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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延邊大學中文系當本科生時（1978.03—1982.01），我就曾選修過雷友梧教授和吳葆棠教授講授的現代漢語語法課。那個時候，在延吉的家里也常能與父親聊聊學術，了解到了有關詞法、句法等研究的一些問題。父親李守田教授當時正在全力研究現代漢語語段，他與佟士凡教授合作，在《漢語學習》1980年第3期發(fā)表了《試談現代漢語語段》一文，這是新時期以來國內學者第一篇研究現代漢語語段的論文。由此，我也知道了一些有關于語段（或曰句群）研究的基本情況。但因為我當時的學術興趣點放在了中國古典文學上，并不覺得漢語語法研究有什么前途，所以，就沒有很好地繼續(xù)鉆研下去。 后來，當上了古漢語老師，出于工作需要，不得不重新“回爐”，開始有意識地閱讀一些漢語語法的經典性名著，比如《馬氏文通》、《新著國語文法》、《中國現代語法》、《現代漢語語法講話》等，對漢語語法學總算有了一點兒初步的基礎，但還是沒有考慮去專門研究它。1987年9月，我有幸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選修陸儉明教授講授《語法研究》課。陸先生講課的特點是邏輯性極強，條理十分清楚。就是語言表達，也是十分簡潔，沒有一句多余的話。陸先生從對1980年代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回顧談起，對語法中的層次分析、變換分析以及語義特征分析方法運用，以及形式和意義的結合等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八十年代中國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1993年），使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青年從總體上對漢語語法研究理論與方法有了一個清晰的把握。由此，使我對漢語語法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就嘗試著把現代漢語語法課學到的變換方法運用到研究古漢語中去，寫下了第一篇語法研究的小論文，就是《<<莊子> “v.o.以.o”句及其變式》,后來發(fā)表在《東疆學刊》1990年第1期上。 因為跟隨北京大學唐作藩教授學習漢語音韻學，自1987年開始，我一直把漢語音韻學作為自己的主攻方向，這樣，雖然我對漢語語法學有一點兒興趣，但還是不得不強行壓制自己轉移學術目標。盡管如此，我還是有意識地偷空兒關注這方面的學術進展信息，并且專門給延邊大學中文系1985級本科學生講授《漢語語法史》必修課，這也就使得我有機會思考一些和漢語語法研究相關的問題。這期間，發(fā)表了一些有關東北方言語法特點的論文。 2003年3月，我去日本關西學院大學作客座研究員，有機會與早稻田大學六角恒廣教授取得了聯系，并向六角恒廣先生請教了有關日本漢語研究的許多問題，并且想方設法購買了《中國語教本類集成》40大冊。 翻讀了《中國語教本類集成》，這才知道，日本出版過那么多的漢語語法著作。令我驚訝的是，在《馬氏文通》之前，就有日本學者研究漢語語法，不但研究漢語文言語法，而且還研究漢語口語語法。我再找來牛島德次《日本漢語語法研究史》來看，竟然發(fā)現，《馬氏文通》和《新著國語文法》在日本的影響是如此之大。原來，中日兩國的語法研究也是互動的，交叉的，忽然間，我產生了一種想法，就是能不能沿著六角恒廣、牛島德次所走過的道路再繼續(xù)走下去，并且從中挖掘出屬于自己需要的資源來？
