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說他寫作《紅樓夢》的辛勤過程是“十年辛苦不尋?！?，今人也常用“十年磨一劍”來評說一部沉潛多年方告成書的著作，但是這兩句話都不足以形容《蘇軾全集校注》這部皇皇大著。2010年6月，由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三位先生主編的《蘇軾全集校注》在河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時距離該書編纂工作的啟動已經(jīng)二十四個春秋了。作為蘇軾的熱烈愛好者，筆者對這部著作企盼已久。去年打開寄書的紙箱初睹書脊上“蘇軾全集校注”字樣的激動心情，至今難忘。筆者雖然沒有像北宋的章元弼那樣在新婚之夜就急著閱讀新刊的《眉山集》至于廢寢，但也連忙清掉案頭的其它書籍，開始閱讀此書?！短K軾全集校注》的次序是詩集在前，詞集次之，文集殿后。由于蘇軾的詩集和詞集都已有過多種全注本，而文集卻是首次得到全面的校注，所以筆者以先睹為快的心情從文集開始閱讀，本篇書評也僅以文集為評說對象。

　　也許是由于卷帙浩繁的緣故，蘇軾的文集從未有過完整的校注本。南宋蘇文盛行，甚至出現(xiàn)了“蘇文生，吃菜羹；蘇文熟，吃羊肉”的俗諺，但并未有人對蘇文進行全面的注釋。郎曄的《經(jīng)進東坡文集事略》是南宋惟一的蘇文注本，但此書選錄蘇文不足五百篇，文字時有疏漏，注釋則甚為簡略。到了后代，雖然蘇文的刊刻絡繹不絕，到了明代還出現(xiàn)了收羅相當完備的《蘇文忠公全集》，但仍然無人為蘇文作注。上世紀八十年代，孔凡禮先生廣搜眾本，精心?？?，完成了《蘇軾文集》，堪稱傳世蘇文最權威的全集。但是孔本雖然在?？焙洼嬝矫尕暙I巨大，卻未作注釋，也未作編年，所以全集性質的蘇文校注本仍付闕如?？梢哉f，在《蘇軾全集校注》的整個編纂工作中，《蘇軾文集校注》的任務格外艱巨，因為它在注釋方面幾乎是白手起家，在編年方面也僅有部分篇目有前人論著可供參考（蘇文的編年，以前只有清人王文誥的《蘇詩總案》中有較多涉及，此外吳雪濤先生的《蘇文系年考略》曾做過比較系統(tǒng)的工作，但是兩書的編年皆不盡可靠，況且還有數(shù)百篇蘇文未予編年。）與前人的注釋已相當詳盡、編年也相當完備的蘇軾詩集、詞集相比，蘇軾文集的校注堪稱是蘇軾研究史上篳路藍褸的重大事件。《蘇軾全集校注》前言中說：“蘇文除了略參考《經(jīng)進東坡文集事略》注釋外，大多為首次自作新注，考訂編年，探究本事，解釋詞義，都有所創(chuàng)獲?！闭\非虛言。下面分別就這三個方面來評說《蘇軾文集校注》（下文簡稱為《文集》）的成就。

