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中和珅畫像

抄家：“貪污之王”的真相

1799年2月26日，就在嘉慶皇帝宣布和珅一案結案的三天后，直隸布政使吳熊光的一份奏折被呈遞到皇帝手中。自從上次君臣奏對之后，吳就被皇帝委派查辦和珅及其家人名下財產。

就在吳的第二份奏折呈遞的同時，另一份來自內務府的密奏也被送到御前。

比起吳熊光這個從二品的布政使，這份奏折的三個作者都是皇室宗親，他們分別是肅親王永錫、貝勒綿懿和剛在2月12日履新的總管內務府大臣永來，這份奏折的內容只有一個，那就是奏報在海甸查抄和珅及其同黨福長安花園財產的情況。

3月5日，內務府奏折(同樣是密折)又報告提督衙門交到查抄和珅家產案內折合庫平銀2833249.61兩，已交入內務府廣儲司內收訖。

甚至到兩個月后的5月2日，定親王綿恩還在奏折中稱奉旨查抄和珅及伊家人劉全等家產，將查出的二兩平金33551兩和白銀3014095.33兩一同交給內務府廣儲司收訖，同時還表示對那些尚未追回的造車價銀也會'移咨內務府就近著追'。

嘉慶皇帝為何對查抄和珅的家產如此傾心？難道真的是因為像后世筆記中所說的'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北京恭王府（清乾隆和珅府邸）花園詩畫舫

從史夢蘭的《止園筆談》到薛福成的《庸盦筆記》、歐陽星的《見聞瑣錄》、無名氏的《殛珅志略》，再到徐珂的《清稗類鈔》、天臺野叟的《大清見聞錄》，一份'和珅家產清單'通過這些好事文士的稗史筆記在民間傳抄流行。

在這份清單中，和珅成了毫無疑問的貪污之王。

按照這份清單記載，和珅被抄家產共計一百零九號，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已估者二十六號，合算共計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伍千一百六十兩。

按照另一本《梼杌近志》中的統(tǒng)計：

“其家財先后抄出凡百有九號，就中估價者二十六號，已值二百二十三兆兩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號，論者謂以此比例算之，又當八百兆兩有奇”。

是書更聲稱'政府歲入七千萬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當一國二十年歲入之半額而強'，這也正是現(xiàn)在時下流傳的和珅家產達到8億，相當于大清國十余年財政收入的總和之來源。

但容易被人忽略的一點是，《梼杌近志》這本書初版于1910年，并且被收入革命黨人胡樸安的《滿清野史》當中(胡本人可能正是這本書真正的作者)。

所以對革命黨而言，這個天文數(shù)字般的貪污記錄更具革命文宣的功能：“甲午、庚子兩次償金總額，僅和珅一人之家產足以當之”，國恥與貪腐緊密相連，足以喚起民眾排滿之心。而和珅貪污8億兩的傳說，也由此擴散開來，成為今天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的不易之論。

那么，和珅的家產究竟有多少？

一份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名為《和珅犯罪全案》的檔案中包含一份詳盡的《預覽抄產單》，看似可以解答這個問題，但其真實性，經過馮作哲的嚴密考證，已經被證明是道光時代的產物，且其中收錄的上諭、折片錯漏百出。

而這份所謂的《全案》，恰恰是后世那些以訛傳訛的稗史筆記的源頭。

所以，唯一可信的史料，就只有上諭、參與查抄臣僚的奏折和內務府的折片，而這里面的數(shù)字加在一起，總數(shù)甚至不會超過兩千萬兩白銀，更保守的估計，則指出這個數(shù)字也許僅在一千萬兩上下。

這恐怕是這位“貪污之王”真正的極限了。

皇帝的荷包：錢都去哪了？

考慮到當時川陜白蓮教起事，朝廷連年征剿，大筆銀兩被投入到平弭內亂的無底洞中，所以和珅的這筆查抄財產，可謂久旱甘霖，足以為前線官兵再添助力。

當然，前提是這筆錢確實被用在了軍費開支上。

像所有良好的愿望一樣，事實總是會毫不留情地將其戳破——

人們往往只關注于一個貪官究竟貪污了多少錢款，并且為天文數(shù)字般的巨額贓款目亂神迷，切齒于其肆無忌憚的貪腐行為，并未朝廷再次揪出這樣一個國之大蠹而歡欣鼓舞，并將國家出現(xiàn)的一切積弊都歸咎于這個倒臺的貪官身上。

就像《清朝野史大觀》的作者所切齒痛斥的那樣：

“蓋至乾隆末年而康雍乾三朝之元氣，殆盡斫喪于彼一人之手矣”。

然而卻很少有人追問，這筆錢款究竟去了哪兒。

《清朝野史大觀》

很少有人注意到查抄家產的奏折中頻繁出現(xiàn)的'內務府'及其下屬的'廣儲司'，而這個部門恰恰是和珅查抄家產的真正去向——它們既沒有被存入國庫之中，以備不時之需；也沒有成為軍費，支援前線官兵，而是分類按批進入內務府的不同部門之中。