中國學者沒有人系統研究日本漢語語法學史，很自然，對中國與日本漢語語法學史之間的關系所知甚少，當然，思考問題的思維模式會進入到了一種“怪圈”地步。比如，有人就認為，中國的語法術語體系是從西方來的，與東方無關。我寫下的第一篇日本漢語語法學史研究論文，就是研究大槻文彥“解”《中國文典》的。有趣的是，大槻文彥所“解”的《中國文典》，卻是1869年刊印的，來自于中國，原名為《文學書官話》?！段膶W書官話》，由美國傳教士高第丕（Tarlton 它打破了我原來的慣性思維，才知道，《馬氏文通》之前30年，中國人寫過漢語語法學著作，而且是和美國傳教士一起寫的，又在中國刊印的，還是漢語官話口語語法。從漢語官話口語語法角度上說，比黎錦熙的《新著國語文法》問世也早了53年?！段膶W書官話》在中國似乎被人遺忘了，所以，許多《中國語言學史》或者《中國語法學史》著作并不提及它，但它傳入日本后，命運卻大不一樣，受到如此熱烈追捧，并且，成為日本研究漢語口語語法的先聲，能不讓人感嘆？ 我寫的第二篇論文就是介紹日本明治時期北京官話會話課本的。在“會話中心主義”思潮的直接影響下，日本明治時期北京官話會話課本十分發(fā)達，種類繁多，讓人目不暇接。我所思考的是，當現代漢語語法學界積極引進歐美20世紀70年代以來興盛的會話理論時，很少有人想到，東方在100多年前已經具有了系統性十分強的漢語“會話中心主義”，不但有理論，還付諸實踐，產生了巨大的教學效應，這卻是為什么？我所尊敬的北京語言大學趙金銘教授發(fā)表在《中國語文》上的論文（《漢語句法結構與對外漢語教學》，《中國語文》. 2010年第3期）引用了我的這篇文章，自是看到了日本明治時期北京官話會話課本本身的文獻和理論價值，這說明，對它進行研究是有意義的?！度杖A會話辭典》（1906）研究是這個話題的繼續(xù)，我的博士生孟廣潔也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在這里尤其需要特別說明。 對倉石武四郎翻譯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的關注，也使我有些興奮，隨著閱讀的深入，愈發(fā)了解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在日本的影響力。中國學者很少關注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在日本的巨大魅力，更不知道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作為主流語法風行日本漢語語法學界20多年的原因之所在。2010年4月，刁宴斌教授盛情邀請我參加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辦的“黎錦熙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暨學術思想研討會”，我有機會把這篇論文向與會學者宣讀，引起了眾多學者濃厚的興趣，是可以料想得到的。由黎錦熙進而關注其他的中國語法學者著作在日本的命運，比如劉復、王力、周有光等先生，在日本出版的《中國語文法研究號》（1940），以及野村瑞峰《文法參考書》（1942）中找到了確切的證據，這是讓我由衷地感到震撼的。前輩學者以世界性眼光研究漢語語法，得到了世界各國權威們的承認，并居于世界一流的地位，我輩學者有責任去清理這份遺產。 研讀《岡氏之中國文典》（1887）和廣池千九郎《中國文典》（1905），純屬偶然。在廈門大學圖書館4樓的舊書庫里，堆放著無人清理的，滿是灰塵的舊書。這些書，當時還沒有上架，更沒有登記造冊，所以，你在廈門大學圖書館的網站系統中是查不到的。我因為留意日本漢語語言學研究著作，很自然對這些舊書產生了興趣。我是在小心翼翼地翻檢舊書過程中發(fā)現了這兩部書的，如獲至寶。在研讀中，我以《馬氏文通》為中介，試圖找到他們之間的關系。廣池千九郎在《中國文典》自序中毫不諱言自己參考，并修訂了《馬氏文通》的觀點，受其影響是肯定的，但《岡氏之中國文典》早于《馬氏文通》11年問世，在《馬氏文通》中更找不到《岡氏之中國文典》蹤跡。但如何把兩者扯上關系呢？后來，我在寫《<</SPAN>漢文典>：清末中日文言語法“譜系”》時,了解到日本在明治時代存在著一個明確的漢文文言書面語語法“正統”教學制度，是這個發(fā)達的教學制度催生了《漢文典》系列著作問世，《馬氏文通》的問世會不會也和教會學校中存在的文言書面語語法“正統” 教學制度有關？兩者之間一定會由“西式教育”傳統制約，才會不約而同地思考著漢語文言語法的大業(yè)。而漢語口語語法體系的誕生是不是也和“正統”的西式語法教學制度有關？誕生在中國的《文學書官話》就是典型的教會學校制度的產物。但在日本，漢語口語語法教學就沒有那么幸運了，被排斥在“正統”的國家西式語法教學制度之外，只能以民間的漢語教育補充形式面目出現，日本人只能在漢語“補習班”里學漢語口語語法，其學科地位一直不被“正統”的西式語法教學制度承認。