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丘墟文明看古都的起源 

摘要：都城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城市，它的產生是聚落演進的結果；作為政治活動的中心，它又是國家演進的產物。中國古都的起源在聚落形態(tài)上表現(xiàn)為從部落聯(lián)盟中心的大邑逐漸演進到王權國家的都城；時間形態(tài)上

表現(xiàn)為從三皇五帝時代的丘墟文明發(fā)展到夏商時期的都城；地域形態(tài)上表現(xiàn)為從黃河上、中、下游的廣泛分布漸趨集中于中游的中原地區(qū)；建筑形態(tài)上表現(xiàn)為宮殿、宗廟等大型夯土建筑物的出現(xiàn)。隨著宮殿和宗廟的出現(xiàn)以及聚落中心功能的加強，至夏、商兩代，真正意義上的“四方之極”，即政治、軍事、經濟、典儀及文化中心的都城最終形成。

關鍵詞：丘墟文明；都城; 起源 ; 傳說時代 

關于古代城市的起源問題，學界已進行了廣泛探討，并提出了城市形成和起源的多種判斷標準。[①] 都城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城市，它的起源當與一般城市具有同步性；作為國家政治的產物，它的起源又具有某種特殊性。判斷一座古城遺址是否為都城，同樣有一個標準問題。根據(jù)早期都城所具有的功能和特征，可將其概括為四點：一是遺址所在為大型地域集團的活動中心；二是遺址在城址層級系統(tǒng)中占有最高地位；三是其建筑形式、規(guī)格及體量具有獨占性；四是其標志性建筑物如宗廟、宮殿和高臺化建筑的出現(xiàn)。以此觀之，又可從四個方面討論都城起源問題，即時間、空間、聚落和建筑。都城的出現(xiàn)是一個過程。這一過程在時間形態(tài)上從三皇五帝時代一直持續(xù)到夏、商兩代；在空間地域上，從黃河上、中、下游的廣泛分布漸趨集中于中游的中原地區(qū)；在聚落形態(tài)上從部落聯(lián)盟中心的大邑逐漸演進到王權國家的都城；在建筑形態(tài)上表現(xiàn)為宮殿、宗廟等大型夯土建筑物的出現(xiàn)。隨著公元前21世紀第一個王權國家夏王朝的建立，完全意義上的都城正式產生。經夏商兩代的發(fā)展，都城發(fā)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四方之極”，即政治、軍事、經濟、典儀及文化的中心。

一、傳說時代的丘墟文明

都城是聚落演進的產物，它的起點當是傳說時代的丘墟文明。這從它的稱謂涵義可得說明。都城古稱京師，京師得名于山岳、丘阜之類的事物。《毛詩集注》說：“京師，山高而眾聚也。”[1]《爾雅·釋丘》說：“絕高為之京，非人為之丘?！?/span>[2]《風俗通義》稱：“丘之絕高大者為京，謂非人力所能成，天地性自然也?！?/span>[3]《漢書·百官公卿表》注疏說：“京，大也；兆者，眾數(shù)；言大眾所在，故云京兆也?！?/span>[4]《詩經·公劉》寫道：“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5] 詩注說，京為高大的山丘，豳城就建筑在大丘上面，故稱做京師。[6]^(P415)《周禮·王制》說：“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7] 《白虎通》說：“京師者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京，大也；師，眾也。天子所居故以大、眾言之，明什倍諸侯，法日月之徑千里?！?/span>[8]可見京即為高地，無論是人為之高臺，還是天然之丘阜，統(tǒng)稱為京。研究表明，華北平原上的城邑多起源于丘阜聚落。古人常常借崛起于沖積平原上的丘阜建立聚落。聚落建在丘阜之上，丘阜的泉源可充飲水，丘阜的樹木可作燃料。丘阜因其地勢，可兔受洪水之災。丘阜的南坡向陽，冬季有較好的小氣候條件，而丘阜本身又是一個制高點，有利于攻守，所以在大平原上，丘阜具有建立聚落的理想條件。在一定的條件下，這些聚落擴大而成為城邑。[9] 鄭逢源先生在《丘虛通證》一文中列舉了163個以丘、虛、京、阜命名的丘虛，并認為“丘虛之分布麋集于河濟之間，今魯、豫、冀三省之交接處為最多。……由此可以推斷此地帶為我國最早之文化發(fā)源地，最古之政治中心及經濟中心。所謂‘東土文明’或亦可謂之為‘丘虛文明’”。[10] 著名的丘墟如商丘、帝丘、老丘、黃臺之丘、犬丘、曲阜等都曾做過部落聯(lián)盟中心的大邑，即早期都城。