一、  考訂編年

　　首先，《文集》進行編年時往往廣泛地搜求證據(jù)，例如卷一九《谷庵銘》，《文集》據(jù)《全宋文》所載孔宗翰《題東坡書谷庵銘后》以定此銘之作年?？鬃诤参拿恢?，此條材料可謂相當冷僻，要不是《文集》編寫組的成員大多參加過《全宋文》的編纂工作，恐怕很難得知。有的蘇文僅憑一條材料尚不足支撐準確的編年，《文集》就運用多種材料，反復推求，以求證據(jù)之充分與結論之周匝，有時一則校注竟等同于一篇短論。例如卷一九《遠游庵銘》，正文并序不足三百字，關于編年的一則校注卻長達一千余字，論證非常周密。對于此銘，《蘇詩總案》系于紹圣三年（1096），其時蘇、吳兩人重逢于惠州；《文集》則系于熙寧十年（1077），其時蘇、吳兩人初識于濟南，兩種編年前后相差幾二十年，所考定的寫作地點則南北相去數(shù)千里?！段募肥紫戎赋觥犊偘浮返木幠晔窃谝芨恼牡幕A上得出的，也即將原文中對編年起著關鍵作用的“今子野行于四方十余年矣”改成“三十余年”，而這種改動沒有任何版本依據(jù)，不足為訓。然后從四個方面證實舊說之謬：一是據(jù)蘇軾在黃州、惠州時給庵主吳復古的書信考知兩人初遇事在熙寧十年，又據(jù)蘇轍答吳復古詩參證之；二是據(jù)蘇軾在黃州與吳書及蘇轍贈吳詩考知吳復古與蘇軾在濟南相別后隨即南歸潮州，與此銘所敘吳之行跡相合，故此銘當作于是時；三是以鄭俠《歲寒堂記》敘及吳復古行跡及蘇軾此銘之內容為旁證，證實此銘必作于蘇軾貶謫黃州之前；四是據(jù)此銘中多處涉及吳復古南歸而自己不能追隨之句意，反證此銘不可能作于紹圣三年蘇軾與吳復古重逢于惠州之時。總之，此條校注分別以銘文的內容、作者及庵主的行跡及交游、作者的其它作品、別人的相關作品為參證材料，既細究內證，又廣搜外證，用多重證據(jù)細加考訂，終于導出合理的結論。如果將它抽出來作為一篇獨立的短文，也完全合格。　　

　　其次，《文集》的編年體現(xiàn)出實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故能對原有編年的舛誤予以駁正。例如卷一一《凈因院畫記》，孔本此文之末句云“元豐三年端陽月八日蘇軾于凈因方丈書”，從表面上看，將此文系于元豐三年（1080）確鑿無疑。然《文集》于不疑處有疑，先是指出：“然細繹文意，此文當作于文同出守陵州之前。元豐三年文同早已去世，又其年蘇軾已貶赴黃州，而凈因院在汴京城內，亦無于凈因方丈作記之可能。今考宋施宿《東坡先生年譜》上，《蘇詩總案》卷六，均言文同知陵州為熙寧三年（1070）事，則本文作于是年無疑?！比缓笥旨毦吭闹愇模骸拔鳂翘写宋?，文末作‘□□三年十月初五日趙郡蘇軾□，筆凍不成字，不訝。’案，《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一三載文同熙寧三年七月降一官，出知陵州當在七月后。蘇軾《送文與可出守陵州》詩有‘素節(jié)凜凜欺霜秋’之句，可與西樓帖中時日相參證?！源送茰y，此文當作于熙寧三年十月初五?！痹瓉?，孔本的末句是據(jù)《盛京故宮書畫錄》卷二所載而改，并以之置換了“□□三年十月初五日趙郡蘇軾□，筆凍不成字，不訝”之句。雖說兩種異文都有書錄為根據(jù)，但是蘇文的內容當然是最重要的內證。況且《文集》還細考文同與蘇軾兩人的行事，以及此事在蘇詩中的反映，合而證之，遂成定讞?！　?/span>

　　即使原有的編年曾見于數(shù)種文獻，《文集》也決不人云亦云，而是本著窮究底蘊的精神細究其實。例如卷一二《方丈記》，南宋羅大經(jīng)的《鶴林玉露》、《蘇詩總案》以及《韶州府志》均系于元符三年（1100），即蘇軾從海南北歸途經(jīng)曲江時所作。然《文集》并不盲從，改系此文于紹圣元年（1094）蘇軾南遷經(jīng)過曲江之時?！段募废纫肚h志》卷二云：“月華寺，在城南一百里?！B圣初重建，東坡為題梁曰……”然后案曰“縣志所云，正為此文。可見此文實為曲江縣月華寺重建方丈而作。紹圣元年蘇軾適謫惠州，九月過曲江。縣志謂‘紹圣初重建，東坡為題梁’，可知此文必作于是時”。如果說這僅是對史實作了不同的取舍，那么接下去的“以蘇證蘇”就是深入細密的考訂了：“又詩集卷三八有《月華寺》詩一首，編于紹圣元年南遷途中。詩題下自注云：‘寺鄰岑水場，施者皆坑戶也。百年間蓋三焚矣?！娭幸嘣疲骸氯A三火豈天意，……暮施百鎰朝千鍰?！瘬?jù)此可知，月華寺所以重建者，乃因遭火焚之故，而坑戶施捨者亦眾。據(jù)縣志，并參以蘇詩，知蘇軾南遷過月華寺，適逢該寺火后重建，故應寺僧所請，為其方丈題梁?！薄段募愤€進而對《鶴林玉露》等三書的錯誤進行剖析、駁議，從反面證實己說?！　?/span>

