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學者的良知

胡鍵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人類良知存于社會，社會的良知存于社會之楷模，而學者是教化社會成員成就楷模的知識精英，因而，學者應該代表著社會的良知。然而，市場經(jīng)濟的浪潮已經(jīng)把學者的良知幾乎滌蕩殆盡。何以出此言？

第一，學術本是一片凈土，容不得半點能虛做假。但是，今天的學術已經(jīng)淪落為學者沽名釣譽的東西。何為學術研究？顧名思義，學術研究在于以學者的專業(yè)眼光探討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探討自然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探討人與自然相關系的基本規(guī)律、探討人與人交往的基本規(guī)律。這需要學者要有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然而，當今的學術界竟然充斥了各種偽科學的論文，僅僅是用來拿學位、評職稱、申請項目、參加評獎的東西，而這些論文絕大多數(shù)是言之無物、濫竽充數(shù)的東西。除了能夠幫作者獲得學位、職稱、項目、獎項等，對學術本身沒有任何價值。因此，學術早已不是一片凈土，而是一個名利場。

第二，什么樣的論文是有質(zhì)量的論文不僅有一個主觀上相對一致的認知，而且還有一些比較客觀的標準。但是，學術共同體的主觀認知完全被學者的個人感情所取代，以作者與閱者的感情親疏作為評判的標準。因此，在評職稱、評獎、評項目的時候，相當多的情形下，不是看水平，不是看質(zhì)量，而是看被評者來自于什么單位、誰的學生、誰的朋友、誰的親戚。再就是主觀上的質(zhì)量認知往往是從利益出發(fā)，為什么甲的質(zhì)量好，而乙的質(zhì)量不好？主觀的認知被鉆牛角尖所取代、被利益關系所取代。所以，學術的質(zhì)量標準最后只能以論文在什么樣的學術期刊上發(fā)表為標注，這一定程度上被視為客觀標準。眾所周知，不同的期刊對論文的風格要求是不一樣的，不能說發(fā)在A期刊上的論文就一定比發(fā)在B期刊上的論文質(zhì)量高，在很大情況下是A期刊與B期刊所要求的風格不一樣而已。更有甚者，當前由于各高校、研究機構的財力充足，為了提高本單位的論文GDP，各單位都對論文進行大規(guī)模的獎勵。而在獎勵之前，各單位又對各學科的輯刊進行人為的分類、分級，所謂的甲類、乙類，A類、B類等，獎勵的金額更是令人咋舌。例如有的單位規(guī)定在《中國社會科學》發(fā)一篇論文獎勵10萬元，有的規(guī)定在甲類期刊上發(fā)表獎勵也達到5萬元上下。激勵學術研究，促進學術發(fā)展，這固然是有必要的，但一篇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的現(xiàn)實價值是否能夠有如此值錢，這是值得懷疑的。甚至包括自然科學的論文也未必有這種價值，因為論文還沒有轉(zhuǎn)化為技術和產(chǎn)業(yè)的時候，論文的價值是不容許高估的。只有當論文轉(zhuǎn)化為專利技術并走向產(chǎn)業(yè)的時候，它才會帶來不可估量的價值。實際上，無論人文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很多論文真的完全是為了利益而作的，根本沒有學術上的意義。

古代對一篇好文都是有共識的，盡管都沒有客觀的標準。類似于《岳陽樓記》《滕王閣序》《蘭亭序》等，凡是讀過的都會認為是上乘之作。因為，當時的學者內(nèi)心中對學術是存在著公心的，這種公心就是學者的良知、文人的良知。放在今天，很有可能被所謂的學者提出質(zhì)疑，特別是《岳陽樓記》，范仲淹根本就沒有去岳陽樓，完全是憑想象寫出來的，這樣會被人指責為憑空杜撰。這是否可以說，古代文人內(nèi)心是非常質(zhì)樸的，而今天的學者卻充斥著利益之心。

