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哪一個文件里提到“殺死猶太人”，只有“最終解決方案”。這個名稱意味著，從現(xiàn)在起將要發(fā)生一些不能直接去表達的事情。

——紀錄片《浩劫》（Shoah）

一、引子

　　從柏林市中心的夏洛騰堡乘坐輕軌，穿過西南郊外綿延幾公里的格魯森林，就來到了著名的休閑勝地萬湖。萬湖火車站保留了十九世紀末的樣式?！叭f湖”（Wannsee）的站牌是用德文的花體字母寫成，站廳棕褐色的墻磚讓人體驗到厚重的歷史感。出站走不到五分鐘就可以看到一片開闊的水面——萬湖。

　　萬湖的西面就是波茨坦，那里有著名的無憂宮。萬湖與柏林、波茨坦周邊的水系直接相連，周邊大大小小一共有七個湖泊。從萬湖的碼頭出發(fā)，可以乘坐游艇直接抵達波茨坦和流經(jīng)柏林市中心的施佩爾河（Spree）。當然最受游人喜愛的項目還是一天繞經(jīng)七個湖泊的蒸汽船之旅。早早就有人在售票窗口排起長隊來，船票很快就售罄了。失望的人們也可以選擇單程的擺渡船。如果你有柏林公交系統(tǒng)的月票，這樣的擺渡船甚至是免費的。

　　夏天無疑是萬湖最好的季節(jié)。萬湖沿岸有不少私人的游艇俱樂部。每天上午九十點鐘就可以看見有人揭開帆船上的防雨布，開始整理纜繩和帆布。正午時分，船兒紛紛下水，點點白帆錯落有致地散布在碧藍的水面上。有時也有一些雙人皮劃艇夾雜在其中。往返于波茨坦和柏林市區(qū)的擺渡船也在平靜的水面上犁出一道波紋。

馬利爾別墅

　　萬湖四周有不少樹林，里面大多是一人合抱的松樹。松林里幾條特意開辟出來的小徑，供人們散步。周邊環(huán)境非常好，居民也具有很強的環(huán)保意識。近幾年野豬繁殖迅速，經(jīng)常從樹林里出來，翻倒住家的垃圾桶覓食。所以附近人家的籬笆上經(jīng)常可以見到“關好院門，防止野豬進入”的標牌?？拷娴臉淞种虚g或也有些空地和沙灘，雖然無人管理，但也寧靜愜意。不少柏林市民舉家來此游泳。攤開一塊桌布就可以開始野餐，也可以什么都不做，望著湖面上的船帆和白云打發(fā)一整天的時間。

二、馬利爾別墅和萬湖會議

　　環(huán)繞萬湖有一條綠樹掩映的道路——萬湖路（AmGrossenWannsee）。從十九世紀末開始，這里就是柏林資產(chǎn)階級情有獨鐘的住宅區(qū)—沒有大城市的喧嘩，也沒有小村莊的寂寞，既可以獨享樹林的寂靜，又可以時不時遠眺一下熱鬧的湖面。德國著名畫家馬克斯·李伯曼（Max Liebermann，1847—1935）的故居就在這條路上，如今這里是紀念李伯曼的博物館。再向前走就是一棟并不起眼的兩層別墅—萬湖路五十六至五十八號。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十五個第三帝國最高級別的官員在此召開了臭名昭著的納粹“萬湖會議”（Wannsee-Konferenz）。那一天柏林在下雪，是一個普通的星期二。這次會議在這棟建筑里持續(xù)的時間只有九十分鐘，但是它最終剝奪了六百萬猶太人的生命。

參觀者在當年的會議室中

萬湖會議紀念館

　　這里在二戰(zhàn)期間是帝國安全警察的招待所。這棟建筑建于一九一四年，整個別墅區(qū)連同花園的占地面積有三萬平方米，兩層小樓的實際使用面積為一千五百平方米。最初是柏林建筑師保羅·鮑姆加登（Paul Baumgarten）為實業(yè)家恩斯特·馬利爾（Ernst Marlier）所設計，因此又被稱為馬利爾別墅。一九二一年馬利爾將別墅出售給企業(yè)家弗里德里?！っ字Z克斯（Friedrich Minoux）。由于涉嫌經(jīng)濟犯罪，米諾克斯在一九四〇年鋃鐺入獄。萬湖路五十六至五十八號的別墅也被納粹安全部門的影子機構收購。（《萬湖會議和對歐洲猶太人的種族屠殺》，第182-183頁）如今這里被改建為萬湖會議的紀念館。雖然所有當年的家具和裝飾都已經(jīng)毀于大火，但步入其中還是不難想象出會議時的場景。底層的大宴會廳一側面向花園。打開朝東的落地窗，可以步入回廊?；乩鹊耐饷媸且黄萜海萜旱谋M頭就是萬湖。無論是站在落地窗里面，還是坐在窗外的回廊里，都可以瞥見萬湖的水面。不知道那一年的一月，湖面有沒有結冰。

