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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田山花袋、國木田獨步、蒲原有明等人借用位于麻布龍土町的西餐館“龍土軒”二樓開會，形成了早期自然主義派交友圈“龍土會”。這里的“法蘭西料理”吸引著作家們，田山花袋認為，這恐怕可以理解為當時的日本作家們憧憬外國文學的物化表現(xiàn)。 咖啡館在日本被賦予了一個頗具中華風格的名字：喫茶店。與茶一道，“喫茶”一詞也依附著禪宗佛教自中國傳到了日本，就是“禪茶一味”的趙州和尚說的“吃茶去”那個“吃茶”。這個體現(xiàn)了曾經(jīng)雄踞主流地位的外來文化的外來詞，現(xiàn)在又被用來體呈另一種后來居上的新外來文化，簡直就仿佛歷史交接的象征一般。而喫茶店作為一個物質(zhì)空間，同時也作為一個精神空間，它不單單是某種文化語境的產(chǎn)物，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化，或者說是一種文化的物化形態(tài)。咖啡館自西洋登陸東瀛日本，化作了喫茶店，非他，徑直便可視作以肉眼可見的物質(zhì)化形態(tài)昭顯了西洋文化的東漸。 19世紀歐洲大陸的澎湃思潮，透過日本橋的丸善本店二樓，不舍晝夜地沖擊著這遠東小小的孤島。然而事實上，洶涌襲來的西洋思想文化，不單單是通過書籍和書店這條渠道，同時還通過咖啡與咖啡館這一通道，沖擊著同時代的日本和日本人。倘如說荷風朝食的“棄和取洋”還與其留洋體驗密不可分，被目為“日本史上最早的café”,卻是由一位從未走出國門的年輕人創(chuàng)建的。 留法9年的畫家黑田清輝。松山省三曾在他的影響下，創(chuàng)辦日本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咖啡館“Café Printemps”，即“春天咖啡”。 油畫家松山省三在東京美術學校（今東京藝術大學）學畫時，時常聽到其恩師、曾經(jīng)留法九年的大畫家黑田清輝一再談起巴黎的café，心馳神往已久，決意要在日本也創(chuàng)辦一家像巴黎那樣的café，供文人墨客藝術家們歡聚一堂談天說地辯文論藝，于是便在1911年3月與友人攜手，在銀座開設了“日本有史以來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咖啡館，由其摯友、戲劇家小山內(nèi)薰命名為Café Printemps，意為“春天咖啡”。經(jīng)營上實行會員制，著名作家森鷗外、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詩人北原白秋，批評家、戲劇家島村抱月等一流文士都名列會員陣營，還有一批新進氣銳的青年畫家。該店雖然處處以巴黎為榜樣，卻也有大膽創(chuàng)新之處：巴黎的café里，侍應生均為男性，而Café Printemps卻一律使用青年女子做“女給侍”（waitress），大受顧客歡迎。毋庸贅言，那顧客么，大抵皆為男性。
咖啡館不獨是文化傳承之地，更是文化創(chuàng)造的現(xiàn)場。在這里，詩人、小說家和畫家們海闊天空議論風發(fā)，激發(fā)起創(chuàng)作的情熱，撞擊出靈感的火花，催生下藝術的碩果。其實早在松山省三的Café Printemps出現(xiàn)之前，東京的文人們就已經(jīng)自發(fā)地尋找類似的平臺，定期聚會，切磋琢磨，交流思想，形成了諸多流派，將日本文壇妝點得花團錦簇、繁榮多彩。不妨說日本人不同于西洋人的最大特質(zhì)之一，恐怕就在于更喜愛“拉幫結(jié)派”吧，用時下流行的說法大概要叫作“抱團取暖”。一部日本“近代文學史”，從尾崎紅葉、山田美妙的“硯友社”開始，或緊密或松散的各類作家群體層出不窮，與西洋作家大體是單槍匹馬獨來獨往的行為風格大相徑庭。這些小團體大多以“某某會”命名，著名的有以夏目漱石為中心的“木曜會”，因他的學生們每周四前往老師府上閑談文學而得名，日語稱禮拜四為“木曜日”；再如巖野泡鳴主宰的“十日會”，每月十日這天例行聚會則是會名誕生的原因?！笆諘睍銎鹣染驮O在泡鳴自己家里，后來改到了神田萬世橋的西洋料理店“ミカド”（mikado），“這是個輕松愉快的會，倘使吃了晚飯以后去，只須付一毛錢的紅茶錢。若交納一塊錢會費的話，就可以享用一份一湯兩菜的西餐?！保◤V津和郎《歲月的足跡》）