第三，學者的良知在于學者的公心。但是，今天學術界卻普遍存在著一種叢林法則，弱肉強食。而強食者有并非是學術上的強，而更多的是因為占據(jù)著行政資源，進而也占據(jù)著學術資源。實際上是用行政權力來決定學術水平。也就是說是行政權力的強吞食了處于弱勢地位的學者，盡管有些學者的確是有較高學術水平的。因此，在相當多的情形下，包括評職稱、評學術獎項等都是強勢的行政官員對處于弱勢的學者的評判，結(jié)果就是領導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領導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這是學術界弱肉強食的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學者的確在評判學者，但學者并不是出于公心來進行投票的，而是從個人感情。所以，在不少情況下，所謂的票數(shù)民主會把一個學者的職稱、獎項滅掉。真正有水平的學者都有個性，而一個有個性的學者往往人際關系不太好。于是，強大的人際關系徹底閹割了處于弱勢的學者的前途。學術是最不應該用民主來決定的，但中國學術體制內(nèi)卻用又民主投票的方式來進行評職稱、評獎項。這實際上是非?；尚Φ氖隆W術水平是通過學術成果展現(xiàn)出來的，民主怎能決定一個學者的學術水平呢？假若一個學者的研究領域非常狹窄，而參與評定其學術水平的人也許都無法讀懂其成果，在這種情形下這個學者就有可能被票數(shù)否決。這種學術民主就是閹割學術的工具。再就是代際之間的弱肉強食。本來不同代際的學者之間沒有競爭關系，但事實上，上一代學者由于天然地在學術競爭中占據(jù)著優(yōu)勢，下一代學者天然就處于弱勢。處于優(yōu)勢地位的前輩學者對處于弱勢的晚輩學者自然就形成了一種擠壓，這樣前代學者對晚輩學者也就具有某種強制力，如果不順從，那么晚輩學者在職稱晉升、參與評獎等方面就處于劣勢。

第四，學者的良知在于社會的責任感，也就是堅持社會的正義，對社會問題有一種批判精神，包括對學術都要保持應有的批判精神。然而，當前學術界充滿了犬儒主義的態(tài)度，對一切都采取一種戲謔的態(tài)度，沒有原則性，缺乏是非感。當前中國社會發(fā)展很快，毫無疑問會留下不少問題。國家治理者更加注重的是發(fā)展問題，往往沒有時間去回顧過去的問題，但如果都不去反思歷史問題，社會的進一步發(fā)展也會受阻。在這種情形下，學者就不能缺席。學者就應該用一種批判的態(tài)度來反思發(fā)展中的問題。然而現(xiàn)在，學者的批判精神越來越缺乏，學者的奉承之風卻成為當今社會的流行色。同樣，學術上也一樣，缺乏學術的反思，缺乏學術爭鳴，缺乏學術批判。因此，當前學術界都在自娛自樂，學術會議就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說完了就去吃飯。問題更嚴重的是，學術界的學術會議，基本上就是同門師兄弟或同學院同學的聚會，不管會議主題是什么，基本上就是小圈子的聚會，如果你不是圈子中的人，即便你在這個問題上有很深的研究，你也不會被會議作為嘉賓邀請。這種情形無助于學術創(chuàng)新和學術發(fā)展。近些年來，且不說沒有學術大家，就連學術理論體系都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沒有學術創(chuàng)新根本就不可能構建中國自己的學科理論體系。今天我們要有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但其前提應該是文化自信，而學術是文化的精髓，因此最重要的是要有學術自信。沒有學術理論體系，又如何樹立中國的學術自信呢？沒有學術自信，就沒有文化自信；沒有文化自信，就很難樹立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

那么，如何評估學者的良知呢？

第一，看一名學者的治學態(tài)度。俗話說，要作文先做人。反過來，我們可以通過一個人的文來判定一個學者的為人。所謂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磳W者的文章就知道其治學態(tài)度，看學者的治學態(tài)度，就知道其對學術、對社會的態(tài)度。一個治學都不嚴謹，我們絕對不能指望他對學術是認真的，對社會是有責任感的。

