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在貽先生（1939-1989），山東鄒平人。號旻盦（又作旻庵）居士，室名樸學齋、儀二王（即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作者注）齋、冷凳齋。 1961年畢業(yè)于杭州大學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師從姜亮夫、蔣禮鴻等先生。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為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中國訓詁學會副會長。畢生致力于漢語言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訓詁學、敦煌學、楚辭學諸領域取得了卓越成就。著有《訓詁叢稿》、《訓詁學》、《郭在貽語言文學論稿》、《郭在貽敦煌學論稿》、《敦煌變文集校議》(與張涌泉、黃征合著)等。

我于1957年考入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yè)時我的學習成績居全班第一，也因此，我僥幸地被留校了。其時恰值組織上要給姜亮夫先生配備助手，系里排了四個人到姜先生家里接受面試，面試的結果，選中了我。從此，我便留在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工作（這個研究室在“文革”中被“砸爛”，我又轉到中文系任教），開始了我的真正的讀書生活。

那時的研究室，條件很不錯。導師有夏承燾先生、姜亮夫先生、胡士瑩先生，王煥鑣先生，現在看來都是一代宗師了。每年有8000元的購書費，圖書插架，琳瑯滿目。我為了看書方便，有一段時間曾借口神經衰弱，不堪集體宿舍的吵鬧，搬到資料室里住，因此得以泛覽資料室的大量藏書。夜闌人靜之時，一卷在手，青燈獨對，覺得人生的樂趣蓋無過于此了。那時我年方二十二三歲，精力旺盛，常?？磿吹缅e過了吃飯時間，趕到食堂時，已經關了門，有時就到路邊小攤上買一只甜瓜充饑。每天夜晚，是我讀書的最佳時間。吃罷晚飯，我先練習一個小時的毛筆字，然后讀書。不到夜里十二點甚至次日凌晨一二點，是不會就寢的。年年月月，樂此不疲，這樣的讀書生活堅持了四年，直到1965年“四清”運動開始，這種讀書生活才告一段落。

按照我的專業(yè)方向，我讀書的重點是語言文字學方面。清人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一書，我從頭到尾讀過三四遍，我在自己用的本子上，先用朱筆點讀過一遍，然后又密密麻麻地貼滿了浮簽，用一句套語來說，可謂“丹黃爛然”了。當時讀書雖不無重點，但卻談不上專精，所讀的書也不局限于語言文字學一個方面，諸如歷史、哲學、文學以及其他雜書，我都如饑似渴地讀?！秴矔伞分兴盏墓P記小說之類，大部分我都瀏覽過。在研讀《說文段注》的同時，我也讀了不少清人的文集筆記，諸如《日知錄》、《潛邱札記》、《十駕齋養(yǎng)新錄》、《癸巳存稿》、《癸巳類稿》、《札樸》、《讀書脞錄》、《純常子技語》、《東墊讀書記》，《越縵堂讀書記》等。我尤其喜歡讀中國古典詩詞和中外長篇小說。歷代詩人詞家中，我最喜歡的是晉陶淵明、唐李商隱、晚唐的三羅（羅隱、羅鄴、羅虬），南唐李煜，清人黃仲則、舒位、龔自珍、納蘭性德以及近現代的蘇曼殊、郁達夫等。李商隱的《無題詩》、黃仲則《綺懷詩》、龔自珍《己亥雜詩》，我至今猶能背誦一些。清人汪容甫的駢、散文，尤為我所崇拜，以為誠如汪氏自敘所云：“此殆天授，非人力也。”可望而不可及。中國長篇古典小說如《儒林外史》，《紅樓夢》等，我讀過若干遍，并且詳細地做過卡片，在書上寫滿了批語。外國小說如巴爾扎克的《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雨果的《悲慘世界》、《笑面人》、《九三年》，狄更斯的《大衛(wèi)·科波菲爾》，都曾使我著迷。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我僅用了一星期的時間就把它讀完了，并做了數百張卡片。而使我最感動的外國小說莫過于托翁的《復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這兩部巨著曾極大地震撼著我的心靈，使我久久不能忘懷?；仡櫮切┠甏?/span>1961-1964），我感到生活中充滿了詩情畫意。除了讀書，我也熱愛大自然，喜歡欣賞自然美。秀麗的西子湖，曾經是那個時期我心目中的“戀人”，無論是她那“柳垂金線、桃吐丹霞”的春景，還是“丹桂飄香，紫薇爭艷”的秋色，都深深地使我陶醉。我常常一個人踽踽地跑到西子湖邊，靠在長椅上，對著面前的湖光山色出神，于是黃仲則的詩句便悄悄地涌上心頭：

