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決策廢長城，從此長城南北不再有內(nèi)外之分，不再有華夷之辨，真正成為“一家”，使“中國”具有了當代中國的涵義。

廢棄長城，實際是拆除了分割廣大漢人與“三北”少數(shù)民族的一道隔離墻，使中國迅速形成空前“大一統(tǒng)”的多民族國家。

清圣祖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

　　長城宛如一條游龍，自西北而東向，橫亙東西萬余里，雄踞“三北”廣闊草原與千萬畝耕田之間。雖然它早已化為歷史的陳跡，卻是中華民族的象征，引為民族的自豪與驕傲！長城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人類史上的一大奇跡。

　　秦始皇為什么修筑長城？歷代大多王朝為什么堅持用長城？歷來人們只從軍事防御的意義上解讀，卻沒有從更深層的原因去探索。還有，長城何時被廢棄的？長城廢棄后，產(chǎn)生了何種不可估量的歷史后果？這些問題，被長久忽略，幾乎不為人們所關注。

　　秦筑長城，別內(nèi)外，界“中國”

　　當秦始皇吞并六國，大行“包舉宇內(nèi)”之志時，其宿敵匈奴正橫行于北方廣闊的草原上。匈奴先人活動的年代，可追溯到夏商之際，至秦統(tǒng)一，已有千余年的歷史。戰(zhàn)國時，匈奴鐵騎不斷劫掠內(nèi)陸，地處北方的趙、燕、秦三國深受其害，遂各筑長城防御。秦統(tǒng)一天下，利用三國故長城，連為一體，西展至臨洮，東延至遼東，筑成萬余里的土石防御工程，用以阻擋匈奴南下。

　　秦始皇筑長城，其主觀意圖是用于軍事目的，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內(nèi)侵，這已為人們所熟知。但是，長城對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巨大影響和無可替代的應用價值，已遠遠地超出單純的軍事用途，卻是秦始皇始料不及的。從科學的眼光看問題，長城之設，反映了中國古代農(nóng)耕民族同游牧民族的對立，換言之，是這兩大民族沖突的產(chǎn)物，說到底，就是華夏文化與游牧草原文化的對立沖突。長城外，從西北，經(jīng)北部，到東北的西部，是一廣袤萬里的草原地帶，世代以草原為生的民族，不論其族名、部族有何區(qū)別，皆同屬游牧民族，諸如秦漢之際的匈奴、東胡、魏晉時的鮮卑、隋唐時的突厥、宋時的契丹、元明時的蒙古族等，都曾主宰過草原，稱雄北方。草原是他們生活的搖籃，馳騁與戰(zhàn)斗的廣闊舞臺。長城之經(jīng)久而不衰，與強悍的游牧民族的千百年生生息息及其激烈活動不可分割地聯(lián)系在一起，如果這些游牧民族消失了，長城就會變成毫無用處的廢棄之物。

　　長城之設，實為華夏民族亦即漢族與游牧民族設置的一道民族分界線。于是，在古代中國人的認識中，形成“內(nèi)外”的一個新的政治地理概念。如東漢人說得明白：“天設山河，秦筑長城，所以別內(nèi)外，異殊俗也?！保ā逗鬂h書》卷九十）秦修筑的長城，同自然界的山河一樣，是區(qū)分內(nèi)外的天然分界線。因為民族文化不同，習俗相遠，所以才用長城加以區(qū)分，故有內(nèi)與外之別。這是人們從長城的存在而獲得的一個新認識，在歷代官方乃至民間所說的“內(nèi)外”，概以長城為界。商周時所謂“內(nèi)諸夏外夷狄”，至秦以后才形成以長城為限隔的民族區(qū)分的新觀念。