　　第三，《文集》對原有的不同編年進行考辨取舍，例如卷一二《鹽官大悲閣記》，《烏臺詩案》與《東坡紀年錄》俱系于熙寧八年（1075），《蘇詩總案》則系于熙寧五年（1072），對此，《文集》取前而舍后。由于熙寧五年蘇軾正任杭州通判，而八年則已改任密州知州，故《文集》指出：“考此記文中大談科場今昔之變，且云‘余嘗以斯語告東南之士矣’，顯然其時蘇軾已不在東南，故當以《烏臺詩案》所言為是?！犊偘浮芬庵^此記必作于游安國寺之時，遂加附會，今不從?！薄段募愤€進而指出《蘇詩總案》曲解《東坡紀年錄》的錯誤：“又《總案》卷一三亦引《紀年錄》，而謂熙寧八年所作乃《成都大悲閣記》。今考《成都大悲閣記》，《全蜀藝文志》卷三八題為《大圣慈大悲圓通閣記》，蘇籀《欒城先生遺言》則謂《大悲圜通閣記》為蘇轍所作。是以知該文既無《大悲閣記》之簡稱，又無出自蘇軾之明證。是以知《紀年錄》所云《大悲閣記》，乃《鹽官大悲閣記》，而非《成都大悲閣記》，《總案》不足為據(jù)?！睙o論是考核作者行事，還是探究篇題之異同，都可謂心細如發(fā)，故結論堅確可信?！　?/span>

　　總而言之，《文集》對存世蘇文進行了相當全面的編年，而且大多堅確可信，這為人們了解每篇蘇文的寫作背景以及蘇軾古文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歷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厥功甚偉?！　?/span>

二、  探究本事

　　蘇軾雖然不像王安石那樣強烈地主張文貴致用，但也認為“有意而言，意工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策總敘》，《文集》卷八）。所以蘇軾作文雖然善于想落天外，甚至無中生有，但從整體來說，蘇文基本上都是有為而作的，有強烈的現(xiàn)實針對性。所以注釋蘇文，探究本事屬于非常重要的內容，《文集》在這方面做得相當出色?！　?/span>

　　首先，《文集》的注釋非常詳密，有些敘事性質的篇章尤其如此，例如卷一六《司馬溫公行狀》，這是蘇軾用力甚巨的大文章，傳主司馬光的事跡又非常復雜，文中涉及的史實、人名、地名，乃至制度（職官、朝儀等），都非常繁復，有些內容非注莫明?！段募逢P于此文的校注多達388條，篇幅達128頁，達到了應有盡有的程度。有了這些注釋以后，讀者不但省去了翻檢之勞，而且增進了對傳主生平的了解，因為有些注文中的內容是原文有意無意地省略的。這樣的注釋，其價值頗近《三國志》的裴松之注和《世說新語》的劉孝標注了。毋庸諱言，追求詳盡也為《文集》的注釋帶來了一些缺點，主要體現(xiàn)在貪多求全，遂至引文過繁，例如卷二三《謝中書舍人表》中有“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譽”一句，《文集》注云：“《舊唐書·楊炎傳》：‘遷中書舍人，與常袞并掌綸誥。袞長于除書，炎善為德音。自開元以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楊焉?！贝俗⑾喈敎蚀_，也堪稱完備，但它接著又引《舊唐書·封敖傳》中所載封敖為中書舍人時善為制誥，深為李德裕所賞之事，篇幅長于前段文字，其中又未出現(xiàn)“德音”一詞，實為蛇足。當然，從整體來看，《文集》注釋之詳盡是瑕不掩瑜的。 　　