遠山如夢霧如癡，湖面風來酒面吹。

不見古人聞舊曲，水西樓下立多時。

可惜好景不長，這稀寧靜而饒有詩趣的讀書生活，僅僅維持了四年，到了1965年，先是“四清”運動，接著是“文化大革命”，一場亙古未有的特大風暴席卷著中國大地，沒有哪個地方可以安得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可是，說來也許人們不相信，正是在這十年動亂期間，我的讀書生活開始跨入一個新的階段：即由博覽群書打基礎轉而為進行專門性的研究。那對我是“遣遙派”，沒有事情干，不讀書無以打發(fā)日子，于是我就研究起《楚辭》來。我把杭大和浙江圖書館所收藏的《楚辭》書都設法借了出來，一一研讀。我發(fā)現楚辭中有許多訓詁問題前人并沒有解決，我把這些問題記在心里，運用我在研究室時學到的一點文字音韻訓詁知識，再征之以各種古代文獻，試圖加以解決。我那時是確實下了一番苦功的，還為此鬧過一些笑話。比如有一次我到肉店買肉，一邊排隊，一邊捧著一本書在讀。看得入神了，不覺時光之流逝，猛一抬頭，肉店已關了門，長長的隊伍也不見了，獨我一人孤零零地站在原處。這件事，至今朋友們傳為笑談。有時候，夜里忽然想起一個問題，便立即爬起來翻閱資料，覺自然是睡不成了。就這樣，我在“文革”期間對《楚辭》的訓詁做了一番比較深入的研究，斷斷續(xù)續(xù)寫成《楚辭解詰》一文。這篇論文凡七易其稿，參考的文獻近百種，后來有一部分發(fā)表于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文史》雜志。該文連同后來我寫的《唐代白話詩釋詞》一文，曾獲得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首屆青年語言學家獎。當我得知獲獎的消息后，我的腦子中登時浮出了曹雪芹那兩句自道甘苦的詩：“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彪m然有點狂妄，卻也不能說不是實情。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了，我同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得以理直氣壯、正兒八經地做學問了。在蔣禮鴻師的影響和熏陶之下，我由傳統(tǒng)訓詁學的研究轉入俗語詞研究的新領域。這時所讀的書，多為歷代的筆記小說、詩詞曲、禪宗語錄、敦煌文書之類。自1978至1984年這段時間，我總共寫了60余篇論文，其中一部分已結集為《訓詁叢稿》一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回顧我的讀書生活，有些什么經驗或者教訓可言呢？我想有如下幾點是可以對我的同輩人或比我年輕的朋友們談談的：

一、讀書要博，研究要精。我的意思是說，讀書的面不妨寬一些，中外古今文史哲，都要涉獵一些，這對于提高一個人的文化素質大有益處。有人間我：你是研究訓詁學的，何必去讀那些外國小說？豈非浪費時間？我不這樣看。誠然，外國小說對于我的訓詁研究確實幫不了忙，但是作為人類歷史上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像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世界性文學巨匠的作品，任何人都應該有所知曉。否則，即使你在某一研究領域有所成就，也難免是一個淺陋局隘和枯燥乏味的人；但是，談到做研究工作，我又認為應該專精，切忌博雜。揚雄《法言·問神篇》有云“人病以多知為雜”，看來“雜”確實是一種毛病。東一榔頭西一棒，很難搞得出什么名堂。誠然，我們的前輩學者中確有一些“通儒”。他們在眾多的學術領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我們的才氣、學力和條件均不足以支持我們像他們那樣去做，我們寧可現實一些，在自己這塊小小的領地內，精耕細作，以期得到較好的收成。比如我是研究訓詁學的，而于訓詁中，又偏重于歷代俗語詞的研究，我大抵只能在這個范圍內做文章，而不敢有所旁騖。因為我知道，一旦越出了這個范圍，我就不能保證不鬧笑話。

