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一日（1871年6月8日），倭仁因病去世。他在彌留之際的《遺疏》中，仍念念不忘要兩宮皇太后“勿忘庚申之變”，要同治皇帝“毋以誦讀為具文，毋以《詩》、《書》為迂闊”，表明倭仁一方面至死不忘國恥，另一方面他仍然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作為救國的惟一法寶。

本文摘自：《百年潮》 2000年第05期，原題：《晚清頑固派的典型》

倭仁在晚清歷史上以頑固保守著稱，這是眾所周知的。這樣的一個歷史人物，很自然地在我們的主流史學研究視野之外，因此，長期以來，人們對他所知甚少。

倭仁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

一、出身：蒙古駐防旗人

倭仁（1804－1871），字艮峰，號艮齋，烏齊格里氏，蒙古正紅旗人。嘉慶九年十月初五日（1804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南省城開封。

倭仁并沒有顯赫的家世。先輩是駐防八旗中下級軍官或普通士兵家庭，屬中下層旗人社會。倭仁的青少年時代是在駐防地開封度過的。與其他傳統(tǒng)士人一樣，倭仁走的是一條學而優(yōu)則仕的科舉道路，道光九年（1829），25歲的倭仁會試中式，殿試時被取為二甲第三十四名，賜同進士出身，朝考時被點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在清代，一般人進士及第的平均年齡是35歲，倭仁25歲中進士點翰林，可謂少年得志。這在漢人中尚不多見，在旗人中更是難得。可見，倭仁從小受過良好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有著深厚的學術根基，這是他成為晚清著名的理學家和一代理學名臣的重要基礎。

二、向學：與曾國藩相交為師友

倭仁會試中式后，便遷入京師，逐漸融入京師士林社會。進士的功名與翰林的出身，為倭仁提供了一把進入京師士林的鑰匙。他早年官京師時主要的社交圈子便是河南同鄉(xiāng)。當時，與倭仁交往甚密者主要有李棠階、王鵴等人，他們旨趣相投，究心理學。道光十三年（1833），成立“正學會”，定期“會課”。參與者每天將自己的舉止言談甚至思想寫成“日錄”，相互交換批閱，大約十天左右在與會者某一人家中集會，當面品評得失。當時倭仁與李棠階等人的“會課”所討論的主要是王學，這種“會課”一直持續(xù)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李棠階離京出任廣東學政，前后達十年之久。

道光二十年（1840），晚清著名的理學家唐鑒再次到京師做官，在他周圍聚集了倭仁、曾國藩、吳廷棟、何桂珍、呂賢基等一批理學名士。唐鑒“生平志朱子之志，學朱子之學”，在乾嘉漢學風行一時的氛圍中，他獨究心于程朱性理之學。倭仁自從向唐鑒問學以后，便開始了他的學術思想的轉向，棄王學而改宗程朱，終身篤信程朱理學。由于唐鑒的介紹，曾國藩此時得識倭仁，他在日記中記述唐鑒對倭仁的評價：“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坐作飲食，皆有札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者皆記出?！痹鴩c倭仁訂交后，兩人終身相交于師友之間。曾國藩對倭仁的理學修養(yǎng)工夫很欽敬，也學他的樣子寫日課，彼此互相批閱日課冊，共同切磋。倭仁要曾國藩“掃除一切，須另換一個人”，曾國藩“讀之悚然汗下”。曾國藩對倭仁的日課冊則敬畏有加，只加圈而不敢加批。他在與弟書中稱倭仁為“令人對之肅然”的“益友”。就這樣，在進入一個新的社交與學術圈子以后，倭仁很快受到唐鑒、曾國藩、吳廷棟等人的贊賞與推崇，從而在當時京師理學家中，取得較高的地位。道光二十六年（1846），唐鑒告老南還，此后，倭仁成為京師理學重鎮(zhèn)。

