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有一本非常與從不同的史書，名叫《竹書紀年》，這本書是西晉咸寧五年被一個盜墓人發(fā)現(xiàn)的，是春秋時期晉國的史官和戰(zhàn)國時期魏國的史官合作的一部編年體史書，記錄了從夏朝到魏襄王這段歷史時期的重要歷史事件。

這本書出土以后震撼了所有人，因為它記錄了夏朝到戰(zhàn)國時期的很多血腥政變和軍事沖突，許多地方與《史記》差別極大，價值取向也完全不同。比如，據(jù)《史記》記載，商朝的伊尹囚禁太甲3年以后見太甲改過自新了便將國家還給了他，《竹書紀年》卻說，伊尹放逐太甲以后自立為王，7年后太甲潛回殺掉了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堯幽囚，舜野死”，上古的禪讓都是假的。史學(xué)界也迷惑了，上古到底有沒有禪讓呢？這本書記載的內(nèi)容到底是真是假呢？我對這件事也很感興趣，就從個人的角度談一點看法，還請大家批評指正。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句話大家都知道，從某些方面來看這句話的確很有道理，但是不要忘了，歷史這個小姑娘雖然可以任人打扮，但你無論怎樣打扮她都是個小姑娘，就算你給她女扮男裝了，那也是個假小子，明白了這個道理再看歷史的時候就不會輕易被誤導(dǎo)了。

如何判斷《竹書紀年》里面與《史記》等書相沖突的內(nèi)容的真假呢？在沒有挖到足夠的史料作為證據(jù)以前直接從內(nèi)容上推理是很難下結(jié)論的，所以，我們得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從哪個角度呢？魏國，這本書出自魏國，魏國的出現(xiàn)三家分晉的結(jié)果，三家分晉又是春秋和戰(zhàn)國時期的分水冷，意義深遠。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這樣描述了三家分晉：“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則不眾于邾、莒，然歷數(shù)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魯，田常之于齊，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于諸侯，是區(qū)區(qū)之名分復(fù)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于斯盡矣！”

在三家分晉以前，懾于造反的名聲太壞、后果嚴重，實力再強的卿相都不敢篡奪諸侯之位，春秋五霸都是打著周天子的旗號干私活的，明面上絕對不敢亂來，現(xiàn)在周天子卻把韓、魏、趙三家封為諸候，此舉純屬是在鼓勵造反，之后天下就徹底亂套了。

魏斯被封為魏文侯以后魏氏家族的胃口更大了，魏斯的孫子魏罃又搞了個“五國相王”，與韓、趙、燕、中山等國家相互稱王，本來周室是希望用封侯的方式拉攏一下魏氏家族的，結(jié)果適得其反，人家徹底反了。但是，魏氏家族的所作所為畢竟不符合當時的主流價值觀，在那個年代，一個政權(quán)如果沒有合法性很容易被人找個理由滅掉的，魏氏家族應(yīng)該如何為自己找到合法性呢？從當時諸子百家的學(xué)說里是找不到的，周朝立國以來的政治傳統(tǒng)也不支持，怎么辦呢？《竹書紀年》一書出現(xiàn)了。這本書有三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按這本書的說法，上古就沒有禪讓，只有血腥的政變，既然如此，三家分晉就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了，魏罃自立為王也就完全正確了，魏氏家族身上的道德包袱就可以卸下來了。魏氏家族搞出這本書來本來是大逆不道的，卻沒被諸侯討伐，原因何在呢？當時各家諸侯都象魏氏一樣有爭奪天下的野心，既然魏氏愿意出頭為大家造輿論洗白，各家諸侯當然是樂見其成的。

滅智氏起于魏氏，三家分晉起于魏氏，五國相王同樣起于魏氏，足見魏氏家族雖然出身比其他稱王的諸侯低，只是卿相，卻是非常積極上進的造反派。有人愿意在前面開路，各家諸侯也就高高興興得跟在后面了，造反的輿論支持就是《竹書紀年》。《韓非子·說疑》中有一句話，“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韓非子是韓王的兒子，韓國也是滅智伯、分晉和五國相王三大事件的參與者，韓非子能說這些事做得不對嗎？跟《竹書紀年》的口徑一致才符合韓非子的身份。

第二，這本書的結(jié)構(gòu)跟史記不一樣，是編年體，《史記》是記傳體，編書的人用心良苦。這兩種文體有什么區(qū)別呢？記傳體每篇記錄一個人的平生，一個歷史人物的生平一目了然，編年體按年份分隔內(nèi)容，看一個人物就象看草原上羊群里的一只羊一樣，根本分不清它要去哪里。如果用記傳體來寫一個歷史人物，這個人從少年立志到功成名就人品操守清清楚楚，是非功過明明白白，蓋棺定論非常容易，但用編年體就失去了焦點。

