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人們在百樂門舞廳的舞池里翩翩起舞

文 | 格雷戈里·布拉肯

摘自《上海里弄房》，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20世紀30年代，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從印度前往美國的途中來到上海。他當時說，之前從未有哪座城市的繁忙和人口稠密程度能讓他感到如此震撼。盡管他曾見過其他地方像上海一樣人擠人（這里指的是舊上海），但不管是在西方，還是東方，他從未體驗過如此人口密集、等級分明、富有內涵的生活。他將這種生活與柏格森（Bergson）的生命沖力（é lan vital）進行了對比，認為“可以說是沒有一絲加工的成分在里面，而且毫無遮掩”。在赫胥黎看來，上海就是生活的全部。它的勃勃生機是難以想像的。盡管在倫敦、拉合爾、格拉斯哥或孟買的人口密度也有這么高，甚至可能超過上海，但它們沒有這般豐富的生活。

有趣的是，在《幽默的彼拉多》（Jesting Pilate，一本游記，大部分內容是介紹印度和美國的）一書中，這段著名的話只有一個簡單標題。之后的段落不可避免地沒有被文集收集，但在這段話中，赫胥黎做出了驚人的預測。他認為，在兩個世紀內，甚至是5000到1萬年內，上海的生活將會繼續(xù)保持這種緊張的節(jié)奏和頑強的生命力。他說，只要在舊上海里走上一圈，就足以讓所有人都對這點深信不疑。倫敦和巴黎的發(fā)展就不是這么必然，印度也不是。在他看來，印度的繁榮相比之下只是暫時的，也是充滿變數的。

老上海百樂門舞廳，外觀華麗，內部富麗堂皇，燈光優(yōu)美璀璨，再加上一流的爵士樂隊和紅舞女，成為當時上流社會爭奇斗艷、社交應酬的首選，也因此吸引了無數的社會名流。

赫胥黎在20世紀30年代來到上海，并寫下來這段著名的文字。在那個時代里，有錢人和名人也紛紛來到這座城市。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 Somerset Maugham）和諾埃爾·科沃德（Noel Coward）直接和間接地用文字介紹了自己的經歷。據說，在下榻在上海灘旁華懋飯店（現在的和平飯店）期間，諾埃爾·科沃德撰寫了一部戲劇《私人生活》（Private Lives）。其他著名的游客還包括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喬治·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沃利斯·沃菲爾德·辛普森（Wallis Warfield Simpson），后者成了溫莎公爵夫人（Duchess of Windsor）。她稱自己在上海的那些年是一生中最令人興奮的時光。鑒于她此后的經歷，這句話真的值得去加以分析。（公爵夫人讓國王愛德華八世神魂顛倒。小道消息聲稱，這是因為公爵夫人曾經在亞洲的妓院待過許多時間，她在那里學會了一定的“戲法”，成功地讓國王成為她的性奴。）胡志明（Ho Chi Minh）也曾在這座城市生活。來上海之前的一年中，他曾在巴黎的?？品骑埖辏‥scoffier）學習制作甜點（正是在這里與周恩來相識相交）。他此后來到上海，在漢口路的青年旅社住了一年。另外還有一些人可能在全世界的名聲不及他們，其中包括埃米莉·哈恩、埃達·齊亞諾的丈夫齊亞諾伯爵（Count Ciano）是意大利駐上海總領事。

當然，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是最常被神化的一段玫紅色時期。東西方的電影導演都鐘情于在作品中對舊上海加以刻畫，其中包括墨臣艾禾里制片（Merchant Ivory）的《伯爵夫人》（The White Countess）、張藝謀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和李安的《色·戒》。這些電影充斥著濃濃的懷舊情緒，而這種情緒在石黑一雄的小說《上海孤兒》（When We Were Orphans）中也是主要的色調。石黑一雄也是《伯爵夫人》的編劇。《伯爵夫人》這部影片中巧妙地觸及了一個主題，即為了躲避俄羅斯十月革命影響，大量的白俄流亡上海這座城市，他們的涌入致使西方人開始失去地位。這些新來到上海的西方人沒有治外法權，因為他們拒絕了蘇聯的公民身份，所以他們必須接受中國法律的管轄。他們的貧窮和一無所有也大大破壞了董碧方（Stella Dong）所稱的“白人在中國優(yōu)越地位”。他們只要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男的當保鏢或到夜總會去擔任保安，女的（正如“伯爵夫人”的例子一樣）則去做職業(yè)舞女，通常也就是妓女。其中許多人酗酒、潦倒，在這座城市貧民窟的街道上游蕩。

這的確是俄羅斯強加給在中國的西方人的第二個打擊，嚴重破壞了他們的地位（第一個打擊是俄羅斯在1905年的日俄戰(zhàn)爭中敗給日本）。白俄羅斯人不能被遣送回國，因為他們“無家可歸”，這種事實情況令那些外國租界的管理者頭痛不已。他們一直設有一個基金，將不良分子，也就是那些貧困的白人，遣返回國。將這些白人遣送回國，至少讓他們不去影響自身種族的優(yōu)越地位。但這種做法對于無家可歸的俄國人來說沒有任何用處。

白俄之所以能夠迅速來到上海，是因為這座城市在當時是全球少數沒有簽證限制的地方之一。要進入這座城市，無須任何類型的文件，這也意味著從1938年起，大量的猶太人為了逃離希特勒，離開歐洲涌入上海，數量達到了約2萬人。這也是《伯爵夫人》電影中的另一條副線。

南京路，舊時上海的租界區(qū)域因外國人較多，洋貨充斥，又稱“十里洋場”