不用說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就是到了1945年之前，還是被作為“戰(zhàn)爭語學”而籠罩著陰影，“棄兒”的命運始終如此，難怪倉石武四郎一再呼吁承認“中國語學”是獨立的學科地位，本來應該和英語、德語、法語一樣，在國家教育體制內居有一席之地！我十分尊敬倉石武四郎，他對中國語和中國文化那份執(zhí)著的熱情，在日本軍國主義肆虐之時，還冒著殺頭的危險，到處奔走呼號。只要一想起來這些陳年舊事，我的眼眶里立刻涌動了激動的淚水，倉石武四郎為中國語學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怎能被后代中國語學者所忘記？ 至于《中國語學》月刊（1907——1908），是我在早稻田大學中央圖書館找到的，六角恒廣先生沒有在他的著作中提及，它是世界范圍內名副其實的第一本專門的中國語研究期刊，值得我們特別推崇。還有后藤朝太郎，他出版《現代中國語學》（1908）時只有28歲，恐怕連他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一個初出茅廬的日本東京大學小伙子，居然敢做出一件當時連日本著名漢語學者做夢都不敢想的大事，去運用現代語言學理論構建漢語語言學理論體系，多么自信！然而，他卻做到了，就是在100多年后的今天看起來，很多問題的提出，都是極具前瞻性眼光的，還有不少課題學術界仍然沒有很好地解決。我覺得，如果把他比作日本的中國語學界的希爾伯特，一點兒也不為過，難怪日本大百科全書一定要收錄這本書，并把它作為經典性名著傳播著，是因為它在當時太富于創(chuàng)意了。向中國學者介紹它，并把漢語語法，包括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內容作為它整個漢語理論體系的一部分，就顯得全面一些，而不是把他的語法研究和其他的研究內容割裂開來，所以，放在最后，希望引起讀者的深思和共鳴。 我不是漢語語法學者，卻愿意以一個門外漢的角色來觀察世界范圍內的漢語語法學史，獲得意外的收益是可以想見的。我曾經設想過像我寫《日本漢語音韻學史》（2011）一樣，也極力推出一部《日本漢語語法學史》，這也是我給自己留下的命題作文。但我知道，以我目前的學養(yǎng)和時間來看，恐怕還做不到，就是詳實的《日本近現代漢語語法學史》，也是寫不出來的。只好把一個綱要性的，粗線條的日本近現代漢語語法學史端上來供讀者們，尤其是漢語語法的專家們批判。 我認為，細心的讀者可以體會到本書的一個看點，還是在文獻的挖掘上花了一點兒功夫。一本本書去發(fā)掘，一本本書去細讀，一本本書去理解，一本書去梳理。運用第一手資料的笨功夫自然會帶來很多的收獲?，F代網絡真的是太方便了，世界很小，世界的圖書信息為我所用，空間和時間的交錯，慣性被如此地顛覆，讓我們撲捉到了前人不可企及的、不可想象的歷史性機遇,我們有何理由不去珍惜? 我自己研究日本漢語學史不說，還極力發(fā)動我的學生把自己的學位論文選題放在這方面?！氨娙耸安窕鹧娓摺?，經過10多年的努力，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有關“東亞漢語語言學”研究的“學術共同體”。毫不不夸張地說，已經引起了海內外許多學者的注意，學術效應已經開始顯現。我作為首席專家投標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亞珍藏明清漢語文獻發(fā)掘與研究》獲得了成功，廈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繁榮計劃也對“東亞漢語史”項目著作出版予以了資助。商務印書館王麗艷老師極力為我設計，并倡導的“東亞漢語史”出版計劃也在一步步落實。我對“東亞漢語語言學”研究的未來很有信心。 “東亞漢語史”出版計劃的實施，目的就是要實實在在地推出有一定學術品位的著作。本書是不是做到了上品位、上檔次，我不敢下結論，就由讀者自己去做公正地判斷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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