　　歷史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和疑團。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發(fā)現(xiàn)，萬湖會議可能永遠不為人所知。一九四七年三月，美國檢察官們正在為紐倫堡審判收集資料。他們發(fā)現(xiàn)了一份德國外交部的文件，上面敲著“秘密帝國事務”（Geheime Reichssache）的圖章。負責的檢察官羅伯特·肯普納（Robert Kempner）是猶太人，上世紀三十年代移民美國。在發(fā)現(xiàn)這個秘密文件之后，他沖到泰勒將軍（General Telford Taylor）那里問道：“這樣的事情可能嗎？”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可能發(fā)現(xiàn)了歷史上“最可恥的文件”（羅瑟曼《萬湖和最終解決》，第1頁）。

　　就這樣，優(yōu)雅的萬湖和馬利爾別墅宿命一般地被永遠敲上了一個恥辱的印記—萬湖會議。

三、十五人

　　根據(jù)那份德國外交部秘密文件的記錄，參加會議的正式與會者一共十五個人。

　　召集并主導萬湖會議的是帝國保安總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縮寫RSHA）。該局統(tǒng)轄蓋世太保、刑事警察和幾乎整個德國的安全部門，其權力之大前所未有。時任總局局長是黨衛(wèi)軍少將萊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他也是本次會議的主要召集人和策劃者。而他直接受空軍元帥、納粹黨頭面人物赫爾曼·戈林（Hermann G?ring）的委托，著手處理所謂的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Endl?sung der Judenfrage）。

　　海德里希一九〇四年出身于一個天主教音樂家庭，父親是作曲家，德累斯頓音樂學院的總監(jiān)。他于一九二二年加入了德國海軍，官至上尉，但在一九三三年因為不正當?shù)哪信P系而被迫退役。他早在一九三一年就加入了納粹黨，因為和希姆萊私交甚好，所以平步青云，一九三四年起擔任柏林秘密警察局局長，一九三九年九月起擔任帝國保安總局的局長。一九四一年九月起，他又兼任捷克斯洛伐克德軍占領區(qū)摩拉維亞與波希米亞代理總督。萬湖會議召開的這一年，他三十八歲。一年之后，他死于一場刺殺。

與會者名單第一頁

　　負責實際準備和進行會議記錄的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艾希曼是海德里希最為信任和賞識的干將，時任黨衛(wèi)隊中校、猶太人事務辦公室主任。他出身于科隆附近索林根（Solingen）的一個會計師家庭，上世紀二十年代在奧地利當過一段時間的銷售員，之后在林茨（Linz）的石油公司工作。他于一九三二年加入納粹黨，一九三三年返回德國。從一九三九年開始在帝國保安總局工作。萬湖會議召開的這一年，他三十五歲。

　　很多人可能最初是通過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了解了這個名字。艾希曼在二戰(zhàn)之后輾轉逃往南美。以色列情報部門摩薩德在一九六〇年初發(fā)現(xiàn)了他的行蹤，是年五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附近將他綁架，并送回了以色列。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一日，以色列耶路撒冷地方法院開始對艾希曼進行審判。面對無數(shù)的證據(jù)和指控，艾希曼始終用一條理由來為自己開脫——“我只是在執(zhí)行命令”，并時不時在庭審中露出狡黠的笑容。阿倫特受到美國《時代》周刊的委托目擊了部分庭審過程。她對大量案卷進行研究后指出，艾希曼雖然是“我們時代最大的罪犯”，但他并不是一個像希特勒那樣的大惡人，而僅是代表了一種“平庸的惡”（banality of evil），即用服從命令作為理由，來逃脫他自己的個人倫理判斷和相應道德責任。盡管如此，在強有力的證據(jù)面前，艾希曼最終于一九六一年底被耶路撒冷法庭判處死刑，并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執(zhí)行。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海德里希讓艾希曼起草了萬湖會議的邀請函，但是由于珍珠港事件爆發(fā)和東線戰(zhàn)事的惡化，會議不得不推遲召開。為此，海德里希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再次發(fā)出了邀請，對此前的推遲道歉，并將會議的最終日期定在了一月二十日（羅瑟曼《萬湖和最終解決》，第63頁）?？梢哉f，海德里希和艾希曼是萬湖會議的“主人”，其余的十三個人都是“客人”。