據(jù)《帝王世紀》載，伏羲都陳，黃帝都涿鹿，少昊都窮桑，顓頊都商丘，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這些部落中心多位于高亢隆起的丘阜之地。因后世把部落首領看作帝王，故稱其所居的大邑為都城。又因后世的都城為帝王所居，人口眾多，規(guī)模宏大，氣象崢嶸，故又引申出“絕高”、“高大”謂之京，“眾庶云集”謂之京的觀念。因此說都城是聚落演進的產物。在它的形成發(fā)展過程中必然會烙下其原始印記，其涵義也必然反映出它的原始狀貌特征。

由原始丘阜聚落演進為都城的過程始于傳說中的黃帝時代，持續(xù)到夏商兩代，其間持續(xù)千余年之久。這一過程也是從原始社會到階級社會的轉變過程和部族國家的產生過程。據(jù)《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原居軒轅之丘，后遷居涿鹿（河北涿鹿），他與蚩尤戰(zhàn)于涿鹿之野，與炎帝戰(zhàn)于阪泉之野，戰(zhàn)勝炎帝后，徙都于軒轅之丘、彭城（江蘇徐州）、曲阜等地。后炎、黃兩部融合，形成華夏族。東夷顓頊族西移與華夏族融合，建都于帝丘（河南濮陽）。在堯舜時代，堯都平陽（山西臨汾），舜先后以蒲坂（山西永濟）、平陽、潘（河北懷來）、涿鹿為都，禹都安邑（山西夏縣），后徒都陽城、陽翟（河南禹縣）。華夏族的產生就始于這些部落間的戰(zhàn)爭、交往和融合。在戰(zhàn)爭中為了防御敵人，保存自己，在駐地周圍筑起簡陋的夯土圍墻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11] 因此說都城起源于部落聯(lián)盟中心的所在地，部落中心的大邑即是最初的都城。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文中所說：“用石墻、城樓、雉堞圍繞著石造或磚造房屋的城市，已經成為部落或部落聯(lián)盟的中心。”[12]^(P159) 這種成為部落聯(lián)盟中心的城市已經具備了都城的一般功能。

《通志·都邑略》說，三皇之都：“伏羲都陳（陳州），神農都魯（曲阜），或云始都陳，黃帝都有熊（新鄭），又遷涿鹿?！蔽宓壑迹骸吧訇欢几F桑（曲阜），顓帝都高陽，帝嚳都亳（偃師），亦謂之高辛，堯始封于唐（河北唐縣），后徙晉陽，即帝位都平陽（臨汾）。舜始封于虞（虞城），即帝位都蒲坂（山西永濟）?！?/span>[13]《玉海·京輔》亦說：“包羲氏都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都于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建都于亳，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陽城?！?/span> [14]

