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倪元璐、黃道周、王鐸三人皆明天啟二年進士，三人在翰院館內相約攻書。李自成陷京后，倪元璐于家鄉(xiāng)浙江上虞聞崇禎自縊而自縊以忠君，黃道周輔佐南明抗清不遂，被俘不屈而遭殺戳。王鐸為貳臣降清茍生。

２．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中極力推重黃道周：明季書家可以奪王鐸之席的，只有黃道周，黃道周學問品格，皆第一流。他對于書法要在二王之外另辟一條路徑出來?！恼鏁鐢嘌虑捅冢粱ò唏g；他的草書，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

３．黃道周與倪元璐交誼彌深，黃亦素尊倪書，評曰：抹蔡（襄）掩蘇（軾），望王（二王）愈羊（欣），宜無如倪鴻寶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氣太渾，人從未解其妙耳。

４．清人宋犖《漫堂書畫跋》稱黃道周：石齋先生楷法尤精，所謂意氣密麗，如飛鴻舞鶴，令人叫絕。

５．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言：明人無不能行書，倪鴻寶（元璐）新理異態(tài)尤多。

究竟倪元璐與黃道周為何能得到這么高的贊譽？看看耿仁堅是怎么說的。

倪元璐（1593－1644），字汝玉，一作玉汝，號鴻寶，明上虞（今屬浙江省）人，

官至戶、禮兩部尚書，李自成陷京而自縊。

黃道周（1585－1646），字幼平，號石齋，明漳州（今屬福建?。┤?，

官至禮部尚書，曾戰(zhàn)與清兵而敗，不降而遭殺戮。

錄此消息，是典籍中對生逢明末的倪元璐、黃道周二人之書鮮少評論的緣由。另一個重要的事實也不容忽略，到今為止，評論黃道周、倪元璐的書法，蓋多以書中透出凜凜的烈士之氣而終。

當我們對明中后葉的書法進行梳理之時，自然會把祝允明、徐渭、張瑞圖、倪元璐、黃道周、王鐸、傅山諸家的草書作品劃歸一個譜系，以祝允明為發(fā)端，至傅山為終結。他們導演了一個明王朝“世紀末”的情調——浮躁、火爆、掙扎與壓抑。其中，王鐸以其對韻律的“貝多芬”式的天資，稍有出入。這是一種時風，歷史的、政治的根源深植其中，他們迥異于旭素、山谷狂草，每每以歇斯底里而告終，他們都表達了一種奔急的、強悍的情感基調。

假如拋開倪鴻寶的斥叱崔魏閹黨、復明東林黨的義舉以及倪黃二人的忠貞死節(jié)的口碑，那么，倪黃二人書自然是道地的“末世情調”，而無需以“忠貞”附之。

倪元璐、黃道周二人書法絕似，這在歷史上的同時代大家中絕無僅有。朝推夕研，相同的志向與人格，使他們在章法布局、運筆與結構上有諸多的共性：即多以字間距的消失而取勢，以尖筆露鋒而兆始，以結構的局促不展而取險怪。但二人差別處亦明了：倪大字條幅筆力沈雄、渾厚，黃則示以方峻；倪不大重視個體造型的能力，以類同的縱向個體形成密實的氣勢，而黃道周則強調個體造型所形成的個體橫向空間以調整節(jié)奏增加意趣。

讀倪黃二人的書作，絕非輕松事情——使人壓抑、急躁。這或緣于其對造型結構的出人意料：其結構既不外拓以示舒展，也不柔潤以取姿媚，每每于線條（筆畫）當舒展之時，急劇轉向收斂，離出于意想之外，造成一種局促、險迫，以極不穩(wěn)定的空間令人難堪。這就是南海所謂的“新理異態(tài)”吧。但若依沙孟海所言“另辟二王路徑”則不妥矣，因為他們還未走出二王多遠，堪當此話的唯張瑞圖而已。

然而，展閱二家小楷，其地道的“鐘氏（繇）家訓”令人信然，筆姿輕淡、質樸，造型古樸典雅不落俗套，宛如三月春薺，清新可人。

在今天，當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倪黃二家書，可知以他們所處的特定時代、特定環(huán)境形成的特定心態(tài)來作書，必形成一種強悍、奔急的書風，亦即用強悍、奔急的書風寫出他們的雄肆不安的心境，王鐸、張瑞圖亦然，盡管其人非忠烈之士。這給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是不是人格的某種指向就是作書的心理取向？

明季諸書家之書，欠缺的是一種自然氣息，其境界非高。而今人學書，動輒以明季諸書家風格化之，除表現(xiàn)出一種浮躁之氣而外，離大道遠矣。借用王鐸來研究書法技術性規(guī)律，可達事半功倍效果，要追求境界則謬之千里。盡管今天的書壇熱鬧非凡，書家輩出，但是有幾人釀造出東坡之境界？書法猶如京劇一般，在古人把高度達到巔仞之后，后人只在苦苦支撐著祖宗的一點家產，正如陶詩、唐詩后之詩。但是，與今人的專事書法而言，倪黃本不屑于書畫一事，只是把其作為情感的記實而已，因而無需苛求他們的境界：傳言二人盡節(jié)之時，皆以揮灑書畫而結，足見其視死如歸之“平常”心態(tài)。

倪元璐《贈樂山五言律詩軸》

黃道周《孝經定本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