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子路》有這樣一段記載：“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xiāng)黨稱弟焉?！唬骸覇柶浯??！唬骸员匦?，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大體意思是，子貢向孔子請教怎樣才能稱之為“士”，孔子先后列了三種，而“言必信，行必果”恰恰就是“抑亦可以為次矣”的第三等。

　　一般情況下，人當(dāng)然應(yīng)該“言必信，行必果”，它作為一個(gè)概念，用來形容人講信用、有擔(dān)當(dāng)，值得大力提倡。然而從文中看，孔子認(rèn)為“言必信，行必果”這種境界并不很高，僅僅是“硁硁然小人”之屬?？梢娍鬃硬⒉惶岢氨匦拧?、“必果”的極端做法，他提倡的是“言而有信、行而有果”，如果說過的話符合仁義，不去做便違背道義，顯然要言出必行。但是，正如我們一旦說錯(cuò)了話、做錯(cuò)了事就要改正那樣，當(dāng)“信”、“果”與“義”產(chǎn)生抵牾時(shí)，就要勇于改過，就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這不僅不違背誠信原則，而恰恰是更高層次的誠實(shí)無欺，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shí)意義。也正因如此，孟子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笨鬃诱f：“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笨梢?，孔子、孟子的思想可謂一脈相承，孔、孟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上，都把“義”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并不贊同簡單的“言必信，行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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