三、論政：書生意氣遭悶棍

“苦命天子”咸豐皇帝即位之初，正值內憂外患之時，為振刷紀綱，勵精圖治，詔諭內外大小官員工上書陳言，獻計獻策。時為大理寺卿的倭仁自恃經綸滿腹，企圖一展抱負，特上《應詔陳言疏》，大談用人行政之道。倭仁以儒家德治理論為基礎，具體闡述了他的以“君子”人才觀為中心內容的政治思想。他說：“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切于嚴辨君子小人”。在倭仁看來，用儒家“君子”人才培養(yǎng)皇上的“圣德”，就可以達到“天下治”的政治理想。這是作為理學家的倭仁第一篇治國宏論，雖然完全符合儒家修齊治平的政治倫理，然而，并沒有涉及到任何具體的政治問題。倭仁的上書使咸豐皇帝頗覺尷尬。一方面，倭仁是應詔陳言，咸豐皇帝不得不褒揚他的“直諫”精神；另一方面，王朝岌岌可危，空空洞洞的幾句儒學老調子并不能解決“國計民生”的任何問題。結果，做了二十余年京官的倭仁以副都統(tǒng)職銜被外放為葉爾羌幫辦大臣。

葉爾羌，在今新疆的莎車縣，距京萬里之遙。倭仁的外放，不能不說具有極深的被貶意味。雖然咸豐皇帝說是讓倭仁去鍛煉，但對于書生意氣十足的倭仁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悶棍。咸豐元年（1851）正月二十日，倭仁走馬上任?！斑^易水，吊荊卿遺跡，想見悲歌慷慨之風”。千古壯士荊軻出行的悲愴心境引起了倭仁的共鳴。盡管倭仁對此次外放心存芥蒂，但是，他畢竟是“奉天子命，出守西羌”，因此，遠在葉爾羌的倭仁仍然心系朝廷，對國家政治表現出極大的關注熱情。

咸豐二年（1852）五月，倭仁有鑒于咸豐皇帝即位以來政治上毫無起色的情形，從葉爾羌上《敬陳治本疏》，大談“治本”之論。倭仁所謂的“治本”是要“皇上立必為堯舜之志”，這仍是正統(tǒng)的儒家政治倫理，出自理學家的倭仁本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對于被太平天國運動攪得日夜不得安寧的咸豐皇帝來說，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咸豐皇帝看來，倭仁的“治本”之論當然并非不對，只是這些“統(tǒng)論治道”不切實務的“空言”，實在無助于當務之急。

倭仁缺乏官場政治經驗，后來，因為與葉爾羌回部郡王三品阿奇木伯克愛瑪特的“互訐案”，而獲得“降三級調任”的處分，并因此結束了他在葉爾羌或許本就不該有的無奈生涯。

四、為政：在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政爭之中

倭仁自葉爾羌回京以后，先是在上書房授讀郡王奕，以充分發(fā)揮自己的特長，隨后出任陪都盛京禮部侍郎，不久調任戶部待郎，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務。咸豐十年（1860）八月，署理盛京將軍。在盛京的任職，不僅使倭仁的政治地位有所上升，而且在實踐中逐漸積累了一些官場處事經驗。咸豐十一年（1861）十月，倭仁作為朝廷的使臣出使朝鮮，頒布咸豐皇帝去世的“遺詔”和同治皇帝登極的“恩詔”，這預示著倭仁的政治生涯開始出現轉機。同治元年（1862），在倭仁的一生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元月，升任大學士，工部尚書；二月，任同治帝師傅、充翰林院掌院學士；七月，任協辦大學士；閏八月，任大學士，兼管理房部事務，旋授文淵閣大學士。同治十年（1871），倭仁又晉升為文華殿大學士。倭仁晚年生活的這十年，是其生命中最輝煌的時期，真可謂“晚遭隆遇”。這使倭仁成為同治王朝政壇上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

同治王朝政局非常復雜。咸豐皇帝去世以后，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盉聯手清除了肅順勢力，朝中權力之爭便成兩極格局。同治初年，清王朝處于內憂外患的嚴重危機之中，恭親王奕盉成為維系大局的關鍵人物，慈禧不得不依靠他；然而，奕盉權勢膨脹，遂成尾大不掉之勢，這又是權力欲極強的慈禧所不能容忍的。同治四年（1865）三月四日，翰林院編修蔡壽祺上疏參劾奕盉貪婪、驕淫、攬權、徇私四大罪狀，要求奕盉“歸政朝廷，退居藩邸”。蔡疏立即成為慈禧打擊奕盉的有力借口。