內務府可能是有清一代最神秘的有關部門之一。這個機構完全是由一個圍繞在皇帝身邊的小規(guī)模政治集團掌管，其各部堂官完全為皇族親貴所壟斷，下屬的各部郎中、司員都是由政治可靠的滿人擔任。

整個內務府的唯一作用和目的就是為皇室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主要是財政方面的。

除了內務府的總管和皇帝之外，很少有人能知道內務府的財政狀況，人們唯一清楚的一點是，從乾隆朝以來，每年國庫都會固定向內務府劃撥60萬兩白銀用以皇室支出。

但另一點需要肯定的是，內務府的收入決不至于此數(shù)。

被嘉慶賜死的和珅就曾經主管內務府，深知個中玄機。這位善于斂財之道的臣僚在內務府總管任上頗得乾隆圣心嘉悅，因為他很擅長無中生有地巧借各種名目為內務府招財進寶，來填補乾隆皇帝日益豪奢之心。

其中和珅最出名的一個發(fā)明就是議罪銀制度，近乎于釣魚執(zhí)法。

皇帝在得知官員過誤后，會寄一道密諭給該官員，當官員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讀完皇帝嚴厲申斥后，看到御批最末的'自行議罪'和'自問該當何罪'時，就明白到了該掏錢的時候了。

如果皇帝對官員為自己罪愆付出的罰款滿意，就會在奏折的后面批上一個'覽'字，待官員將罰金如數(shù)交上后，這筆君臣間的交易就算圓滿完成了。這當然是一筆秘密的一錘子買賣。

大部分交易記錄都會仔細記錄在一份名為《密記檔》的檔案中。有學者統(tǒng)計過從1749年初具雛形到1805年嘉慶皇帝廢除該制度之間的110宗罰議罪銀案例，發(fā)現(xiàn)最盛時恰恰是和珅當政的1778年至1795年，共計101件。

其中共罰銀兩合計499.55兩，其中流入國家公共財政體系的，僅占其中的29%，用于海塘河工和軍費的部分分別只占16.2%和10.6%。而其中高達285.05萬兩，占到總數(shù)57.1%的部分，全部作為皇室經費流入內務府和乾隆皇帝最喜好的南巡盛典之中。

同樣，皇帝也不會放過那些罪大惡極的貪官的財產，而每一次抄家少則數(shù)十萬兩，多則上千萬兩的收入，自然也比議罪銀零敲碎打式的進賬來得更快更多。

皇帝在對貪腐行為的龍心震怒之余，用抄家的巨額進項作為一點微不足道的心理補償是再合理不過的了。

嘉慶

瓜分：一項政治任務

因此，當和珅倒臺之后，他龐大的財產，無論是三千萬還是一千萬，都順理成章地落入皇帝的荷包。盡管這筆錢也許不像8億兩這樣數(shù)額龐大，但也相當于二十余年的皇室固定經費。

當和珅被下獄賜死的那一刻，對其遺下財產的分配就成為了內務府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來完成?；实蹫榱吮硎咀约翰皇且晃缓秘浿鳎M力做出慷慨大方的姿態(tài)將這些昔日的贓款進行公平分配。

珠寶玉器、金銀器皿、首飾、字畫、古玩、鼎彝、皮張、綢緞等等都先行歸入內務府庫中，再拿出一小部分讓近支王公利益均沾，以免過多的賞賜開啟這些人的貪鄙之心。

至于房產，除了一部分(按照皇帝上諭是一半，但實際上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給和珅之子豐紳殷德和他的妻子--同時也是皇帝的姐姐和孝公主，其它都分配給了成親王永瑆、儀親王永璇、慶郡王永璘和貝勒綿懿。

幾家當鋪，除了其中的三家賞給三位近支王公之外，其余也都收歸內務府進行繼續(xù)經營，一些皇帝近身的太監(jiān)也分得圣恩雨露，得到了綢紗袍服和棉衣的賞賜。

對普通市民來說，他們能分得的，除了可能隱匿在民間還未被內務府苛察的眼睛發(fā)現(xiàn)的和珅余產之外，就只有被崇文門稅關變賣的破舊物件好戲裝。

唯一的例外是從和珅府上收繳的人參，據稱有六百余斤，由于庫房已滿，所以內務府決定將其變賣，但由于一時之間拋售大量上好人參，使整個北京奢侈品消費增長激增，導致市面上一時竟出現(xiàn)貨幣短缺的現(xiàn)象。

如果這條記載屬實的話，它應該成為貪腐經濟學的一個典型案例。

不算結語的結語

當1799年結束時，大清帝國沉浸在圣君治世的集體夢境之中，一位甫才親政的年青君主，以'仁至義盡'的迅猛手段鏟除了前朝權奸，一掃朝廷暮氣。他終于走出了自己父親的漫長陰影，意得志滿地開始了自己的全新統(tǒng)治。

而他的臣民，毫無疑問也相信，在揪出了如此大的一個國奸巨蠹后，這個國家將迎來一個清正廉明的'中興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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