不少文獻對各都的地望還進行了考證?！妒酚浖狻芬矢χk云：“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span>[15] 據(jù)考證，有熊在今鄭州市南面的新鄭、新密交界處。結合鄭州地區(qū)發(fā)現(xiàn)許多與黃帝時代相當?shù)氖献迳鐣r期的聚落遺址，存在許多與黃帝有關的遺跡、傳說等史實，認定鄭州為黃帝故都是能夠成立的。[16] 又據(jù)《括地志》載：“涿鹿故城在媯州，東南五十里，本黃帝所都。”[17]《史記·五帝本紀》又載：“黃帝……邑于涿陸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wèi)?！?/span>[18]在今河北涿鹿縣城東南約25公里的礬山鎮(zhèn)三堡村北還發(fā)現(xiàn)了戰(zhàn)國、漢代的涿鹿城址，即“黃帝城”遺址，平面呈不規(guī)則長方形，南北長510米－540米，城內發(fā)現(xiàn)有龍山文化時期的籃紋陶片、石鎖等。由此可見黃帝多次徙都是可能的。關于顓頊所都，文獻多載顓頊高陽氏都帝丘（今河南濮陽）?！蹲髠鳌ふ压吣辍份d：“衛(wèi)，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倍蓬A注：“衛(wèi)，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span>[19] 《漢書·地理志上》載東郡屬縣濮陽，“故帝丘，顓頊墟”，又稱“顓頊遺都”。[20]《史記集解》引《皇覽》稱:“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span>^[15] 在今河南濮陽市內西南隅西水坡發(fā)現(xiàn)有仰韶文化時期遺址，面積約5萬余平方米。其45號墓室中部壯年男性骨架的左右兩側有用蚌殼精心擺塑的龍虎圖案。表明此地在遠古時期決非一般聚落，故學者推測為顓頊遺跡。

關于堯、舜、禹所都，文獻記述更多?！稌吩唬骸疤仗朴写思椒健?。[21]孔安國曰，“冀州，堯所都。”古之冀州當指今山西南部黃河以東地區(qū)。《春秋疏》說：“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span>[22]《史記正義》說：“堯都平陽”。[23]《谷梁疏》說：“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24] 鄒衍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span>[25] 目前在山西襄汾陶寺村發(fā)現(xiàn)了距今約4500年的大型龍山文化遺址，面積約300萬平方米。有學者認為其地望、年代與帝堯陶唐氏所都冀方的大夏和唐相符，應為帝堯時期的都城。

二、考古所揭示的丘墟文明遺址

僅有文獻記載還不足以證實傳說時代都城存在的真實性，也不足以說明早期都城的發(fā)展狀況和具體形態(tài)。一般認為，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大體上與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相當。三皇五帝時代是不同族群、不同部落之間相互爭戰(zhàn)、相互融合的時代，而他們活動的舞臺背景又恰是仰韶文化與龍山時代各文化發(fā)達的區(qū)域，特別是黃河中下游地區(qū)。現(xiàn)代考古發(fā)掘材料表明，史書所載三代以前的都邑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有相當?shù)囊罁?jù)。

考古發(fā)現(xiàn)，在距今約6000~4000年前的仰韶、龍山文化時代，黃河流域已經出現(xiàn)許多城址或遺址。黃河中游所在的中原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仰韶、龍山文化城址7座，即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河南鄭州），郝家臺城址（河南偃城）、王城崗城址（河南登封告城鎮(zhèn)西）、平糧臺城址（河南淮陽東南）、后崗城址（河南安陽西北）、孟莊城址（河南輝縣孟莊鎮(zhèn)）、古城寨城址（河南新蜜）等龍山時代城址。這些史前城址大都建造在河流附近的階地或低矮的丘崗、山峁之上，面積有大有小，一般多在數(shù)萬至30萬平方米之間。

西山城址位于鄭州市北郊邙嶺余脈上，面積約3.4萬平方米，是中原地區(qū)目前發(fā)現(xiàn)的年代最早的夯土城址，也是中國已知時代最早、建筑技術最為先進的古城之一。[26] 王城崗城址位于河南登封告城鎮(zhèn)西，面積約1萬平方米。[27] 有學者認為，王城崗的地望與“禹居陽城”的地望相符，故為夏禹之都。平糧臺城址位于河南淮陽東南，城址范圍達到每邊長185米左右。從城址形態(tài)及出土文物看，當是遠古時期的一座都城。淮陽原名陳，亦名宛丘，為傳說中的“太昊之墟”。古城寨城址位于河南新蜜市境內，城址規(guī)模宏大，墻高溝深，氣勢雄偉，至今仍較好地保存著三面城墻和南北相對兩個城門缺口，面積約17.65萬平方米，為中原地區(qū)目前發(fā)現(xiàn)規(guī)模最大、墻體保存最好的龍山時代晚期城址。