魏斯父子是造反的領(lǐng)頭羊，如果用記傳體寫世人一眼能看出他們爺三個是逆首，用編年體就不一樣了，當時“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按年份寫每年都有一堆諸侯大夫們胡來，魏氏家庭就不顯眼了。本來他們家是始作俑者，現(xiàn)在連影子都不好找了。

第三，還有重嚴重的事情，史官在《竹書紀年》一書中對滅智伯、三國分晉、五國相王這三件最能給魏氏定罪的事情上全都進行了隱形處理，滅智伯的晉陽之戰(zhàn)和五國相王事件書里沒有記錄，三家分晉也只記了一句話，“二十三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為諸侯?！蔽菏系脑旆葱袨椴灰娏耍?/span>

現(xiàn)在大家都看明白了吧，魏氏家族想盡了一切辦法來打扮了歷史這個小姑娘，為了給自己家族開脫罪名把上古的禪讓史都篡改了，小姑娘被他們打扮成了個假小子，可他們依然露了馬腳。既然血腥的政治斗爭和軍事較量是合理的，一直都存在，你們把滅智氏、分晉和自立為王這三件大事情藏起來干什么？如果革命是合理的，這三件大事可是魏斯爺三個的蓋世功勛所在，應(yīng)該濃墨重彩地大書特書才對！藏起來不是掩蓋領(lǐng)導(dǎo)人大功嗎，史官不想混了？史官當然不傻，不寫清楚的原因只有一個，魏氏家族做賊心虛，史家替他們打埋伏。

史官是一份非常難做的工作，不實事求是不行，實事求是得罪了當權(quán)者又容易丟命，比如春秋時期的齊國，太史記錄了“崔杼弒其君”一事，崔杼一怒之下就把太史殺了，崔杼又命太史的弟弟改寫，結(jié)果對方照寫不誤，崔杼又把太史的弟弟殺了，之后太史的二弟仍然照寫，在外地的南史氏聽說崔杼連殺兩位史官，趕緊往都城趕，準備照寫。崔杼一看再殺就徹底犯眾怒了，只好罷休。董狐秉筆直書的故事也是大家熟知的，司馬遷為了寫《史記》也忍受了宮刑，多么不容易！

正是靠著這些負責任的史官的努力，中國的歷史才成了信史，考古的時候只要能發(fā)現(xiàn)地下的墓，一翻史書和地方志就能推測出是誰的墓，挖都不用挖，八九不離十，但寫《竹書紀年》的史官相當不負責任，居然把滅智伯、三國分晉、五國相王這三件天大的事情全部隱形處理了，如果唐朝的史官也這么記錄歷史，我們就不知道玄武門之變了。

現(xiàn)在可以做結(jié)論了，《竹書紀年》一書是魏氏家族啟動的一個通過篡改歷史來為魏氏政權(quán)尋找合法性的輿論工程。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反推了，《竹書紀年》一書中與《史記》等書中內(nèi)容相沖突的基本都是假的，特別是與造反有關(guān)的內(nèi)容。

現(xiàn)在，《竹書紀年》里面造假的內(nèi)容也有找到證據(jù)的了，比如伊尹被太甲殺害的記載，通過對不同地區(qū)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譯發(fā)現(xiàn)，伊尹在整個商朝都是師權(quán)的象征，地位尊崇，伊尹放逐與迎回太甲的記載都有，伊尹的后人在整個商朝都有很高的地位與權(quán)力，甲骨文的記錄比《竹書記年》更早，而且是不同地方出土的古骨文，又跟《史記》等書的口徑相吻合，《竹書記年》上的記載可以確定是假的。商朝距離《竹書紀年》成書不過700年，是周朝的前一個朝代，中國的傳統(tǒng)是后一個朝代給前一個朝代修史，歷史資料是不缺的，《竹書紀年》都敢亂編，“堯幽囚、舜野死”的事情就更不靠譜了，這些內(nèi)容迎合了魏氏自立為王的合法性，又與其他的史書相沖突，也可以確認是假的。

魏氏家族為了一家之私利不惜誣陷上古多位圣人，自毀中華歷史，其心歹毒，魏國的國運自然不可能好了。魏文侯一家子苦心經(jīng)營使得魏國成為中原的強國，可惜，魏罃稱王以后便“東敗于齊，西喪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國力由盛轉(zhuǎn)衰。秦始皇開始統(tǒng)一天下之后，魏、趙、韓這三個開啟了戰(zhàn)國時代的國家也最先被秦國所滅。本來，秦國跟晉國的關(guān)系是非常好的，兩國經(jīng)常通婚，“秦晉之好”就是描述的這個情形，但是，魏、趙、韓三家把晉國給分了，結(jié)果他們成了最先被秦國滅掉的諸侯國，這可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