海德里希給路德的邀請函

　　海德里希的會議名單（參見本文附錄）上包括兩類人：一類是和猶太人問題有關的政府部門的要人，例如內(nèi)政部、外交部、經(jīng)濟部門、占領的東部領土的要人；另一類是納粹黨內(nèi)和民族問題有關的人員。值得注意的是，海德里希并沒有邀請任何運輸專家，因此可以說運送問題并不在議事日程上。

　　從留存下來的紀要來看，會議主要討論的問題是如何處置混血猶太人（Mischlinge）。納粹德國對保持“純正雅利安血統(tǒng)”有著異乎尋常的要求：從一九三三年開始，納粹德國在公務員的強制退休問題上，采取了較為嚴苛的猶太人定義，即祖父母中有一個猶太人就算猶太人；而納粹黨員必須證明自己祖上到一八〇〇年為止都沒有猶太人血源，而沖鋒隊隊員則要上溯至一七五〇年（同上，第79頁）。這種“血統(tǒng)論”最終在一九三五年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下來。這一年秋天，第七屆納粹黨大會在紐倫堡召開，其決議被納入德國議會的立法歷程。很快議會就通過了《紐倫堡法案》（Nürnberger Gesetze，又稱《血統(tǒng)保護法案》[Blutschutzgesetz]）。這部在這一年九月十六日通過的法案禁止德國公民和猶太人結婚或者發(fā)生婚外性行為。它將所有的混血猶太人分為了三類：祖父母中有三個是猶太人就是猶太人；祖父母中有兩個猶太人或者父母中有一方是猶太人是“一等混血”；祖父母中有一個是猶太人是“二等混血”。《紐倫堡法案》的通過提供了一套官僚機構可操作的辦法，一條截然二分的線條，自此之后再也沒有中間地帶或者灰色領域。然而在一九三五年并沒有人知道，這條線預示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其中有一種通往奧斯威辛。

　　事實上，當時德國各部門和納粹黨之間對如何處理猶太混血兒的立場差異極大，有些人認為猶太人問題只有在“戰(zhàn)后”才會得到最終的解決（羅瑟曼《萬湖和最終解決》，第58頁）。

　　這十五個人大多是第三帝國最為重要部門的骨干成員，或者說是除了納粹黨之外，在國家的官僚體系中最高級別的公務員。其中有好幾個是國務秘書（Staatssekret?r），也即一個部門在部長之下行政級別最高、并且實際負責制定政策和完成工作的高級公務員。沒有了希特勒，第三帝國最多失去一個象征性的“領袖”和大眾鼓動家；而沒有了他們，龐大的國家機器就好像失去了一個關鍵位置的齒輪，不是那么容易恢復正常運轉。

　　值得注意的是，與會的十五個人中大部分都接受過非常良好的教育，其中三分之二擁有大學學位，超過一半擁有博士頭銜，而且大部分是法學博士。他們都還相當年輕，在官員中屬于少壯派，半數(shù)在四十歲以下，只有兩人超過了五十歲。其中的納粹黨干部尤為年輕，有五個人還未到四十歲。

　　或許正如阿倫特對艾希曼的評價，參加萬湖會議的這十五個人并非都是十惡不赦的惡魔。但是毫無疑問的是，離開馬利爾別墅的那一刻，他們每個人已經(jīng)平均背負了四十萬份罪孽。

四、從馬達加斯加計劃到最終解決

　　為何一場決定整個歐洲猶太人命運的會議會在一九四二年初召開？歷史學家至今為止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如果我們打開當時的時局圖，大概可以從中管窺一二：就在萬湖會議召開的前一天，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九日，蘇軍奪回了莫斯科近郊的莫扎伊斯克，解除了德軍對莫斯科的包圍。無獨有偶，在距離該城十二公里處，在一八一二年發(fā)生了著名的博羅季諾戰(zhàn)役—庫圖佐夫元帥率領俄軍在嚴寒中擊敗了拿破侖。當然，這場不大不小的莫扎伊斯克戰(zhàn)役的消息不會那么快傳到柏林。即便消息在第一時間傳到了柏林，整個納粹黨和第三帝國國家機器也不會那么快“消化”它。因為，此時他們正沉浸在一場大夢之中—德意志千年帝國的大夢。