上海一直有一個龐大且頗具影響力的猶太人社會（通常是西班牙系猶太人，他們中多數人來自現在的伊拉克）。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認為，“流亡”的猶太人難民數量約為1.8萬人，至少這是1943年2月在虹口生活的猶太人數量。他們所有人都一直活到了戰(zhàn)爭結束，盡管在此期間，德國曾經對日本施壓，要求日本將這些猶太人徹底消滅。對于那些想要逃避歐洲納粹壓迫和俄羅斯紅色革命的人來說，上海官方對游客的這種寬松態(tài)度是一件幸事，但也讓這座城市成為罪犯和投機者的避風港。當時的上海因為惡劣的犯罪情況而聞名，只有芝加哥可以與它有得一比。

彼得·赫格（Peter Hoeg）表示，要想了解另一種文化，唯一的方式就是去學習這種文化，進入這種文化，以客人的身份要求得到這種文化的接納，學習其語言。在一定程度上，你也許可以了解這種文化，但這種理解多數是不可言喻的。當你明白了某種文化中與自身文化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沒有了去對其加以解釋的沖動。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外國租界曾是眾多不同種族的聚集地，耳邊響起的是各種各樣的語言。單是公共租界里的居民就來自60多個不同的國家。不過，鮮有人利用這種世界主義所帶來的機會。上海的外國人和中國人在打交道時，多數將中文語法和英文詞語進行可怕的混合使用，也就是洋涇浜英語。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曾與溫莎公爵夫人一起在紐約共進午餐。盡管他們當時是在一家法國餐館就餐，但溫莎公爵夫人說：“在中國待了那么久，我的確學會了一句中文?！比缓笏氖郑瑢χ康煽诖舻姆丈舐曊f：“香檳酒，快快（Champagne chop chop）！”服務生沒有反應，這時溫莎公爵夫人對維達爾吐露“秘密”：“知道不，他們是故意的。假裝他們聽不懂真正的中文。”。事實上，維達爾指出，這位服務生可能來自波多黎各，并且將溫莎公爵夫人的思維混亂歸咎在她進行了過多的整形手術（由此導致她的大腦發(fā)生了改變）。這只是一件軼事，但它很好地說明了在殖民時期的上海，“白人小姐”對比自己地位低的中國人會使用何種語言和腔調。洋涇浜英語作為一種溝通方式，反而加劇了種族隔離。鑒于這種語言絕對不會被用于比點菜更為復雜的對話，它因此也強化了西方人把中國人視作愚蠢和懶惰的觀點。

還有一個原因讓外國人在與中國人打交道時不會采用積極的方式。當時外國人認為“對中國的任何東西感興趣就可能被貼上‘入鄉(xiāng)隨俗’的標簽，這是一種風險”年輕的英國男性在商行內工作，他們被稱為“格里芬”（griffins，也許是荷蘭語中辦事員griffier的訛誤）。他們的雇傭合同禁止他們結婚，除非他們在中國生活了至少5年的時間。此后，他們可以在“休探親假”時找到合適的人結婚。在上海這座城市里，外國男性的數量是女性數量的十倍，因此要在這里找到一個合適的伴侶難于上青天。

即使外國人能夠與中國人進行溝通，這種溝通能達到的復雜水平也是一個疑問。上海并沒有吸引到西方知識分子，少數幾個來過上海的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也只是短暫停留，在收集到足夠多的素材用于自己的戲劇、短篇小說或報告文學之后就離開了上海。董碧方形容這座城市“沒有文化底蘊，更多的是紙醉金迷”，這句話似乎非常準確。據稱，上海俱樂部1870年時在自身圖書館的投入是72美元，在同一年里，該俱樂部在烈酒和葡萄酒上的開銷達到6 724美元，相當多的一筆資金。

在這段時期，上海生活的另一大特色就是無政府狀態(tài)。人們去參觀瑞金南路518號的上海公安博物館就可以明白這點。這個博物館很小，但相當吸引人，讓人們能夠一窺上海在這個時期可怕的黑幫政治。在經過長達十年的逐步取締之后，1917年，鴉片最終被宣布為非法。黑社會迅速抓住這個機會，賺得了可觀的利潤。青幫成為上海那時最重要的黑社會幫派，他們與上海的外國和中國政府結成了聯盟，也與那些控制了鴉片新來源的軍閥結盟。在鴉片被禁后，中國西南部大量種植的罌粟花成為鴉片的新源頭。在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中，張藝謀對舊上海的黑幫有深刻的刻畫，手法相當嫻熟。

正是這種狀態(tài)讓人們會去拿舊上海和當時的芝加哥進行對比。不過，舊上海的犯罪行為要比芝加哥滲透得更深，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這座城市獨特的司法制度，即公共租界、法租界及中方自行管理的城區(qū)。董碧方稱這是一種“復雜的政治潰瘍”，這種政治潰瘍是“投機者和流氓的天堂”。正如維基·鮑姆（Vicki Baum）在其小說《上海1937》中所說：“沒有人會問其他人為什么來上海，人人都認為他人有著想要隱瞞的東西”（Dong 2000：127）。缺乏核心的執(zhí)法機構，這意味著小偷只要從一塊飛地跑到另一塊，就可以逃過警察的追捕。通常這就是跑到街對面的事情，他所犯事地區(qū)的警察卻不能跟來。此外，多數西方人也享受到治外法權的好處。潘翎（Lynn Pan）提到，殖民政府非常樂于假裝沒有注意到一些更加公然的違法行為（前提是這種犯罪行為在能夠容忍的范圍之內），因為他們通常可以因為睜只眼閉只眼而得到大量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