第二，看一名學者評價同行的學術成果或?qū)W術水平。學術評價、職稱晉升、評獎、評項目等都需要學者投票。雖然是匿名投票，但由于參加投票的人是有限的，對結(jié)果作簡單分析就知道每個人是怎樣投票的。如果對研究成果投票不是本著學術質(zhì)量和學術水平來投票的，那么這樣的投票者無疑是缺乏良知的。

第三，看一名學者對年輕人的態(tài)度。鄭板橋的詩說，新竹高于舊竹子，全憑老干做扶持。年輕學者的成長有賴于前輩學者的扶持。但是，如果前輩學者由于擔心教會了徒弟餓死了師父，而不愿意培養(yǎng)年輕學者，而是想長期霸占某個學術平臺和學術資源，那么，這樣的學者也是缺乏良知的。自然規(guī)律不可逆，人總要退出歷史舞臺，如果不培養(yǎng)年輕學者，學術靠誰來傳承？如果不培養(yǎng)年輕人，這樣的學者不僅沒有良知，甚至是沒有國家情懷的。因為沒有年輕人就沒有國家的未來，沒有社會的前途。

學者也是人，也需要食人間煙火，也需要鹽油柴米醬醋茶。因此，學者追逐利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學術研究作為工具來謀求個人利益，這確實是沒有品位，也缺乏品位。盧梭說過這樣一句話，“當一個人只為維持生計而運思的時候，他的思想就難以高尚。為了能夠和敢于說出偉大的真理，就決不能屈從于對成功的追求。”“不能屈從于對成功的追求”，筆者認為這才是一名學者從事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但問題是，今天的學者越來越傾向于僅僅是對成功的追求，尤其是對職稱、對榮譽的成功的追求。為此，學者就不再是從學術的科學性來思考問題，而是從上級領導認可不認可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結(jié)果，注釋性、判定性的文章完全取代了學理性的研究。因為，這種文章不僅容易寫，而且還有得到領導的關注。領導一旦關注某學者的注釋，該學著就很快獲得成功，各種榮譽、利益就會接踵而至。但是，這跟學術幾乎沒有任何關系，甚至跟學術的科學性、真理性還有一定的不一致性。這樣的學者成為主流的時候，真正的學術就被徹底忽視了。大家都為成功來進行“運思”，一旦成功就不再運思了。如果我們對學術界進行一個基本估量，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獲得正高職稱以后5年內(nèi)還在從事學術論文寫作的學者所占比例是非常低的。幾年前，筆者曾經(jīng)對某一科研機構進行了統(tǒng)計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最有科研生產(chǎn)力和創(chuàng)新力的是在40歲左右的科研人員，而超過50歲的正高人員還在撰寫學術論文的不到該年齡段科研人員10%的比例。也就是說，正高科研人員不是學術研究的主體，學術研究的主體人員是副高職稱的人，尤其是有希望上正高的科研究人員，沒有希望上正高的科研人員基本上就混日子了。絕大多數(shù)正高科研人員都不再有學術熱情，或者都在忙于各種項目并通過項目來獲取利益，或者發(fā)包項目，主要是做學術包工頭。這種情況并非是一家研究機構的情形，可能中國學術界基本上是這種情況。

學術研究是少數(shù)人的事業(yè)，不是大眾的職業(yè)。但現(xiàn)實的情況尤其是科研考核機制要求每一個在科研機構和高校每年都要必須完成一定的科研工作量，這客觀上就是把學術研究變成大眾的職業(yè)。這就給一些并不在學術圈里的行政領導、媒體人士都因為寫了幾篇評論、時評、札記，甚至包括講話稿等，都通過各種渠道評上職稱。甚至連體制外的某些人都在學術圈內(nèi)占據(jù)重要資源平臺，并且通過資本來收購學者和學術平臺。結(jié)果，學者與學者差距太大，教授跟教授水平差距太大。就是因為一些非學者人士進入學術圈，不一定說是濫竽充數(shù)，但至少他們把學術的神圣感降低了，把學術規(guī)則搞亂了。

2016年1月9日星期六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