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4月24日，費孝通離開了這個世界，也離開了他為之魂牽夢繞的中國社會學、人類學乃至于民族學的學術事業(yè)。早年的他，曾因博士論文《江村經(jīng)濟》蜚聲海內(nèi)外；至中年，又以《鄉(xiāng)土中國》叩響了新中國的大門；再至盛年，政治與學術的雜糅交織并未使其放棄一種可能的學術發(fā)展之途；終至暮年，他不僅恢復了社會學，也恢復了人類學。他為這個時代留下了《費孝通全集》這樣數(shù)百萬言的印刷體文本，而所有這些終將成為啟迪后人、滋養(yǎng)學科的不朽財富。可以說，費孝通作為一位思想家，是以一種文本的形式活在所有熟悉他的人心中。

　　在這個人們越來越依賴于數(shù)字化技術的年代里，文本特別是作為紙質文本的閱讀和傳播開始遠離人們的視野。然而，曾經(jīng)影響我們的那些重要的思想家，其絕大多數(shù)的作品是用印刷媒體的形式，通過文本把思想與觀念呈現(xiàn)給讀者的。因此，時至今日，我們?nèi)绾稳ッ鎸屠斫膺@些即將成為遺產(chǎn)的文本，新文本的發(fā)現(xiàn)和制作又如何可能會對這些舊文本有所超越，這些都將成為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間里人們真正要去思考的東西。

　　在這一點上，費孝通同那個時代的所有人一樣，通過各種形式的書寫創(chuàng)造出大量有形的文本，并通過近代印刷工業(yè)的繁榮以及編輯群體的輔助推廣，使這些作為思想和知識載體的文本得以廣泛傳播。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不同形式的文本搜集在一起，那自然會形成一個作為文本而存在的費孝通。因此，需要我們花更多精力對這些文本的存在形式及其傳播作用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更為廣泛的整理以及更為系譜化的展示，由此，我們可從文本自身的文化生命中把握已逝的費孝通及其在精神上對于我們曾經(jīng)有過的影響力和吸引力。

　　作為文本存在的費孝通，其核心的特征是其文本存在的多樣性。很顯然，印刷出來的文字不過是其思想表達的一個部分，我們還可從費先生的題字書法中，從日常的筆記和手稿中，深切體會一個作為文本存在的、真實的以及活靈活現(xiàn)的費孝通。費先生潤筆題詞的書寫在街頭巷尾并不難尋，但很多人都只是將其看成是名人名家的書法作品，并未看到這種書寫所透露出來的一些思想觀念上的轉變。在這種近乎儀式性的書寫之中，思想恰是可以在這一瞬間得到凝聚、升華與轉化。比如，他于1990年12月在“東亞社會研究國際討論會”題詞，內(nèi)容便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完整地概括了費孝通晚年思考的精髓，甚至可以將其看作與1988年所提出的“多元一體”概念、1997年前后提出的“文化自覺”概念形成一個完整流暢的思想譜系。其間的表述雖有改變，含義卻更為層層遞進并不斷豐富，可見費先生內(nèi)心對文化自覺這個核心主旨不僅早已有所醞釀，而且借助各種文本化的表達相互貫穿。

　　另外，就印刷文本而言，我們也會看到一個多樣的費孝通文本的存在。今天，我們在書店以及圖書館都容易找到費孝通的《江村經(jīng)濟》、《鄉(xiāng)土中國》以及《生育制度》等各種版本的學術著作，卻較難尋到《花籃瑤社會組織》、《鄉(xiāng)土重建》以及油印本的《祿村農(nóng)田》。顯然，印刷媒體在有選擇地復制或重新再現(xiàn)一個文本意義上的費孝通。然而，費孝通的存在意義是他作為一個思想者的多維文本的生產(chǎn)。他寫著作，寫散文，寫書信，寫便條，寫詩歌，也寫了各種回憶與行走中的種種見聞，以各種各樣的書寫形式去展現(xiàn)自己從未停止過思考的學術追求的情懷。可以說，他寫信談學問，寫散文談思想，寫便條做一種鞭策，寫詩寄托抱負，寫回憶錄緬懷對逝去故友的哀思，而所有的這些，不就是一個活著并以文本而存在的費孝通嗎？

　　我曾看過師兄沈關寶教授寄來的當年費先生指導他做博士論文時的往來通信，那些流露于筆端細致的指導，對當時已七十幾歲的費先生而言，是何等可貴。我也曾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的陳列室見過費先生在當年臺灣盜版的《鄉(xiāng)土重建》上留下的批改。在那本著者只寫了“費通”的本子上，他做出了大段大段的刪減。如果細心去重讀那些段落，似乎相比那些沒有被刪除的段落更會給人以啟發(fā)。當然，這言外之意也是能讓人理解的，因為凡是經(jīng)過那場浩劫的人，心中難免都會有一種自我責罰的警戒和選擇。

　　很顯然，重新閱讀費先生留給我們的諸多文本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我們有必要真正回到那些文本本身的樣貌上，回到那些文本在字里行間所表露出來的以及未曾表露出來的那些文字的意義中。如此，我們才能夠真正去理解一個通過文本的生產(chǎn)將自己靈魂注入其中的中國社會學思想者的心路歷程。而如果沒有這樣的審視，我們留下的有關費先生的傳記和生平記述，也都不過是一種由活人而寫的死的文本，跟活著的費孝通可能是一種毫無關聯(lián)的、自以為是的新文本制作而已。

原文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4月24日第730期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