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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尚任的《桃花扇》與顧誠的《南明史》
歷來談孔尚任的劇作《桃花扇》，相信孔尚任口中的所謂記實，于是依孔尚任的劇作內容看成是明末清初抗清過程的曲史，好像是真正的興亡之史實猶在目前。 但是，在1997年，中國史學界出現(xiàn)了一部著作──顧誠的《南明史》，此部著作內，揭發(fā)了不少史實，和過去吾人被包括孔尚任的《桃花扇》內容及不少史書上所載的史情，真相是那么地不堪。在史學界，顧誠此書之出，引生百分之九十九的贊不絕口，也有指出其內容有不少不夠中肯的，但屬鳳毛麟角。 在不少史料的考證上，有突出之處。顧誠的出名，是在于揭發(fā)了李自成的軍師李巖并無其人，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及姚雪垠的小說《李自成》里的李巖子虛烏有。而證明了，郭、姚等因為誤信偽史及野史而寫出缺乏可信度的文章而只有野史程度了。而在此書里，又把上世紀流行的以李自成入北京后，因為背棄農民而致失敗，以史料證明李自成到北京，還是立持農民三年不納糧，而執(zhí)行了沒收官富家財為籌軍餉的來源，而反而是沒有拉攏士大夫及資產階級而致失敗。此雖掊擊甚力，以往各書冊里的用教條的口吻來論李自成的失敗的，都被一時摧破了。但詳思之，實又不然。李自成入北京，到清人攻來而離北京只有二十多天，如果他一入北京，結好士大夫及資產階級，又沒有農民的納糧，則軍費及國用在哪里，如何建立帝制政權。所以李自成之亡，既有清人方面的不利，又有其因要奪權而拉攏農民而放出利多，以致于入京稱王后，國用無著落，于是奪有資財者的財產來充國用。再來，就是顧誠談到的，李自成實沒有軍略，不知滿人才是心頭大患，沒有備重兵防御。故此才是李自成失敗之因。 而顧誠此書，與孔尚任的《桃花扇》的解讀上，大有關連。因為，顧誠的《南明史》引經據典，查考出，最為害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就是『東林－復社』分子。當然，如果依顧誠，一如大多數(shù)內陸史學界認為的是所述屬實，即，造成了包括了《桃花扇》此劇，即可證實孔尚任是以復社分子的思維及偏見及厚誣為主軸，以復社的立場為立場，故劇中充滿了偽史及偏見。因為，顧誠的查考，南明弘光朝，是福王為王。而福王此人，是萬歷皇帝的愛妃鄭貴妃之子。當年，東林黨人為了立儲應立長一事，大大反對萬歷帝立福王為皇太子。在明亡之后，江南皇室里，依立長當立的是福王，但是東林復社以其頭子錢謙益為首，為了怕福王即位后，要追究萬歷當年，這些東林黨人不支持自己當太子的罪，于是又背反了其在萬歷年時用立長為名不要立福王的初念，反而想以『立賢』為名，編織了福王的七不可為王的罪名，暗中散播，想立潞王為帝。史可法當日是炙手可熱的兵部尚書，原是東林黨的門生，不過，他較持平，想出中間的不立福王也不立潞王，而想擁桂王為帝，于是去見當時的擁兵實權的馬士英，而還把手書有關眾人所傳言福王七不可立的親筆交給了馬士英，馬士英初無定見而認為無不可，但是福王聽到有對于自己不利的消息，找了其原信任的太監(jiān)出面找上了四鎮(zhèn)軍閥（劉良佐、高杰、劉澤清、黃得功）支持，馬士英得知手下都支持了福王，于是表態(tài)上書及迎立了福王，造成事實。而那封親書福王不可立七罪的史可法手書則因在馬士英手上，史可法心不安，于是上書出鎮(zhèn)淮陽去了。自此包含武昌的軍閥左良玉在內共五鎮(zhèn)的跋扈，只會內斗，是弘光朝覆亡的原因。顧誠的《南明史》內，指斥東林及復社分子的誤國，以致于讓軍閥興起，弘光朝失敗。 而這些東林復社分子，在各種記載上找替死鬼，以污蔑馬士英及阮大鋮的誤國來向歷史搪塞弘光朝滅亡的史實，都是過份而與真相不合。顧誠在《南明史》里查考出，馬士英雖有小節(jié)之失，但大節(jié)無虧，算是比那些東林復社分子高尚得多。而阮大鋮的蒙寃，被以像秦檜指岳飛的『莫須有』的罪名一定要污蔑他是親魏忠賢的分子。其實，像是這一部份，前人也有論及到明末清初的東林復社黨爭的一些污濁內情，如謝國禎的《明季之際黨社運動考》內，也有一些披露。其實，像是《明史》就是東林復社分子修的，內容也有不少涉及黨爭處的亂入異己者之罪的胡寫之處。此所以，論學如一味只知抄古籍，成了抄書匠，不幾成為別人的陷害忠良的幚兇了。如果，從顧誠《南明史》此一角度來看，孔尚任的《桃花扇》不乃是部謗史了。是耶，非耶，有志從事于此劇者，是該不以孔尚任的口為口，而要針對此一反應弘光朝的曲史，要從歷史真相上好好查考，不要當了前人的毀謗的工具，學者反而自棄而成了路人之質。凡要談孔尚任的《桃花扇》的曲史內情的真?zhèn)?，豈不是得先有具有史才及史識，始可言此一曲史嗎。（劉有恒，臺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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