在黃河下游所在的古東夷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大汶口文化城址3座，龍山文化城址或遺址15座，即王家莊（山東陽谷）、西康留（山東滕州）、五蓮丹土等大汶口文化城址，邊線王（山東壽光西南）、田旺（山東淄博辛店北）、丁公（山東鄒平丁公村）、城子崖（山東章丘）、景陽崗（山東陽谷東）等龍山文化城址。[28]^(P118) 其它如尚莊、樂平鋪、大尉、東阿王集、滕州尤樓等城址都屬于山東龍山文化城址。這是迄今所知早期城址最密集的分布區(qū)之一。

上述城址除發(fā)現(xiàn)有城垣、壕溝等防御設施外，不少城址中還發(fā)現(xiàn)神廟、祭壇和用途不明的大型夯土基址，它們一般位于遺址中心。祭壇表明史前政權常以神權形式出現(xiàn)，祭祀活動成為當時政權活動的主要內容。各類禮儀性建筑也經過有意安排與規(guī)劃，壇、廟、冢、城呈某種規(guī)律組合特征，祭壇已有天圓地方的雛形。由此可以判斷這些城邑有些已經發(fā)現(xiàn)到較為成熟的階段，具備了史前社會宗教、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尤其是大型古城等級群落的發(fā)現(xiàn)，為史前都城起源提供了有力證據(jù)。黃河流域的城子崖、景陽崗、教場鋪古城群落以及長江流域的石家河、良渚古城群落表明：龍山時代以大型城址為中心、圍以數(shù)座中型城址或遺址、散布眾多小型遺址的三級結構的群落單位已經形成。城子崖古城群落以城子崖城址為中心，面積達20萬平方米；周圍散布著黃桑院、馬彭、馬安莊、季官莊、牛官莊、小坡等二級聚落，面積5～6萬平方米以上；其他的三級聚落規(guī)模都很小，面積幾千至1～2萬平方米。 [29] 景陽崗、教場鋪古城群落的等級構成與城子崖相同，兩城中都發(fā)現(xiàn)了大型的臺型建筑基址，并有人、畜奠基遺跡，與其在群落中的第一等級和中心地位相吻合。當城址群落已經有大中小的分層結構時，“部落應當已經發(fā)展到離國家不遠或者已經進入國家階段了”。[30] 在“都—邑—聚”金字塔形結構中，作為群落中心的大型城址在整個群落中處于等級結構的頂點，其中央地帶都有“殿堂式”的大型高臺建筑，城址內外修造了大型貴族墓地和祭臺，從而構成金字塔形結構的塔頂，明顯具有政治、文化、禮儀中心的性質。而在大型城址外圍則分布著一群受大型城址逐級控制的中、小型級差聚落(城址)，應為政治實體控制的領地。^[29] 這種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反映出社會集團內部階層分化更趨明顯，社會發(fā)展已跨入國家文明的門檻，表明在原始社會后期，隨著原始聚落形態(tài)的演進和社會關系的分化，作為文明時代重要標志的城市已經出現(xiàn)，它從一出現(xiàn)就是作為剛剛誕生的初期國家的權力中心而存在的。與城市相伴而生的以階級對抗為基礎、以等級結構為特征、以新型社會組織為內容的國家政治實體已經形成。

