的遺址中出土了一批金鼻環(huán)、金耳環(huán)；齊家坪遺址亦出土過三件金鼻環(huán)。印度帶鼻環(huán)的習俗源遠流長，齊家和四壩文化金鼻環(huán)似乎表明與印度河谷居民有某種文化聯(lián)系。

　　甘南臨潭磨溝齊家文化墓地出土的金發(fā)箍，是一千多座墓中正式發(fā)掘出土的唯一金器。

　　赤峰敖漢大甸子金耳環(huán)與同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北京平谷劉家河金飾相似。是用金絲圍成橢圓形，一端扁平，一端呈圓鈍的尖狀，綴于成年男性的左耳。同樣形狀的銅耳環(huán)，該墓地共出26件，男女各半?？脊虐l(fā)現(xiàn)可以證實黃金制品作為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典型遺物，并且是中國早期黃金制品的上限之一。大甸子出土金器是草原黃金之路的直接物證，表明早在夏商之際，蒙古就出現(xiàn)了草原黃金之路。

　　1986年，三星堆遺址的一號、二號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金、銅、玉、石、陶質遺物，其中金器近百件，有金權杖、金面罩、金葉，以及虎形、魚形、圓形的金飾片，總重197.29克。一些青銅人頭像的臉部帶著金面罩，雙眉雙眼皆鏤空；可能與“黃金四目”的方相氏有關?；⑿谓痫椨媒鸩憾?，長12厘米，昂首卷尾，動感強烈。最為珍貴的是包金權杖，長142厘米，杖上端有鐫刻魚紋、鳥紋和人頭圖。成都金沙村也出土過6件金制品，包括面罩、魚紋帶飾、四鳥繞日飾、蛙形飾和喇叭形器等，共重138克。這些發(fā)現(xiàn)表明西南地區(qū)黃金比較流行。

　　夏商兩代約一千年，中國境內出土黃金總共僅千克，卻足以表明華夏金崇拜從無到有的過程。美國學者艾瑪·邦克（Emma Bunker）較早解答中國黃金之謎，她認為中原地區(qū)的黃金制品是從商代開始通過周邊民族傳播而來；經戰(zhàn)國至秦漢，才成為財富與權威的象征。東亞黃金制品始見于四千年前，夏商兩代黃金制品分布范圍主要在朝北部、西北部和偏西南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其次才是中原地區(qū)。二里頭遺址和婦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和銅器，沒有發(fā)現(xiàn)金器；表明金器還不是夏商王朝崇拜的重要對象。

玉振金聲

　　周代特別是東周，黃金大量出現(xiàn)，至秦漢形成了玉振金聲的局面。英國學者杰西卡·羅森爵士較早注意到了金器加工技術對玉器制作的影響。她認為，東周時期玉器的設計和制作有模仿源自中亞或西亞的黃金制品的跡象。通過對黃金與美玉進行比較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古代農耕與畜牧集團在選取首飾材料上的明顯差異：農耕民族偏愛玉器，游牧民族酷愛金器；直到魏晉南北朝北方游牧民族大量進入中原后，黃金制品才成為中國的主要裝飾品種。

　　其實春秋戰(zhàn)國時代黃金制品已風行諸國。東周金器和玉器裝飾風格與角色演變可稱之為金玉同盟。山西天馬曲村晉侯墓M8出土金紐索環(huán)、湖北隨州曾侯乙墓金盞、山西太原趙卿墓六棱金帶鉤分別對同時代或后世紐索玉環(huán)、玉卮、玉帶鉤產生了影響；浙江紹興戰(zhàn)國墓M306玉耳金舟、河北輝縣固圍村戰(zhàn)國M5嵌玉包金銀質帶鉤是金玉結盟的代表作。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社會變革帶來了生產、生活領域中的重大變化，大量金銀器的出現(xiàn)成為這個時期工藝水平高度發(fā)展的一個標志。中原地區(qū)的墓葬遺址中，以陜西寶雞益門村2號秦國墓葬、河南洛陽金村古墓、河南輝縣固圍村魏國墓地、河北平山縣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銀器最有代表性。此時南方地區(qū)出土的金銀器數(shù)量不多，其中最重要發(fā)現(xiàn)是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一批金器：金盞、金勺、金杯、盞蓋、帶鉤等，總重8420克。陜西寶雞益門村春秋晚期墓出土金器104件，包括帶鉤、帶扣、泡、環(huán)、串珠、絡飾等裝飾品和鐵劍、金柄、金刀首等，共重3000余克。秦、楚兩國率先進入“黃金時代”，后來，“金玉同盟”則成了漢唐文化的主流。