　　最高統(tǒng)帥部的桌子上攤開著這樣一張地圖：從一九三九年九月開始，整個歐洲大陸在德國裝甲的履帶之下顫抖。西線的比利時、荷蘭、法國都已經(jīng)俯首稱臣，法國南部建立了維?？苷?。雖然一九四一年夏季對英國的空戰(zhàn)沒有像戈林預言的那樣順利，但畢竟英倫三島和歐洲大陸隔著一個海峽，不會對大陸局勢產(chǎn)生什么實質性的軍事影響；北面的丹麥和挪威不足掛齒，幾乎沒有抵抗就投降了，而瑞典是德國的傳統(tǒng)盟友。南線的希臘戰(zhàn)事在二十四天內(nèi)結束，也大大出乎意料。剩下的克羅地亞、塞爾維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不是德國的傀儡就是衛(wèi)星國。地中海自可以讓墨索里尼去打理。最“振奮人心”的還是東線：一九四一年六月發(fā)起“巴巴羅薩計劃”以來幾乎沒有遇到過像樣的抵抗。德軍裝甲集群的突擊，炮兵、步兵隨后跟上，包了一個又一個“餃子”。到一九四一年底德軍已經(jīng)完成了對莫斯科的合圍。在最高統(tǒng)帥部看來，占領莫斯科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在東部前線之后的將近一千公里縱深上，已經(jīng)建立了好幾個占領區(qū)委員會（Reichskommissariat），來對其機構和居民進行“德國化”。除了德國傳統(tǒng)控制區(qū)域東西普魯士、斯洛伐克、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之外，波蘭東南部的大部分領土被劃入了波蘭總督府范圍（Generalgouvernement，即一九三九年被德國軍隊所占領的波蘭領土中未直接與德國合并的部分），烏克蘭和奧斯蘭（Ostland，包括波羅的海國家和白俄羅斯）也分別建立了占領委員會……在希特勒和第三帝國最高決策者的心目中，地平線上只有一小塊烏云，那就是一九四一年底美國參戰(zhàn)。他們并不知道，此時此刻第三帝國的控制范圍已經(jīng)達到最大。歷史的天平正在緩慢地發(fā)生傾斜。

　　也就是在這樣一種空前的樂觀和狂妄之中，他們開始著手考慮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雖然在歐洲歷史上的不同階段，反猶主義（anti-Semitism）是始終存在的一種民眾心態(tài)，但是由國家系統(tǒng)實施的反猶在二十世紀達到了慘絕人寰的程度。史學家在翻看第三帝國的資料時，不約而同地發(fā)現(xiàn)從一九三九年末到一九四一年初，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里，納粹的猶太人政策出現(xiàn)了一個快速“激進化”的過程（布朗寧《通向種族屠殺之路》，第3-7頁）。

　　一九三九年十月，蓋世太保頭子海因里?！つ吕彰畎Ｂ朴営媱?，“撤離”（Evakuierung）德國占領區(qū)內(nèi)上西萊西亞（Upper Silesia）的猶太人，涉及的人數(shù)大約為七到八萬。事實上，在波蘭戰(zhàn)事展開的同時，大量波蘭猶太人自發(fā)地逃往東部，越過德國和蘇聯(lián)分界線，進入了蘇聯(lián)的實際控制區(qū)。這也引發(fā)了蘇聯(lián)方面的抗議（布朗寧《大屠殺的起源》，第37-42頁）。隨著東線戰(zhàn)事的展開，在西普魯士和瓦爾特高（Warthegau，德國吞并波蘭的一個地區(qū)）安置波羅的海地區(qū)德國人的任務壓倒了疏散猶太人，這一計劃不得不暫時中止（布朗寧《通向種族屠殺之路》，第9-11頁）。到了一九三九年十月，希姆萊提出希望到次年二月，將五十五萬猶太人“轉運”（Deportation）至波蘭總督府轄區(qū)內(nèi)——這后來被稱為“第一個短距離方案”（erster Nahplan）（布朗寧《大屠殺的起源》，第43頁）。但是在寒冷的冬季執(zhí)行規(guī)模如此之大的“轉運”，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一方面波蘭總督府內(nèi)的中轉營已經(jīng)無法再容納更多的猶太人；另一方面德國負責戰(zhàn)時經(jīng)濟和軍備生產(chǎn)的部門也提出，需要這些人作為勞動力（同上，第54頁以下）。例如參與起草了四年計劃的瑙曼（Neumann）就提出，不應當將猶太人排除出主要的企業(yè)，除非有可代替他們的勞力（羅瑟曼《萬湖和最終解決》，第71頁）。

　　雖然希特勒一直把為德國人爭取“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口號掛在嘴上，但他本人似乎不用操心具體實施的問題，但隨著戰(zhàn)事的展開，德國占領區(qū)內(nèi)的猶太人數(shù)量節(jié)節(jié)攀升，負責具體操辦的技術官僚卻遇到了巨大的“技術困難”。除了運輸能力和中轉營容納量的限制之外，精明能干的技術官僚遇到了兩個更大的問題——納粹最高決策層的意思一直在變化，甚至可以說讓人無法捉摸；戰(zhàn)前的計劃在快速變化的戰(zhàn)局中已經(jīng)不敷使用，而且占領區(qū)的納粹長官之間也產(chǎn)生了利益分歧。