龍山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傳說中的“英雄時代”，考古發(fā)現(xiàn)的那種保留氏族社會外殼的“方國”政治形勢與這個英雄時代的歷史完全吻合。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已經發(fā)掘的眾多城址也與文獻所載的英雄時代的眾多遺跡暗相吻合。有學者指出，五帝時代是一個普遍筑城建國的時代，這也正與龍山時代的特征相吻合。[31] 當然，從目前已發(fā)掘出的城址或遺址看，還無法與三皇五帝時期的都城名稱建立起直接聯(lián)系，現(xiàn)有考古成果也不能完全證明文獻記載的真實性，但這并不否認夏代以前黃河流域以及祖國境內其它地區(qū)邦國城邑林立的事實和邦國權力中心所具有的都城功能。一些城址或遺址中的大型建筑基址雖不能完全斷定是宮殿或祭祀中心，但它說明初期城市聚落已經開始出現(xiàn)中心建筑物，其它建筑開始圍繞中心建筑物展開，人們開始有意按照現(xiàn)實的社會關系安排城市。這種中心建筑物開始成為人們的觀念中心和現(xiàn)實宇宙中心的標識。這正是早期城市突出地具有宮城性質的一種反映。

                三、從丘墟遺址形態(tài)看古都起源

考古發(fā)掘出的夏商時期古城遺址主要有：二里頭夏代古城遺址、偃師尸鄉(xiāng)溝商城遺址、鄭州商城遺址、安陽殷墟等?？脊刨Y料顯示，這些古城遺址主要有貴族住所、宮殿宗廟和儀禮中心三類中心建筑物構建而成，其中以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上的宮殿宗廟最具典型意義。宮殿是王室居住區(qū)和行使政治權力的地方，是王權政治的象征物和都城的標志。早期都城的宮殿建筑均建在夯土高臺上。二里頭全部建筑物坐落在呈方形的夯土臺基上，鄭州商城的宮殿底部也坐落在夯筑的高臺上，安陽殷墟的宮殿宗廟坐落于遺址東北部數(shù)十座大型夯土臺基上。大型高臺建筑不僅是出于軍事防衛(wèi)的需要，而且還體現(xiàn)出一種溝通天人、居高為尊、君臨天下的政治文化。高臺建筑的出現(xiàn)既與夯筑技術的成熟相聯(lián)系，又反映著事實上日益擴大的社會分裂。因為大型高臺建筑的建造需要龐大的用工量和高強度的勞動，而這一切非嚴密有效的組織和強大王權便不能實現(xiàn)。張直光先生指出，大型宮殿的出現(xiàn)，是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地位的象征，也是借其規(guī)模氣氛加強其統(tǒng)治地位的手段；夯土城垣及青銅兵器等遺跡遺物，反映著戰(zhàn)爭的劇烈和頻繁；宗廟、陵寢和青銅、玉等高級藝術品的遺跡遺物，一方面是作為政權基礎的宗法制度的象征，一方面是借宗教儀式獲取政治權力的手段。[32] 從某種意義上說，大型夯土建筑物的出現(xiàn)是王權國家及其都城本質特征的一種反映。它說明都城是王權政治的產物，伴隨國家的產生而產生，又隨國家的發(fā)展而發(fā)展。最初的都城是伴隨邦國權力中心的出現(xiàn)而產生的。

在經過龍山時代近千年的眾多邦國部族的沖突、兼并與融合之后，最終導致夏、商兩代統(tǒng)一王朝的建立。[33]^(P79) 作為統(tǒng)一王權國家立國精神與規(guī)模的反映，兩代都城一經出現(xiàn)，便在形制與規(guī)模上顯示出一種獨尊的氣勢，“呈現(xiàn)出一種財富與禮儀地位的巨大差異?！?/span>[34]^(P21) 氣勢宏大的夯土高臺建筑，正是王權國家確立的一種標志，是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地位的一種象征。