　　其次，《文集》在注解蘇文本事時善于考訂事實、辨析事理，體現(xiàn)出較強的學術功力和深入細致的學術作風。例如卷四七《賀韓丞相再入啟》，郎曄舊注云韓丞相乃韓琦，《文集》則據(jù)《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等史籍考知韓琦生平未曾兩度拜相，故此文所云之韓丞相應指韓絳。又如卷六八《書蜀僧詩》一文敘及“王中令既平蜀”之事，《蘇詩總案》以為王中令即王彥超，因王彥超曾仕中書令?！段募穭t指出王彥超生平無平蜀事，故注王中令為王全斌，此人宋初平蜀有功，卒贈中書令。又如卷五七《答刁景純二首》，此文雖無舊注，但蘇詩中屢次言及刁約字景純者，其人為蘇軾之忘年交，故讀者很容易誤以為即此人?！段募穭t注云：“刁景純，未詳。”并據(jù)蘇軾《哭刁景純》、《刁景純墓文》等詩文，考定其人已卒于熙寧十年（1077），而《答刁景純二首》則作于黃州時期，故此人“當是與刁約同字者”，甚確。又如卷六一《與佛印十二首》之七，此書又見《蘇軾佚文匯編》卷四，題作《與東林廣慧禪師》，孔凡禮先生案曰：“未敢定為誰作，姑互見于此?！薄段募穭t指出此簡內容與蘇詩《贈東林總長老》一詩相符，而總長老即廣慧禪師，故考定此簡非與佛印者。又如卷六十《與人三首》，原本無注，讀者無從得知收信人為誰?！段募窓z出其第一簡與卷五二《與趙德麟十七首》之八文字基本相同，又從而指出此三書內容均與趙德麟事跡相符，遂考定收信人為趙德麟，結論可信。

　　從表面上看，上文所舉的例子都是一些細枝末節(jié)，但它們直接有關對蘇文寫作背景的掌握，也有關對蘇文內容的理解，所以非常重要。而且這種考辨雖然細小，難度卻很大，因為它們往往始于對蛛絲馬跡的敏銳察覺，終于大海撈針式的搜集證據(jù)，此類注釋的寫成，不但有賴于注者的學識和眼光，而且需要辛勤和耐心。例如下面一例：卷四七《與邁求婚啟》，此書中僅有“賢小娘子，姆訓夙成，遠有萬石之家法”一句涉及對方家庭，收信人究竟是誰呢？《文集》注云：“啟中云‘遠有萬石之家法’，萬石君指西漢石奮，故知所為求婚之家為石氏。近年出土之《蘇符行狀》云：‘父諱邁，母石氏，故中書舍人昌言之孫?！瘎t知所求為石昌言家也?！睉撜f，注出對方姓石的難度不算太大，因為萬石君石奮是較著名的歷史人物，但是運用新出土的《蘇符行狀》作為旁證材料來考知對方為石昌言，就非深厚的學識積累不能辦到。發(fā)表在1986年第二期的《中華文史論叢》上的曾棗莊先生的《三蘇姻親考》一文中即已用到這則材料，而曾棗莊先生曾任《蘇軾全集校注》工作組的負責人，可見此類注釋不是朝夕之功所能見效的。此外，《文集》在文獻不足的情況下就存疑求闕，并不勉強求解。例如卷六八《記謝中舍詩》，此文中的“謝中舍”究系何人？《文集》注云：“未詳?！稓W陽文忠公集》卷一二有《送謝中舍二首》，或此人乎？不可考?！苯駲z歐集，“謝中舍”乃指太子中舍人謝縝，但蘇文中所記之“謝中舍”乃附魂于某人而吟詩者，并無生平可考，故《文集》雖注引歐集，但仍曰“不可考”，這種嚴謹?shù)膽B(tài)度值得稱許?！　?/span>