用來運送猶太人的車皮

（德國科技博物館展品）

　　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和他的幕僚們提出了一個異想天開的計劃。他和海軍元帥雷德爾（Erich Raeder）多次商談，計劃將全歐洲的猶太人強制移民到非洲東部的馬達加斯加島——史稱“馬達加斯加計劃”。但是隨著不列顛戰(zhàn)役的終止，情況逐漸明朗——由于德國海軍無法在海上戰(zhàn)勝皇家海軍，這一計劃根本不可能實現(xiàn)。如果這個計劃得以實現(xiàn)，將會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強制移民。另一種計劃是將猶太人全部送入波蘭總督府境內(nèi)勞動營，也因為涉及人數(shù)太多而沒有可能實施（羅瑟曼《萬湖和最終解決》，第22頁）。但無論如何，將整個歐洲的猶太人全部驅逐的目標，隨著軍事上的勝利逐漸在納粹領導層的心中形成，但在現(xiàn)實中，直到一九四一年春為止，他們僅僅能夠在極少數(shù)面積不大的占領區(qū)建立無猶太人（judenfrei）區(qū)，例如法國的阿爾薩利-洛林。

　　隨著巴巴羅薩計劃的實施，德國人在處理猶太人問題上面臨巨大的沖突——一方面，決策層依然堅持或者說更加變本加厲地想要將猶太人全部趕出德國的勢力范圍，越遠越好；但另一方面，入侵蘇聯(lián)意味著有數(shù)量更多的猶太人有待“處理”。從留存下來的萬湖會議紀要來看，一九四二年一月在馬利爾別墅討論的不僅僅是西歐和中歐的猶太人。艾希曼整理的會議附件中包括了整個蘇聯(lián)境內(nèi)的五百萬猶太人！此時，他們以為攻占整個蘇聯(lián)的歐洲部分不再是奢望，而已經(jīng)是既成事實了。有待處理的猶太人數(shù)量累加達到了一千一百萬。

　　人類具有極為豐富的辭藻來指稱他們不愿意講明的那些事情。在能指和所指之間創(chuàng)造曖昧關系的能力，有時候表明了一種無恥的心態(tài)—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戰(zhàn)爭一開始，他們使用的詞匯是“撤離”，后來是“轉運”，很快又變成“強制移民”。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左右，“最終解決”（Endl?sung）露出了猙獰的面貌。

五、疑團與爭議

　　德國歷史學家艾伯哈特·雅克爾（Eberhard Jaeckel）曾經(jīng)說：“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為何會召開萬湖會議。”（羅瑟曼《萬湖和最終解決》，第2頁）萬湖會議遺留下來的所有資料僅僅是十五頁外交部的會議打字紀要，而且這份文件并非會議上實際講話內(nèi)容的實錄。按照海德里希的要求，艾希曼銷毀了所有的原始記錄，并對會議記錄進行了大量的修改和刪減。目前所能見到的內(nèi)容只能體現(xiàn)最終的“決議”，看不出討論或者爭論的部分。

　　即便民眾將萬湖會議作為納粹正式推出“最終解決”方案的標志性時間，但是目前掌握的史料卻提出了不少異議。事實上，早在萬湖會議召開之前，納粹黨衛(wèi)隊在東線對猶太人系統(tǒng)的屠殺已經(jīng)開始了。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軍入侵蘇聯(lián)之后，正規(guī)部隊后跟隨著四個特別行動隊（Einsatzgruppe），專門負責“清理”猶太人。參加了萬湖會議的黨衛(wèi)隊少校魯?shù)婪颉だ剩≧udolf Lange）所指揮的第二行動隊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里加（今拉脫維亞首都）已經(jīng)開始有組織地槍殺當?shù)鬲q太人；同年九十月間，在被德軍占領的明斯克（Minsk）也發(fā)生了類似的事件。換言之，可能在萬湖會議之前，在納粹的最高決策層之內(nèi)，已經(jīng)制定了明確的“最終解決”方案。