第二天，慈禧即召見大學士周祖培、協辦大學士瑞常、吏部尚書朱鳳標、戶部侍郎吳廷棟、邢部侍郎王發(fā)桂、內閣學士桑春榮和殷兆鏞等人。倭仁在周祖培的推薦下出場，此后成為查辦此事的主要人物。

初六日，倭仁會同周祖培等在內閣訊問蔡壽祺，并將結果寫成奏折，由倭仁領銜上奏。倭仁等的結論是：“雖不能指出實據，恐未必盡出無因。”看似模棱兩可，其實意思很明確，應將恭親王予以懲戒，“裁減事權”。這正合慈禧太后的心意。所以，當倭仁等將奏折呈上時，慈禧太后早已事先擬好了處理此事的詔書，并當即諭令倭仁、周祖培等修改詔旨中的錯別字和潤飾辭句，不交軍機處而直接由內閣發(fā)下。慈禧所擬詔書給予奕盉極為嚴厲的處置：“革去一切差使”。此舉引起朝野上下巨大的震動，尤其遭到王公大臣的紛紛反對。

親王奕對慈禧之舉，頗為不滿，首先上疏抗議，要求慈禧太后將此事交給王公大臣集議。

慈禧太后此時心情非常復雜。她一方面諭令王公大臣初九日于內閣會議，一方面玩弄兩面手法。初九日，在王公大臣會議之前，慈禧先召見倭仁、周祖培等人，表明她罷斥奕盉的堅決態(tài)度：“恭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復用！”接著慈禧又召見軍機大臣文祥等人，暗示可以復用奕盉。當兩方面的人在內閣集議時，各述從慈禧太后得到的意旨，顯然大相徑庭，于是互不相讓，爭吵不休，最后請當天召見時在場押班的鐘郡王作證，鐘郡王表示，“固皆聞之?！贝蠹蚁囝櫴?，會議不歡而散。其實，慈禧對此事的心情很矛盾：既想罷斥奕盉，而理由又不甚充分，不僅“樞臣”和“親藩”反對，還擔心引起外國人的干涉。她希望有大臣支持，“藉大臣以鎮(zhèn)眾議”，使她尋求體面下臺的機會。這時倭仁等人正好幫了她這個忙。

隨后幾日，又有醇郡王奕、降調通政使王拯、御史孫翼謀上疏為奕盉說話，慈禧將此三折發(fā)下交給王公大臣與王折“一并議奏”。十四日，王公大臣再次在內閣集議。深悉慈禧心意的倭仁采取以進為退的策略，他首先拿出一份疏稿，堅持醇郡王等疏沒有討論的余地，充分表達了慈禧意欲懲戒奕盉的強硬的一面。這一舉措一度使會議冷場，但是大家很快就明白過來，各自心領神會。這時，肅親王也拿出一份疏稿，提出一個折衷的方案，主張還是應該錄用奕盉，至于如何“錄用”，則當“出自圣裁”。這個方案得到大多數人的贊同。見此情形，倭仁也順勢修改自己的疏稿，同意肅親王的方案。至此集議基本上達成一致意見。十六日，倭仁與肅親王等人的奏折呈上，慈禧太后終于借此對恭親王奕盉作了體面的讓步：“茲覽王大臣學士等所奏，僉以恭親王咎雖自取，尚可錄用，與朝廷之意正相吻合?，F既明白宣示，恭親王著即加恩仍在內廷行走，并仍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此后惟當益矢慎勤，力圖報稱，用副訓誨成全至意?！边@樣既教訓了奕盉，又給了奕盉重新出山的機會。約一個月以后，慈禧恢復了奕盉的軍機大臣之職，但永遠削去“議政王”封號。奕盉遭此打擊，權勢大為削弱，銳氣頓減，“自是益謹”。應該說，慈禧太后最終達到了目的。