大型夯土高臺上的宗廟是敬神祭祖的場所，具有宗教上的祭把功能。在盛行祖先神靈崇拜的夏、商、周三代，敬天法祖是國家政治和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皣笫?，唯祀與戎”。人們相信祖先具有神力，“只要合乎禮度地敬奉他們，他們就能保佑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出戰(zhàn)必捷，懲敵國，儆不義。一切大事都須按祀典告于宗廟”。[35]^(P44) 宗廟在祭祀時是族人心目中神圣的殿堂、血親關系的象征。當貴族于此行使刑賞大權時，又是族權與政權相結合的象征。舉凡祭祀、冊命、授命、獻俘等國家大典莫不由帝王以宗主身份按禮制向祖先報告。這說明早期人類社會需要對不能駕馭的自然力的神祉崇拜，而祖先神靈就成為最常見的崇拜祭祀的對象。夏代人“敬天法祖”已有隆重的儀式。商代人祭祀祖先神靈的儀式隆重而復雜。從殷墟中出土的大量遺物可知，青銅器中的禮器是向祖先獻食的工具，而大量祭祀坑和人殉的存在，說明祖先祭祀中的人祭現(xiàn)象十分盛行，數(shù)量視祭祀對象地位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別?！?/span>墨子·節(jié)葬篇》說：“天子殺殉，眾者數(shù)百，寡者數(shù)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shù)十，寡者幾人?！?/span>[36] 在宗法社會里，攫取了最高權力的帝王常集政權、族權與神權于一身。他不僅是王權政治的代表，而且因獨占了溝通神人或天人的權力而成為神權或天意的化身，又因其在宗法關系中的宗主地位而成為宗法統(tǒng)治的代表，帝王既是現(xiàn)實世界的最高統(tǒng)治者，又是信仰世界的領袖。這種領袖地位靠祖先或天地祭祀儀式上的主祭權來體現(xiàn)，而主祭權的行使場所，最重要者還是在宗廟。這樣，統(tǒng)治者所屬宗族的宗廟和行使權力的宮殿就成了宗法制度和王權政治的最高體現(xiàn)，成為王朝權力中心——都城的決定性標志物。^[33](P79) 無論中國還是域外，早期都城中用于行使王權的宮殿和用于祭祀祖先神靈的宗廟神殿總是結合在一起，將生者和死者放在一起的宮、廟合一是早期都城最突出的特征。正因為宗廟的重要，以至宗廟之有無就成為判斷一個城市是否為都城的標志?！蹲髠鳌でf公二十八年》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span>[37] 《墨子·明鬼篇》說：“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國營都，曰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span>[^38] 凡立國都，必皆以宗廟建筑為優(yōu)先，宮殿次之，即所謂《呂氏春秋·慎勢篇》所說：“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39] 作為維護王權神圣性的宗法制度的載體，宗廟是宮殿宗廟區(qū)乃至整個都城的核心之所在。^[33](P80) 宗法制度與王權政治的緊密結合體現(xiàn)在宮城建筑上就是宮、廟一體，同處于宮城的中心部位。宗廟成為都城布局的中心，是先民的宇宙觀、世界觀、宗教觀、方位觀的一種綜合反映。當然，宮殿宗廟區(qū)處于宮城中的何種位置，因時而變，總體上趨向于中心部位。古人“事死如事生”，生死區(qū)分未明，神主的宗廟與生者的寢殿在早期是一致的。這一點已在夏、商、周三代都城考古中都得到證實。宮廟一體，以廟為主是夏、商及西周三代宮室建制的顯著特點。大約到春秋時期，寢廟開始逐漸分離，宗廟從宮城中移出，兩者分別營筑于不同的地方。這便導致了都城建設中宗廟、宮殿營建秩序的變化，這種變化是王權對神權、族權的勝利。

正是由于宗廟在空間上具有最高價值和巨大的象征意義，以至于有西方學者認為早期中國城市的起源不是從市場、城堡，而是在神廟或用于祭祀的殿堂、高臺建筑等具有象征意義的禮儀中心的基礎上最先興起的。早期的城墻不是用于軍事目的，也不一定是城市出現(xiàn)的必然標志，神廟或用于祭祀的殿堂、高臺建筑才是城市起源的根本標志。這種觀點已引起學者廣泛關注。應當說中國早期城市具有宗教祭祀中心的功能，這一點已為城市考古所證實，但宗教祭祀中心功能的發(fā)揮常與政治軍事中心密切相關，王權與神權一開始便結合在一起，神權服務于王權，王權需借助于神權。從這一點上說，中國早期城市應是王權政治的產物，而早期城市正是以“王權”為中心的“都城”。