　　長城之設，引起人們觀念最重大的變革，即賦予“中國”以全新的政治地理概念。眾所周知，早在商周時已使用“中國”這個稱謂。它與后來直至當代，以中國為國名完全不同。商周所稱“中國”，是指商周王室居于眾部族及諸侯的中心地域，后擴而廣之，凡遵奉周禮的諸侯國，統(tǒng)稱為“中國”，這里既包含血緣親族，又含不同地域的非血緣的政治文化同一體，但最根本的內(nèi)涵，還是以文化異同來加以區(qū)分的。與周禮同屬文化的共同體，皆為中國的一部分。秦并六國，廢分封，置郡縣，全國統(tǒng)于中央，中央又統(tǒng)于皇帝一人。進一步說，不分地域，不分文化異同，凡在郡縣轄境內(nèi)，均在中國的疆域之內(nèi)。長城的出現(xiàn)，改寫了“中國”政治地理及國家疆域的舊概念，將北方所轄疆域一直推進至長城腳下，這意味著秦代中國已突破商周時代中國的狹小范圍，其地域空前擴大，人們對“中國”的認識遂放大，變?yōu)橐环N全新的“中國概念”?！稘h書·西域上》寫道：“秦始皇攘卻戎狄，筑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這段話，生動地概括了長城修筑后人們對“中國”的新認識。這里所說“界中國”，直接表達的意思是，長城“為中國之竟（境）界也，”即“中國”與“三北”戎狄的國界線。此意與當代國與國的邊境線完全不同，不能同日而語。它系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分界線。一句話，是中國境內(nèi)的不同的民族區(qū)域而已。故又有“內(nèi)中國而外夷狄”之說，與上文的“內(nèi)諸夏外夷狄”同出一輒。其差別是，前者是從國家方面說的，而后者是從民族的區(qū)分來說的。

　　歷代修長城，“大一統(tǒng)”受阻

　　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開創(chuàng)了中國“大一統(tǒng)”的嶄新局面，這是商周以來劃時代的偉大變革！秦修長城，也就把“大一統(tǒng)”擴展到長城腳下。自漢始，歷代皆承襲秦制，但是，歷代能否突破秦的“大一統(tǒng)”的局限，將“大一統(tǒng)”發(fā)展和擴大到長城外?！按笠唤y(tǒng)”的關鍵將取決于能否真正統(tǒng)一長城外“三北”地區(qū)的諸游牧民族。歷代王朝所稱“外患”、“邊患”，幾乎無例外的來自這里，二十六史留下了難以計數(shù)的記錄。與此形成鮮明對比，在南疆及西南，卻從不見有一個少數(shù)民族北上爭衡，甚至都未曾涉足長江之濱！因此，這一廣大地區(qū)的各民族從未對中原王朝構成威脅。

　　秦以前姑置不論，即以秦為開端，直至清初，上下二千余年間，生息在“三北”地區(qū)的游牧民族與部分狩獵民族十分活躍，諸如匈奴、烏桓、鮮卑、氐、羌、黨項、回訖、高句麗、突厥、蒙古、契丹、女真、滿族等，都在不同歷史時期，頻頻進取中原，戰(zhàn)事連綿。這些民族各建政權，其中有部分民族滅掉中原王朝，或一統(tǒng)天下，或擁有半壁江山。他們構成中原王朝的長久威脅。歷代王朝特別是漢族所建王朝，歷來堅持“內(nèi)中國外夷狄”的傳統(tǒng)的民族觀念，視“夷狄”為“異類”，甚至斥為“禽獸”，認定“夷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實行“嚴華夷之防”的傳統(tǒng)政策，這就是堅守長城這道萬里藩籬，嚴格將長城內(nèi)的華夏族亦即“中國”與長城外的游牧民族限隔開來，實行不同體制的統(tǒng)治。具體說，長城內(nèi)實行中央直接管轄的郡縣制，長城外實行“羈縻制”，即官其酋長，因俗而治，實則是“以夷治夷”，并以朝貢的方式，定期向中央王朝繳納貢品，保持政治上的隸屬關系。在清以前，近兩千年中，這一政治的民族格局幾乎沒有改變。

　　同時，歷代統(tǒng)治者相互承襲，加緊修長城，以長城為國家安全之保障，防備“三北”的游牧民族進入中原。漢繼秦后，大修大筑長城，已為人們所熟知。在漢以后，除了唐、元等少數(shù)王朝沒修過長城，其它各朝或局部或全部整修過。比較各代修長城，又以明朝為最。自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筑山海關，迄至崇禎亡國前，明持續(xù)修筑長城，長達250余年！工程之浩大，修筑之完備，長城之長，都創(chuàng)歷史最高記錄。