　　有一種說法認為，萬湖會議并不是推出“最終解決”方案的決定性日期。但是對于海德里希而言，萬湖會議至關重要——他在萬湖會議上獨立展現(xiàn)了凌駕于所有國家機關之上的權力，尤其是證明他獨立于希姆萊的地位。作為納粹黨內(nèi)的一個人物，他終于走出了希姆萊的羽翼。無論如何，萬湖會議之后，帝國保安總局獲得了對猶太人問題的最高領導權。這似乎是科層制的內(nèi)在邏輯：管轄權歸屬是否合理并非問題的核心，關鍵在于幾乎總是那些提出最為激進方案的部門和最肆無忌憚的官員最終得以上位。而那些習慣了服從和妥協(xié)的中庸之才，大致不會提出激烈的反對，最終會出于內(nèi)化在人格中的服從而高效地執(zhí)行前者的決定。

六、“技術手段”的斜坡

　　萬湖會議紀要的文字將“最終解決”描寫為一場規(guī)?？涨暗摹笆枭⒂媱潯保磳⒌聡硟?nèi)乃至整個歐洲的猶太人疏散到波蘭東部，強制他們男女隔離，并進行勞動。在這樣的狀況下，“無疑很大部分的人會由于自然原因而死亡”（《萬湖會議紀要》172頁）。但其實這些自然原因是最不自然的。紀要緊接著寫道：“最終幸存下來的人——我們指的是那些還有抵抗能力的人——必須得到相應的處理。因為這些經(jīng)過‘自然挑選’的人，一旦被釋放，將會成為猶太人復興的種子?！保ā度f湖會議紀要》，第173頁）在“處理”（behandelt）一詞下面，有人用鉛筆重重地劃上了兩條杠。

　　歷史學家費恩戈爾德（Henry L. Feingold）曾經(jīng)說：“[奧斯威辛]也是現(xiàn)代工廠體系在俗世的一個延伸。不同于生產(chǎn)商品的是，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終產(chǎn)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單位量被仔細地標注在管理者的生產(chǎn)表上——煙囪——則將焚化人的軀體產(chǎn)生的滾滾濃煙排出。還有現(xiàn)代歐洲布局精密的鐵路網(wǎng)向工廠輸送著新的‘原料’。這同交通運輸其他貨物沒有什么兩樣。在毒氣室里，吸入由氫氰酸小球放出的毒氣，這種小球又是出自德國先進的化學工業(yè)，工程師們設計出了火葬場，管理者們設計了以落后國家可能會忌妒的熱情與效率運轉著的官僚制度體系。就連整個計劃本身也是扭曲的現(xiàn)代科學精神的映射。我們目睹的一切只不過是社會工程一個龐大的工作計劃……”（鮑曼《現(xiàn)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史建華譯，譯林出版社2002年，第11頁）

　　奧斯威辛不是在一天之內(nèi)建成的。當代不少史學家在提及“最終解決”方案時都用了“斜坡效應”（slippery slope）一詞。在一個斜坡上，一旦沒有力量阻止一個小球，那么它將順著斜坡一路滾下，速度越來越快，以至無法阻止。奧斯威辛已經(jīng)是這個斜坡的末端。那么它的初始是什么呢？

　　一九三九年，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的希特勒簽署T4法案（Aktion T4），進行所謂的“種族凈化”，對德國人中的精神疾病患者、生理殘疾者（例如唐氏綜合征患者）進行“不自愿安樂死”（involuntary euthanasia）。當時整個德國社會都對此保持了沉默，只有天主教會發(fā)出了微弱的反對聲音。明斯克主教噶倫（August von Galen）的公開抗議使得這一計劃在一九四一年中止，但對兒童的安樂死仍在繼續(xù)。最終大約有七萬人因此被“清除”。為了執(zhí)行這一計劃，黨衛(wèi)隊“開發(fā)”出了毒氣裝置，最初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在勃蘭登堡市進行了“試驗”。而從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開始，柏林近郊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又進行了毒氣車試驗。為了達成一個特定的目標——無論它是否正當——人們總能找到更為高效的“技術手段”。小球就這樣開始沿著斜坡滾動起來了。它一旦滾動起來，底線就要被屢屢突破。

　　曾經(jīng)在波蘭境內(nèi)特布林卡集中營服役的黨衛(wèi)隊中尉弗朗茨·蘇荷莫爾（Franz Suchmol）在面對紀錄片《浩劫》（Shoah，1985，導演克勞德·朗茲曼）的鏡頭時，毫不忌諱地說出了一個真相：貝烏熱茨（Belzec）是一個實驗室；特布林卡（Treblinka）是一個原始、但運作良好的死亡流水線。奧斯威辛是一個工廠，一個能夠在兩小時內(nèi)“處理”三千人的工廠。上述三處都是位于波蘭境內(nèi)的滅絕營（Vernichtungslager）。換言之，使用毒氣室殺人并非納粹最初的設想，但隨著需要處理的人數(shù)逐漸積累，他們需要更為“高效”的手段。