　　黃金文化主要是通過草原來到中原?？脊艑W家發(fā)掘了阿拉木圖東50公里的伊塞克山間河谷左岸一座墳冢未經盜掘的側室，發(fā)現(xiàn)墓主人頭戴金冠，上衣、腰帶、靴子上滿飾金葉片和牌飾，因此這座墳冢也被稱為“金人墓”。這座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精美金器，包括飾有鹿角、羊角翼馬圖案的金冠，虎首螺旋狀項圈，人面印章金戒指，后肢翻轉180°的虎、馬、麋鹿，以及鹿形格里芬、山羊、鳥、樹葉等造型的金飾牌、飾件。墓主人腰間佩有一把金柄鐵劍，劍首、柄、翼、脊上刻有狼、羊、虎、鷹、兔、野豬等紋樣。

　　2000年，俄羅斯與德國聯(lián)合考察隊在圖瓦共和國烏尤克盆地國王谷發(fā)掘了公元前7世紀的阿爾贊2號墳冢，其主槨室內埋葬貴族夫婦二人，出土金器5700多件，總重20公斤。男性頭戴皮帽，帽頂有鹿形金冠飾；脖子上帶金項圈，項圈上部呈圓柱狀表面浮雕出山羊、野豬、虎等搏斗的復雜場景；金腰帶上佩有木柄包金鐵劍和小鐵刀，劍首、柄、翼、脊和刀首、柄部位貼金箔。女性發(fā)髻上插鹿首金發(fā)簪，雙耳佩戴圓錐形鏨金珠鑲嵌綠松石的耳環(huán)，項帶月牙形項圈，腰配一柄鐵刃貼金短劍。金鍑浮雕出后肢翻轉180°的山羊與老虎搏斗的場景。殉葬馬匹身上有月牙形當盧、馬鑣等黃金飾件。2006年，甘肅馬家塬墓地出土文物上萬件。其中金銀器大致為兩類，一類是車馬飾件；另一類為墓主人體裝飾品。車馬飾件以金、銀箔飾居多，在長條形、三角形或不規(guī)則形的箔片上鏤空為“S”形紋飾。耳環(huán)總體特征和歐亞草原的游牧文化中發(fā)現(xiàn)的耳環(huán)極其接近。大量使用金銀器，尤其是裝飾多用金銀器的傳統(tǒng)是這一時期歐亞草原地帶斯基泰或巴澤雷克文化和中國北方青銅文化的共同特征之一。

　　在工藝上，馬家塬墓地的多彩鑲嵌、掐絲等工藝與歐亞草原地帶的金器工藝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其實包金、鎏金、錯金銀、鏤空、扭絲和拋光等工藝技術均來自西方，唯有平脫和金繕可能是東方的發(fā)明。

　　玉玦是東亞最早的玉器，金耳環(huán)是東亞出現(xiàn)最早的金器，玉玦與金耳環(huán)大致可以反映金玉崇拜動態(tài)關系。興隆洼遺址出土了精美絕倫的玉玦，標志著八千年前東亞進入了玉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玉玦傳播到了幾乎整個東亞地區(qū)，成了最早也是分布最廣的標志性玉器。史前玉玦常成雙成對地出土于死者耳部，類似今日的耳環(huán)；但并不是普通的人體裝飾物，應該是具有通靈作用的神器。商代玉玦呈片狀，分光素和龍形兩種類型。周代玉玦片狀明顯寬于商代，并出現(xiàn)橢圓形塊；玦身多為光素，部分飾弦紋、云雷紋。春秋、戰(zhàn)國玉玦數(shù)量多，形體小，一般直徑在3至5厘米。漢代主要作佩玉用，還有了決斷的意義，如《鴻門宴》中范曾舉玉玦者三，示意項羽下決心殺劉邦。金耳環(huán)最早見于保加利亞，五千年前就開始在西方流行，持久不衰，是一種世界性流行文化。保加利亞出土了一對2500年前的色雷斯人的金耳環(huán)，嶄新如初。金耳環(huán)在夏商之際進入東亞，數(shù)量稀少，至周代開始流行。漢唐以后，金耳環(huán)逐漸取代了玉玦，成了東亞最高貴的耳飾。宋以后出現(xiàn)仿古玉玦，主要仿春秋戰(zhàn)國造型；明、清兩代最高貴的耳環(huán)是鑲白玉墜金耳環(huán)。

　　如果我們仔細考證玉簪與金釵、玉鐲與金釧、金帶與玉鉤、玉覆面與金面具、金印與玉璽、金書與玉冊等等，都能感受到玉振金聲的過程和金玉良緣的結果。

“絲綢西輸”與“黃金東來”