五、應變：近代中西文化首次交鋒

同治六年（1867）的同文館之爭，是近代中西文化的首次交鋒。在這場爭論中，倭仁是反對西學的主角，也正因此而使倭仁在晚清歷史上以頑固保守著稱。

京師同文館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起初只是一所外語學校，其目的是為了培養(yǎng)外交急需的翻譯人才。后來，隨著形勢的發(fā)展，洋務運動日益展開，洋務派大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在辦洋務的實踐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僅學西文是不夠的，還必須學習天文、數學等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信息反饋到朝廷，總理衙門大臣恭親王奕盉等人即建議在京師同文館添設天文算學館。同治五年（1866）底，恭親王奕盉等正式奏請設立天文算學館，擬從滿漢貢生、舉人、進士、翰林和該各項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中招考學生，由總稅務司赫德招聘西人在館教習。殊不知卻因此而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就在恭親王等人增設天文算學館的舉措順利實施之時，反對派已在醞釀抵制。同治六年（1867）正月二十九日，掌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張盛藻的奏折揭開了這場大論爭的序幕。張盛藻反對科甲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認為這樣就會使“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的正途士人誤入歧途?？墒?，張盛藻畢竟人微言輕，他的奏疏遭到皇上諭旨的嚴厲訓斥。

張氏的意見被壓制后，倭仁親自出場，隨即卷入論爭之中。他與恭親王奕盉等針鋒相對地進行了兩個回合的論戰(zhàn)。二月十五日，倭仁上奏主張：“立國之道尚禮義而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而不在技藝?！彼麖牧镜母叨攘⒄摚磳χR分子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擔心“變夏為夷”，將問題的嚴重性夸張到有亡國滅種危險的地步。以倭仁的學養(yǎng)與地位，清廷自然不能等閑視之。在倭仁上奏的當天，兩宮皇太后即召見倭仁，并把他的奏疏交由總理衙門處理。三月二日，恭親王奕盉等上了一個長長的奏折，重申增開天文算學館以招收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們一方面繞開倭仁奏疏中“反對師事夷人”的要點，而從正面大談“自強”之道；另一方面則以攻為守，反詰倭仁：既然你倭仁反對我們的舉措，那么你得拿出自己的“良圖”、“妙策”來呀！否則，“僅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櫓”，怎么能和“夷人”對抗呢？三月八日，倭仁再次上奏，仍然堅持己見，他要奕盉等人作出必有實效，必能殲滅“夷人”而且知識分子又不致受“夷人”影響的保證：“夷人教習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機器必能巧制，中國讀書之人必不為該夷所用，該夷丑類必為中國所殲，則上可紓宵旰之憂勞，下可伸臣民之義憤，豈不甚善！如或不然，則未收實效，先失人心，又不如不行之為愈耳。”這確實把奕盉等人將了一軍。三月十九日，奕盉等人上奏承認：“此舉之把握，本難預期”，顯得底氣不足了。但他們并不甘罷休，于是抓住倭仁奏疏中“天下之大，不患無才”，不必師事夷人的把柄，對倭仁反戈一擊，要倭仁“酌保數員”，另設一館。這個建議得到諭旨允準。這下可為難了倭仁。三月二十一日，倭仁據實陳奏、“并無精于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更使倭仁難堪的是，就在同一天，清廷還諭令倭仁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在保守派人士看來，“以宰相帝師之尊，兼蕃署奔走之役”，是“困之以必不能為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顯然，這是倭仁所無法接受的。于是倭仁一再疏辭，但都不得允準，至此，雙方爭論已到白熱化程度。朝廷的故意為難已使倭仁狼狽不堪，而奕盉等人在朝堂上的當面圍攻更使拙于言辭的倭仁倍感羞辱。幾經折騰，倭仁終于氣得病倒了，于是，他托病堅持不去總理衙門上班，朝廷也無可奈何。倭仁與奕盉等人的正面沖突就此平息。