長達九小時的紀錄片《浩劫》中有這樣一段畫面：德國西部魯爾區(qū)工廠的煙囪冒出滾滾濃煙，它們似乎象征著現(xiàn)代工業(yè)的力量。與此同時，一段畫外音緩緩道來：

　　柏林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必須要對特殊車輛進行改造：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來，三輛車輛“處理”（verarbeitet）了九萬七千人，沒有出現(xiàn)重大故障。但至今以來的觀察表明，需要進行如下的技術改造：第一，車輛的平均處理能力為每平方米九到十人。紹爾（Saurer）牌車輛內(nèi)部空間很大，但是無法最大程度地利用空間，原因在于達到最大負荷時，車輛平衡會出現(xiàn)問題。因此有必要減少車輛的最大負載?！送?，這將增加處理時間……車上的人自然會涌向后門，所以會大量躺在車尾部。因此前軸不會超載；第二，在行動過程中，必須保護好照明。燈泡必須被鋼罩保護起來，以免受損。燈光也可以被拆除，因為在行動過程中根本不會使用。然而，我們觀察到，關上門的時候，裝載物會猛烈沖撞門，這是因為裝載物本能地涌向光源，這樣門就很難關上。此外，在關上門的一瞬間，會有尖叫聲。因此在行動期間尤其是在關門的時候開燈是很有用的；第三，為了便于清潔車輛，在車輛中間底部必須有一個排水口，排水口的直徑大約為八至十二英寸，這樣液體可以在行動過程中排出車體；在清潔過程中，排水孔可以被用來排除體積較大的臟物。因此，在從紹爾訂購的十輛車中，必須進行上述的改造。

　　如果不留心這段文字描寫的對象，你可能以為它出自一個工程師的手筆，如此冷靜，思路清晰。但當你知道這是對殺人毒氣車的改造方案時，你會作何感想？這段文字出自黨衛(wèi)隊軍官瓦爾特·豪弗（Walther Rauff，1906-1984）。他是黨衛(wèi)隊中校，在入侵蘇聯(lián)之后擔任帝國安全總局技術處的處長（Gruppenleiter II D）。

　　事實上，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〇年，黨衛(wèi)隊軍官赫伯特·朗（Herbert Lange）在波蘭已經(jīng)開始系統(tǒng)地執(zhí)行對猶太人的謀殺，亞瑟·內(nèi)布（Arthur Nebe）和阿爾伯特·魏德曼（Albert Widmann）曾經(jīng)嘗試用炸藥來殺人。但是只有豪弗道出了研制毒氣車的原因：“我不能不說，當時對使用毒氣車存有反感。對我而言首先考慮的是，槍殺對于執(zhí)行者產(chǎn)生了巨大的壓力，而使用毒氣車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币痪潘囊荒昃诺绞麻g，海德里希命令豪弗開始研究更“高效”的殺人方法，這項任務隨后交托給技術處三科的弗里德里?！て绽聽枺‵riedrich Pradel）處理。其間，豪弗還曾經(jīng)和犯罪技術研究所的化學家瓦爾特·海斯（Walter Hee?）進行了聯(lián)系。在最初的方案中，毒氣是由柏林新科隆區(qū)的高博夏特（Gaubschat）公司生產(chǎn)的，并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的三十個囚犯來做實驗。最初只生產(chǎn)了五六輛，一九四一年后開始批量生產(chǎn)。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開始，這些毒氣車累計殺死了九萬七千人。

　　即便如此“高效”的車輛，最終還是被證明不堪重負了。

七、尾聲

　　根據(j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審判中的回憶，萬湖會議結束后，海德里希、穆勒和他三個人聚在一起，坐在爐火前。他生平第一次看見海德里希抽煙，還喝了白蘭地—艾希曼在海德里希手下工作多年，但在此之前從未看見過海德里希抽煙或喝酒（羅瑟曼《萬湖和最終解決》，第99頁）。

　　歷史研究者蒂姆·梅森（Tim Mason）曾經(jīng)指出在對大屠殺起源的研究中，存在兩個學派——意向論（intentionalism）和功能論（functionalism）。前者認為大屠殺主要來自于一些個人的邪惡意圖和意向，而后者則認為大屠殺起源于機構性的結構或者功能（布朗寧《通向種族屠殺之路》，第86頁）。不過，如果聚焦于萬湖會議，就會發(fā)現(xiàn)意向論和功能論似乎只有相輔相成，才能制造出后果如此嚴重的事件——個人的邪惡意圖是“第一推動力”，它也是時代和時勢的產(chǎn)物；而不問初衷、不計后果的科層制，給這個第一推動力創(chuàng)造了一個可以顛覆人性的杠桿，也可以說把它放置在了一個可以無限加速的斜坡上。