　　歷代修長城，并沒有從根本上根除“邊患”，也擋不住游牧民族的鐵騎奔馳，卻嚴重阻礙歷代國家“大一統(tǒng)”的進一步發(fā)展。如前已指出，歷代的“三北”少數(shù)民族限隔在長城外，并沒有真正行使國家管轄權，只滿足于定期朝貢，實際上只是維持表面的統(tǒng)一，當中央王朝衰弱，或者某一游牧民族變得強大時，原先的那種松散的隸屬關系就會打破，沖突或戰(zhàn)爭就成為不可避免。

　　歷史表明，因長城之設，清以前，歷代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三北”的民族問題，因而沒有實現(xiàn)國家全面的、真正的統(tǒng)一，其“大一統(tǒng)”一直徘徊在長城一線。即使如漢唐這樣強大的王朝，一度突破長城之限，在長城外部分地區(qū)設治，但為時未久，很快向內(nèi)撤還，遂使有所擴展的“大一統(tǒng)”又向內(nèi)收縮。

　　康熙廢長城，“天下一家”

　　歷代王朝的國家“大一統(tǒng)”，長期受阻于長城之設。與其說為長城所阻，不如說傳統(tǒng)的狹隘的民族觀念制約著人們的思想，不敢越長城一步！這一不變的“內(nèi)中國外夷狄”的格局，最終為清朝所打破，具體說，是由康熙帝打破的。他把中國“大一統(tǒng)”的理論和實踐推進到了時代的極限。

　　康熙帝即位時，除了臺灣，全國大陸重新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當臺灣歸入清朝版圖，清朝對全國的統(tǒng)一始告完成。此間，內(nèi)平吳三桂八年之亂，外擊沙俄的野蠻入侵，清朝的國力空前強大，國家的統(tǒng)一得到了鞏固。

　　清朝的“大一統(tǒng)”能否鞏固，尤其是能否進一步發(fā)展，同歷代一樣，關鍵取決于“三北”游牧民族的動向和清朝所采取的政策。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與沙俄簽定《尼布楚條約》，劃定中俄東段邊界。“三北”之一的東北，就民族問題而言，一勞永逸地獲得了徹底解決，從此安寧無擾。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以噶爾丹為頭子的準噶爾分裂勢力，公然發(fā)動戰(zhàn)爭，侵奪內(nèi)外蒙古，直接威脅京師。康熙帝毅然決策征伐，很快就阻擋住了噶爾丹的猖狂進攻。次年，即康熙三十年，率諸王貝勒大臣至多倫諾爾（今內(nèi)蒙多倫），約會內(nèi)外蒙古來此“會盟”，為其定疆界，制法律，為喀爾喀蒙古諸部編制盟旗，從而實現(xiàn)了北部蒙古的空前統(tǒng)一，接受了清朝的國家主權管轄。困擾明朝200多年的蒙古問題宣告解決。

　　就在這次“會盟”之后，有的大臣看到長城年久失修，建議撥款修理。康熙帝繼承了太宗、世祖提出的“滿漢一家”的民族思想，進而又發(fā)展成為“中外一視”、“天下一家”的“大一統(tǒng)”思想，發(fā)現(xiàn)長城的存在不利于國家的統(tǒng)一，尤其不利于與“三北”游牧民族的政治一體化，當即否定修長城的建議，并說出了一段意義深遠的話。為了說明問題，有必要引述如下：

　　秦筑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tǒng)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梢娛貒?，惟在修法養(yǎng)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也（《清圣祖實錄》卷151）。

　　康熙帝決策廢長城，從此長城南北不再有內(nèi)外之分，不再有華夷之辨，真正成為“一家”，使“中國”具有了當代中國的涵義。廢棄長城，實際是拆除了分割廣大漢人與“三北”少數(shù)民族的一道隔離墻，迅速形成空前“大一統(tǒng)”的多民族國家?？滴醯鄣倪@一決策，在廢除土石工程的長城的同時，構筑了一道“眾志成城”的民族長城，無疑是“大一統(tǒng)”理論的劃時代的突破，是偉大的創(chuàng)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