三、  解釋詞義

　　注釋的一大功用就是解釋詞義，當然，所謂“詞義”不是僅指語詞，而是與文意有關的所有文字，包括成語、典故、名物等內容?！段募返淖⑨尪喟肱c此有關，值得注意。　　

　　首先，與前文所論的探究本事類的注釋一樣，《文集》解釋詞義的注釋也是十分詳盡的。例如卷一三《杜處士傳》，此文的真?zhèn)紊须y斷定，但《文集》的注釋則相當詳盡，注中所解釋的藥名達八十種之多，引文出處除了《本草綱目》、《政和證類本草》、《金匱要略》等醫(yī)藥典籍外，還引及《博物志》、《夢溪筆談》、《南方草木狀》、《竹譜詳錄》、《古今注》等博物類典籍，以及《史記》、《漢書》、《后漢書》、《詩經(jīng)》、《禮記》、《西京雜記》等文史典籍，連卷帙浩繁的《太平御覽》都引用多次。要不是如此旁征博引的注釋，此文真是很難索解?！　?/span>

　　其次，更值得注意的當然是《文集》注解文意的準確性。比如蘇文的用典，就給注者帶來很大的困難，因為蘇軾才高學富，蘇文與蘇詩一樣，都是大量用典，典故出處則遍及群書，其中不乏出處相當冷僻者。此外，蘇文中的典故有時并不是簡單的直接運用，而是暗用，更增加了注釋的難度。《文集》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需要多用一些篇幅予以說明。例如卷二三《到常州謝表》有句云：“今此管蒯之微，庶幾簪履之舊?！薄段募纷⑾纫俄n詩外傳》卷九：“孔子出游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鬃邮沟茏訂栄桑唬骸蛉撕慰拗?？’婦人曰：‘向者刈蓍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庇忠Z誼《新書》卷七《諭誠》：“昔楚昭王與吳人戰(zhàn)，楚軍敗，昭王走，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于隨，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踦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屨哉？思與偕反也?！允侵?，楚國之俗無相棄者。”由于蘇文中把兩個典故合成“簪屨”一個詞匯，要是簡單地運用電腦檢索手段來作注，也許會引用《魏書·于忠傳》中的“簪屨弗棄”，或是《舊唐書·高士廉傳》中的“不遺簪屨”，便算完事。但是那樣的注釋無助于讀者理解文意，而《文集》這種追索原始出處的注釋才使蘇文的旨意昭然若揭?！　?/span>

　　蘇文中還有一些典故既出于多種源頭，又含有多重意蘊，若不明前者，則難解后者，例如卷六八《記郭震詩》云：“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鹦υ唬骸诵胸M可復替名哉！’雖平生詼諧之余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而不亂也?！边@里的“正身”一語，如只從字面上理解，也可講通，因為郭震“側臥欹枕”，故其友戲使其擺正身體。但《文集》注云：“正身：端正自身；修身?！盾髯印しㄐ小罚骸诱硪再埂！碇^確系本人，非冒名頂替者?！锻ǖ洹みx舉五》：‘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由此可見友人運用《荀子》之語，意含雙關：既要郭震擺正姿勢，又令其端正品行。而郭震則運用當時官場的俗諺來進行雙關，意謂自己病重將歸地下，此行不能如赴官者之冒名頂替也。這樣一來，郭震與友人相與戲謔的情景栩栩如生，郭震的“平生詼諧之余習”及“臨死不亂”也躍然紙上。要是沒有《文集》的注釋，讀者很難領會蘇文的運思之妙?！　?/span>

　　正因《文集》對典故的注釋有窮本探源之功，所以甚至能訂正原文在文字上的舛誤，例如卷六二《葬枯骨疏》：“起燋面之教法，設梁武之科儀?！贝硕涓鞅窘詿o異文，故孔本亦未出校。但是后句指梁武帝曾下詔掩埋枯骨，且曾制《慈悲道場懺法》之事，其義甚明，而前句所云之“燋面之教法”究竟何指？讀之莫知所云，堪稱蘇文注釋中的一大疑難。對此，《文集》指出“‘燋面’乃‘向雄’二字之倒且誤”，且引《晉書·向雄傳》：“司隸鐘會于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后葬之哉！今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時！’”如此，不但此句的旨義獲得了準確的解釋，而且與下句對仗工整，原有的疑難迎刃而解。此類注釋，體現(xiàn)了相當高的學術水準，堪稱蘇文之功臣?！　?/span>