二、方法要講究，學風更重要。做學問有兩點最為緊要，一是方法，二是學風。近來對方法談得很熱鬧，我卻認為學風問題更為重要。所謂學風，也就是做學問的態(tài)度。應當提倡什么樣的學風呢？我認為應當提倡去華崇實的學風，也就是說去掉浮華和趕時髦的一套，提倡老老實實、實事求是。這個話雖說是老生常談，卑之無甚高論，甚至頗有些不合時宜，冒莘莘學子之大不韙，但我感到這個問題在實踐中并未解決。有些青年同志還沒有打好起碼的基礎，卻斐然有述作之志，有的同志熱衷于西方的這個論、那個論，而對于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卻所知甚少，甚至缺乏起碼的常識，文章中偶一涉及古代的東西，便往往鬧笑話。我就看到過一篇研究《楚辭》的論文，文中引到馬其昶的《屈賦微》一書，肯定是從馬茂元先生的《楚辭選》一書轉引來的，馬先生稱馬其昶為“先大父”，這位作者也跟著稱“先大父”，可見他根本不懂得“先大父”是什么意思，蓋誤以為官職之稱了。這類的消化并非個別的，限于篇幅，我在這兒不能多舉。還有的同志以為靠了外來的新方法，便可以輕麗易舉地“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我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三、做學問要重創(chuàng)造、貴發(fā)明。我認為判斷一個人學術成就的大小，主要的不應看他著作的多少，而要看他有多少發(fā)明創(chuàng)造。與其出十本粗制濫造、雷同抄襲之作，毋寧出一本精雕細刻、有獨到之見的書。清人顧炎武有云：“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日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于后，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余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乎？”（《亭林文集·與人書》）可見真正有價值的著作，應當是采山之銅，而不應是舂剉碎散之舊錢。清人戴震亦云：“知十而非真知，不如知一之為真知也?！鄙圃账寡?！清代學人有所謂皖派、吳派。我服膺皖派，而不大佩服吳派，理由即在于皖派具有發(fā)明創(chuàng)造精神，吳派則否。我用了十年的時間研究《楚辭》的訓詁，所得不過一篇萬把字的論文，假如我用這些時間和精力編寫一部《楚辭注釋》之類的書，我想也并非不能勝任，但我沒有那樣做。當然，不應當鄙薄普及工作和資料纂集工作，只是我的性情是我選擇了前述寫一篇論文的做法而沒有去編纂一部大書。

四，做學問要刊落聲華，甘于寂寞。所謂甘于寂寞，有兩層含意，其一是指耐得起苦，能于枯寂落寞之中得其真味和樂趣。沒有這種精神，學問是很難做得成的（至少考據之類的學問是如此）。寫到此，我想起張舜徽先生有一段話，說得極好，且抄在下面：

蓋著述之業(yè)，談何容易，必須刊落聲華，沉潛書卷，先之以十年廿載伏案之功，再益以旁推廣攬披檢之學，反諸己而有得，然后敢著紙筆。艱難寂寞，非文士所能堪。（《清人文集別錄》下冊，549頁）

可見，艱難寂寞，是學者所必經的一關。甘于寂寞的第二層含意，也是更深一層的含意，是指能夠自覺地抵拒外界名與利的誘惑，始終忠實于學術，獻身于學術，這點尤難做到。我讀《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感到那種宗教家的虔誠、毅力和韌性，是一個人成就一番大事業(yè)所必備的主觀條件，只是一般凡夫俗子難以達到那樣高的境界而已。我自己雖然以“甘于寂寞”自勵，但也常常有不甘寂寞的時候，莊子之所謂“內熱”，茍子之所謂“熱中”，常常侵蝕著我的良知，使我不能做到如《楚辭·橘頌》所云：“深固難徙，更壹志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我還年輕，讀書甚少，人生的修養(yǎng)尤其不足，本沒有資格在這里放言高論。但編輯同志約我撰稿，盛意難卻，遂謰謱如上?！暗薅嘀囌`，君當恕醉人?！蔽抑缓糜锰諟Y明先生的話來為自己開脫了。

1988年2月6日于杭州道古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