　　每個凡人在達成一個目標之后，都有理由休息一會兒，享受一下人生。但是作為一個人，我們必須要問：這是一個怎樣的目標，又要用怎樣的手段達成這些目標？差不多在一個世紀以前，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就深刻地看到，現(xiàn)代人在價值理性和目標理想之間出現(xiàn)了一道很難逾越的鴻溝。二戰(zhàn)之后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將這一觀點發(fā)展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分野。韋伯似乎像一個先知一樣在預言，而霍克海默則代表德國在批判和懺悔。

　　坐在萬湖的湖邊，陽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不遠處有人在用面包喂湖中的水鳥，不一會兒就引來了一大群鳥兒。附近的沙坑里，有些孩子在玩沙子，有些在爬繩梯，都無憂無慮。碼頭上的渡輪鳴響一聲汽笛，準備起航。湖正對面的樹叢中，馬利爾別墅露出一個角落。人是容易健忘的，而萬湖一直在這里旁觀歷史。

　　漢娜·阿倫特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曾經(jīng)寫道：“無思（thoughtless）——沒有頭腦的魯莽、無可救藥的迷茫，或是自鳴得意地背誦已變得瑣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來是我們時代的顯著特征之一。因此，我的建議十分簡單，那就是來思考一下我們正在做什么?！保℉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5）

沒有一種惡是平庸的。

　　附錄：與會者名單

　　阿道夫·艾希曼（1906-1962）：黨衛(wèi)隊中校、猶太人事務辦公室主任、會議記錄人。

　　阿爾弗雷德·邁爾博士（Alfred Meyer，1891-1945）：東方領土事務部代表，1945年5月底自殺

　　埃里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1892-1948）：“四年計劃”局代表、國務秘書，1945年被捕，后因證據(jù)不足被釋放。

　　奧托·霍夫曼（Otto Hofmann，1896-1982）：黨衛(wèi)隊種族和安置局局長，1945年被捕，48年被判處25年徒刑，1954年被提前釋放。

　　格奧爾·萊波布朗特博士（Georg Leibbrandt，1899-1982）：東方領土事務部代表，1945年被捕，后因證據(jù)不足被釋放。

　　格哈德·克洛普弗博士（Gerhard Klopfer，1905-1987）：納粹黨部代表，1945年被捕，后因證據(jù)不足被釋放。

　　海因里?！た娎眨℉einrich Müller，1900-1945？）：帝國保安總局第四部（即蓋世太保）部長，1945年失蹤。

　　卡爾·薛恩伽特（Karl Sch?ngarth，1903-1946）：安全警察和情報部門代表，1945年被捕，1946年2月被英國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萊因哈特·海德里希（1904-1942）：帝國保安總局局長、波希米亞-摩拉維亞保護國代理總督，會議的發(fā)起人和主持者，1942年6月在布拉格死于刺殺。

　　魯?shù)婪颉だ刹┦浚≧udolf Lange，1910-1945）：黨衛(wèi)隊安全警察和情報部門指揮官，1945年戰(zhàn)死于波蘭。

　　羅蘭·弗萊斯勒博士（Roland Freisler，1893-1945）：司法部國務秘書，1945年在柏林死于空襲。

　　馬丁·路德博士（Martin Luther，1895-1945）：外交部司長，二級國務秘書，1944年被送入薩克森豪森集中營，1945年在柏林死去。

　　威廉·克里青格（Wilhelm Kritzinger，1890-1947）：帝國總理府國務秘書，1945年被捕，死于1947年。

　　威廉·施圖卡特博士（Wilhelm Stuckart，1902-1953）：內(nèi)政部國務秘書，1945年被捕，1949年被釋放，1953年11月死于事故。

　　約瑟夫·布勒博士（Joseph Bühler，1904-1948）：波蘭總督府國務秘書，1945年被捕，1948年8月被判處死刑。

　　參考書目：

　　《萬湖會議和對歐洲猶太人的種族屠殺》(Gedenk-und Bildungsst?tteHaus der Wannsee-Konferenz, Die Wannsee-Konferenz und der V?lkermordan den europ?ischenJuden)

　　布朗寧《通向種族屠殺之路》(Browning, Christopher R. 1992. The Path to Genoc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布朗寧：《最終解決的起源》(Browning, Christopher R. 2005. The Origin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 September 1939- March 1942.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羅瑟曼：《萬湖和最終解決》(Roseman, Mark. 2003. The Villa, the Lake, the Meeting: Wannsee and the Final Solu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