《文集》對字義的注釋也頗有可圈可點之處，例如卷六一《與參寥子二十一首》之十七：“大略只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后，卻住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糙米飯便吃，便過得一生也得。”這是蘇軾自表曠達樂觀的生活態(tài)度的名言，《文集》引《傳燈錄》所載汾州無業(yè)國師之言為注：“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后，茅茨石室，向折腳鐺子里煮飯，吃過三十二十年?！狈浅４_切。此外，《文集》對“罨”字字義的注解也值得注意?？追捕Y先生在校記中懷疑“‘罨’義似不通”，故正文取“??”而不取“罨”。《文集》則注云：“‘罨’有久蓋使熟之義，與‘折足鐺’相應?！辈坏珳蚀_地注出了“罨”字的字義，而且有助于讀者理解蘇文原旨?！　?/span>

四、  其他

　　上述三個方面都是傳統(tǒng)的詩文注釋應有的主要內容，也是《蘇軾文集校注》的重要成就。此外，《文集》還有其他優(yōu)點，不可忽視?！　?/span>

　　首先，《文集》在闡釋蘇文旨意或考訂蘇文寫作背景時常常運用“以蘇證蘇”的方法，也即注意在蘇軾的其他作品中尋找內證。例如卷一二《虔州崇慶禪院新經(jīng)藏記》：“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文集》注引卷一九《思無邪齋銘敘》：“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且按曰：“其意可與此參見?！贝俗⒉坏珟椭x者理解本篇蘇文的旨意，而且引導讀者前后對照，從而認識蘇軾思想的連貫性，大有裨益。又如卷一七《司馬溫公神道碑》：“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慮，務為忠厚?！薄段募纷⒃疲骸啊畱]’，底本從茅本作‘德’，誤。案：‘德’不可易，‘易德’者難為忠厚也。文集卷八《策略二》云：‘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浴摹ⅰ畱]’并舉互文。今從郎本卷五五作‘慮’?！睆谋砻嫔峡?，此注僅為一條取舍異文的校記，但其中包含著兩點有價值的思考：一是從字義自身來推敲斟酌，證明“易德”與“忠厚”自相矛盾。二是以另一篇蘇文中的“心”、“慮”并舉為文為據(jù)，以證明此處應作“慮”字。后者正是“以蘇證蘇”的妙用。《文集》的“以蘇證蘇”并未局限于蘇文的范圍，而是涉及蘇詩乃至蘇詞，例如《司馬溫公神道碑》：“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文集》注引蘇詩《司馬君實獨樂園》“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之句作為旁證。又如卷二一《李潭六馬圖贊》：“畫師何從，得所以然？”《文集》注引蘇詩《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野雁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tài)？無乃槁木形，人禽兩自在？”不但符合原作旨意，而且得以簡馭繁之妙。又如卷五九《與朱康叔二十首》之十三：“舊好誦陶潛《歸去來》，?；计洳蝗胍袈?，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文集》注引蘇詞《哨遍》之序言及黃州雪堂初成之事，遂考定此書作于元豐五年二月，甚確。　　

　　其次，《文集》附錄于正文之后的集評等材料也很有價值，例如卷一七《表忠觀碑》，文末的集評多達二十二家，且選擇精當。又如卷一一《石鐘山記》，文末的集評有九家：劉克莊、李東陽、楊慎、茅坤、鄭之惠、呂留良、沈德潛、方苞、劉大櫆，皆為歷代著名文論家，其評語皆相當精到。集評之后又附有蘇軾的《跋石鐘山記》、羅洪先《石鐘山記》、同準《石鐘山記》，以及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與俞樾《春在堂隨筆》中涉及石鐘山的片斷，這些材料不但有助于讀者理解蘇文，而且對蘇文的內容頗有訂補之功。又如卷一一《南安軍學記》，文末集評雖僅三家四則，但是其中朱熹《朱子語類》一則指出蘇文“使弟子揚觶而敘點者三”一句乃誤解《禮記射義》中之人名“序點”為動作，《文集》之注釋也隨之指明蘇軾此誤，此種評語決非可有可無者。　　

　　總而言之，《蘇軾文集校注》是一部質量很高的古籍整理著作，它充分體現(xiàn)了當代蘇文研究所達到的學術水平，值得重視。至于本書在校注方面的錯誤和缺點，當然也以難免，限于篇幅，筆者將另文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