　　歷史學家張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自序云：“上古之世，西王母之邦，相傳有不死之藥，為人主所甘心。堯禹二君，皆嘗西游，以謁西王母。舜時，西王母來賓。夏時羿亦西求不死之藥于王母。周時，穆王親率六軍之士，朝西王母?！彼檬碌钠撌隽藵h代以前或上古交通狀況?！渡袝贰吨駮o年》《史記》《山海經》《穆民子傳》不可全信，但絕非空穴來風。黃帝傳說和昆侖神話肯定來自西北，王國維等都堅信祖先亦來自西北。其《詠史詩二十首》開篇即云：“回首西陲勢渺茫，東遷種族幾星霜？何當踏破雙芒屐，卻向昆侖望故鄉(xiāng)?！?/p>

　　埃及和兩河流域文明古國為獲得黃金和寶石而把遠方世界納入視野，青銅金器寶石之路溝通了西亞與中亞。商周時期中國古人輾轉從昆侖山獲得美玉，玉石之路依稀可見。金或玉制成的威權物鞏固了人類歷史進程中形成的社會組織高級形式國家。歐亞大陸古代文化有共同的淵源，漢代之前古代交通日益清楚。

　　古代時期，身份與等級物品的價值是由社會距離和地理距離決定的：從社會距離上講，越是遠離普通民眾且只有社會上層才能獲得和使用的物品價值越高；從地理距離上講，越是來自遠方的物品價值越高?？脊艑W家張光直提出了“中國相互作用圈”的概念，新的考古資料顯示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wǎng)的形成對于中國相互作用圈的形成發(fā)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各地區(qū)共享相似的文化精粹，逐漸形成多元一體格局。

　　夏、商、周為代表的中國文明是東亞文明圈的核心，大約從公元前2000年開始，東亞文明圈通過西北綠洲與草原地帶和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河流域為代表的西方文明有了間接溝通。小麥、綿羊、黃牛和冶金術等物種和技術在中國的出現(xiàn)是青銅時代東西方接觸的結果。商代中國迎來馬拉戰(zhàn)車，周代又學會了騎馬放牧和胡服騎射。中亞草原發(fā)達的畜牧文化也和東亞文明保持互動，這種溝通促進中國文明的形成。

　　黃金作為草原地區(qū)儲存財富的等價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青銅時代以來中亞草原的部族首領或貴族就形成了以黃金裝飾人身、兵器、馬具以象征地位和權勢的習俗。佩戴黃金飾品的習俗夏商之際從中亞草原傳入中國北方地區(qū)，周代中亞草原游牧部落貴族的標志性特征、黃金裝飾的人身飾品、武器、馬具在中國北方地區(qū)逐漸流行，并在戰(zhàn)國晚期融入中原造型藝術之中。

　　斯基泰人自認為是最早的游牧民族，被認為是草原黃金的主人。他們分布西自黑海以北，東至伊犁河，南達古波斯，過著漂泊不定的馬背生活。馬背民族崇拜太陽神，而能呈現(xiàn)太陽光芒的正是黃金。從阿爾泰山獲取巨量的黃金，打造成各種精美的裝飾品，通過草原絲綢之路流通于歐亞大草原。匈奴全面系統(tǒng)地能承了斯基泰黃金文化。所以，草原絲綢之路又可以稱“黃金之路”。

　　漢代及早期輸入中國的金銀器主要有凸瓣紋銀器與水波紋銀器，是西亞波斯流行風格。1988年甘肅靖遠出土的希臘羅馬風格銀盤，周圍為宙斯十二神，形象突出醒目。唐代是中國金銀器迅猛發(fā)展的時代，不僅有外國的輸入品，還有中土的制品。山西大同出土的海獸紋八曲銀洗和內蒙古敖漢旗出土的胡人頭銀壺，都是薩珊波斯風格。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銀器窖藏中鎏金浮雕樂人八棱銀杯是“胡漢交融”的結果。

　　“絲綢西輸”震動世界，而“黃金東來”何以潤物無聲？

　　公元初年古羅馬著名人物老普里尼記載羅馬帝國與東方貿易中支付了大量的黃金，絲綢與黃金等價?！豆茏印ぽp重》：“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先王…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在中國文化中比黃金和絲綢更貴重的是美玉，所謂黃金有價玉無價。玉崇拜是中國文化精神的底色，金崇拜又增加了光彩。因此，中華文明成了復合文明。青銅之路連接了歐洲和東亞、西亞，絲綢之路又進一步鞏固了這種聯(lián)系。我的看法是：只有將絲綢之路與青銅之路或黃金之路、玉石之路相結合，才能全面系統(tǒng)地理解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和歐亞大陸文化交流與互動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