然而，爭論仍在繼續(xù)，余波未已。倭仁的舉動雖然遭到朝廷的壓制，卻得到一些保守派人士的聲援與支持。通政使于凌辰、成都將軍崇實、候補內閣侍讀學士鐘佩賢、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等人，先后上奏指責同文館。尤其楊廷熙的奏折，洋洋數千言，認為開設天文算學館，“其事其理其言其心，有不可解者十焉”。他從十個方面將倭仁等人的反對意見作了全面具體的闡述和發(fā)揮，甚至以為“同文館”三字是宋代奸臣蔡京殘害忠良的獄名，“非美名也”，他以“久旱不雨”、“災異”非常的“天象之變”為由奏請撤銷同文館。清廷懷疑楊折是倭仁授意所為，因此借機指名道姓嚴厲地批評了倭仁并敦促倭仁盡快到總理衙門上任。倭仁只得繼續(xù)托病請假，清廷順勢開去了倭仁除去大學士兼帝師以外的其余一切差使。倭仁雖然可以不任總理衙門行走，卻也因此而失卻了翰林院掌院學士和管理戶部事務等職權。歷時半年之久的同文館之爭到此結束。

同文館之爭是近代中國關于中西文化關系問題的第一次大論爭。在此過程中，倭仁以“本末”論和“夷夏之辨”的觀念為思想基礎，否定西學的價值，從而認為向西方學習不但沒有必要，而且還會有導致中國文化淪亡的危險，充分顯露出倭仁固守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極端保守思想。

六、晚景：位愈高而憂愈深

經過同文館之爭的打擊，倭仁失去了部分兼差，但他仍以大學士的身份在弘德殿行走，可以更專心地做同治皇帝的師傅。同治八年（1869）三月初八日，十四歲的同治皇帝“開筆作論”，師傅們出題為《任賢圖治》，皇帝寫道：“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別其賢否，而后能擇賢而用之，則天下可治矣”。同治所述，和咸豐皇帝即位之初倭仁所上《應詔陳言疏》完全一致。同年，醇郡王奕奏請皇上在太后召見群臣時“升座聽政”，即見習臨朝理政，得旨允準，倭仁禁不住“喜而賦詩”，其一云：

宸躬道積已成基，稽眾還思允若茲。

巽命重申群策納，乾綱丕振一人持。

每懷機密欣觀政，況有懿親更進詞。

獨愧老臣無寸補，龍章日月仰風期。

詩寫得很蹩腳，其實算不上詩，不過它表達了倭仁對同治皇帝臨朝“聽政”的欣喜和期望。他多么希望能把同治皇帝培養(yǎng)成一代“中興圣主”！

同治十年（1871）三月，倭仁晉升為文華殿大學士，在他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時候，他也登上了傳統(tǒng)仕途的極峰。

倭仁的一生，歷經嘉、道、咸、同四朝，這正是清王朝盛極而衰、日趨沒落的時代。但是，就倭仁及其家庭而言，卻在走著一條穩(wěn)步上升的道路。他從開封駐防的中下層旗人社會中脫穎而出，撞進了京師顯貴階層，成為王朝沒落中的“新貴”。作為現存制度與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在內憂外患危及王朝統(tǒng)治與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歷史過程中，倭仁自覺地成為傳統(tǒng)社會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維護者，這是毫不足怪的。

晚年的倭仁位愈高憂愈深。

咸、同之交，倭仁曾對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結局憂心忡忡，他說：“今雖從和義，而華夏之大防已潰，中朝之元氣愈虧，其將何以立國耶？”在同治九年（1870）的天津教案中，清廷和總理衙門又以向列強屈服告終。作為京師士大夫“清議”的代表，倭仁認為：“今日重罪守令以謝洋人，將來此端一開，何以立國？”倭仁一再提出“何以立國”的問題，可見他對國家命運的深切憂慮。

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一日（1871年6月8日），倭仁因病去世。他在彌留之際的《遺疏》中，仍念念不忘要兩宮皇太后“勿忘庚申之變”，要同治皇帝“毋以誦讀為具文，毋以《詩》、《書》為迂闊”，表明倭仁一方面至死不忘國恥，另一方面他仍然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作為救國的惟一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