雖然“本格的”巴黎式咖啡館也許當以Café Printemps為始，但咖啡卻與西餐一樣，早早地就已經(jīng)登陸了日本列島。早在20世紀初，田山花袋、國木田獨步、蒲原有明等人就自然形成了“龍土會”，因為是借用位于麻布龍土町的西餐館“龍土軒”二樓開會，遂得此名。據(jù)花袋說，該店的法蘭西料理味道甚美，起初是畫家們時常光臨，后來好像是象征派詩人蒲原有明率先探訪，后來又將自然主義小說家國木田獨步來了去，“料理的好吃不好吃倒在其次，相形之下，毋寧是‘法蘭西料理’這個詞兒，吸引了年輕的我們的興趣”（花袋語），而這，恐怕又可以理解為“我們便是如此地憧憬著外國文學”（花袋語）的物化形態(tài)吧。
“龍土會”一般被目為早期自然主義派的交友圈，而花袋也認為該會前期的中心存在是獨步，從側(cè)面為這一看法提供了支撐材料。而“潘之會”則被看作是與之抗衡的浪漫、唯美派青年作家們的交友圈。“潘”（Pan）本是希臘神話里的牧神，被認為是及時行樂的享樂之神。該會的發(fā)起人為北原白秋、木下杢太郎、長田秀雄、吉井勇等一班詩人以及石井柏亭、山本鼎、森田恒友、倉田白羊等一群畫家，都是二十來歲的年青人。他們將東京比作巴黎、將隅田川比作塞納河，將隅田川邊的西洋料理店比作塞納河畔的café，每月聚會數(shù)次，盡情享受青春盛宴，將潘之會做成了反自然主義的“耽美派”藝術運動的力場，甚至吸引了詩人兼雕塑家高村光太郎、翻譯家兼批評家上田敏、著名公知小說家永井荷風等人。 如是，其實不妨說早在Café Printemps誕生之前，東京的文人墨客們就已將各類“西洋料理店”當做巴黎式café的代用品，并運用自如地讓它們發(fā)揮了后來的“喫茶店”的作用。而Café Printemps則堪稱是應運而生，引領了歷史的嬗變，滿足了文壇的需求，并催生了大批的跟風追隨者，許許多多的喫茶店隨之紛紛問世，好似雨后春筍，從此開啟了日本的“喫茶店時代”，形成了延續(xù)至今的日本喫茶店文化。
喫茶店，既不同于家庭那樣充滿煙火氣的實實在在的生活場，又絕非超凡脫俗遠離現(xiàn)實的虛景幻境。它浮游于純世俗性與純虛擬性之間。它的的確確構成了世俗生活場的一片洞天，同時又不可否認地具有鮮明的超日常性。它見證過形形色色的人生際遇，孕育過千姿百態(tài)的青春美夢，成就過不計其數(shù)的心像追求。后來成為左翼文學代表作家、在近代文學史上據(jù)有一席之地的佐多稻子在經(jīng)歷了一次失敗的婚姻之后，于18歲時上京謀生，就在東京大學附近的café“紅綠”做了個“咖啡女”。正是在這家喫茶店里，她結(jié)識了雜志《驢馬》的同人、東大生中野重治、堀辰雄，和中野的高中同學、為了追求文學夢想而放棄學業(yè)邊做郵局職員謀生邊堅持文學活動的漥川鶴次郎，并在漥川的鼓勵下開始小說創(chuàng)作，走上了文學之路。兩人志同道合，相思相愛，結(jié)為人生伴侶，共奏了一曲文壇佳話，雖然最終未能白頭偕老，畢竟也攜手走過一段刻骨銘心的人生歷程。喫茶店便是這樣一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舞臺，日日上演著種種人生故事，而透過它去重新審視文學史，也不失為一個有趣的視角。 施小煒 ／text -Z-拾壹／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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